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题三----1931.9.15～1931.9.21 沉睡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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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9.15～1931.9.21 沉睡的中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对于一本杂志而言，在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准备以系列报道的方式重访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难以承载的任务。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进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战争，而日本则进行的是一次国民战。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在6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全民族同仇敌忾反侵略的抗战时，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日本史料中，“战争”这个字眼，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展示了大量日本随军记者在侵华过程拍摄后出版的战绩画册，在所有此类日本当年的官方出版物上，满眼只有“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中国事变”、“日支冲突”这类的说法。60年后，日本仍认为战争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的，时间不过四载。近百年来屡次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在“九一八”延续对中国不宣而战的历史，试图否认对中国的侵略。

这似乎是一个“日本传统”: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不宣而战发动日俄战争，1931年不宣而战占领沈阳，1937年不宣而战进攻北平，1941年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1937年9月，陈独秀在获释后前往武汉华中大学演讲时，曾痛陈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开始到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先进的中国人的“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当1931年张学良在东北毅然“易帜”，让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多年的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时，日本终于在此发动“九一八”战争，再次将中国统一进步的成果打得粉碎。如同它在26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占领奉天一样。

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那天夜里，奉天城北柳条湖畔远比三年前皇姑屯小得多的一次自爆，引发了日本军队一系列的侵略行动，最终演变为策划者（花谷正）都认为“不可收拾的大规模战争”。在日本的蓄谋已久的策划以及不抵抗政策的双重牵引下，3000万中国人一夕之间成为亡国奴。这岂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甚至连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的离奇悲剧”？

直接策划了“九一八”侵华战争的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在他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当年发动“九一八”战争，“无论就时机和方法来讲都是正确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九一八’事变如果按照我们当初的构想处理，历史发展的方向或许跟今日有所不同。”

无论是诸如币原外相和林久治郎那样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东北的“币原外交”，还是叫嚣通过全面战争征服中国的板垣征四郎等狂热派，抑或石原莞尔和花谷正这样“洞悉”到日本最佳利益是占领中国东北而非全境的“明智派”，所有这些侵略者的回忆中，对于74年前“九一八”之夜爆发的入侵之战，只有对当年“策略”失败的痛惜。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在接待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时曾经追问对方，日本战后为什么依旧这样不承认对外侵略？对方回答，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三个轴心国元首只有日本的天皇还保留，只要天皇还在，他不认罪，那谁能认罪呢？”为此，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在战后深感自己无法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只能以死结束对天皇的“责难”。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历任天皇的独裁和由天皇所确立的对外侵略国策，才是造成从1905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入侵战争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根源。

当记者前往沈阳追寻有关“九一八”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时，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崔俊国先生为代表，许多专家学者提醒记者，中国抗战的开始实际不应该是1937年7月7日开始，而应该是发端于“九一八”。在“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民众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悲壮的抗战，“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难道东北3000万人不是中国人？”

答案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九一八”之后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日本软硬兼施，胁迫大批中国人营造和平共荣的气氛。当时的历史见证人孙竟寰回忆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后，为了制造中国人欢迎的假象，每个人发一块钱，要去参加欢迎会。然而在东北爱国人士冒死提供材料的证实下，国联最终作出的报告中，指出“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当地居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前东北大学校长宁恩乘曾经讽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后寄希望于国联的政策是“膜拜泥菩萨政策”，但中国的普通民众，实际已经被“九一八”的炮声惊醒。

1931年10月10日，马占山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后，发表宣言，决心抗战，在11月4日的江桥打响了东北正规军抗战的第一枪，取得了“江桥大捷”。虽然最终在日军的优势兵力下抵抗失败，但马占山的侄孙马耀东先生对本刊记者强调，这次军事价值有限的胜利，在当时极大鼓舞了全国人的抗日斗志，振奋了民族精神。

“九一八”时，公开身份为奉天民主人士的巩天民是当时中共在东北的第一批地下党人之一。巩天民的孙子巩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巩天民发动爱国人士收集日军侵占沈阳的证据，并最终冒着艰险将这些证据提供给国联调查团。为此他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但是他坚守‘守土抗战’的决心，从‘九一八’爆发后直到抗战胜利，一步也没有离开东北。”

专门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海军创作室作家朱秀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给时常想念的人》，纪念在“九一八”东北沦陷后的坚持抵抗的杨靖宇等人。他向记者陈述“九一八”后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坚持抗战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这些人精神上的坚持。“当时的东北被日本经营多年，与关内彻底失去联系的抗日志士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日本人。但他们却毅然在绝望中抵抗，忍受着常人无法体会的悲壮，这正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传统，是‘田横五百士’的精神。他们是具燕赵古风、先秦风范的最伟大的中国人。”

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三联生活周刊》联合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通过对历史当事人的重访和大量第一手图文资料的搜集，将陆续以专辑形式，重新探寻14年伟大抗战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从淞沪抗战到平型关大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从南京的国耻到台儿庄大捷，还有国际抗战和孤岛中的抗战文化，抗战的光荣和悲壮自然是以后专辑中持续的主题，但在历史回顾中，60年后的我们最珍贵的记忆何在？

武汉大学教授许俊千回忆陈独秀于1937年在华中大学演讲后，手书对联相赠以鼓舞投身抗战的青年人:“行天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那些“身处艰难气若虹”的中国人，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中最为珍贵的记忆，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今天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派人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诬指中国军队所为，并且以此为借口，突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沈阳，同时在辽宁、吉林等地全面发动攻势。由于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人又在关内，错失指挥先机，以致日军连续攻陷沈阳、鞍山、海城、开原、铁岭、抚顺、四平、长春、营口、本溪等重要城市，随后数月，日军继续进犯东三省其他地区，至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时，日本已将东北地区全部置于掌控之中，开启了东北沦陷岁月。

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开始扶植以清逊帝溥仪为首的傀儡组织。1932年2月18日，由张景惠等人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决定成立伪“满洲国”，定都于长春（改称“新京”）。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9日，伪“满洲国”正式登场，由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赵欣伯任立法院长、于冲汉任监察院长、张景惠任参议院议长。1934年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为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实际上，伪组织的一切权力全操在日本关东军手中。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1932年1月21日，国联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派员组成调查团，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团长，于3月中旬来华实地调查。10月，李顿调查团发表报告书，确认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伪“满洲国”等事实，随后国联大会通过该报告书，日本为表示抗议，宣布退出国联。因此，日本虽然凭借武力占领东北，扶植伪组织，却使自己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白山黑水的风云儿女——不屈的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4日，黑龙江省代主席、省防军司令马占山率部在嫩江大桥抗战，毙伤敌军千余人。“江桥大捷”激起全中国的抗日援马运动。以东北军爱国官兵为主体，包括工人、农民、学生乃至绿林武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相继在东北各地建立起义勇军、救国军和自卫军等自发的抗日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以游击战不断袭扰入侵的日军。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号召发动各级党组织，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到1932年夏天，东北抗日武装发展到全盛时期，人数达30万以上。

义勇军的抗击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日军切断关内外联系，加上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缺乏对义勇军的实质支援，义勇军在缺乏统一指挥领导、军需短缺的情况下，加上内部成分复杂，到1933年大部分溃散失败。1934年，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各抗日武装领导人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

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美国张学良研究中心顾问赵杰先生是研究东北义勇军的专家。他认为，在东三省人民的抗日斗争中，义勇军是长期被忽略的一段历史。“义勇军的时间虽然很短，战果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意义在于，那是中国社会各阶层自发而起的反抗组织，反映出的是我们民族不畏压迫的反抗精神，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1935年由左翼电影人士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歌颂东北华北抗日斗争的人们。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鼓舞中国人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歌曲，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下面的图片，正是反映当年义勇军在东北战斗生活的珍贵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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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5日-战争边缘的沈阳

9月15日的秘密会议

在号称“九一八”事变三个直接策划人之一关东军陆军少佐花谷正的回忆中，9月15日晚上的紧急会议起源于东京来的紧急密电，而且是几小时内连续三封密电。密电是日本参谋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本中佐发出的，桥本听说参谋本部将派遣第一部长建川少将来沈阳调查关东军的密谋，便抢先跑进参谋本部值班室，拿出他从建川手中抢来的密码本，查到了与板垣的联系电码，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

日本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亲历记》记录了这三封密码电报的内容，桥本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封是:“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没有等到回电的他，一会儿便发出了第二封:“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前开始行动。”仍没有接到消息的他，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封，“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执行。”

桥本在无法忍受的焦虑中没有等到回电，便开始直接打电话，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电话记录是:“因为计划暴露，所以决定派建川前来满洲，请你们不要犹豫，要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来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前开始行动。”

板垣接到了密码电报，也接到了电话。在此5天前，他和花谷正刚刚装好面向沈阳北大营的要塞炮，他们的准备已经基本结束。

“24厘米要塞炮是专门从旅顺运来的。”花谷正的回忆记载，运来后重新安装重炮怕人知道，就用打井的名义，在周围围上了围幔。

当时不少沈阳居民看见了这围幔。据沈阳文史研究馆吴学贤的研究，当时很多中国百姓看见日本军营中围起围幔，但没人提出干涉。“9月初一直监视日本人的中共满蒙特委还向中央报告过日军军营里设立围幔的事情，但是，当时日军的此类举动太多了。再说从9月14日开始，在北大营边上就开始日军军事演习，15日还是枪声不断。谁会把这围幔里的事情当大事呢？”

日本领事馆也注意到了这围幔，也前来探听过，但也被打发回去了——毕竟这是军队营房内的事情。

“要塞炮性能不好，安装地也不对，加上没有能操纵的炮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把北大营的射程计算出来，瞄准器对好。这样，即使闭着眼睛发射也会成功。而且，当时我们更希望它起到威胁作用，实际效果没有考虑。”花谷正回忆说。

那时候天气还不凉，高粱还很繁茂，而高粱繁茂就很难作战，要等待高粱割倒的日子。加上需要训练一批炮兵学会发射。所以，当时先把9月28日当作事变发生之日。

桥本的紧急电报改变了这计划。9月15日的紧急会议就是一群密谋已久的人就桥本的急电磋商何时立刻行动。此次紧急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花谷正回忆是9月16日中午，而中国学者刘庭华、齐福霖的研究都是9月15日晚间。刘说:“他们已经计划了半年，没有心情等一夜再来开会决定。”时间的湮没无闻在于这样的会议没有正式记录，“不会有正式记录。”齐说。

地点的记载是统一的——是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一个秘密的所在。“当时沈阳设立的日本特务机关有33处活动据点，什么中央大旅社、聚义成皮铺、中央百货商场博古玩店等。”沈阳学者李声能考证，“但是，这个会议肯定是在特务机关本部，南市区义建路二段22号召开的。这地方后来一直被特务机关使用到1941年。”

当时参加会议者包括板垣、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他是第一流的军事学者。”花谷这样描绘他。还有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今田、川岛、小野大尉，小岛、名仓两少佐。这些人全部是花谷正在制定计划过程中一个人一个人地喝酒、畅所欲言中慢慢发现培养来的。“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

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早在旅顺就每周聚会两次，最早聚会是以“中国马研究学会”的名义。他们早已计划完毕，也很熟悉彼此的意见，但在关于是否要在建川来到前开始行动，会上还是分成了两派。花谷正害怕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来，毕竟桥本的电报、电话语焉不详，他反对在建川到来前行动。而今田却害怕拖延时间会致使士气低沉，“大家没有泄气之前，务必坚决执行为好”。因争论不休，参加会议的两派开始争吵，最后以划拳决定究竟何时开始行动。

而按刘庭华的研究，双方是用铅笔占卜决定的，但结果一样——即花谷正的意见占了上风，双方决定等建川来了再说。但会后今田不放花谷正离开，他说无论如何要在建川到来前动手，最后，花谷正被说服。花谷正被说服的时间，大家确定是9月16日中午。他对今田说:“我亲自去说服建川。”

确定9月18日夜间行动的指令被传播最后由花谷正自己宣布:“一夜之间要占领奉天，小岛大队要连续进击。”川岛只要攻击北大营即可。

9月15日在东京发生的争议要早于沈阳，争议内容是关于是否应有这样的行动。

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一直希望当时喧嚣一时的中村事件能和平解决，感觉到关东军的行动他觉得必须汇报。在9月15日发给东京的电报里，他写道:“关东军集结军队，搬出弹药武器，有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之态势。”收到电报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马上拿着电报责问陆相南次郎:“这种做法绝对不能容忍，国际怎样协调？”据说南次郎是一个“东洋长者式不着边际的人物”，他答应展开调查，和金谷范三大将商量后，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压制密谋”。

建川并不是一个完全不知情者，他对自己的使命感到为难，于是立刻把桥本叫来。桥本、建川其实在半年前就听花谷正通报过他们的行动计划。花谷正在回忆中说，据他当时判断，桥本是95%赞成，建川是90%赞成，“都是可以信赖的人”。于是，95%赞成的桥本就夺过了表示为难的建川手中的密电码，发出电报。

据1931年9月16日《盛京日报》的记载，9月15日的沈阳关心点并不在近在咫尺的日本军营里，而是东北军内部特别党员分级的消息和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在双十节前来沈阳阅兵的标题新闻。此外，在沈阳报纸当天的小新闻中，距沈阳25里的古城子村富户乔四被绑票的消息经过了特别处理。当然，报上也少不了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国民政府特使汤尔和9月15日已经到达海拉尔展开调查。

一桩隐秘的间谍案

1931年9月15日，悬而未决的“中村事件”使得关玉衡辗转难眠。作为中村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此时正坐火车秘密前往沈阳。正是这个关玉衡，当年6月25日夜曾命令对日军间谍中村“捆倒了打”，并且“秘密枪决、焚毁灭迹”。尽管他反复强调“我办中村，件件有据，宗宗有理”，但他对到沈阳对质还是无比紧张。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9月13日已经向日方作出了“惩办凶杀，赔偿损失”的承诺，但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答应这简单的处理结果。

“中村事件”始于1931年6月10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日本退伍骑兵井杉延太郎，还有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白俄人各一名，化装成中国人，从海拉尔进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军事调查，此地正是关驻防之所在。当时该团团副董昆吾直接抓捕了中村——6月24日晨，中村四人骑马从第一营团部操场掠过，载重甚多，懂日语的董昆吾亲自盘问。董见他们的马匹都非东北本地产，四人又都穿着冬天的棉袄，非常怀疑，就开始搜查。

按关玉衡事后详尽的记录清单，在中村身上搜到各种地图和自绘桥梁涵洞断面图、记录派遣经过的笔记本两本:一本头篇记载帝国参谋省派遣他赴满洲一带活动和在东京站送别情况，一本记载他经过的路线;发现的表册中，一份记载兴安屯垦军军事分布和军力。携带的物品中还包括手枪、罗盘、测版标杆标索等。

董昆吾以“前面有土匪，你们在团部暂住一夜，明天派兵送你们”为名，将他们四人扣留在团部，并派人将在外的关玉衡紧急叫回。

在关的印象里，审讯中村并不容易，“中村面方而多髭须，身穿灰色棉袄棉裤，外罩俄式皮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皮革制帽，上套风镜一副”。中村当时说自己是退役的陆军大佐，不懂问话，用日语审讯也推说不知。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则说自己是被雇佣的，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关玉衡判断中村是前来此地破坏兼刺探的间谍，蒙古人经过审讯查明是联络员。关玉衡与董等人商量，觉得如果揭开此案，在当时中日形势下，中村肯定会被释放，所谓“弱国无外交”。不如召开一个内部军官会议，决定如何处理。晚上的秘密会议没答案，二次审讯，中村大概预感不好，和士兵格斗起来，关拔出战刀才吓住他。令他在审讯记录上画押时，他又开始格斗，一群士兵用枪把子打晕了他。这时，关才决定秘密处决中村四人。

为了保密，团部军官赵衡为监斩官，将他们押往山后僻静处执行。所有物品除重要文件外，一律销毁。当时是6月24日午夜12点30分，关玉衡命令将审讯记录和证物一起秘密交往北平的张学良。

但是，某个贪财的士兵偷偷摘下了中村的手表，并且将之典当到洮南的当铺中，留下了重要证据。而洮南的日本领事早就接到中村在海拉尔发出的电报，在预计时间内无法等到中村，已经开始怀疑。手表得到后，他的怀疑落实了。据说当时土肥原也曾经化妆到当地调查，得知了真相。8月中旬，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开始了严重交涉，当时的东北长官公署荣臻不明真相，答复是“并无此人”。

但是掌握了证据的日本领事馆开始了步步紧逼，先是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国内报纸和在沈阳日本控制的《泰东日报》、《朝鲜日报》强调说中村是因随身携带的鸦片、海洛因等物被觊觎而遭杀害。从8月中旬开始，每天报上都会出现中村之名，关玉衡成为日方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土匪式军官。“必须把关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而当时荣臻在压力下已经派出宪兵部队前往捉拿关玉衡。

9月16日晨，关到达沈阳新站，被荣臻秘密藏起，尚未决定如何处理他。“九一八”事变爆发两日后，无人看管的关化装逃出了沈阳城。

事实上，与先前发生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农民争地的“万宝山事件”一起，“中村事件”成为这几个月在报纸上“损害日韩移民”的喧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中，日本军队在沈阳内外的演习才似乎“理所当然。”

日本军事演习中的沈阳

“9月15日，日军演习已经到了北大营边上。”沈阳文史研究馆的吴学贤如此讲述，“演习是从城外到城里一步步推进，9月2日，在北大营附近的文官屯、关帝庙;3日，演习进攻城垣的野战;4日和5日，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8日最可恶，北大门外架起了机关枪，佯攻沈阳。在合堡大街上的巷战演习也是在那几天进行的。”“14日到17日，演习一直在北大营边上，17日演习中，两个日本警察还冲进去割断了北大营的电线。”

然而，这样已经带有强烈战争性空气的回荡，又是太多次重复导致麻木。沈阳居民习惯了城里城外的路障，8日甚至被要求出来观看演习机枪射击，“那时候，这样的演习天天都有，大家只是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公正地说，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已经是战争边缘。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人最初也没想到这是东北沦陷的开始。”研究沈阳城市生活史的辽宁省社科院张志强研究员分析说。

实际上，1931年9月18日前，沈阳城的一大片土地已不属于中国管辖。

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住在商埠地，当地地名一律以町为名，大批日本兼西欧式样的住宅小楼掺杂着公园、医院、学校，20万日本人生活在这里，实现着他们的“新满蒙”理想。据说，当时这里的小楼设计比东京还要新潮很多，因为大批日本现代派设计师在国内不得施展才华，叫着“到满洲去”，都到了沈阳。当时日本人居住的商埠地和附属地，连着朝鲜人聚居的西塔，使沈阳市区扩大了一倍多。许多日本人来到沈阳就不肯离开，认为这里是他们心目中的美丽新世界。

吸引日本人的绝不仅是在这里搞建筑实验，而是新城市本身的兴盛程度:商业区域成片发展;十余种中文外文报刊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说话;晚间的娱乐场所一片灯红酒绿。东京最新的电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日本国内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探讨“新满蒙现象”，讨论为什么东京的城市建设比不上沈阳。当年郭沫若在沈阳车站下车，繁华的街道和满街的日文店使他以为自己到了日本。

在这样的城市里，1931年9月15日沈阳的十余种报刊还是风平浪静地展示着一个发展中都会的文化气魄、市民气息和商业精神，也展示着沈阳各种势力纠集的情况。当日最大的报纸“盛京日报”头版广告版上最大的广告是日本的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制造的“珍珠淡气泡”的灯泡广告;副刊上的重头文章是分析意大利诗人邓南遮的超人思想。社会新闻版上有趣的新闻则是“夜贼多罪，翻入人家被当作匪徒枪毙”，“满铁防疫工作急行”;国内新闻上报道了东北各个地区为长江水灾所作的贡献;世界珍闻版则是介绍一种治疗失明的石头。■

沈阳的娱乐场所

1931年众多的暴力与阴谋事件都发生在沈阳的娱乐场所，包括与本文相关的若干事件。

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极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和流动性人群的众多，造成了沈阳当时近乎畸形发展的娱乐行业:影剧院、俱乐部、妓院、歌舞厅在个区域内都为数不少。其中最高档的是张学良开办的“同泽俱乐部”，属东北军高级军官俱乐部，不对社会开放，俱乐部门前是意大利风格的长廊、大草坪和雕塑。“当时社会上的人要是接到‘同泽’的请柬，都觉得是件荣耀的事情。”张志强说。除了“同泽”，还有沈阳南市场附近的凯宁俱乐部，也是豪华出名的。

在沈阳的每个区域内，均有当时刚刚兴起的影剧院，“亚洲电影院”、“大观剧场”等是较出名的几家。沈阳是全国第三个上演有声电影的城市，排在天津、上海之后，30年代的沈阳人看电影、看话剧还是时髦活动，“是青年男女谈恋爱时的典型场所。”1931年9月的报纸上刊载着众多当时上演的美国歌舞巨片的广告。

当然，另一种场所更引人注意，那就是妓院。当时的沈阳实行娼妓合法化，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分为五等，头二等属于高档的，后三等属于低档。当时登记在册的妓女有6000多人，头二等有1000多人。按照沈阳作家马秋芬的说法，“（1921年之后开发出来的）北市场的买卖字号中妓馆最流行”。这里三等妓馆最多，1931年时有150多家，平康里、永宜里等处整天有流水样的人流和金钱涌入。这和当时沈阳大型工厂众多是离不开的，有些工厂主为每月表现好的工人包下妓馆作为奖励。

除中国妓院外，日本人和朝鲜人，包括流亡中国的白俄也开设了自己的妓院，日本人开设的“红叶馆”就很出名。当时的妓院由于流动人口多而发生着众多的故事:“中村事件”的泄露据说就是一名中国士兵在妓院里多嘴;而9月18日晚到达的剑川也是被先邀请到妓院中，以防止他制止日本军队的进攻。

当时虽然各种妓院特征有别，但是，老板可能是同一人，董六，此行业的老大，中国人，却掌管了日、韩、白俄多所妓院，他本人住在日本人集中的商埠地，解放后，董被枪决。

在当时许多刚到沈阳的日本人看来，这里真是“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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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6日-溥仪的爱情故事


1931年9月的盛京气象

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沈阳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70万，城市规模、功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已是中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气象繁华，各国人流熙来攘往。“原因就是国际化程度高，说句实话，比起现在的沈阳都要更国际化:当时领事馆有16家，侨民有30余万。火车直接通往国外。”辽宁社科院专门研究30年代东北历史的研究员张志强介绍。

当然，所谓国际化，并不仅仅是硬件，更多的是市民心态。9月16日《盛京时报》的一条花边新闻评论了“近来沈阳青年男女受欧风西化之影响，皆醉心男女欢合事，尤以学校男女学生为最多。每年临时快乐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导致婴孩死亡，其数目不可计算。”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大字的“弃子”。沈阳正为它的国家化欢喜而烦恼着。

与东北其他城市相似，沈阳奉行的是二元政治体制: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后，以满铁附属地为名，管辖着自己占领的区域;张氏政权在另外的区域忙于建设:从交通、城市规划、商业、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制造一个繁华的都会。也许就是双方的竞争之心，才造成了沈阳飞速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说法，张氏政权搞了不少开发区。”张志强说。张作霖和张学良长年聘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市政规划人员和建筑师在沈阳破土动工，先后建设了大东新市区、惠工工业区等。“里面的建筑群落全是欧洲风格的，你看老沈阳北站，高穹薄壳，现在也不落伍。”车站外是笔直辐射出去的大道，旁边是高大的树木。完全欧化的新区域使得人们在目睹当时的沈阳照片时仍不习惯。

当时沈阳工商业均具备国际化特征，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国内也有江浙帮、闽粤派、直隶帮等各种商业团伙在此地竞争。沈阳当时也是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朝鲜、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于北京。关于坐火车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这时间的沈阳报纸上。

说到工业，“沈阳的近代城市工业体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来的，这种观念一定要纠正。”张志强说。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连搞“大大连主义”，张氏政权因而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地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沈阳作家马秋芬说，因为“九一八”之后，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广告，它生产的砖瓦和陶瓷是当时东北一带的名牌产品。所有者杜重远是沈阳一直在鼓吹反对日货的民族资本家。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

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着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北平晨报》报道当日的日军演习用了这样的标题。“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驻长春之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几日枪炮声最烈，昼夜不息，乡民饱受惊虚，而田禾菜圃，又多被蹈毁。”

溥仪的家事与国事

9月16日的《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可照脱离协商条件。”

家庭危机好像并没有影响在天津静园内的溥仪的日常生活。这一天，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溥仪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溥仪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寄居天津还在静园修建了一个小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两者当中又尤其热衷网球，“凡有网球名手来天津比赛，他总要前往一观”，溥仪的二妹、三妹以及他的几个随侍都是他的球伴，今天虽然两局分别以4∶6和5∶7输掉了。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算民主，绝不像慈禧那样输棋也要杀人”，自1979年便开始研究溥仪的吉林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就在一天前，溥仪与文绣各自的代表终于就离婚赡养费达成一致。最初要求15万的文绣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5.5万这个数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文绣是在8月25日向溥仪提出离婚的，当天下午，她借口外出看戏散心，得到“恩准”后，文绣、文珊并一贴身太监，乘坐溥仪汽车驰出静园大门，直奔国民饭店，与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师协商起诉离婚之事。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而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消息占据了当时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与文绣素来不睦的婉容此时坚定地陪伴在溥仪身边，不仅如此，两人还积极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水灾赈灾——溥仪捐赠了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和大洋，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京、津、沪的报纸上都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其中《大公报》以“溥浩然（溥仪）夫人捐珍珠赈灾”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于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仪因“离婚”和“赈灾”而两度成为媒体主角。在水灾已经成为这两个月中国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捐献者都能够在报纸上得到彰显——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张姓医师决定从当日起捐献所有诊金的新闻也上了报纸，和当时“皇帝”的捐献新闻并列。

这场蔓延中国南方的大水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报纸都已经被闹到疲倦，大水的新闻已经从主角沦为花边，只有《湖北水灾日刊》还在细心地报道当地水灾的一切:三天内，湖北省接到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遣送回来的灾民1184人;荆沙地区灾情严重，“一片汪洋，灾区扩大;高原下湿，共叹沦胥”:叹的是湖北监利一号堤终于在长江大水的冲击下崩溃，“人畜室粮同时飘零”。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在汉阳觅得义地一大块，为收埋浮棺之处，到9月16日，已经收埋了158具。“汉口街市水渐退，洋车数百又行活动于各主要市区，居民骤观陆地复现，皆甚珍奇，睡落中一大问题为腐烂，指货物与死尸，救济人员现正督促工人清除，平汉车一部已开通，通车一周内可复云。”

远在江淮流域的洪水被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和东北联系起来:9月10日，总司令部的宣传处长蒋坚忍，提议将江淮一带的灾民500万应急送东三省屯垦，据说“各方对此案现正郑重讨论中，原因为长江流域人口过挤，送往边疆自属于国家有利，且长江受灾农民，既已将田产一概损失，若由政府给资，运往边疆，更属计之得也”。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自己的生日，但9月16日这天，婉容收到了荣惠和敬懿两位太妃送的衣料、香皂、手绢、生发油、香水等“千秋贡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赶出故宫时，身边还有光绪、同治留下的4位太妃，彼时送礼的两位都是同治之妻。按照规矩，长辈太妃给“皇后”的贡品要在生日前早早送出。

1931年已废除帝制20年，但在遗老遗少们眼中，溥仪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统皇帝”。文绣的一个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与“皇帝”离婚后，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公开信，称“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且不说皇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应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训斥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静园”之外的军阀混战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后，被成功改造成共和国公民的溥仪极其诚恳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1929年，溥仪就搬到了陆宗舆的这所房子，并将原名“乾园”改为“静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溥仪回忆。

1931年9月前两月，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临告别时，对方曾说:“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之后，为了探听虚实，溥仪曾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9月16日前后，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警卫处长佟济煦被派到奉天。“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后来向王庆祥回忆。

佟济煦在奉天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声泪俱下中，佟济煦还把在东北带来的一块土用手帕包着献给溥仪，“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溥仪后来还多次动情地向周围人描述这一场景，“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19日传到天津时，溥仪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身边忠诚的“老臣”郑孝胥倒是很老道地提醒他不必太急，他说，“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

很难说当时的军阀混战与溥仪的复辟有什么明确的直接联系，但是，混战的局面确实给了溥仪以新的机会。

9月16日，阎锡山在通过各家报纸表明他的“心迹”。因为张学良东北军对蒋的支持，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阎锡山被蒋介石要求出国，他在《心迹》中却表明愿意“去西北办实业，不愿出国，俟父病愈，放能离晋。无其它企图，不可相逼太甚”。这天的《华北日报》报道显示:公开表明的心迹是阎手下大将徐永昌根据他的话草拟的通电稿，据说阎不日将自己亲自表明心迹。

“张是最瞧不起文人的，他大概从年轻时候就觉得文人不能成事。”采访过张学良的台湾学者郭冠英说，但是，此时的张大约处于人生得意期，并没有制止报纸上连篇颂扬的表示。张学良进入关内，目的是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带走的军队不多，还是给东北防务造成了空虚。

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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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7日-协和医院里的张学良


内乱

9月17日，仍在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见了三位客人，他们给张带来了远在山西的阎锡山的消息。

一年前的4月，不满蒋介石的阎锡山与冯玉祥联手向蒋发起中原大战，这也是在“南京政府10年里面临最血腥的内部残杀”，美国学者柯博文说。战斗主要发生在河南，双方均伤亡惨重:阎与冯伤亡近15万人，蒋介石大约伤亡9万人。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张学良当时助了蒋介石一臂之力——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派东北军两个军入关，阎锡山随后在石家庄发表通电宣告失败，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权移交徐永昌，自己化装潜入大连。

张学良见的人正是徐永昌。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5日，阎锡山在奉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又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他的何去何从也被外界猜测不已。9月9日的《华北晨报》也登了这样一条消息:“阎锡山出洋事，已由徐次长（永昌）派其秘书黄胪初前往山西晤阎锡山，就近劝告催促，望阎早日成行，现黄未得悉，冯自下野后，即暂住晋境，对一切事件，均不过问，故其出洋与否，无关重要。”

与徐永昌一同见张学良的，就是被派去劝阎锡山离开山西的黄胪初和王平。他们告诉张学良，阎表示在其父病未愈之前不愿离晋，并愿在山西继续做些事情。张学良将徐永昌的情况随后向南京中央政府做了报告。

这一天，在北京协和医院已住院治疗三月有余的张学良气色已近正常，随着病情一天天的好转，也开始慢慢处理公务。张学良是在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的伤寒，如果不是这场病，他此番的南京之行堪称完美——据《张学良年谱》载，他当时不仅会见蒋介石等一干政要，还与南方、中南、盐业等四大银行商谈来东北投资兴办实业之事。在此期间，频频接受媒体采访或当众发表演说的少帅多次表达了他对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5月20日离开南京时，蒋介石亲临机场欢送这位“中华民国海陆空副总司令”、仅次于自己的二号人物。8天后，张答应借给蒋介石讨伐广东的20架飞机就飞抵北京。

返回北京后，张学良的病情有所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昏迷的张学良离开了在北京西城区白塔寺顺承王府的家，住进协和医院。除于凤至、张学铭以及二三个心腹外，其他人都被禁止出入。张学良住院后，由张学良指定的5人负责处理一般政务。张学良的英文病历与蒋介石、孙中山、宋氏三姐妹这些名人一样，至今仍保存在协和医院病案室的铁柜里。他当年住的是协和医院琉璃瓦覆盖的“老五楼”，这栋美国人建造的有80余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然在用，而张的病房几经修缮，现在也还是高干病房。

因为张学良的病，蒋介石对广东方面的讨伐也不得不延期——蒋介石预定在6月4日与张学良联名正式发表讨伐广东令，因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蒋介石特派张群赶赴北京，面呈蒋介石的亲笔书，但因张病重而不能见面。

大水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出现在9月17日《北平晨报》的第一版，“张于凤至主办江淮水灾协赈会征求彩品启事”，文中说，“本年入夏以来，霪雨为灾，江淮泛溢”，一个星期前，由于凤至发起的江淮水灾协赈会成立，代十六省灾民“伏望各界同志”捐赠赈品，并“务请近一月内惠赐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

在被“九一八”这场外侮惊醒之前，1931年的中国笼罩在一场全国性的水灾当中——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19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20万进攻江西中国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全国性大水灾的序幕已经拉开。

9月初，《华北日报》发自上海的报道说，因为芜湖“水涨一寸并持续上涨”，连日来饿死江边百姓几百人，许多尸体沿江水顺流而下。后在上海的“芜湖水灾会”对灾情作出统计——共有灾民418000多人，死亡4400多人，等待救助的灾民共37万，其中被大水毁掉家业无家可归者22万。国民政府官员蒋坚忍由此建议，“移500万灾民赴东北屯垦”。

“长江的瘫痪就是中国的瘫痪。因为伟大的长江是诗人所称的中华之邦的命脉。重灾之后的恢复不是几天的事，也许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这是当时正在中国考察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1931年长江大水灾的严重后果所做的评论。在灾情最重的武汉，“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已在月初到武汉主持灾区工作。

9月17日，汉口的天气突然转冷。一星期前，蒋介石乘军舰赴武汉，专程视察水灾处理。《华北日报》每一天都向外报道:先是汉口形势稍有缓解，“行走于市内街道已经可以不用小舟”，戒严了好几天的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到17日汉口江水已落，水深处也只没到脚脖子，但到处是污泥、臭气熏天，城中积水迅速向河道汇集，黄包车、大小商店都开始营业。但17日骤然冷下的天气，让许多灾民在寒风中又冻又饿，只好等待救济。汉口水退不久，就有巡航在大街上的汉口“剿匪”宣传车。汉口“剿匪”宣传处处长蒋坚忍在忙于发表这样的演讲:“蒋总司令已率20万大军围剿赤匪了！”

缺衣少食的灾民被迫迁徙流离。金陵大学的调查表明，离村人口约占灾区人口的40%。按照这个比例，被调查灾区总人口2520多万，逃荒人口至少1000多万。外逃灾民有1/3找到了工作，1/5沿街乞讨，其余的人下落不明。在上海，许多逃往湖南的灾民大多又折回来了，因为盐城阜宁等地都已经被大水淹没，灾民中纷纷相传如今到处都是水患，连着几天断粮使外逃灾民饿死了将近一半。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忙于应对这场全国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宋子文设法用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以实施。而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今年惟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因为秋风已起，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且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政府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国民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这场水灾。教育局已开始要求灾区减免学生学费，政府方面有人谈话，认为眼前惟有救水灾，但同时提醒大家“以后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种水利工程”。“水灾奇重”，中央令各级党部因国庆日不可铺张典礼。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水灾的救济”，《华北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大会做报告时说的这一番话，蒋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报告会，蔡元培说，因为灾民已达七八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不仅是中国的惨剧，也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蔡元培还提出各项近期远期的计划，如购借麦棉、禁烟种苗、改良农业等诸多建议。

中国的自然灾难也惊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9月17日的国联通过救华水灾办法——“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齐救助中国水灾。”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也专程来中国协助处理水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他刚刚到达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馆。

57岁的杨度在这一天卒于上海，结束了他颇有争议的一生。同一天，中国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线复航。徐州号、沧州号两机对开，每架飞机最多可以坐5人。

外患

9月17日，关玉衡——“中村事件”的另一当事人被带到沈阳，就中村一事，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郞当面对质。这天的对质中，关玉衡拿出中村等4人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

“中村事件”让一直对东北摩拳擦掌的日本关东军有了借口，东北局势让人越来越不安。为此，张学良在8月先后派汤尔和、赵伯欣和顾问荒木五郎去东京探听虚实。不愿把事件扩大的张学良已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指示：“关于中日交涉案件，尤应以诚意相待，对小事件尽量作出让步。”迫于压力，荣臻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队在前一天将来到沈阳的关玉衡拿办，对外声称关已被送进监狱，实际上，关玉衡悄然住于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九一八”爆发后，关玉衡逃至北平，被张学良委以参议一职，所有关于“中村事件”案卷全被日军掠去。而关玉衡的弟弟被日军用钉子活活钉死，扔在牡丹江中，老母双目失明。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这一天迎来了两位特殊客人——在当天与关玉衡对质的林久治郎和领事森冈。对方要求他“为了不给关东军借口”，必须火速解决“中村事件”。自张学良在4月13日从沈阳搬到北平后，东北的事务大多由两位军政大员——东北边防公署军事厅长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处理。于是臧式毅马上找到荣臻，两人商议立即进行谈判。

但日本关东军方面的战争机器已不可阻挡地开动起来。9月17日，日本抚顺警察署长寺田来到沈阳，转告总领事馆:“抚顺的守备队报告说，要进行假定于18日拂晓前占领奉天城的演习，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护侨民、避难和维持治安的计划。”

而在9月17日这天接见记者的日本公使重光葵，否认日政府对中村事件有出兵计划:“日本政府对这些问题正在努力采取最实际的手段，不给两国关系设置障碍，尽快向友好的解决方向引导。”就在重光声言寄希望于和平解决的这一天，据参与者花谷正后来回忆，在16日凌晨接受了石原莞尔发动战争命令的“九一八”参与者今田，跑来告诉花谷正:“无论如何要在建川来到以前动手。在两天前进行的小范围紧急会议上，花谷正曾对立即行动的方案表示反对，“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干脆另找机会”，由此被石原视为危险分子而被排斥在作战计划之外。

石原莞尔在后来的审讯书中回忆，同一天，在辽阳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旅顺的参谋长三宅打来的电话，正式告诉他，因为建川少将要从东京来奉天，“希望将板垣或石原参谋留在奉天”。

9月17日，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驻军及铁道守备队举行军事演习，当日夜，板垣把石原叫到辽阳白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密谈，再次确认板垣负责处理奉天问题、石原负责对旅顺进行部署。而这一天的沈阳，是灾难前最后一个平静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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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主要人物

日本军界人物

本庄繁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俄战时就以中尉军衔在中国领土参加过战争。1921年本庄繁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8月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来成为发动“九一八”侵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九一八”后本庄繁指挥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并参与炮制伪满傀儡政权，由于侵略中国有功，后来得到男爵称号，并升任陆军大将。日本投降后自杀。

南次郎

与本庄繁一样，南次郎曾以骑兵第一联队中队长的身份参加过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战后他于1906年任日本关东军总督府陆军参谋。“九一八”后，南次郎批准了关东军的行动，并有效阻止了日本内阁企图干涉关东军扩大事态决定的实行，使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不断扩大。日本战败后南次郎被判为甲级战犯。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曾经先后十次来中国，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达二十余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九一八”前，土肥原贤二曾经作为张作霖的军事武官。1931年8月，他担任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古正等人一起，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并在此后担任第一任伪奉天市长。土肥原贤二还曾参与诱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是策划“九一八”侵华战争的核心骨干人物。他在战前曾历任日本驻华使馆助理武官、参谋本部部长、关东军高级参谋等职。“九一八”后，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并在1936年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石原莞尔

1928年的石原莞尔本来只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1931年，他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策划培植伪满傀儡政权，是板垣征四郎的得力助手和幕后智囊团人物。“九一八”后仅6年，石原莞尔就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河本大作

191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河本大作曾经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1928年，以河本大作为主策划部署了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目的是引发东北混乱，为日本制造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成功炸死张作霖后由于日本内部对于侵华政策的矛盾，河本大作被解职，后来转向日本的经济侵略体系，并在“二战”后成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后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花谷正

1928年的花谷正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步兵第33联队大队长。1930年在奉天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在任上花谷正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积极策划武装占领东北，是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战后担任伪满洲国军事顾问。

日本政界人物

林久治郎

林久治郎在1928～1932年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贯主张对华进行高压外交，虽然反对日本军部介入外交活动，但这只是当时日本内阁和军部在侵华策略上的分歧。林久治郎试图支持张作霖以维持日本在中国东北利益的策略因河本大作暗中策划炸死张作霖而破灭，不得已只能拥戴张学良，并试图通过威吓张学良，强行组织中国南北妥协，最后引发张学良反日，东三省易帜。

松冈洋右

作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鼓吹者，松冈洋右在“九一八”前多次担任中国领事，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当然也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为日本侵华造舆论。“九一八”后曾经作为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1935年，松冈洋右担任日本在东北的满铁总裁，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三国同盟。

日本侵华理论元凶

北一辉

北一辉早年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然而五四运动后，他所抱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使其成为侵略中国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也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和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首创者。北一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就是在中国上海写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理论宣称解决日本危机和生存的办法，是通过大亚细亚主义建立世界联邦，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必须打败英美，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大川周明

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是“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28名被指控为甲级战犯中惟一未担任过日本军政要职的人。这足以显示出他在侵略中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川周明是日本所谓“亚细亚主义”的权威人物，在他的理论核心中，日本应当担负起“拯救亚细亚的重任”，为此必须建立独裁政权，一切暴力手段都是必须运用的“双刃剑”。大川周明曾连续三次策划发动政变，最后成为大东亚战争的鼓吹者。在美国庇护下，这个甲级战犯最后竟得以逃脱制裁。

日本民间侵华人物

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是一名日本浪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中，他最为知名的行动就是策划“满蒙独立”。他的毕生梦想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蒙古东部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家以对抗俄国，为此从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开始，川岛浪速多次参加日军侵华战役。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在利用清朝遗老肃亲王复辟失败后，川岛浪速竭尽所能策划了满蒙独立运动，但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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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行动

沉睡的奉天，醒着的阴谋者

9月18日10点整，奉天（当时沈阳的称呼）的高粱地上挂满厚厚的穗子，据当时住在柳条湖旁边的韩老先生回忆，那天甚至没有风，高粱已经接近要收成了，所有人都在等待10天后的劳作而加紧休息。那时候的沈阳习惯早睡，北大营东边因为外国领事馆的晚会频繁，偶尔有嬉笑的声音，“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的声音”。按照当时的军规，负有防守命令的北大营也在9点准时熄灯了。

那天晚上韩老先生睡得晚一些，听到高粱地有点声音——“我以为是老鼠，所以没怎么在意。”就在此时，隶属于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之名”，悄悄领着几个穿上中国军装的农民走过高粱地通向预定爆破点，而此时花谷正刚用法国进口的威士忌把奉天皇之令来阻止事变的剑川“灌得醉醉的”，一个人搭车从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饭店出来。花谷正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甚至带着抒情的笔调描绘这一天的夜景，那时候他抬头看到的是“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整个大地都在沉睡”，“他们没有人知道，过了这一刻，整个大地都将完全改变”。

“看得出当时他心里藏着惊天阴谋的狂热。”《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说:“那个时刻，就只有这些阴谋的知情者醒着、兴奋着，他们约定不到那一刻绝不能轻易说出口，但这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关东军将有行动，但就是没有其他人知道具体哪一天。”

“花谷正从饭店赶往奉天特务机关，那些阴谋者已经聚集，所有的一切都在之前布置得有条不紊。”荣维木说。在奉天特务机关，“柴山、矢琦勘十、须田忠和田劲等均已齐集，正等待板垣到来进行全面指挥。川岛则已率领105名士兵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处前哨指挥;河本末守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人到柳条湖铁轨旁，把今天的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两侧铁轨接口处，准备爆炸。与此同时，详细的作战计划板垣已经安排好了，独立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沈阳城，独立守备第五大队在第二大队大队长指挥下进攻北大营北侧”。军事博物馆刘庭华研究员根据他的研究这样回复当年历史。

荣维木说:“一切都精心布置好了，板垣提高声调问，都准备好了吧，就等着河本，等着爆炸了——”

爆炸倒计时开始

即使在“九一八”爆发后，许多亲历者重新回想当天，也没察觉出当时有太多异样。根据记者见到的蒋介石日记，这一天蒋介石起得特别早，刚去庐山开完会议回来的他一早就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据行程换算，他大概要19日下午才能到达，虽然在14日曾接到线报，日军可能将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东三省，但在他心里最烦心的还是顽强的红军，甚至“连续几天睡不大好”。他只是提前用电报知会了张学良说:“如果发生问题，要保持克制。”同样在这一天早上，用时任东三省陆海空军副司令机要室主任的洪钫回忆录里的描述，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早晨起床感觉身体不错，便吩咐自己的侍卫官谭海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博士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戏，她的夫人于凤至介绍，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非常精彩。而此前，代理长官张作相回锦州小领子私邸为伊父奔丧，“忙着通过吊唁的机会接待各派系的人，商讨未来的应对之道。”

“这一天东北军里最忙的应该要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处长李济川了，主脑们都不在沈阳，留守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外交特派员王镜寰都异常不安。因为这几个晚上日军都演习到很晚，除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对在乡军人也发给了武器，而且流连在城内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喝酒后都不断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于是他们派出李济川先到北平，再到锦州找张学良、张作相。”荣维木说，“这是明显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一天，然而，他们都没有料到会在这一天动手。因为这一天，‘中村事件’正在进行最后的讨论，程序都没走完怎么能说打就打。”

而这边，程序性的生活还在继续——按照时任北大营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第620团3营上尉连长姜明文的回忆，1931年9月18日，是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这天恰恰是驻扎北大营的第七旅发8月份薪饷的日子，“上午我由团部领到支票后，带一名军务兵骑自行车到大北门里东三省银号领取现金，回连后开始一队队发薪饷”。本来这天是姜明文的宿假日，可以回家休息，不过营长于天宠不在，因为担心这些拿了薪饷的士兵可能高兴偷溜出去醉酒闹事或者赌博，他决定留下来督兵。

这一天担任军士队队长的李树桂也够忙活的，他负责的是讲演战术和负责考核军官，他管的军士队是全旅具有文化的上等兵200人和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考取的军医、军需。训练班的学生约200人，要对他们实行6个月的“入伍生教育”，开学典礼就预定在9月19日上午9点开始，这几天，他忙着会场、邀请表演团体和发放请柬。

下午李济川赶到奉天，下车后遇见副官处助战副官李凤楼和许仲仁。他们很惊慌地对他说:“处长啊，不得了了，情况严重，南站日本军队和在乡军人都成型成列拥挤不开，马路湾西边日本‘忠魂碑’附近放有十余门大炮，情况危机，恐怕今天过不去了。”但着急的他直奔三经路荣臻参谋长公馆，看见的却是“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正为伊父庆祝寿诞。一进楼，见当中摆设寿堂，香烟缭绕，满屋大员，抽鸦片，打麻将，更请来了张筱轩的京韵大鼓。荣臻对他说:“别慌，事情正在解决，先坐下来歇歇。”

震撼世界现代史的一响

灯光还在摇曳，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回忆录，9月18日这个星期五，奉天俱乐部照例举行舞会，侨居的外国人都参加了，而奉天俱乐部所在地“接近各国的领事馆，正在商埠中心的交通要道上，如果坐壁观战倒是个好地方，但同时也是个危险的地方”。这个开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就发生在这个晚上10点左右，10点钟“舞会刚刚开始”，英国主持人刚刚走到主席台上，对各个国家派驻奉天的代表优雅地说:“起舞吧，亲爱的来宾！”

话音未落，就听到一声巨响——“轰——这是震撼世界现代史的一响。”荣维木说。

各国使节们惊叫各自躲散，这时候的北平前门剧院里，张学良听到侍卫密告，急忙欠身和蓝博士抱歉，急匆匆走出戏院。

“现在重新咀嚼这段历史，你不得不赞叹，板垣战术安排得精当，”荣维木说。关于爆破的细节，花谷正的回忆录写到，“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置在铁轨上”，“在炸毁铁路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监督爆破作业，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亲自挥舞着日本军刀，杀进了北大营。”“事实上，这次爆炸他们并不想把火车炸翻，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只是让火车暂时倾斜一下，根据计算所得的安全系数，河本亲自拿捏所需的炸弹数。可见，这个阴谋是筹划已久的。”荣维木说。

而这边“呆在特务机关的板垣在听到冲锋声开始时，就如之前所安排的，打电话给事先因为‘事变决心不够’而被蒙在鼓里的岛本大队长，岛本大队长那时候刚刚从迎接建川的酒会上回来，喝醉了躺着休息，一听到炮声马上被惊醒，恰好接到板垣的电话。在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命令驻沈阳的小野第一中队和驻高桥的第四中队及驻抚顺的川上第二中队迅速向柳条湖方向进发。与此同时，川岛率领所属日军部队用原先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上的榴弹炮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兵开火。‘九一八’事变至此全面爆发。”刘庭华说。

“关于建川是纵容还是唆使，历史上还有争论，不过照花谷正的回忆录，此时剑川正穿着浴袍，手里端着威士忌看着窗外被映红的天。”

慌乱的东北军将领

根据李济川、赵镇藩的回忆录，荣维木重新叙述了当时东北军在沈阳的主要将领的活动——

李济川吃完晚饭正是10点25分，这时候突然传来沉闷的炮声。他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经关闭，这时已经响了第四炮。根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进逼。

李济川急忙到副官处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嘀咕着:“白天，日军在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以前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这会不会是演习呢？”

李济川刚想按照吩咐对外打电话询问情况，电话铃却响了，北大营步兵第七旅赵镇藩电话告急:“西门外有日军行动。”荣臻问:“你们旅长在吗？“不在，他正往公署请示。”5分钟后，王旅长到。

荣臻此时才确知“日本真的动武了”，他急忙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英国驻华武官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戏去了。荣臻着急地问谭:“那司令官有什么指示？”对方回答:“要谨慎隐忍，尊重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此后，北大营第七旅赵镇藩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已突破西大门时，荣臻回答:“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要抵抗，武器要收入库内。”对方说:“日军要命怎么办？”荣似乎带着愤恨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刚说完话，奉天典狱长倪文藻也来电话:“日军爬墙，在城上向狱内开枪射击。”荣臻还来不及回答，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也来电话:“情况危急，我们机场有42架飞机。”李济川赶忙代荣臻回答:“赶紧飞锦州，飞去一架就一架。”电话又来了，是臧式毅，让“赶紧到我的公馆去，商量一下怎么办”。这时荣还想往北平打电话，可是线路已经被破坏。

这时候秘电处处长张志析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命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开玩笑:“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

话语未毕，北大营第七旅赵镇藩来电话要请旅长速即回去。李济川问为什么，回话说:“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终于忍不住说:“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沉默了很久，顿了顿口气，才说:“你回去吧，自己看着办。”王以哲急忙要往营里赶，然而出门不久就迅速折回，因为他的汽车已经被日寇掠去。而“解除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一直都没办法传到北大营”。

北大营的“惨剧”

事实上“真正的惨剧发生在北大营”。那时候姜大明刚脱掉衣服躺在床上看张恨水写的《春明外史》，根据他的回忆录，正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这段时，突然听到西南方向——也就是柳条湖发生强烈爆炸，他急忙穿好衣服传令各排士兵起来着装，“十几分钟后，各连都集中到了集合场，当所有人按照之前演习要排兵布阵时，中校团朱芝荣突然叫住，说旅长来电话了，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继续回营里睡觉。日本人如果真打进来长官自然会出面交涉”。

“日军是从西边攻入北大营的。”按照姜大明的描述，“621团住在最西边”，“当日本兵很快冲进621各营连的兵营内时，许多官兵刚又进入梦乡，仓促中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有的来不及逃脱的钻到床下，这样被扎死的很多。尤其可怜的是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死。”这时候，日军开始炮击，有一发炸弹刚好落到了李树桂住宿营房的屋顶，将他“从床上震到地上”。根据他日记的记录，他当即命令各中队按顺序用低姿态跑步到营房外东侧的壕沟内潜伏。“这时沿沟的警戒兵集合在一起，讲述在火光下亲眼看见日军枪杀西营房士兵的惨状，大家怒火中烧，装弹入膛，准备还击，恰在此时去旅部请示的军士回报说，总参谋长荣臻指示，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士兵听完之后非常愤慨，纷纷质疑，难道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被打死吗？”李树桂“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久，在旅部和62团附近的林阴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我们初步估计可能是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处于愤怒不得已向日军开火了。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持，林阴路附近的微弱抵抗火力，是不会奏效和持久的，也是难以脱身的。”“这时第一、二两中队的士兵和军官纷纷要求还击，我也在考虑，突然旅部的王副官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达的张学良副司令官受蒋介石的命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这是最高级的命令。”“全队官兵惊讶、怀疑、愤怒，有个士兵忍不住说，现在不是缴械和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军要全部把我们打死。在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只有逃跑一条路了。”而这边，姜大明刚好碰到团长王铁汉，“看到这样下去肯定死伤惨重，上边命令又不好违背，他命令第二营和机关枪连由东面撤走，第三营、团部、追击炮连、平射炮连等向北围墙出走，到榆林堡集合，然后向辉山方向前进”。而此时“背后仍旧不断有日本兵追击，不时有人受伤死亡”。整支队伍被日军追着打。

据事后报道的记者们描述，当时整个北大营躺满了丝毫没有任何防备，甚至来不及穿衣服的士兵，还有的被扎死在床底和厕所里。实际上，9月19日早上，许多报纸都开了天窗，因为“太多记者掩饰不住愤怒，报道了当夜的不抵抗政策而被硬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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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变色的一夜

按今天的说法，今年99岁的孙竟寰在1931年的老家奉天就已经是个标准的“白领”。1927年东北大学毕业后，当时才21岁的孙竟寰经由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伯父推荐，进入张作霖在奉天的边业银行工作。

位于大帅府东墙外的边业银行之所以取名“边业”（the frontier bank），是取“开边创业”的意思。张作霖意在通过创建此银行，支持国家开发边疆。尽管在当时属军阀开办的银行，孙竟寰说，在业务上却非常正规。1931年，27岁的孙竟寰在边业银行担任信贷组长，习惯一早起来就进城去青年会打网球。当时青年会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商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等，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后来与孙竟寰熟悉的巩天民等爱国人士，就是在打网球的过程中认识的。

孙竟寰清楚记得，就在“九一八”前一天晚上，阎宝航等爱国人士在奉天商会做了一个有关最近形势的报告，认为日本人最近可能有所行动。但考虑到日本当时在南满全部军队只有1万多人，而东北军在东三省仍有十几万兵力，没有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风暴。

对于当年的孙竟寰来说，1931年9月18日是平淡如常的一天。当晚下班后，孙竟寰照常回到奉天大南门外的家中。“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死，年轻啊，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孙竟寰回忆说。1931年的奉天并不大，城墙内方外圆，面积只相当于今天沈阳的老城区。北大营远在城北数公里处，对于当时的奉天居民来说是个很远的地方，就算久居奉天的孙竟寰也从没去过。当晚日本人架设的两门240毫米榴弹炮向北大营发射了数发炮弹作为攻击信号，并没有惊醒城内许多人的梦。“到第二天早上我仍旧一早起来进城打球，进城后突然发现城里竖起了岗楼，有人指着城楼子让我看，我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沈阳城。”

山河一夜变色。今天看来惊天动地的变化，当年却并非如同我们想象中激烈。孙竟寰回忆，9月19日那天，奉天城里的日本人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在日本人的租界地，现在的沈阳和平区。由于奉天周边惟一的东北军部队就是北大营王以哲的第七旅和东大营的学兵队数百人，奉天城内并没有东北军的部队，在日军进城后，城内惟一的中国武装——警察根本无法抵抗，日本人的不宣而战在当时看起来的确不像一场战争。“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显然战事并不激烈，可见奉天沦陷时（东北军）的确没有做有效的抵抗。”

9月19日那天上午孙竟寰照常到边业银行，日本人已经把机关枪架在银行门口，所有人只能进不能出。停业数天后的奉天城内，铁路、海关和银行等机构陆续恢复工作，不过都被日军派遣了“驻在员”，边业银行也不例外。然而由于中国军队被打败，失去了军人的保护，奉天城内人心恐慌，纷纷外逃。“当时由于铁路交通中断，我们银行很多人甚至徒步进关。如果不是有家属，我当时就离开奉天去北京了。”孙竟寰说。

与孙竟寰不同，在“九一八”宁恩承度过了紧张的一夜。回忆起在边业银行的老上级宁恩承的背景，99岁的孙竟寰依然记忆清晰。“宁恩承是天津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大学教育的轮回》，张伯苓非常欣赏他，把他推荐给张学良。张学良于是送宁恩承前往英国读书，后来回国后担任边业银行总稽核和后来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行校长职务。”

宁恩承在回忆中这样描述“九一八”之夜:“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嗖嗖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宁恩承打电话给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后又打电话给教育厅长兼省副秘书长金静庵。金静庵证实了日本人正进攻北大营，要求宁恩承必须管好学生，不可出校闹事:“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忍辱负重。”

宁恩承的计划，是如果校园的电源为日军破坏全校昏暗了，把孔明灯点起来，女生宿舍沿路设灯，把200名女生从宿舍领到由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体育场更衣室暂避。“东北大学女生宿舍200名女生是最大的危险品，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大多女生已沉入梦乡，没听到炮声，因为炮声在十里以外，门窗紧闭，酣睡的年轻姑娘，这时还不知外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与1905年奉天首次沦陷的惨状不同的是，此次日军攻克奉天兵不刃血。“市场一如往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继续在边业银行（后来是满洲中央银行）干到1945年沈阳光复。但是边业银行却在‘九一八’中损失惨重。”孙竟寰介绍说，“当时边业银行采用的是银本位，每年春季都要准备资金购买金银。‘九一八’之前，刚从上海买进了7000两黄金，谁知道刚刚购进，日本人就打进来，黄金都被日本人抢走，张学良家存放在银行的还有好几个樟木箱子里，全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张学良曾经让秘书朱牧之将这些名字画制作成柯罗版，后来这些柯罗版的字画全部被日本人掠走，至于原作，”孙竟寰摇摇头，“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受损失的不只是边业银行。位于银行西面的张氏帅府，在日军进城后同样被劫掠一空。孙竟寰回忆说:“当时每个银行职员都配戴有一个银行的徽章。那时候从帅府前门进去，再从帅府的西门出来就直接进入边业银行了。我那时经常看见张学思他们在帅府门口的草地上踢球，当时那里是一个小操场。但是‘九一八’之后，银行职员就再也进不了帅府了。”

在日军功入奉天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张氏帅府内只有不多的女眷，不久都被迫离开。张氏帅府为日军所占，财物基本被劫掠一空。现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人员达文洋说，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经担任张作霖的顾问，于是将张氏帅府内的家具等物品装了10个车皮，运往北平给张学良。“张学良拒不接受。最后这些家具又被运回山海关，全部散失殆尽。”惟一挽救的损失，是宁恩承取自边业银行的300万现洋票据。宁恩承这样回忆这次经历:“（‘九一八’之后）边业银行有一个日本兵站岗，但是银行是商业机关，任人进出无阻。那时银行已停业5天了，银行行员逃散一空，我进门时日本兵没阻挠，他以为我是一般中国市民，不知轻重，他不知我是边业银行总稽核。行中庶务处还有一职员李宏毅留守，他见了我好像大海漂流中遇到一救生圈。我步行到沈阳大北关一个染坊找到了郭仲安，他也惊喜万分。我从他手中拿到调款密码，准备把可调之款集起来调到北京。银行业务中调拨款项有一本密码，电汇款项，凭这密码对方据以付款。我拿到密码回到边业银行把长春、哈尔滨等处分行余款全部由中国、交通两行调拨到我手中，共300万。中、交两行主事人知道我是边业银行要人，毫无留难之处，把300万现洋票据全给了我。”

正像宁恩承“九一八”之夜对东北大学教职工所说的，中国有“养士”的习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要“士报国恩”。宁恩承携带这300万现洋票据，冒险深入日本早已占据的大连，然后设法从大连乘船前往山东，最终将这些财产送交给在天津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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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少壮派军官石原和日本的野心


突发的必然事件

零点左右，按照《板垣征四郎》一书的说法，9月19日这个中秋节“寒冷而萧索”，赵镇藩还带领他的部队躲在“青纱帐的掩护中”，其余部队拖着伤员从不同方向撤离。“9月18日的悲凉属于北大营，9月19日的争议已经开始了。”

旅顺关东军本部二楼突然闪起了浑浊的烛光。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的回忆录这么描绘当天的情形:军司令部背后是漆黑的203高地一带的山峦。那栋两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只有正门口亮着电灯。室内当然都安装着电灯，由于一直处于没有夜间办公的平时状态，二楼的司令官办公室和作战课办公室都没有安装灯泡，因此只好点上了蜡烛。

不仅可以从没有安装灯泡看出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事实上，片仓衷大尉还没穿好衣服。当晚军令部值星官小西大尉向他的官舍去电话时，片仓衷刚参加完在街上小店举行的在华同学会，而“这个电话让他酒都彻底醒了”。电话中谎称:“军机电报第一号，这天晚上10点钟，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北大营西侧，破坏满铁铁路，袭击守备队，双方正冲突中。”“那时板垣看大局已定，才叫花谷正给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而从这个电报开始，关于这场事变的扩大由此开始。”研究“九一八”长达20多年的中国社科院齐福霖研究员说。

当时片仓衷惊慌失措地给石原、竹下、新井、中野参谋们挂了电话，通知他们马上到三宅参谋长的官邸集合。自己只在身穿的和服上扎上裤裙，就急忙奔向在军司令部附近的三宅参谋长的官邸。因为大家都是匆忙而来，所以都和片仓一样随身穿着和服，就石原莞尔一个人整装而来，“甚至连勋章都戴得整齐”，“所有人盯着石原看，觉得特别突兀，片仓自己一个人叨念:“原来他事先就知道了。”这时候，石原的脸上带着一种“相当高傲”的神情。

“石原大脑”主导下的“九一八”事变

“有这么一句话，整个关东军司令部就是石原的大脑。”齐福霖研究员说，“石原在日本当时成名已久，从小为成绩优异被选入幼年军校，在当时的日本，能进军校的都是成绩最突出的人，从幼年军校到最后的陆军大学，石原的成绩一直名列榜首。而且在陆大毕业的时候，学校对他的评语是‘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办以来最优秀的’，要知道，这可是相当于中国黄埔军校级别的精英汇集的地方。事实上，攻打东三省的计划全都是石原制定的，所以后来有石原的脑力，板垣的武力的说法。”

司令官本庄繁还没有到，他“今天一早就去辽阳阅兵，下午两点开始启程回来，十点多时候又到画伯家去看为他做的肖像画，准备挂在自己新的官邸——本庄繁才刚到任，甚至连办公室都还没有布置好。这时候刚好洗澡洗到一半。“从这个判断，本庄繁事先应该也不知情。”据日本板垣征三郎刊会的说法，那时候三宅和片仓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石原的计划。“事实上，这些具体的战术细节早在此前石原、板垣就计划好了。”根据花谷的回忆录，“这件事情的动议，起源于1929的烟英太郎中将代替冈村为关东军司令官之时候。”他们在这里推心置腹，不明白的地方向有关专家请教，甚至关于满洲国以后的建制问题，他早在1930年9月就提出方案了。在讨论中，石原甚至作了后来满洲国的设计:“以双重国籍的日本人为骨干，日本人从事大企业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农业，中国人从事小商贩和体力劳动。”“他们甚至还计划不允许像日本内地那样，大资本家横行肆虐。事实上，石原是日莲宗的教徒，在他的《世界战争观》第四章中，甚至就用了‘佛陀的预言及其实现’为标题，当狂热和信仰结合，这种力量就可怕了。”长期研究石原的苏振中说。

阻挡不了的关东军野心

林久治郎的回忆录对那一天受到的不礼貌待遇极度不满。旅顺关东军司令总部这边在等着本庄繁的时候，林久治郎刚从友人家要赶往奉天参谋总部去见坂垣。然而“守兵竟然拦住我不让我进去，即使我重申了很多次我是大日本帝国驻奉天总领事”。最后林久治郎只好打电话给板垣。当时林久治郎厉声问，你们经过允许了吗，并劝说他立即停止开火，通过和平手段予以解决，但板垣的回答是“军方自有主张”。而北大营边，林久治郎的助手森岛堵在路前，要求关东军停火，以免扩大事态，赶到现场的花谷正拔出长刀，大吼道“谁干涉就杀了谁”。中国社科院齐福霖研究员说，“可见板垣胸有成竹，他相信军部是不会阻挡的，这更加看出当时的事变其实是团体策划的”。

事实上，此时的关东军总部，本庄繁听完三宅的回报，有一时的犹豫，这时石原突然调高声调说:“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例规定，关东军司令官为了警备南满铁路，在紧急必要的场合有权出动兵力，请司令官下令。”恰在此时奉天特务机关又发来第二封电报，谎称:“军机电报第二号，北大营之敌炸毁了满铁铁路，其兵力为三四个连，我联队正在苦战中，野田中尉负伤严重。”本庄微微一点头，好吧，由本职全权负责，他随即发布命令:全面进攻。而此时时针指向零点28分。9月19日开始在轰轰的炮声中。

争议：侵略的时机

此前，林久治郎已经向币原外相连续发出三封电报，据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的战争原因研究部收集的结果，电报内容大意如下:“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又采取不抵抗政策，我试图阻止板垣的进攻，但被拒绝。而满铁总裁也已经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军方的独断和不法行动，已经使我失去阻挡之力，为避免事态扩大，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而花谷正也在板垣的授意下，急电军部，谎称中国方面突然进攻日本驻扎，希望军部急忙调令朝鲜驻军支持。

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几乎同时抵达东京。

凌晨3点，正当本庄繁和部属们搭上开往奉天的火车，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刚被值班军官叫醒，南次郎迅速下令通知各部门首脑7点赶到参谋本部。“但其他人员，也是直到看到报纸才知道而慌忙赶去上班的。”刘厅华教授说。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陆军省的杉山元次郎、小矶国昭军务局长、参谋本部的二宫重治次长、梅津总务部长、今村代部长、桥本虎之助情报部长和永田铁山军事课长。会上，小矶国昭军务局长一开始就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其余人马上附和。会议马上确认要以‘九一八’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并考虑派驻朝鲜日军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出发的腹案。南次郎特意嘱咐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向内阁提出关于增兵满洲的建议。”刘庭华教授说。他们不知，币原这边也已经召开会议，准备提交另一个方案。

“两者的直接碰撞在午前10点的内阁会议。”刘庭华教授说。根据记者见到的天皇贴身近卫奈良侍从长官的日记，那一天他看到报纸就急忙赶到天皇寝室，9点45分南次郎前来拜谒，“上奏日华两军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我军攻占北大营。此时，大臣似乎都知道关东军司令部侵占奉天及长春，我军攻击中国兵营等，但均未上奏。”天皇知道后说，“今后的情况应该由参谋总长上奏”。“又谈及应在上午10点召开临时内阁会议”。

当时奈良提醒说，“关东军按其条例中规定的任务范围内之活动，军部可独自决定，超出范围的应等待内阁会议的决定。另外，需大量出兵时，应召开御前会议。”此时南次郎赶忙“把这些话写到了纸上”，认为已经得到了天皇的支持。“看得出，南次郎知道如果仅靠军部不一定能压倒内阁的决议，可见，此时的日本，内阁还占有强势的地位。”

午前10点，日本总理大臣若规次郎匆匆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在步入会场的时候，若规特意拉住南次郎，毫不客气地问:“听说关东军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国军的暴戾而采取的，果真是我军的自卫行动吗？可信吗？”“一脸的怀疑。”

会议一开始，南次郎还来不及发言，币原外相就站起来朗读了外务省所收集的情报。“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一、抚顺中队长川上精一早有关于关东军‘九一八’发难之秘密公告;二、中国军队并未抵抗;三、花谷正出刀威吓领事，不愿停战;四、林总领事要求关东军停火无效;五、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抚顺煤矿伍茁崇雄、关东厅长总本清治、警保局长中谷政一报告，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出于自卫。”刘庭华说。

“一时会场上出现了对军部不利的气氛，南次郎便没有勇气提议必须由驻朝鲜军增援的问题。这样，日本内阁联席会议的气氛突然逆转，内阁暂时决定‘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

齐福霖到过日本的皇宫，他曾站在宫前想象，内阁会议散会后，若规前去奏报天皇时候的步伐该是多么的匆忙，那边南次郎也气急败坏地将内阁会议电告本庄繁，并在电报中另加上了两点:“第一，勿得占领满洲;第二勿得设立军政府类似机构。”

日本全面军国化的起点

这时候，本庄繁还在火车上，“他应该是在下车前就收到命令了”。根据《本庄日记》的记载，那天中午11点他到了奉天，到的时候“全城的日侨出来迎接他”，当天午后，即入住板垣事先安派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当时本庄一步步走上楼梯，走到大厅前时，转头对板垣吩咐，继续推进吧。

关于日军为什么在南次郎下达命令后仍然毫不顾及地推进，桥本欣五郎在自己的日记解释，那一天他“立即用个人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参谋本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决议的表面文章，其真意并非叫你们停止军事行动。”他在日记里得意洋洋地说，“就是这样，我的电报加快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刘庭华还有另外的研究:“19日下午，日本参谋本部召开各部长级会议，金谷参谋总长在会上表示，必须马上处理这一事件。对此，代理建川职务的今村进行了反驳，说箭已脱弦，若中途停止，恢复原状，恐怕对军队士气影响甚大，为国军计，事关重大，当此之际要排除万难，保持国家和国军的威信，为达到伟大的目的而努力。这样，金谷参谋总长最后还是完全赞同今村等人的主张，于是，在当日下午6点给关东军司令官拍发了第15号电报:“1.信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措施是适时之策，提高了帝国军队之威望。2.鉴于事件发生后中国之态度等，且有内阁关于事件处理不得超越必要之限度的决定，故今后你军之行动，须照此精神妥善处理。”

照的是什么“精神”，电报中语焉不详，电文中甚至完全无视金谷此前所谓的军队立即恢复原状的意见。“其实这倒不必说这也是金谷本人的原意。据参谋本部作战课《机密作战日记》记载，要求金谷签发电文文稿时，金谷愉快地签完字，还笑着说，让你们看透了我内心的决定吧！”

不过狂热的少壮派显然不是很满意在这次事变中内阁和军部的作为，“这件事情埋下了后来十月事变的伏笔。”齐福霖研究员说，桥本在日记中说:“我从这次‘不扩大事变’的内阁决议一直到与板垣相约，深深失望于这些作为，于是下定决心，不实行国内政变就无法实现大日本国的伟大梦想。”根据花谷正回忆录的解释，正是在这一判断下，重藤、桥本等少壮军官策划在一个月后的10月18日，“在东京举行政变，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发动‘锦旗革命’”。“虽然上述计划被同伙中的根本博泄露，但是军部也由此察觉到少壮派军官的狂热，在软弱妥协下，日本从此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齐福霖研究员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也是日本彻底军国化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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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

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对于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中国社科院曾景忠研究员有新的看法。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曾景忠研究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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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的选择


恐怖的沈阳与激愤的后方

那天清晨的沈阳有些冷冽，“院子里一片沉寂”，1931年9月，当时正在沈阳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的张春风永远不会忘记9月20日那天的场景。“我们恐怖得几乎无法宁静下自己”，全校的二百多个寄宿生，都因惊恐而面色苍白，“大家相见，没有笑，没有言语，除了互问一句‘有消息么’以外，都是死沉沉地寂寞。”

沈阳的街头已断了行人，商店紧闭，时有稀疏的枪声从城厢各处传来，已完全陷在恐怖而无序状态中。许多学生要乘难民车，到外地避难，火车站人山人海，“凡是停在站台上的空车，都被逃难的人占满了”，车里坐满了人，后来的只得从窗洞跳进去，“车顶也是一排排的人，车头的烟筒下，也坐了人……”但却没有拖车的车头带领他们离开，于是人们只好睡在车中静等下一天的来临。

“外面的风声更紧张了，日本中文报纸，时刻发着号外，差不多每一次号外，都是中国失去一个城县。”那“深夜时候，学校附近的日本驻军，时刻发出警备暴动的长笛声，肃杀，凄厉，如置身在刑场”。

晚上有从北陵东北大学逃来的学生，他们的衣装全是在附近农村买来的，一部分人准备逃避到沈阳北的乡村去，而这几个逃进城来的，“则全都是冒着死，在北陵铁路岔口上闯过来的”。学校为了学生安全，特地请了一个曾在日本势力下工作过的白俄人守夜，他像很同情地说:“毛克金（Moukden 即沈阳）完了！”

这天上午7时半许，紧急集合的钟声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空连续不断地响了二十多遍。紧促的铃声里，师生们都从各自宿舍跑步到达了大操场、席地而坐。校长李登辉偕同秘书和文、理、法、商四位院长，各系科主任、教授、助教以及职员表情严肃地已先行进入会场。1500多人的大会场上，只是一片寂静，大家屏息以待。

到了8点，文学院院长余楠秋开始以沉重的语调宣布“九一八”的消息，随之各位院长也慷慨陈词，对日寇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声讨，并对东北军的不抵抗表达不满。

对于1931年的中国来说，发生在东北沈阳的这起事变，要用整整一天时间才完成它向全国的传播。“九一八事变”当天与翌日，政府未发布正式消息，所以直到9月20日，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才在惊愕中开始大规模地传递消息，其中包括因中原大战已淡出中国政治舞台一段时间的冯玉祥——他在当天便考虑通电全国，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北京大学在这一天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30所大中院校的代表组成了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

9月20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立即对外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而日本共产党也在当天发表了与此呼应的声明。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则在《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一个抗日公益广告，号召“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一些国民党将领致电蒋、张，表示愿率部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在突来的国难面前，社会组织和团体也难得一见地暂时抛弃了政党和政见的不同。

骂声中的张学良

东北一夜失守，张学良成了最大的罪人。虽然原定在9月20日这天出院，但这天晚上，张学良仍在协和医院接待室再次会见了外国记者。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地克制和冷静。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没多久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30岁的张学良就一反平素表现出来的任意和冲动，反而一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的观点。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再一次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他对“不抵抗政策”的坚持，“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半个多世纪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不抵抗、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的原因:“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所以张学良晚年仍坚持，如果说他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他接受;但说他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九一八”当天，关东军以只有东北军的1/10的兵力拿下北大营，后来很多人为此痛惜不已，认为“尚可一战”。但平心而论，彼时的东北军仍保留浓重旧式军阀特色，所以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军力的畏惧也是“不抵抗”原因之一。“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这一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在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对沈阳沦陷的哀悼。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一天显然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一方面要收集来自张学良和其他各方的战事消息，并向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和国内外通报，同时又继续召开自9月19日就已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在这次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电海牙国际法庭王宠惠和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林森委员，向他们报告了中常委的会议结果，表示要一心一德，抗敌御侮，并要这两位驻外代表“善为宣传，俾国际间了然于日本之横暴”。同时，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利。

已从最初的忙乱中恢复过来的行政院在这一天正式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淞沪警备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公署发了密电，通告了“九一八”以来东北的情势和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电文中提到，“顷驻京日使馆员奉日政府令来外部面称:日政府认沈阳冲突为不幸，已制止扩大，并下令保护在日华侨，请我政府对于在华日侨，亦一律予以保护”。

当时这个积弱积贫国家的首领——蒋介石正在从南昌赶回南京的途中。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并为此调集23个师加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6月21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按照蒋介石及其顾问的计划，他们准备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先击破红军主力，再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不得不停住他江西的“剿匪”步伐，转而投向这场外患当中。

但当时蒋介石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其“心腹之患”，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给两位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仍坚持指出一心一德的前提还是“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这一天，心事重重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一直忙于长江水患的“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主任朱庆澜在9月20日当天，代表全国5000万灾民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苦”。

这一天蒋介石的日记中还记有，“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忧心忡忡的他一方面不得不考虑放缓剿共步伐，另一方面也想到与广东政权的“团结”。在20日形成思路以后，他第二天回到南京后就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的意见，并要求“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意见。此后蒋与广东进行了多次协商，一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要求退让，甚至最后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完成与粤方的和解。“安内”之策的暂缓虽然没有最后促成蒋对日抗战，但促成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步调一致，在中国的努力下，国联终于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军。

这一天，日方的一项军事行动在秘密策划中。一天前，日本驻朝鲜部队已计划向在东北的关东军增援，但由于内阁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而不得不在新义州待命。20日晚上8点30分，驻朝部队给陆军中央部发了电报，建议部队移动不必等政府敕命，那样会导致事态更加严重，“为使之成为地方性问题，我们仍认为以采取独断出兵之方式为妥。务希酌情给我部命部分兵力独断越境之余地”。而在这天上午，实际上陆军首脑在参谋本部开会时已经作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军部希望在此时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倘政府万一不同意军部该方案，政府因此而倒台也毫不在意。”

于是，新义州的日本军队向东北开始增援的同时，8点30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把土肥、板垣、石原和片仓召集到沈阳馆一号开会，要求确立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土肥原提出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但后来根据板垣等人的意见，形成了一个《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这个方案是要“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其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而他们计划中的“新政权”，不但国防、外交以委托方式由日本掌握，主要的交通、通信也由日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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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1日-来自国际的注意

日内瓦:施肇基的国联申诉

中国驻国联的全权代表施肇基是9月19日接到南京政府来电的，电令其向国联报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当天下午，新选出的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国联总部。日本驻国联的全权代表是所谓的“中国通”芳泽谦吉。芳泽1923年时任驻华全权公使,当年赴任时他曾经拒绝对中国外交部递交国书，被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下令不承认他的公使身份。他是一个明确对中国表示敌意的外交官。
当时，两个人就在国联的会议上激烈争吵起来。

“施肇基当时还没有拿到详细的国内情况汇报，但是，他是老外交官了，知道该怎么说话。”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复旦大学教授金光耀说。针对芳泽所说的日中两国军队在沈阳发生了“地方性的军事冲突”，国际联盟不必要过分关注“地方事件”，施肇基的说法是:虽然缺乏可信情报，但他深信此次事件的发生，必定不是由中国方面挑起，今后接到国内任何报告，将随时提交给国联。

施肇基是浙江杭县人，按照其自定的年谱，1888年11岁的他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学院学习英语，然后于1893年随出使美日秘国大臣杨儒入美，任驻美使馆翻译学生，公余在华盛顿市立中心学校读书，之后赴康乃尔大学就学。“他们那代外交官背景很相似，都是在英美接受的教育，很自然的倾向英美，不喜欢日本。”金光耀这样评论施和同时代的顾维钧。

施肇基并不是不了解沈阳的人，按照他的后代施家治的说法，他在1908年曾经任职吉林西北路兵道备，到过沈阳。在当地处理过突发的鼠疫事件，在事件中，他首倡尸体解剖，并且召集外国医生前来会诊，“他是见过大事的，遇事不慌”。施家治只看过这位叔祖父的《早年回忆录》。

给这本《早年回忆录》做序的胡适也很遗憾施肇基的回忆只写到1914年，缺乏他自1930年来在国联任职全权代表时的记录。

1931年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申诉依凭的电文是南京政府外交部所拟，母本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急电。“日军突然向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动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敌军占领，王已阵亡。”但是，在给施的电文中，臧的原文被修改了，改成“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本来是发动进攻，现在却替日减轻职责。当时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电报归档的宿梦公很奇怪两份电文的不同，他将之记录在他的回忆中。

根据他的看法，负责出电文的亚洲司科员白德俊不敢私自改电文，显然是出于上级指示，而当时亚洲司直属外交部长王正廷管理。王正廷不久被学生打伤，受到监察院弹劾，据说起因就在于他擅自修改发给施的电文。

施在9月21日的申诉中强调，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请求国联出面干涉，使危害和平的局面不要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决定中国应获得的赔偿。“中国政府对于国联理事会解决此案的任何决议，均愿表示遵从”。

国联建立后，曾根据第十一条解决过1925年保加利亚和希腊的领土争端，当时被认为是维护了和平和正义的范例，南京政府和施肇基都认为此次依据第十一条可以使日本感觉到压力，日本不可能悍然不顾国际大局。所以在申诉书中，既没有明确指明中国受到侵略，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申诉含糊和软弱。”金光耀评价说。

事实上，当时的国联也是按照解决希、保领土争端的模式在第二日提出解决方案的。先电告双方停火撤兵，再做调解和仲裁，以使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国联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在9月22日向双方政府同时发出了紧急警告:避免扩大事态，寻求撤军办法。“把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等量齐观，是国联犯下的一大失误。”研究国际联盟问题的复旦大学教授金重远说。

道德和立场

9月22日的国联决议是在英国驻国联全权代表薛西尔的倡议下通过的，薛西尔的态度事实上也是英国政府的态度，在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描绘中，英国人是不喜欢日本人的，劳合·乔治曾说日本人“没有良心”，而柯曾说日本人是“思想上很像德国人，绝不是利他主义国家”。英国人一直在担心，日本人正从友好向敌对过渡。

但是与政治家的敏感相比，普通英国人始终记得德国人的敌意，而没有那么看重日本。9月21日的《泰晤士报》报道，“奉天事件猝为突发事件。两国军队突然冲突时，日领事尚在舞蹈会中”。日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当时也是这样观念的典型代表，他在给当时的英国首相鲍得温的信中写道:“日本在地球的另一端，它对我们的安全不会产生丝毫的威胁，它没有同我们冲突的理由。同日本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必去考虑它。”

当年由于与英国法国斗气而没有加入国联的美国，通过自己的方式关注着“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21日早晨，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和英国驻中国公使讨论该事。“英国公使曾经在长春目击了日本军队的军事演习，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这是昼夜不停的行动。”在当日给国务卿的汇报中，他还提到了10天前，他的朋友、中国政府顾问福开逊博士分析说，日本人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然而我不愿意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其实，詹森是第一时间从张学良的顾问端纳那里得知此事的，他关注此事件已经整整三天。9月19日凌晨2点，端纳就告诉了他大致情况，而詹森在凌晨2点半发电报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

9月21日夜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我的课题是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在监视着他们，同时能帮助站在正确方面的币原外相，不干有利于民族主义煽动者的事。”日记来源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在当天上午，他向日本驻美国大使渊胜次递交紧急备忘录。表示“消除这样情势的责任大半在日本，其简单理由即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南满，并行使着控制权”。他和白宫同事们觉得这紧急备忘录已经很严厉了，他们害怕使用更严重的措辞，因为不想让日本以为美国的反日态度比国联积极。

费正清研究这阶段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之后认为:“美国力求通过集体主义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它不会单独对日本政府做什么。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1931年9月大部分美国人普遍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乐土。“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最后的阿卡迪亚，一个天真、类似于乌托邦的避难所。”9月份的《费城日报》报道“九一八事变”时说:“美国人根本不在乎由谁来统治中国。”

美国自己的1931年9月并不好过。当时是震荡性的经济大萧条的第三年。知识阶层对当时美国的记录是非常悲观的。《第三个冬天里的纽约》描绘此时的美国:“86个合法剧院里，只有28个有戏剧演出;1600辆出租车退出了生意;里兹饭店的最低房费降到了6美元;流浪者们聚集在纽约市政厅外的公共厕所里，享受一点平静和温暖，暂时终止一会儿绝望的情绪。”美国人还在等待选举新一届政府拯救自己，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引不起他们注意。

苏联的《真理报》还要两天后才表态。但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已经显露:9月21日，同样不参加“帝国主义阴谋团伙”——国际联盟的大国苏联明确表示:对中国予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外交上对此冲突的不干涉主义。这种态度是在9月19日苏联副外长加拉罕接见参加中苏会议代表的中方代表莫德惠时就已经表露了的。

道义上的同情主要见诸于官方声明和报刊言论。加拉罕对莫德惠说:“非常了解苏联对华态度的中国人民可不用怀疑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从9月23日开始，《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等文章，而与此同时，不干涉的政策也明确提出。《中国外交史》的作者傅启学说:“这种不干涉其实还是一种利己主义。”

按照傅启学的研究，日本占领沈阳后，曾经秘密照会苏联政府，说如果苏联进入中东铁路区，日本将不得不保护自己的侨民，并保护洮安、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而苏联回复日本的照会中指出:“苏联无意于干涉满洲事件。”

加拉罕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一直对莫代表官方讲话，他在9月23日又说:“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平稳地和自由地采取他现在认为需要的步骤。原是站在同样的关系上，我们只有中立。中国的事情，只有自己努力了。”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本身就没有对苏联抱有希望，1931年9月10日出版的《现代》月刊中，在探讨满蒙问题时，日本和苏联两个国家被放在对满蒙有侵略意图的同样地位。

中国:东北和东北之外

在这样得背景下，“9月21日午后5时，日军占据吉林省城，先于午后2时，有日飞机在空中散步传单，捏称日本占领奉天时有学生军抵抗，因之激烈，吉商民机关军队，不必惊恐，如有抵抗，必牺牲之语等字样。日军占据后，消息隔绝，我方生命财产损失如何，尚未据报。”这是张学良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王正廷的长篇电文中的一部分。

9月21日，被占领的沈阳皇姑屯车站仍然通车，北宁线还在开通中，逃亡的人流挤满了车站。“事变过去三个月，才渐渐地人少下来。”研究沈阳城市史的张志强说。沈阳的富裕人家基本通过美国的花旗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将财产转移到了关内;而中产之家则携带着随身细软开始流亡。

张氏家族的财产却被日军抄没了，各官署损失大洋票18亿元;从边业银行运走张学良寄存的黄金7000多两;从中国银行支行运走白银4000万两。大帅府的6个金库也被打开。按照张学良研究学者的计算，张氏在东北的损失当然不止于这些:他丢失了10万部队，在国内最强的空军被消灭了，沈阳兵工厂也丢失了，他后来对中共代表刘鼎说:“造重炮的机器刚装好，就被日本人夺去了。”

平津19名中外记者当日来到沈阳调查，但是下车即被日军严格检查，外籍记者的行动被监视，而中国记者则没有行动自由，而且生命无保障，遂撤回。9月21日，被监视中的意大利记者里齐在发出的通讯中记录沈阳:“缴械的军警，被绳索串绑着，不知道押向哪里。逃兵溃警，多被枪杀。在沈阳城内鼓楼，小西门边，警察分所和一些交通要道上，随处可以看见尸体。到9月21日，确知沈阳华人被日本军队及浪人杀害者，至少有3000人。”该日《盛京时报》的大标题报道是:“中日冲突各地方情形:辽沈冲突已告一段落”;此时务须镇静:副座谈对日冲突”;“长春公安队仍暂任治安”。小字的社会新闻却不约而同地与战事有了联系——“暴民蜂拥而至抢面，日警备队出动即如鸟兽散。”记载的是当日沈阳站千余市民围攻货车抢粮食的事情。而“日军第二师团长布告晓谕通知”则说:“如有任何人危害日侨生命者，不问何人，定以枪决从事。”

困守在北平的张学良在9月21日邀请了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适、周作民、朱启衿、王克敏、王揖唐等27人座谈，磋商东北局势，尽管按照张的研究者郭冠英的说法，张是最瞧不起读书人的，但此时的张学良大概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会上没有商量出结果，结论还是听候南京政府的意见，而张学良的顾问端纳正在南京，劝说政府进一步请求国联和美国政府的援助。张请来的名流之中，王克敏、王揖唐在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成为知名的汉奸。

当天的北平虽然秋高气爽，但却并不宁静，大批的军警在街道上巡逻。据《北平晨报》报道，当日全市警察停止休息，公安局长鲍毓麟亲自巡街，对日韩侨民特别保护。“公安局长鲍毓麟自接到日本军队强行占领沈阳之消息后，诚恐有不肖之徒，乘机破坏治安，于昨日又训令各区队，须全体出勤。昨日又调派保安队兵等，在东郊民巷口，及日本兵营附近一带地方，严重戒备，俾免日人得所借口，妨碍交涉之进行。昨日起并亲赴内外城各街市梭巡，以资考查各区岗警勤务。”

在紧张开会之余，兼任北平副司令长官的张学良9月21日还下谕，“国难未已，不准贺节”。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被严密管理起来。而同样是《北平晨报》的记者，在接到不准贺节的通知后，开始调查市面上的各项节日物品情况。调查报告显示:161家皮货行准备停业一周，所以“各家催促代缀补皮件揽头，赶为交活结账”。遍及全市的各家食品商店还在招徕顾客，“炫耀门市繁华计，日来多陈列各货。如西单北大街，东安市场，交道口北大街，大栅栏，观音寺，花市大街，菜市口，正阳门大街，西珠市口等处之南货店，糕点铺，绸缎店等商店支搭花彩牌坊者，不下四十余处。各街市每晚妇女携儿童往观热闹，及购买糕点、果品、兔儿玩物者甚多。”

由于国联在外交处理“九一八事变”上缺乏实际效果，在南京频频游行的学生开始将愤怒发泄在外交部门身上，9月底，来南京请愿的学生簇拥着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来到外交部请愿，宿梦公将与施肇基往来的秘密电报锁进保险柜后逃到街上避风，正好在门口碰到被打破头的部长王正廷，“双方未敢打招呼，匆匆跑开”。王被免职后，继任部长顾维钧不敢在外交部办公，只敢晚上才到部里处理事情。而施肇基在巴黎也被留学生攻击受伤，“当时他身心疲惫，尽管他也经常和英法等国的代表搞关系，但是日本的紧逼使他根本无所作为。因而提出了辞呈。”金光耀说。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清晰地决断，“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和游击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说明日军在东北只是反对张学良，对满洲没有领土野心。溥仪表示接受土的建议，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得到了消息的张学良非常愤怒，11月6日晚6点，“张往溥仪居住的静园送了一篮水果，里面藏了炸弹。不是想炸死他，是想让他清醒。”张学良的研究者郭冠英说。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快了溥仪的安全感的丧失，四天后，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

四个月后的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九一八事变”至此，日本军队和政府的阴谋合一而告一段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79年胡乔木组织撰写，共600万字，12卷）中提及“九一八事变”时说:“东三省尽陷敌手，3000万同胞在日军铁蹄蹂躏下惨受亡国之痛，长达14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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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5到“九一八”的沦陷之路


击碎东北近代化之梦的日俄战争

2005年3月10日，沈阳城南仙桃机场附近沙河乡。这里是100年前日俄战争的旧战场。

1904年2月8日，日本以“传统”的不宣而战的方式发动日俄战争。次年3月10日，两国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陆上战争就在这里爆发。沙俄由李尼维大将率领的一军团据守沙河正面一线，与日方野津大将率领的日军第四军在附近的烟龙山一带相遇。30万俄军和25万日军血战，双方各伤亡9万和7万人。这次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被称为沙河会战。《日俄战记》记载当时两大帝国的会战对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的影响——日俄所到之处，“是物即取，是钱即劫”，“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

但是100年后，我们在此打听前往烟龙山旧战场的道路时，连路边放羊农民也说不出所以然。其实就在远处地平线上，烟龙山低矮的山形在宽广的平原上隐约可见。如果不是山上南北两处制高点上的两座石碑，这个有些奇怪的突兀着的土丘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重视。在1911年于山南最先建立的日军纪念碑上，简单的铭文显示不出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丝毫痛苦:“奉天会战第四军战绩”。似乎是为了显示惺惺相惜的姿态，500多米开外，日军允许俄军在此后建立了自己的东正教十字架形花岗岩纪念碑。在略微残破的碑上，正面刻着这样的俄文碑文:
纪念1904年日俄战争沙河会战中死亡的俄军将士;

献给为沙皇的信仰而英勇为国捐躯的俄罗斯军人们1904～1905。

在沙俄纪念碑旁，刚从俄罗斯经商回国的沈阳青年收藏家余泓讲述了今天一些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今年正好是日俄战争100周年，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日本都通过发行邮票等活动来纪念这场战争。在我跟一些收藏远东和日俄战争藏品的俄罗斯收藏家交往时，发现他们至今认为日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反之，日本人至今也是同样的看法。”

同行的另一位沈阳著名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一幅日本在此战后出版的《奉天占领纪念帖》，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为报沙俄领导“三国还辽”之仇，力图重新占领中国辽东半岛。“就在1905年3月10日当天下午，日本最终击败俄国，在100年前就第一次占领奉天。”

作为清朝的盛世陪都，奉天当时正向近代城市转化。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将经营了200多年的奉天古城彻底摧毁。而日本则在1905年12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而取代沙俄，将辽东半岛变为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

从“大陆政策”到殖民东北

“奉天大会战”37年后，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1942年6月24日的《告亚细亚民族书》中，将日俄战争描绘为“复兴亚细亚”的“庄严”“序曲”:“日本以金刚之信，执降魔利剑，给四百年来连续侵略未曾从一人中遭受过百倍之耻辱的白人以最初严厉的一击，从而鼓舞起在白人压迫下各国的希望与勇气，激励起在列强横暴下遭受痛苦的小国的理想和与活力。日本国的名字恰如是枯木回春的生命之液一样，一直使一切被虐待受凌辱之民的灵魂久久不断的热血沸腾。”

大川周明的“亚细亚主义”并非无本之源。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中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所谓“大陆政策”，正是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确定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扩张政策，其具体内容正如后来的《田中奏折》所言。这份奏折由旅日爱国华侨富商蔡智堪通过日本政坛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帮助，描摹在碳酸纸上带出皇宫，翻译并呈报张学良，最终递交南京政府。尽管日本军政界至今否认这份奏折，但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

“其实《田中奏折》反映的内容，在日本政要的言论中都有具体体现。”辽宁大学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胡玉海教授认为，即便没有《田中奏折》，日本从1905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也有明显的一贯性:“1919年到1920年协约国干涉苏联革命时就数日本派兵最多。在协约国撤军后，日本反而增兵东北，在控制了南满铁路后进而控制了中东路（北满铁路），并不断利用中日之间的各种争端非法出兵，扩大在东北的势力。日本从日俄战争之后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

选择张作霖做代理人

“对于日本对中国主权的剥夺和破坏，有一个人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胡玉海说，“这个人就是张作霖。”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日本人所抱怨的张作霖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在日俄战争时开始的政治投机。“（张作霖表面上）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该书中还抄录了日本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关于张作霖的一段日记，显示在日俄奉天大战开战前，“（营官张作霖）对日本军抱有非常的好感，今后愿为日本军效力”。在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中，出身绿林的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东北王”，付出的代价是经济上给予日本各种权益。

对于张作霖这个日本选择的代理人，日本“满铁”理事木村曾说:“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益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对于这个代理人的优点，日本帝国的著名“谋士”后藤薪平男爵有一段经典的评价:“（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殊地位，彼非有任何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因缘。张离满洲，则失其地位，故满洲为张之惟一地盘。其心中唯知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张以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从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此特别地位，具有此思想之张作霖，则满洲之事，生杀由我，不仅一张也。即满洲之事，日本皆可借此势力横行无阻。”

然而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只当个东北王。尽管张作霖聘请了大批日本顾问，仅在1928年就达十人以上，但在建于1915年的沈阳大帅府里，一副上书“望重长城”的匾额，透露出张作霖的野心。在帅府西院的浮雕上，“太少英狮吃各果（国）”和“雄狮举掌握环球”图案设计及题款，显示出张作霖入主关内的雄心。这显然不符合日本对于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

胡玉海提示了当时的历史:“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陆政策是一致的，但手段则有通过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两种殊途同归的手段。在试图策划‘满蒙独立’和两次倒张作霖运动后，日本发现张作霖在东北的实力，于是确认了和张作霖的合作。但是张作霖和日本人合作时的矛盾一直存在。”

被淹没的“掠食者”

位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幅馆藏《满洲农业移民入殖图》，反映的正是日本大规模移民中国东北，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开始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移民中国东北。1906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明确指示臣民:“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1929年10月，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南在上海日侨俱乐部演说，声言“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第一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28年，日本在东北的“居留线”突破20万大关。1929年2月，“满铁”又决定以1000万日元巨资向辽东半岛继续移民。“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后，日本又系统制订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从1932年10月至1936年7月，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集团性武装移民，并计划从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试图使日本移民占东北总人口的1/10以上，彻底改变中国东北的人口构成。

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出示了他收藏的日军在“九一八”时期拍摄的照片，照片上许多持枪看押中国军民的，正是身着便服的日本在乡军人。胡玉海指出，这种武装（发枪支）移民，使大量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有计划地集居在东北铁路沿线、边境和农村抗日游击区边缘，平时守卫铁路;这种军事性设施，成为军事后备力量、兵源，镇压东北人民反抗的别动队。“对于日本在主权问题上的逼迫，张作霖经常采用非常规手段予以消解。比如在日本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商居权和经商权后，张作霖却下令禁止租房给日本人。类似的限制中国人提供日本人服务的法令多达百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的编辑李华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张作霖的移民行动。“张作霖对抗日本人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通过开发东北，大量从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吸收关内移民。如果不是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最终被中国移民所淹没，中国东北的归属问题将会有更大的变数。”对于这一点，曾经在俄罗斯生活工作多年的余泓从另一个方面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在占领中国领土方面做得比较彻底。我去海参崴时，那里已经没有了哪怕一座中国建筑。当时沙俄把那里居住的中国人全部赶走，中国人在那里生活过的遗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抛弃张作霖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兵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因战事吃紧，急调吉林军入关，但日本控制的“满铁”却拒绝运送。日本的政策是，让奉系势力局限在关外，造成中国东北脱离中国的事实以阻止中国统一。与此同时，日本再次借张作霖落难之时，逼迫张作霖在5月13日签署了一直处于搁浅状态、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满蒙五条铁路的合同。

张作霖既不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也不愿意在失败情况下退出东北被日本人操纵。“他没有办法，让张作相签，被张作相推辞了。”胡玉海说，“当时张作霖的铁道部长常荫槐说，宁可不当铁道部长也不能签字，免得被后代骂成是卖国贼。于是张作霖只好自己签。”说到这里，胡玉海讲述了张作霖当时使的一个小小花招:“据说他签了个阅字。”

曾经在1928年前后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在谈到中国人的外交能力时说，拥有3000年文化的中国人的思维，是西方人无论如何无法比拟的。日本政府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方针，不断向张提出各种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步步威逼。屈服于日本实力的张作霖则不断通过回避推托的态度予以拖延对抗。加上张作霖在此时日益接近欧美，让日本逐渐失去对张作霖的“信任”。

1927年6月到7月，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主持的东方会议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武力解决（张作霖），对此田中首相也表示同意。从而确立了以武力解决为正当的基本方针”。对于两次东方会议，亲自策划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大佐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一文中供认当时的决策是:“一定要杀死头目，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只要干掉了张作霖就行。”

1928年6月3日下午4点30分，也就是张作霖准备乘车返回奉天的两个小时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还专程前往中南海，逼迫张作霖在《日张密约》上正式签字，该密约是郭松龄反奉倒张时，日本人逼迫张作霖所订。张作霖在办公室破口大骂日本人总在关键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芳泽在客厅里听得一清二楚，最终未能被张作霖接见。

如果芳泽谦吉留心到张氏帅府后门内张作霖特意建立的关帝庙，他也许会意识到这次会见将引发双方的彻底决裂。在那个象征着“忠义”精神的关羽像两边有这样的对联:“汉家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

事与愿违

在张氏帅府罗马风格大青楼前的太湖石假山上，至今保留着张作霖的手迹:“慎行”。

早在穿岛浪速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张作霖就成功地逃脱过暴乱者的暗杀。1916年5月27日，张作霖在前往奉天南满站迎接关东都督中村的归途中，遭日本陆军预备少尉三村丰持炸弹袭击，当场死伤卫兵十余人。张作霖逃到奉天图书馆时又有人向他投掷炸弹，但仍未成功。“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头脑却很机敏，洞察力强。”胡玉海说，“张作霖在北京调停期间，段祺瑞也曾经派人暗杀他。他当时从段祺瑞的眼神中觉察不对，接口上厕所上车直奔天津，从天津返回沈阳。”

岛田俊彦在《满洲事变》中认为，当日本田中内阁无论是对中国的政策还是对张作霖的评估都长期摇摆不定时，日本关东军却已经完全放弃张作霖。胡玉海认为，这正是张作霖最终死亡的原因。“无论如何，张作霖离开北平返回奉天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铁路合同，日本的经济利益已经有了收获。但这个合同让与政府政见不同的强硬派日本军人认为，一旦铁路动工，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即将形成。按照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所说的，如此一来，日本军人未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当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外逃时乘坐的花车到达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引爆了炸弹。在今天的皇姑屯铁路桥，当年爆炸的痕迹清晰可见:两座花岗岩的桥基有一座被炸毁，至今弥补的水泥痕迹与另一桥基形成对照。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当年日本人现场拍摄的爆炸录像成为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物证。

“1935年张学良的老部下卢广绩到英国见到曾经抢救过张作霖的施得阁医院创办人、英国人传教士施得阁时，后者告诉他‘张作霖当时就死了’。”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邢安臣回忆起对卢广绩的采访:“卢广绩说，施得阁描述张作霖被炸后的情景:（张）左肱骨被炸断，血流如注。后来施得阁对大帅府的人说，不要对外说张作霖已死。”

森岛守人在《阴谋、暗杀、军刀》中写道:“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趁爆炸列车和张死亡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事先在奉天大和旅馆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不了解河本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在3日夜里解散了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藤中将严厉地命令阻止”，而奉天省长臧式毅“也阻止了奉天军队的行动”，河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外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当时就会发生。”

当时曾与张作霖同车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在天津提前下车，对暗杀并不知情）在得知张作霖被炸死后，回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三本写信说:“一切都完了。”对于激进的青年日本军人的极端手段，深谙利用张作霖控制东北的町野武马认为，这些军人的行为破坏了日本的利益。因为“已经信仰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建造（张作霖被迫同意的）满蒙五铁路了。唯有张作霖才能压住其部下……张作霖的死，的确很可惜”。

张学良的国难家仇

“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去消灭。”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表明，日本军人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然而张作霖之死却加速了中国南北妥协、全国统一的进程。

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在张作霖死后曾来奉天会见张学良。林权助当时以日本历史中“关原战役”为说明，暗地将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将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以此鼓励张学良自立。而张作霖时代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回忆张作霖死后，日本司令官村冈在奉天满铁公署初次会见张学良时的言语，则比林权助更加直接。“当司令官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指杨宇霆）企图取而代之时，据说张学良感激得声泪俱下。”

然而一年后，林久治郎从当时担任翻译、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家桢那里获悉张学良当时内心的实情。当时张学良在会见结束返回时在车上问王家桢:“你能理解我今天为什么落了泪吗？”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奔流了。”

林久治郎在1928年7月16日拜会张学良时，对于当时日本政府最为关心的东北新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对张学良施以高压政策:“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各国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

日本人看似关切的拉拢，实则试图让张学良放弃张作霖一贯在日本和英美之间相互利用的手段，望其成为彻底的亲日派。然而从小就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张学良，却常以“国难家仇丛集一身”的话来提醒自己，最终决定支持南京新政府，与国民党合作，毅然决定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

1928年12月29日上午7点，奉天城内外的政府机关全部取下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日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总司令委任状。日本军人为了夺取“满洲”的主导权而炸死张作霖，最终导致政策上的完全失败，并导致田中义一为首的第27届日本内阁垮台。

经济危机下的战争狂热

自1920年起，日本国内连续发生经济危机。此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和中国国内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浪潮。1929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声浪，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也许在1929年就爆发了。

“经济危机是加速日本策划‘九一八’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本质原因。”邢安臣说，“在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的国家远远不止日本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来看，日本的大陆政策才是侵略中国的根源所在。”1931年5月29日，在日本侵华军第二师团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他说:“打开我国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板垣征四郎和被称为日本军界“思想家”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都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一年以后行动”的计划。因为同样陷于经济危机的欧美各国正处于无暇东顾的时刻。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此后，当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和8月的“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

1931年7月，驻守京都的日军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出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了10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的传单，传单中极力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情况的地图。“炸死张作霖虽然得手，但是日本的全盘协调却并没有到位。当时日本并没有在舆论上做好准备。但是在‘九一八’之前，‘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被日本人大肆渲染。”胡玉海说。

在中国方面，当时被张学良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发现关东军的变化时曾写信予以提醒，但张学良对此缺乏重视，并没有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在误判日本人企图的同时，张学良最终严守了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决策。

曾任张学良总部副官的刘余庆之子刘振永回忆起1931年9月18日晚的北平：副司令行营为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特地举行招待会，张学良带兵作陪英国武官等人，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著名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半夜时分，参谋长荣臻来电，告知日军攻击北大营。在日本方面，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接到关东军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日本陆相南次郎在手记中写道：“该发生的事情终于来了。”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本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队增援。在9月19日上午7点于参谋本部召开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尽管对关东军是否应该增兵增援，但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记载：“最后全体对增加兵力达成了一致意见。”显然，派驻朝鲜军队增援关东军乃是日军参谋本部既定计划的一部分，但按惯例，向国外派遣部队，必须先由内阁批准，再由天皇下达命令。然而军国主义的狂热氛围，终于让一切阻碍侵略的可能全然消失。

据说田中义一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曾长叹“孺子不知父母心”。田中首相起初向昭和天皇报告张作霖谋杀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然而由于日本陆军总部对于河本大佐“无私的爱国行为”的动机的支持，田中义一最终宣布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下克上”行为的泛滥。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就是在没有向内阁通报的情况下，独断地派出3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得关东军占领整个东北成为可能。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默许和纵容，并不是林铣一郎惟一的靠山。违背军令私自出兵的林铣一郎此后竟在1937年由天皇授权组阁。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深受日本天皇赞誉：“卿以寡克众，为此，皇军已威震四海，朕甚佳之。”

尾声

当我们在寒风中驱车前往北大营时，如果不是邢安臣教授指路，想找到这个被无数杂乱建筑淹没的北大营最后一个原始营房遗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座当年奉天城东北约5公里的正方形军营，曾经是东北地区经营多年的惟一军营。在1931年9月18日，那里驻扎着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王以哲的第7旅。这残存下来的北大营惟一一间历史见证物，如今也已残破不堪。

从1905年到1931年9月18日，无数次日本挑起的冲突都没有“九一八”这次引发了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后来曾任日本外相的币原说:“‘九一八事变’是吞下了一颗炸弹。”但对于东北3000万同胞，“九一八”侵略战争开始了东三省14年沦亡和抵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