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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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

   吴宓（1894－1978）当年的“哈佛三杰” 之一――吴宓，，曾经因为极力“复古”而大受批评，却一力推行“中西兼通”，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作出了贡献，也充分体现出清华教育的特点。

　　吴宓，陕西泾阳县安吴堡人，自幼酷爱传统文化，在诗文写作上颇有根基。1911年，吴宓入清华学堂学习；1917年赴美，在弗吉尼亚研习英文一年，后到哈佛比较文学系。由于学问超群，吴宓和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回国后，吴宓在东南大学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开我国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之先河。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出任总编辑。1925年，回清华任教，筹建研究院。1926年后，在西洋文学系任教，后多次任外文系系主任。1950年，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文革后饱受迫害，1978年，含冤去世。

　　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提倡白话文、作新诗成为时尚，吴宓却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宣传新人文主义的同时，大写文言文，作白话诗，声称要“昌明国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925年清华决定筹办研究院，吴宓认为，其目的是培养造就兼通中西文化的专家和学者。吴宓广揽名师，为研究院聘请了四大导师，但不愿充任院长，而甘当“执行秘书”。吴宓主持下的研究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师生联系紧密，教授各展其才，因材施教，培养了大批人才。

　　1928年以后，在吴宓倡导和主持下的外文系，参考哈佛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提出培养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的目标，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教育。清华外文系是国学院后，文科院系成就最显著的一个：钱钟书、曹禺、季羡林、胡乔木、乔冠华都曾就读于此。

　　吴宓先生在外语系的课程深受诸弟子欢迎，但他的后半生却专注于红学研究，颇让人遗憾。至于他惨遭12年迫害，在1978年初去世，更让人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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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
2004年 09月23日
   马约翰（1882—1966）在清华，有一个几乎每个学生和老师引以为骄傲，但外界极少提起的人，他就是著名体育家马约翰教授。

　　马约翰1882年生于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从小就喜爱体育运动。他具有突出的运动才能，精于中短跑，曾多次在全国竞赛中夺得冠军。由于家境贫困，直到29岁，马约翰才在他人资助下完成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业。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从这时起，直到1966年逝世，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对清华体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华早有“强迫运动”的传统，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时至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有一些学生总是躲起来看书，参加锻炼的，既不积极，也缺乏科学指导。马约翰到了清华以后，每天的锻炼时间都去寻找、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同学参加锻炼。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他既引导学生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又经常按照学生的特点，设计不同的矫正项目，锻炼效果显著，学生兴趣大增。

　　马约翰很善于向国外学习先进的体育理论，又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特点，编了近百套徒手操。这些徒手操，对于缺乏场地和器械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他的指导下，体育运动成为清华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运动水平提高很多，清华代表队在对外比赛中屡屡获奖。

　　马约翰很早就提出“动是健康的泉源”，要求运动一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二要坚持，三要全面多样。他自己身体力行，76岁还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他认为体育运动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是教育的组成部分，还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为了维护体育道德，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的队员，还发起成立了北京各大高校体育教师都参加的体育会，维护比赛秩序。

　　马约翰毕生致力于我国体育事业，深受人们敬仰，被誉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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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3），字静安，号观堂，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静安先生学贯东西，对国学造诣博大精深，对西学亦颇精通，涉及哲学、美学、教育学、论理学、文艺学、文字学、敦煌学、考古学、中国哲学史等广泛的学术领域。善于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用来研究中国学术史上的新材料、新问题，“多有创获”。1925年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称“导师”。
　　青年时期，静安先生的思想受到叔本华和尼采的极大影响，接受了“先验论”、“唯意志论”、悲观主义、超人学说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从而立之年起，转而研究文学，既而研究史学。在文学方面，《人间词话》被公认为开创性的，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成果；《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史学方面，着重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文字和音律学的考订，尤其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尤其具有开创意义。

　　静安先生潜心治学。求真求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古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是先生治学精神的最好体现。先生一生谦虚谨慎，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即使在研究生面前，也以礼相待。面对研究生的请教，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就说“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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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逝的英雄神话

　　知道陈寅恪是位与钱钟书分量同重的学问家，还是后来的事。许多人并非孤陋，但在几年前，他们不了解陈氏的家底，甚至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终于有一天，他们面前树起一座丰碑，突兀无比，心中念叨着一个为之激动为之叹惋为之伤痛的名字。此时再不知有一个人名用“恪”读que，就算有些寡闻，就枉称读书之人了。于是，有人称之为“民间英雄”。

　　然而，许许多多的众生不知道陈寅恪，没读过甚至也不准备去读陈寅恪的大作，并不是一件太遗憾的事，无论对陈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中国人，都是如此。

　　遗憾甚或悲哀的是，今天突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了并且喜欢上了陈寅恪，如痴如醉入幻入梦地去读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书，继而去探寻陈寅恪并探寻与陈氏瓜葛相连如吴宓等人的来处与归宿之隐秘故事。因为此时，我们应该突然发现，走近我们、渐渐为我们熟悉的寅恪老，实质上正远离我们如风如云一般，慢慢远逝。看着我们，他面孔冷峻若有所失不然无语……

　　陈寅恪，已是渐渐远去的神化。 　　陈氏之学问如何渊博，思想多么深邃，照理说是专家们的事。不过，陈氏学问也确实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是多数人所认同的。其孤僻偏狭对于食世俗烟之普通生命，绝无普遍意义和价值可言，更不必说起其考证索隐之枯燥乏味了。就其为学之观念与方法上，即使对其同时代的人，也已有些落伍了，如其“诗史互证”即是最受议论的。钱穆、胡适之等大家早就声称，陈氏的文章并不高明。要言之，陈氏学问既无普遍意义，就不可能给他带来令众生倾倒膜拜的神圣魅力。 　　然而，寅老更大的魅力却是秀在别处，在他超越了狭窄的学问，拥有了另一个最具生命普遍性的光环。 　　希腊先哲曾称人为政治动物。此言正密合中国人之生命轨迹。“学而优则仕”，孔子一句话统一了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灵魂。无数正直的与卑俗的、伟大的与渺小的、成功者与失败者、高贵者与低贱者云云，都曾在政治的转盘上被摆弄被纠缠得晕头转向，在政治的牢狱中受尽煎熬与凌辱。 　　然而，以一介书生之渺小孱弱，陈寅恪竟对来自任何一方的政治强力，高傲地喊出一声：不！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上层人物曾极力争取陈氏赴台，被他坚辞。这在解放后的大陆传为佳话。1953年，有关部门极力争取陈寅恪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所所长，老头子竟不识天高地厚，提出一些难以容忍的条件，要让共和国的领袖开证明，允许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宗奉马列不学习政治。这在当时不啻是惊天动地的狂妄与冒犯。他如愿以偿，未应召赴京。他却还安然无恙：虽有各种人士在各种场合批评他，他自己的待遇却是直线上升。此后，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以睹陈氏风采为荣，狂横如康生竟被他堵之门外。 　　如此，在那个岁月里，还有几人？由此，我便想到了古代神话，也想到了近世武侠。 　　人是渺小脆弱的，很难经受住各种压迫与欺侮。于是就有英雄。现实中有真的英雄，最完美的英雄在幻想中诞生。英雄强大无比，超凡脱俗，他战胜自然的灾难、社会的压迫。他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众生。武侠小说盛行于历史的晚近时代，也正切合了人们对强劲人格的向往。正如所谓“卡里斯玛”之产生。对武侠英雄，凡人投注了超凡脱俗的梦幻。俗人需要虚幻的力量，需要对力量的虚构。 　　回到陈寅恪。陈氏突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明星，并非学术界的喜事。许多人需要的不是陈氏的著作和学问，而是要在陈氏可谓浩然大哉的人格形象上寄托一分向往，获取一分体验。 　　而这些，在我们周围，已是珍稀，近乎绝迹。“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竟如黄钟大吕而振聋发聩，却似空谷足音且飘渺远逝。 　　也可以说，陈寅恪的人生经历，正是一部情节曲折的演义小说，一部振奋人心荡涤尘缘的英雄神话。 　　但他正慢慢远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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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治校名言。在清华历史上，除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之外，还有许多如雷贯耳名字，他们以其深湛的学问和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华史册中耀眼的辰星。

　　值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之际，笔者寻踪清华园，拜谒了三位享誉学界、德高望重的大师级老先生。

　　世纪老人施嘉炀

　　施嘉炀在清华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是清华70年前的系主任，是几近百岁高龄的老先生。


近百岁的中国著名土木水利工程教育家和科学家施嘉炀先生。


八十八岁的张维教授是清华最早的两位力学专业教授之一。

　 　　　我们如约来到施先生优雅宁静的小院。只见他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正坐在客厅里等候。看到我们进来，忙起身关照大家坐下。百岁老人对晚辈如此认真有礼，令我们极其感动，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施老的听力有些不好，精神却很健朗，虽是耄耋之年，但生活起居正常，在屋里行走从不用拐杖。家人说他平时多在书房看书写字，除了活动外，他最大的消遣是看电视，老先生喜欢看新闻和体育节目，最不高兴把频道换成电视剧，他说看不懂。

　　今年3月11日，是施老先生九十九寿诞，王大中校长特意给施先生开了一个祝寿会。会上，老先生站着讲了十分钟的话，头脑清晰，声音洪亮，谆谆之情，溢于言表。

　施嘉炀是中国著名的土木水利工程教育家和科学家。1902年出生于福州市，1915年考入清华，1923～1928年赴美留学，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硕士、电机工程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1928年，清华土木工程系成立，施嘉炀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施先生曾任清华及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等，为中国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施先生从教70年，桃李硕果满天下。当年土木系的学生称施嘉炀是“万能之主任”，他们写道：“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这幅风趣的肖像画，形象地描绘出施先生为人、为师、为学问的大师风范。

　　“米字寿星”张维
吴良镛教授和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在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交谈。

建筑泰斗吴良镛教授和中国著名的力学专家张维（右）教授在家中庭院交谈。
　　来到张先生家时，张老正准备用早点。他面前一小碗牛奶，遂向我们介绍，“牛奶里加一勺蜂王浆，因为蜂王浆有些涩，还要再加点蜂蜜，这就是我的养生之道。”张先生确是一位红光满面，身板挺直、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爽朗地说：“我今年八十八岁，按日本人的汉字拆法，八十八就是米，今年是我的‘米’字年。”

　　张先生的客厅里，地上摆着高大的绿色植物，墙上挂满书画、照片、奖书。一幅通天企地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对联，是放大的魏碑拓片，古风飘逸，字体遒劲，甚是夺目。

　　张维是北京人，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德国柏林高工、工程博士。是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德国工程师学会、国家桥梁与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会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是中国著名力学家和教育家，为数不多的两院院士。


　　四十年代，张维与钱伟长曾是清华最早的两个力学专业教授，后又与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等人倡导成立了清华工程力学系，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力学与工程热物理学科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培养出无数核物理和结构工程方面的高级人才。他的学术成就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并荣获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洪堡奖章、大十字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

　　张老书斋中珍藏着一幅朱容基任副总理时来看望他的照片。朱容基是1947年夏天考入清华电机系，那时尚未满19岁。学生时代，朱容基不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还积极投身了进步学生运动，当过班长，当选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他在清华修业四年，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曾哺育他成长的老师更无比尊敬。

　　建筑泰斗吴良镛

　　上世纪末，清华园里出镜率最高的教授要数吴良镛先生了。

　　1992吴良镛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规划设计”荣获亚洲建筑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奖”和联合国“世界人居奖”。1996年吴良镛荣获国际建筑师学会(UIA)设立的“1996年建筑评论和建筑教育奖”。1999年吴良镛在北京主持了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起草了国际建筑领域的世纪性宣言《北京宪章》。2000年担任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评委会主席的吴良镛，与四十多名两院院士、一百对名建筑师联名上书、呼吁，请求重新论证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设计方案，迫使国家大剧院停工待命。

　　吴先生身材不高，谦谦风度中，似乎文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更浓于建筑师。他当年就读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而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绘画大师都在艺术系执教。吴先生有幸聆听他们的演讲，欣赏他们的画展，观看他们的教学，深受其艺术熏陶。

　　1946年吴先生应梁思成之邀到北京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经梁先生推荐赴美进修于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师从伊利尔·沙里宁，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历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1984筹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筹建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任主任。

　　由于这些经历，在5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吴良镛一方面致力于人居环境研究，从体形环境设计的角度,研究城市的空间与结构形态并实践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中。他提出的“大北京地区概念”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人居环境科学”的构想。另一方面吴先生又继续恩师梁思成未竟的事业，弘扬梁先生超越时代的建筑思想和理念，痛斥建筑领域肆意破坏生态和人文环境的行为。日前，在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吴先生呼吁，世界全球化无论怎样变，立志为吾土吾民服务，乃是中国建筑师最根本的职责。中国要发展全社会的建筑学，发展人居环境科学，以迎接新世纪中国建筑科学艺术的伟大复兴。(完）

寒笛

楼主真是学识渊博...受教了...
但是....为什么不说说湖大的大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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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寒笛于2004-12-25 19:59发表的:
楼主真是学识渊博...受教了...
但是....为什么不说说湖大的大师呢...

国学大师杨树达，在湖大大家谈有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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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当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人们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赵元任先生了。但想想今天语言学对各学科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位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最年轻“导师”同样不容忽视。

　　赵元任祖籍江苏武进，1892年出生于天津。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以第二名被“游美学务处”录取，选送赴美学习，1914年在康奈尔获数学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28岁的赵元任就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物理、数学、心理学讲师；1921年，再赴美任哈佛哲学讲师。1925年，33岁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1929年国学院结束，赵元任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语言组主任。1938年后定居美国，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

　　赵元任所学为数学和哲学，但他在语言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也取得了超人的成就。他在一星期以内就可以学会一种方言，还可以说得很好。1922年，他在法国专门研究语言学一年。1925年回国后，他在清华担任的课程有《方音学》、《普通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等。他还到南方各地考察方言，编纂了英文《中国语字典》、《中国语语法研究》等十几种语言学专著，以及二十多篇论文。

　　在外国语方面，他也可称广博通达，他对各国语音的掌握和对汉语方言一样细致入微。他还是近代著名的音乐家，利用西方的形式和方法，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音乐。他的著名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在广泛流传。

　　赵元任善于使自己的研究变得浅显易懂，容易接受。他会编造一些有趣的故事，来说明干燥无味的语言学问题。他在欧美讲古今汉语和各地方言，常常用当地的古语和方言作比较。他善于在音乐作品中应用民谣体，作品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易于接受理解。

　　赵元任的多才多艺，可惜多年在外，能够亲聆他的教诲的人很少，但直到今日，他的作品在国内仍有很大影响。1982年，赵元任本想回国定居，可惜寿限已到，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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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大师级别的，但也算是名师吧，一并列入：

不为五斗米折腰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研究家。随祖父长期居住扬州,自称江苏扬州人。


    191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上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及平民教育讲演团。后在江浙地区中学任教,投身新文学运动,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创办《诗》月刊。相继发表诗和散文《毁灭》、《踪迹》等。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杭州、扬州、上海、台州、温州、宁波和上虞春辉中学等处任教和从事文学创作。1925年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

       朱自清1931年赴英国留学。次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同事。出版《欧洲杂记》,散文集《你我》等,被称为散文巨匠。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不顾个人安危出席追悼大会并做闻一多生平事迹的报告。同年回京继续执教于清华大学,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委员,召集、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1948年6月抗议美国扶植日本,拒绝领取美国救济面粉,不久因贫病而逝。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可贵气节和高尚情操。朱自清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主要成员，一生勤奋，共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26种，约二百多万字。散文代表作有《荷塘月色》、《背影》、《绿》等；杂文集《标准与尺度》、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文集《经典常谈》、《语文零拾》等。1949年后,出版《朱自清文集》、《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朱自清诗文选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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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闻一多
2004年 09月22日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族的家庭。5岁入私塾读书。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生涯。19 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2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在“一二.一”惨案座谈会上，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闻一多还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镌刻在四烈士墓园的石壁上。3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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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梁思成是清末变法维新首领梁启超的长子，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主持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中南海怀仁堂的翻新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设计。

　　有一次，他对学生们笑着说：“你们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我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哩！是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项呱呱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马约翰是清华大学体育系的著名教授，梁思成既然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自然也是体育健将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梁思成先生身体搞垮，出现了“又驼又瘸”的残疾呢？

　　学生时代的梁思成，喜欢开摩托车。1929年5月7日，他正在准备参加毕业考试，并拟赴美留学时，听说天安门广场要举行进步学生活动，便驾驶他的摩托车，带着他的弟弟梁思永，由清华大学出发，进西直门，直奔西四牌楼、西单牌楼、西长安衔。那时的西长安街，不像现在这么宽，中间还有凹凸不平的路段。不料，摩托车开到南长安街南口，被一辆从后面驶来的汽车撞倒。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骨受伤。梁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当时的北京各报都报道了这场车祸。肇事者是军阀金永炎的汽车司机。汽车撞人后，横冲直闯而逃逸。警察明知此车是军阀金永炎所拥有的，而且出事时，金永炎就坐在车里，谁也不敢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事后，也没人到梁思成家赔礼道歉，使梁思成的母亲大为恼火，她直接找到总统府说理，要讨个说法。后来军阀金永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副官到梁家赔礼道歉。

　　梁思成受伤后，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还不太高明，梁思成的脊椎骨和腿部的手术都没有做好。结果，使他的脊椎骨出现了弯曲、驼背，使他的左腿短了一厘米。在以后的年月里，粱思成的鞋子都是专门定做的。梁思成先生颇有毅力，尽管在有这样严重残疾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为了测绘古代建筑，爬梁上柱，奋力攀高。

　　梁思成钟情天宁寺

　　日前，北京市政府投资253万元，修建古刹天宁寺，是迎接2008年奥运保持北京古都风貌工程项目之一。

　　天宁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元年（公元471年），寺内佛塔，高57.8米，是国内外著名的密檐式舍利塔，具有很高的文物保护价值。这次修缮工程约1300m2，待修缮工程竣工后，将恢复其佛教场所的功能，并将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善信游者。

　　粱思成先生对天宁寺情有独中。他曾数次到天宁寺，登上天宁寺塔进行考察和实地测量。天宁寺为砖筑实心十三层密檐式塔，平面八角形，建在方形台基上，通高57.8m。梁思成先生是古建筑专家，他曾对多处古建筑包括佛塔进行考察。根据他的经验，这种密檐式佛塔，多为辽代建造的佛塔，在我国的其他省市中也有类似的体型。它们的塔身以上，塔檐紧密相连层层叠叠，各层之间的距离特短，几乎看不到楼层。它的第一层塔身，是重点的部分，大多饰以佛龛、佛像和门窗、斗拱以及动植物图案纹等雕刻装饰，佛教与建筑艺术融于一体。因此，梁思成先生断定，天宁寺是辽代建造的。这个论断已为我国考古专家所公认。

　　关于天宁寺，历史文献上都说是隋代建造的，连乾隆皇帝金口玉言也说天宁寺是隋代建筑的。据梁思成先生考证，原来天宁寺确实是有过隋代佛塔的，不过那座隋代佛塔是木质结构的佛塔，防火性能不佳。后来，因为发生火灾，木质佛塔被大火焚毁。辽代在此基础上重建砖石结构的佛塔，防火性能相应加强了，虽经受了以后的多次火劫，拂塔仍安然无羔，而佛塔附近的佛殿经阁却大多被火烧毁了。《长安客话》云：“寺当元末，兵火荡尽”。这就是元代末年，天宁寺毁于战火的纪录。

　　梁思成先生钟情天宁寺，他说天宁寺塔富有音乐韵律，为古代建筑设计的杰作。

　　重视城市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遭到空前的极大的破坏，许多城市在战火中被焚毁，成了一片废墟，此时梁先生思考战后城市的发展及布局该怎么办，尤其关注城市过多集中与疏散不够的种种问题。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的重要文章，阐述了他对城市规划“有机性疏散”的新理念，强调“以疏散为第一要义”。“疏散不能散漫混乱”，而必须是“有机性疏散”。他并且展望我国的城市发展，认为我国将来市镇发展的路径也必须以有机性疏散为原则。务使市镇成为一个有机的秩序组织体。他主张：1、一个大城市的总体布局要成为多数小市镇（区）的集合体。2、在分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即分隔又连系而且又增多“居民游息之所”。3、严格控制各分区人口稠密度以及建筑面积，不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无限的整体。“有机性疏散”所追求的这些东西，说到底正是大城市实现现代化应该实现的目标之一。“有机性疏散”对于大城市负担过重的旧城中心而言，只能是减轻中心的负担，向外疏散，减少人口。梁先生早年曾提出保护北京城墙，沿城墙开辟绿化带，作为隔离空间，更是现代分区的最佳方案。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经历过不少坎坷，诸如：城市住宅建筑的“见缝插针”，势必就缩小了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大批违章临建的失控，破坏了城市建筑的格局。城市办工业则加大城市环境中的火灾危险性。历史事实证明，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依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

　　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火焚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期间，梁思成先生就曾为保护文物而奔走。当时他曾任教育部战区文物建筑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二战期间，当美军即将大反攻时，他编辑了中国古代、古建、古迹的保护名单，同时还指出对日本京都、奈良等重要历史建筑也予以保护。结果，使许多重要文物建筑得以免遭战火袭击。在北平解放前夕，他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地编写了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简目》，这个材料曾被印发给解放军各作战部队，使许多文物建筑免遭战火的袭击。

　　梁思成先生从小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对日本的古建筑情况十分了解。有一次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日本千年古刹法隆寺全堂被火烧毁了，他格外惋惜。当日本友人清水正夫来华访问，见到梁思成时，他就迫不及待的问法隆寺是否完全烧毁了，有无修复之可能。清水正夫答道：尚可修复。梁思成先生这才放下心来。几年之后，清水正夫再次访华，梁恩成先生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他，梁思成先生再一次问法隆寺金堂的修复问题。当清水正夫说法隆寺金堂已经完全修复，并将表面烧损的木柱依然保留时，梁先生非常高兴地说：保存着火的痕迹，可以警示后人。

　　不燃结构的民族性的现代建筑

　　如今社会上有一种偏见，一提起梁思成，就联想起“大屋顶”，似乎大屋顶就等于梁思成。其实这是对梁思成先生的误解。他爱中国的古代建筑，对紫禁城的宫殿、天坛、颐和国、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以及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但是他从来不主张照抄木结构的古建筑格局。在他设计或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建筑物，最讲究得是建筑的艺术性，建筑的民族性，传统与革新，美观实用、经济、坚固，还要防火性能良好。他所设计或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建筑物，都是一级防火等级的建筑物，从来没有一幢是木质结构的宫殿式建筑。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其避雷针是带状的，而不是针状的，能同主体结构造型相适应。美观的建筑艺术同防雷实用效果相结合。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也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其建筑设计也是相当好的，并被评为优秀设计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也是在梁思成先生的主持下由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

　　始终不渝地提倡“中而新”的建筑创作观

　　所谓“中而新”，就是不割断历史根脉的现代创作实践之路。“中”是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基因遗传。“新”是无限而有序的现代发展。“中”与“新”的有机结合，才具有合而不同的建筑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这种建筑创作观，现代城市“开辟新区、保护故城”有机的疏散理念，可以使古代建筑同新区的开辟同步发展，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居乐业。

　　梁思成先生提倡空间理论。所言“建筑是组织空间的艺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国汽车工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梁恩成就提出重要公共建筑场所，要留出较大广场和车道，以便用于停车和通行车辆。这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许多大城市汽车保有量逐年上升，而在这些城市中，凡是交通不畅，救援空间不足，必将造成惨重的伤亡与损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对于现代城市的管理而言，是不科学的。

　　经批准的北京市总体规划，终于确定了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确定了要大力保护古都风貌，决定要将城内一切工厂迁出城外，即使城外工厂，如果对环境不利，有碍于消防安全，也不能发展，并将逐步外迁。这个规划的实施，必将为北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

　　梁思成先生把一生献给了建筑教育事业，论著颇丰，他编写的《营造法式注释》和《中国建筑史》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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