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南方周末年终特刊:中国观察

寒柳轩客

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点——2004年的公共生活

2004-12-30 16:12:54  来源:南方周末   



　　□秋风

　　回顾2004年，跟任何一年一样，我们既看到了利益分化与冲突的表征，也看到了种种制度变革的趋势。这些变革有助于化解当下的社会冲突，推动法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令人瞩目的修宪
　　2004年的政治生活始于修宪。宪法修正案中引起最广泛关注的内容，是人民一项基本权利终于得到宪法的认可：私人财产权。全国人大3月份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当代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分化，而某些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不公平感。其根源在于，民众的私人财产权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和有效的保障。比如，农民对于土地究竟拥有何种权利？城市居民对于其房屋下面的土地究竟拥有何种权利？购买了自有住房的业主究竟拥有何种权利？从县政府那里有偿获得了石油开采权的陕北民营油田业主，又有什么样的权利？
　　显然，我们缺乏一套完善的产权法律框架。模糊的规则给了政府巨大的自由支配权。地方政府借助于权力，非常廉价地从农民和市民手中获得土地。于是，“圈地运动”在城乡各地此起彼伏。大规模的开发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财产，本来应当有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过程的事情，却可以短时间内搞定。
　　其中的奥秘，在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中显露得一清二楚。县政府打出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权力在为商业托底。政府和强势企业的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的不对称的结果是，在繁华、排场的背后，是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城市化的过程与失地农民、拆迁居民的抗议、上访形影不离。
　　解决之道就在于，使每个人得到其应该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宪法修正案做到了这一点。不过，纸面上的权利要变成现实的权利，需要一整套制度设计相配套。否则，宪法上的权利就仍只是纸面上的权利。
　　法治的一项基本原理是，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当个人的私有财产遭受侵害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则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就是不稳固的。宪法上的权利则应当配合以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这样的救济。
　　我们看到，2001年的齐玉苓教育权案被形容为中国第一例宪法诉讼，2003年底，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教授鼓励安徽的张先著提起另一起宪法诉讼案件，即乙肝歧视案。2004年春天法院裁定，原告胜诉。同时，浙江、河南也都有类似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这样的案件原告是否胜诉，当然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
　　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露出一些端倪。许多侵害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事，是在地方法规、政令的名义下进行的。比如，不少地方制定了歧视外来人口、实行地方保护的法规，不公平的拆迁标准也是地方政府所确定的。若不废止这样的法规、政令，公民权利是无从得到保障的。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下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又较为详尽地解释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其核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行使违宪审查权，而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审查请求。
　　学者们在争论这样的方案是否合理可行，民众最关心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何时真正地行使这种权力？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
　　宪法的基本宗旨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就需要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为此，需要将政府的全部活动纳入到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中。
　　法治是今年公共论坛上的一个主题。高层郑重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概念，3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而执政党关于提高执政能力的文件，也将依法执政作为关键。这些文件显示，政府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认识到，依法治国，不是以法治民，而主要是依法治官。温家宝总理在3月4日与政协委员座谈时说的一句话概括了法治的精髓：“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
　　这样的法律，首先为政府的行为划定一个界限。法律将详细列举出政府官员可以行使的权力，除此之外的一切权力，都是非法的；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严格按照程序行使。
　　而实际情形是，政府通过法律授予自己过多权力。比如，设立诸多审批程序。7月份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正是针对这一点而来的。在此前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清理其法规、规章、政策性文件和收费项目。
　　不过，中国社会调查所11月份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武汉、南宁等地公众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行政许可法不是魔法棒。63％的被访者表示曾对行政许可法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它能把民众从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中解放出来。然而，57％的被访者表示，在行政许可法实施近半年后，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问题仍然在于救济。仅用法律条文来规范政府的权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追究。如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给民众造成损害，政府及相应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给予合理而及时的赔偿。温家宝总理将此概括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另一方面，信访制度如何改革，也引发激烈讨论。这是一条政治性救济渠道。国务院信访局主张强化信访办的权力，使之具有督办权，但这很可能导致信访的爆炸性增长；于建嵘等学者则建议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对信访制度改革，最终目的是撤销信访办，将其受理的各种案件移交法院和各级人大处理。的确，如何在有效地化解社会冲突的时候，使政治性救济方式与司法救济方式相协调，需要政治智慧。

　　红河试验与业主维权
　　保障民众权利的另一个手段是民主与自治。
　　2004年4月份，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悄悄”突破了农民民主自治的层次，在石屏县九个乡镇中的七个实行了乡镇长“直推直选”。也许正是因为这是一次重大突破，所以，一直到11月初《半月谈》杂志报道后，外界才知晓石屏试验。又有消息说，中组部曾委派3名官员于10月到红河州调研此次直选试点工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让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石屏试验会不会逐渐推广，从而从村民民主自治发展到乡镇民主自治？
　　城市也在稳步地推进居民自治。民政部于11月底公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稿，新增和修改多个条款，重新厘定居委会与城市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它规定，城市基层政府可以对居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社区居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其中包括，不得指定、委派或撤销居委会。
　　除了居委会之外，城市新兴住宅区的业主委员会也在居民自治生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承认了业主的自治权利，但对于自治管理机构——业委会的法律地位未作明确界定。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司法机构先后承认业委会可以在涉及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事项方面，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代表业主维护权利。这就把近年来自然形成的业主维权活动纳入了制度化渠道中，使得业委会可以在司法体系内理性地主张业主的诉求，维护业主的权利。
　　民主、自治的发育，有可能逐渐地在人民中间培育出一种公共精神、公民精神，这正是法治与宪政秩序的基础。

　　公共论坛在嘈杂中浮现
　　公共生活离不开公共舆论。而在这两年的中国，舆论形成之与网络世界的关联，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网络正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年来发生的多起热点事件，都是由网络媒体造成或者放大的，网络汇聚各方意见和观点，并提供了辩论的平台，由此在虚拟的空间中形成了相对比较真实的公众舆论，这样的舆论也引起了高层关注，并对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3年10月16日，在哈尔滨，一辆宝马汽车撞死一位农妇。借助于网络媒体，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交通肇事案，成了一次事件，一直到2004年初，都是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以至于多名省级高官不得不一再出面澄清传闻，黑龙江省甚至派员向中央报告案情。
　　从2003年延续下来的网络舆论热点，还有黄静事件。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黄家一边，促成了多次尸检与司法鉴定。因此，有人把黄静案称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被告方姜俊武则将自己形容为“网络时代的第一个现代窦娥”。
　　接下来是“妞妞事件”。11月初，深圳市委某领导之女、影片《时差7小时》女主角名下有769万元巨额资产的新闻一经披露，即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各样的小道新闻通过网络传出来。深圳市委于11月11日召开全体会议，通报相关调查与处理结果。
　　当然，影响最大的是郎顾事件。郎咸平肯定没有想到，他炮轰格林柯尔、青岛海尔、TCL集团等企业会引爆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政策之合理性、改革过程之公正性、改革结果之可欲性的大讨论。方方面面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纷纷主动或被动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立场。而网络再次成为最重要的论战场所，90％的网友都在支持郎咸平，而张维迎只获得了5％的网上支持率。
　　这些网络舆论事件具有类似的敏感点：弱者的无权，强者的骄横，缺乏制约的权力，司法的低效率与腐败，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成分。因而，与纸媒体相比，这样的公共论坛确实是嘈杂的，其中甚至不乏不够理性的表达，但不管网络舆论的品质如何，一个民主社会需要这样的舆论。它确实比较嘈杂，但在嘈杂中，往往传递着较为真实的底层声音，是决策者所不能忽视的。
　　也正因为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它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引导和洞察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网络舆论对政府决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面向公众的公开政治
　　长期以来，政府的绝大多数决策是关门制订出来的。只有在政府已经作出决策之后，官员才出来告诉公众。至于决策的过程，则无人知晓，公众当然基本上也就无从参与，只能被动地执行已经确定的决策。
　　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变，而政府官员也在适应如何应对公众的质疑。从2003年底开始的整个宏观调控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争论甚至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专门在11初发表演讲和文章，从八个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手段的合理性、结果的可取性等等进行深入阐述。
　　官员们已经意识到了，政府的立法、政策设想或项目建议是需要得到民众了解和认可的，因此，它需要向社会作出解释，说服民众。
　　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面前，每个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都要学习如何适应。从11月26日开始，来自中国14个省、直辖市的党政高官已经或即将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讲述本省、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得失和经验。他们的经验固然重要，但他们在电视上出现，以个性化的语言讲述自己执政的得失本身，可能更有价值。官员们用民众能够理解、能够打动民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将这称为一种个性化施政风格。
　　当然，最为个性化的，当属连续两年掀起审计风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
　　其实，在李金华掀起审计风暴的背后，我们也许还能看到一点制度变革的迹象。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人的想法肯定是不同的。实际上，政府内部的决策中充满了分歧、辩论，但一直未被公开。一项决策作出后，公众并不知道，谁是提议者，谁是推动者，谁是最终的决策者，又有谁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或者有没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
　　责任政府，不仅是指地方政府或某个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对民众承担责任，更主要地是指具体的官员要承担他个人的责任。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应当在施政过程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民众来判断，他是否恰当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李金华的担当，体现的正是一种政治新风尚：公开的面向公众的政治。

　　妥协的勇气
　　当下社会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1993年以来，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某些利益冲突之所以激化，部分群体之所以有不公平之感，不是因为市场交易本身不公平，而是因为政府介入太深，从而使拆迁户、农民、农民工几乎丧失了与相关企业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样做固然可在短时期内推动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会危及社会稳定。
　　政府需要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和角色。显然，政府不应当是企业家，不应当以发展经济为自己的惟一职能。政府的职能首先是维护和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为此，政府应当公平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每个人。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在政府眼里，都应当是同等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若干积极的进展。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曾普遍遭到忽视和侵害，因为，地方政府多是偏袒企业，而不承认农民工的权利。在总理替农民追讨拖欠工资之后，全国总工会明确支持农民工加入工会，也明确要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组建工会。没有工会，分散的农民工是没有谈判能力的，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尊重民众权利的政府，要有拒绝某些诱惑的勇气，即拒绝利益的诱惑。同时，也要有妥协的勇气。对于民众的诉求，理性地作出妥协。
　　北京市人大关于新交法的听证会体现了妥协的精神。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机动车负全责”引起广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人大召开了立法听证会，通过《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对上述条款作了一定修正。
　　法治本身就需要一种妥协精神，在宪法与法律之下的妥协。法治意味着，政府和民众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法规不合宪，就应当废止；政令、政策不合法，就应当停止执行；行政行为不合法，就应当受到追究。面对民众的权利，政府知道自己权力的界限，其实有益于增进政府的权威。只有在政府的权力与民众的权利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社会才有可能趋于充满生机的和谐。

寒柳轩客

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2004-12-30 16:12:54  来源:南方周末   


　　□孙立平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
　　■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社会的基础：利益均衡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
　　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
　　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已经有俄罗斯、东盟十国、新西兰、吉尔吉斯斯坦、贝宁、多哥、南非、亚美尼亚等多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为期不会太远。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
　　2004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人们在这场讨论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怎样才能提供效率，同时也要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利益均衡的关键：利益协调机制
　　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
　　在2004年，举国上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开始显现初步的效果。在历经了几年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之后，在中央和各地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扶持下，2004年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城市，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可望出现缩小。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改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也使城市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扶持的结果；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初步解决是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制度化的解决并没有形成；如果2005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城市中的就业和贫困问题也难以乐观。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就是近一两年物价的上升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对城市中贫困群体的生活构成了新的威胁，并成为恶化利益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建构和谐社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现实性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据报道，我国2004年财政收入将实现新突破，达到26000亿元。在这种发展的态势下，需要更关注再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19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额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均衡机制的基础：表达和博弈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在2004年，关于国企改制以及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由资本发动的足球革命的发生，劳资冲突的频繁发生，昭示着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开始形成。
　　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不断加深。这首先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19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全国总工会表示，针对那些不建工会的“钉子户”，全总可能采取以下措施：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职工上下合作，对不建工会的企业情况建立名单档案；依法通过上级工会派员帮助企业组建工会；与劳动行政部门合作，对企业提出异议；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组织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劳务工加入工会的通知》明确要求“凡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从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务工，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目标是：“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为此，通知还提出了六大措施。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企业工资支付信用制度、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支付报告制度、欠薪保障制度等，杜绝拖欠工资现象的产生；建议在各类企业广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全国总工会还建议修改刑法，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2005年有望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而即使是很有限的突破，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建立容纳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安排
　　应当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形成这样的一种能力，则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
　　根据有关报道，2004年各地发生了不少群体性事件，而上访包括集体上访的数量仍然居高不下，由征地和拆迁引起的上访数量明显增加。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上述事件基本都是基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本身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因此，应当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形成这样的一种能力，则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应当说，在2004年几个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上，隐约在出现一种新的模式。以2004年夏天发生的银川出租车事件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因素。
　　第一，对群众利益要求的正面回应。在最近几年间，SARS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到了2004年，有关的探索和重建继续在稳步进行。在银川的出租车停运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正面回应的做法。
　　第二，对利益冲突的正确定位。利益冲突是一种理性化冲突。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冲突，目标是有限的，一般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银川出租车事件中，我们看到银川市政府一直没有将事件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没有把出租车司机反对某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具体规定等同于反对政府，没有将出租车停运的集体事件上纲到扰乱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上来。对于事件本身的这种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了基调。
　　第三，妥协是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银川出租车事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事件。利益冲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决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往往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谈判应当成为解决冲突的常规化形式。
　　第四，认错与依法惩处的组合化处理方式。在银川市政府处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一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这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至少是由下面三点构成的。第一，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第二，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了冲突。第三，在冲突中，出现了拦截、袭击仍在运营的出租车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警方抓获闹事嫌疑人员127人，依法处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个事件方式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因为它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
　　但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为它包括了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大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要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在最近的几年中，社会中的利益矛盾明显增加，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我们跨过这个坎儿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因此，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2005年，在建立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关系上将会迈出扎实的一步。这不仅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且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寒柳轩客

2004年的兴奋与不安

2004-12-30 16:12:54  来源:南方周末   


　　□马克

　　岁末一瞥
　　对中国人而言，12月24日本应是个普通的周末，但是当我从位于北京东长安街的中粮广场里走出来时，一时间竟有置身异国的感觉———作为商场的写字楼一层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圣诞礼品和装饰品，“MERRY　CHRISTMAS”的叮咚乐声随处飘来；暮色之中，两棵色彩斑斓的巨型圣诞树伫立在门前，整座大楼则环绕在彩灯的光芒之下。
　　和往常一样，我在大楼一层的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里取了点钱。今年以来，这家银行的各个网点都添置了自动取号机和等候靠椅，这多少减轻了排队等候的烦恼。和这家银行同处一层的还有汇丰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三周之前，北京向外资银行开放了人民币业务。“是不是应当把存款挪个地方？”许多人和我一样这样问过自己，也和我一样还未付诸行动。
　　紧挨着中粮广场的海关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也许那里的工作人员还在紧张而兴奋地计算着今年的进出口数据。两周前，海关通过中央电视台宣布中国今年的外贸总额已突破1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那一天是中国加入WTO三周年，在WTO这个全球化加速器的作用下，仅仅用了三年，中国的贸易额就差不多翻了一番。
　　在地铁北京站，卖假发票的男女们和往常一样多，席卷北京的风雪寒流对他们似乎没什么影响，但是蜷缩在地下通道中的乞丐已经顾不上看面前的铁罐了。
　　地面行驶的城市铁路建成通车极大缓解了郊区人口的出行不便，也加速了人口的郊区化。城铁沿线是一座座新建和待建的居民小区，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将北京这座大工地的边界延展开来。类似的火热场面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些钢筋水泥的混合体有力地注释了中国强劲得有些过热的经济增长。
　　不过，在今年8月，我亲眼目睹了一队建筑民工打着“依法讨回血汗钱”的横幅沿街游行，这让我对“拖欠民工工资”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伴随我一路北行的是各种祝福短信，其中一多半是围绕“诞”的谐音字做文章，对19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戏谑的。
　　我下车的北苑站已是五环开外，这一带的楼价正在向每平米6000元逼近。虽然警惕地产泡沫的声音两年前就已发出、抑制泡沫的金融措施也已采取，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房价依然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扶摇直上”。
　　从我书桌旁的窗户向外望去，四年前刚搬到这里时的芳草萋萋已经被如今的万家灯火所取代，这多少给我一种温暖而又如梦的感觉。

　　安全的含义
　　32岁的程先生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相较父辈，他没有动荡的记忆；相较兄辈，他没有饥饿的记忆；成年时，他顺利获得了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工作后，他赶上了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今年年初，程先生被公司提升为销售总监；年中，他在易庄———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购买了第二套住房；年末，他的孩子即将降临人世。
　　“既兴奋又不安”，这是程先生岁末的感受。
　　程先生的不安来自对那些自身能力所无法把握的事情的担心———不公平竞争导致丢掉订单，通货膨胀导致资产贬值，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和其他未知影响……
　　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指望社保体系。基于国情，中国政府只能建立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保体系。对程先生而言，按照公司目前的缴费金额，即使将来社保体系不发生支付问题，他能从中领到的退休金也只有目前收入的十分之一。“看看工资条上的养老保险才几个钱吧，难道你指望退休后靠这点钱过日子？还有医疗，那点医疗保险恐怕只够做个阑尾手术！”
　　即将出世的孩子对程先生而言是又一组兴奋与不安，这些都促使他更加努力地赚钱，为自己，也为家人。“我认为全部资产没有一千万就谈不上安全感。”程先生说。
　　谢先生年长程先生10岁，积累财富的时间也多了10年，现在他的资产已经一倍于程先生的安全线，但是他并不感到踩

寒柳轩客

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2004-12-30 16:12:53  来源:南方周末   

　　

　　图为朱学勤　　姜晓明／摄
　　□朱学勤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本文发表时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寒柳轩客

争议仇和

2004-12-30 15:53:59  来源:南方周末   



仇和　本报记者　王轶庶／摄


　　□本报记者　张立
　　
　　■提名理由：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八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改革。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课题：身为地方党政领导，“仇和”们执政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其政绩又应该以什么标准考量？什么样的发展观更符合民众利益？

　　“好人，还是坏人？”这有点像一个绕不开的哲学问题。
　　这不仅是很多人小时候看电影时的疑问，成人世界也不能例外。尽管成年人更容易理解———如果把“好人”和“坏人”设定为两个遥遥相望的点，那么，大多数人其实是在这两点之间的直线上徘徊。
　　2004年2月5日，本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发表之后，网上跟帖评论2万多条，对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评论，大家的意见看来也分为了两派：有的说，好人，有的说，坏人。有的说，现在这种官太少，有的说，这种官中国不需要。
　　这些评价都来源于46岁的仇和8年来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的种种激进变革之举。他既强力反腐、以扣除公职人员工资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又是强制拆迁、强令国企改制“以卖为主”、要求犯错市民在电视上公开忏悔的指挥者，还是最早在全国完成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者……
　　倏忽一年光阴。这一年来，仇和有什么变化？宿迁有什么变化？这场争论带来了什么影响？

　　总书记视察
　　12月12日，本报记者回访宿迁。当天是星期天，仇和的日程仍然满满的，他上午出席在宿迁召开的全国教育体制改革研讨会，下午接待省委研究室的专题调研小组，晚上批了十多个文件，还会见了三个来投资的客商。
　　在2月份身处争论漩涡时，仇和在宿迁内部会议上统一思想：“我们的策略是拳击海绵，不作反弹，闭口务实，埋头干事，沉默是金。”
　　一长串的排比句，是仇和演讲的风格，隐于幕后运筹，是仇和长期面对媒体的策略。
　　这场争论尽管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但给宿迁市无疑带来了空前的关注。
　　2004年5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造访宿迁，这是一次不期而至的视察，他先至沭阳，在田间听取沭阳县委书记以及仇和的汇报，随后改变行程，前往宿迁，傍晚时分，胡总书记提出要到市里的商贸中心看看，见见老百姓。
　　这一突然之举忙坏了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胡锦涛一路缓步而行，不时停下和老百姓拉点家常，问问收入情况，听听地方官的口碑如何。
　　当晚，胡锦涛夜宿宿迁国际饭店，次晨离开。
　　仇和一直全程陪同视察。“我感觉胡总书记最关心的，还是政治民主的建设情况。”仇和告诉本报记者，“从沭阳推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到宿迁的公推竞选，胡总书记对此问得最多，问得最细。”“选一个人，是机制，选一套班子，就是制度了。”仇和后来这样理解胡总书记当时的话，在视察过后，宿迁市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专责落实此事。
　　“明年宿迁市准备在乡镇推行海选试验，”宿迁市一位干部透露，“乡镇党委书记，由全体党员直选，乡镇长则由全民海选，这涉及诸多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因为这一层次的海选，不像村级选举是‘熟悉人’选举，在乡镇范围内，如何产生候选人、如何竞选、如何筹措经费，如何宣传竞选纲领等等，都需要制定明确的制度。”
　　“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直接选举的级别，应该要推进到县一级了。”这是仇和的观点。
　　仇和每晚睡前读书50页，今年读书共约30本。

　　政绩和房价同升
　　“铁本事件”事发江苏，对江苏而言，2004年中央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无疑影响巨大。
　　“但对宿迁来说，2004年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仇和的理由如下，“今年影响经济的主要是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二是电力，恰恰是这两者，宿迁都不缺。”
　　市委常委叶辉分管宿迁经济开发区，他告诉本报记者，“宿迁有‘后发’优势，例如电力，分配给宿迁的指标目前仍有富余，另外，江苏省还对宿迁有特殊优惠，工业用电每度优惠0.1元，对于企业而言，这是很大的吸引力。”
　　开发区2003年的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2004年达到8000万元，叶辉预计2005年达到1.5亿元。仇和无疑对此十分满意，在他的个人述职报告中，他提到，预计2004年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3.8％，财政总收入18.48亿元，同口径相比增长1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2亿元，比上年增长35％。
　　另外一个大胆的举措是，仇和预测宏观调控后建材将全面涨价，2004年下半年，宿迁经济开发区5座运河桥、13条路同时开工，市里几项重点工程如通湖大道、宿沭一级公路等全面上马。
　　这些仍旧是典型的仇和风格，在政策面前研判大势，于雷霆一击后闪电收手。
　　从政绩数字来衡量，仇和2004年的答卷无疑成绩不俗，然而这些同样只是数字，对宿迁市民而言，2004年宿迁市中心的房价涨到近3000元，这才是大事，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仍只有6351元。
　　宿豫县雨露村的李大爷，一家五口，有田两亩，2003年的纯收入不足3000元，2004年儿子咬咬牙，贷款5万元，买了辆运砂车，小两口轮换开车，一月的毛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这收入是多了，可借的款子也要还啊，负担太重了。”李大爷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好了还是差了。
　　他家三间红砖屋，家电只有一台长虹21

寒柳轩客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南方周末　  　2004-02-05 10:17:18

　　□本报记者　张立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仇和一个人走在一群官员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本报记者　王轶庶　摄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
　　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圆脸大耳、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手心温暖，笑容亲切。
　　但他第二天往主席台上一坐时，面沉如铁，目光如鹰隼，台下噤若寒蝉。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模糊的评价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己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哦，你就在这长大的。”几年前的一幕，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

　　“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时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曾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本报记者　王轶庶　摄
　　治民之术
　　“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月光笑侠

呵呵～～～搞笑

cdxiaohe

大笑~

时务轩

回贴有点奇怪啊？？？

listen

下面是引用时务轩于2005-04-29 01:16发表的:
回贴有点奇怪啊？？？

大肚能容，慈眉常笑

月光笑侠

下面是引用listen于2005-04-29 01:25发表的:

大肚能容，慈眉常笑

[s:8]
不要为你稀下的身材找借口

listen

下面是引用月光笑侠于2005-04-29 01:26发表的:

[s:8]
不要为你稀下的身材找借口

你是稀下身材的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