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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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觉的学术精神。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应有的品位是“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李敖语)的地方。自1816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开始，学术开始进入大学的殿堂，科研在大学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崇高的学术声望已成为知名大学的“通行证”。大学教师不仅仅教书育人，也必须是一个研究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成熟、独立和精神已有所追求的年轻人，大学生不应单纯地接受知识，更应以探索学问为己任。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时的一次演讲中曾告诫师生：“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素以孜孜不倦地探究学问为特质，故而，大学之高深、大学之涵阔、大学的发展均在于有探究学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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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永恒的道德精神。
　　大学是任何一个社会道德与理性的凝聚之所，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卓而不凡的气质，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并孜孜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学不仅以自身纯洁的德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更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改造社会、重塑德性的潮流中，成为社会德性的捍卫者与提升者，领导着社会德性的发展方向。尤其在时代的变迁中，大学的道德精神就更为彰显。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战时西迁途中对学生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淄、度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大学的道德精神源于大学人总体的道德精神，毋庸讳言，大学人是社会中应该最有德性和理性的一族。正由于他们的存在，才铸成了大学精神，才使大学成为海上的灯塔，指引着社会向着更美好的地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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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敏锐的时代精神。
　　“每个国家，当其变得具有影响力时，都趋向于所处的世界上发展居领导地位的智力机构?希腊、意大利的城市、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是如此。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今天，教育与一个国家的质量更加不可分割。”(Clark Kerr：《大学的作用》，陈学飞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3页)无论中西，伟大的大学必定是领时代先锋的，否则将不会有克拉克笔下的强国。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到现代大学的发展这一历史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大学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并代表着最进步的时代精神，驱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弗莱克斯纳的话一针见血：“大学不是某个时代一般社会组织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社会组织之内的东西。……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尽可能不屈服于某种新的压力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并对当时和将来都产生影响。”(Abraham Flexner：《大学：美国、英国、法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第3页)大学，作为时代的智者，能够预见并感应到社会潮流的前奏，而成为推动社会潮流的先行者，使社会潮流之声最终成为时代的最强者。大学正是紧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才赢得了自身持续发展和地位的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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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对大学存在与发展之作用
　　我国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够催化出来的。”在“五四”和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表现出来的精神和风采至今让人留恋，其气象恢弘、学术自出、欣欣向荣的面貌正是大学精神在追求宽松的文化与制度和谐共生的环境下孕育出的结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追求，而“大学精神和制度的建设比资金更重要”，所以，弄清楚大学精神对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作用，无疑会加快我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具体而言，大学精神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的作用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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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力的体现。
　　大学精神对大学生存与发展的作用犹如人的精神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一样，没有了精神，大学便失去了生气，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最终也将走入穷途末路。“精神”使大学敢于迎难而上，敢于挑战强权，敢于捍卫正义，敢于领时代所先。正因为大学拥有了学术精神，大学才成为知识的源泉，学问的中心；正因为大学拥有了人文精神，大学就多了几分正义与正气，“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理性之中；一个人的胸襟和个性，来源于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岭南文化时报》，1996年8月28日)只要大学拥有精神，她就不会唯唯诺诺，而像参天大树，在适其生存的环境中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在逆其生存的条件下亦能坚韧不拔，站在时代的员前沿和员顶端。在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年代，没有北大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北大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岁月，如果没有西南联大的合作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就没有西南联大的存在，更没有出自西南联大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朱利叶斯?A?斯特拉顿(Julius A Stratton)曾评论道：“真正的大学精神与有助于进行项目组织、项目规划和昂贵设备的利用等这些管理因素之间基本上是不相容的”。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存在的确与朱氏所言的管理因素不相容．因为大学精神给予大学的是从学理和思想上关注、思考、讨论和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权利。“现代社会科学已无可置疑地证实：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并不是一切，它们的运作必须有另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这种精神主要来自大学的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是精神堡垒，有发挥提高人的境界、丰富人的思想的重大功能。”“推倒大学围墙，实际上是大学精神的自我否定，它可能最终取消大学的存在权利。”(《岭南文化时报》1995年3月28日)失去了精神的大学，意味着这所大学生命力的枯竭。因此，大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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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御腐蚀的盾牌。
　　大学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植根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但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在受社会影响方面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大学具有独立的人格特质，有骨气，不随波逐流，既能够抵御金钱的诱惑，又能够抵抗来自政治的压力和干扰，大学的这种人格特质既是大学精神的体现，又是大学精神的内在成份之一。因此，大学精神是维护大学纯洁与独立、平等和民主的金色盾牌。据报载，牛津大学曾拒绝了一位沙特富翁1000多万英镑的捐款。原因在于这位沙特富翁在捐款时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牛津大学办一所以他命名的商学院。牛津大学董事会经过讨论，认为不能够因为钱而放弃大学独立自主的传统，不能开大学受制于个人的先例，毅然拒绝了唾手可得的巨额钱财。牛津大学并不是不需要钱，而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所以，当资金的获得需以自由研究和独立决策的丧失为代价时，牛津大学毅然地“望而却步”了。这一方面是对大学精神的守护，另一方面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精神对决策者影响的结果。蔡元培治校时期的北京大学，也充分体现出了强烈的自主精神。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了不少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担任教员，如陈独秀、李大别、鲁迅、胡适等。当社会反动势力攻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要求解聘他们时，蔡元培总是顶住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他们。在蔡元培等一代社会精英的精心培育下，北京大学形成浓厚的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氛围。这种精神氛围不仅影响了教师，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学生，“五四”运动的爆发正是这种精神氛围长期催化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精神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在不知不觉中使深居其中的教师和学生内化为个人品质，表现出与大学精神的内涵相一致的行为。因此．大学精神是大学抵御诱惑与腐蚀的盾牌。恰恰因为大学具有出淤泥而不染，超凡脱俗的品质，才为世人所敬仰，才在世人心目中占据神圣的地位，也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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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塑造、发扬大学精神　　

    正因为大学精神对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所大学都应塑造或发扬符合本身实际的、满足时代及未来需要的精神，从而保持大学的生命之树常青。虽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精神，但在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方面，却有着许多共性的条件，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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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校长至关重要。
　　治校要有校训，校训乃一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且与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甚密。校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克拉克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认为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三种品质：决断、勇敢、坚韧，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劝说者、瓶颈口；但他主要是一个调解者，作为调解者的头等大事就是相安无事?如何使“七十二行不和谐的派别相调和”。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好的校长是带起一所好的大学的前提条件。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南开没有张伯苓也很难获得长足发展。而这些大学的声望之所以与日俱隆，关键在于拥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校长，他们有共同的追求，有前承后继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而之所以能拥有一批这样的校长，是因为这些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校长选拔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校长是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他们多为学贯中西、思想开放、又有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因此，一所好大学，必须要有好校长，而最重要的是要有选拔好校长的运行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校长多由本校内部产生或由上级委任，开拓意识不强，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持续性战略思考，对大学精神的内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说，“在确认大学校长的中心作用时，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校长是否为大学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宏图大计和远景规划?”所以，重建良好的校长选拔机制很有必要，使大学并不因一个好校长的离去而放弃大学应有的追求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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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校园文化义不容辞。
　　大学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园，大学精神就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较之于社会的其他角落，大学校园显得更为纯净。身居其中的大学人也不知不觉地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正如，人们总体认为北大人好动、灵活、争强好胜，而清华人好静、踏实、谦虚谨慎一样，特定的校园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校园文化不仅包括物质文化，还包括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而且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文化(校园环境建设)更为重要。现在很多大学只重视校园环境－硬件方面建设，而相对忽视校园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软件方面的建设。因为校园环境的改善是看得见的，而制度和观念文化的建设却不能很快收到成效。这种短视行为，使大学校园文化中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为“软肋”，带来了不少显而易见的不良现象。学生读书于校园，潜心做学问的少，意在出国深造谋好职业、浮于跟随社会潮流的多；校外投影厅、酒吧打折优惠的海报比校园学术讲座的海报更有气势；学年伊始各社团纷纷招兵买马一阵热乎过后，就偃旗息鼓……，校园内，除了树林中晨读的身影和图书馆埋头苦读的情景让人心动外，还有多少值得品味的“文化”，又怎能使学生对大学产生归宿感，怎能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呢?“校园文化是通过对大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全面培养，形成健全的人格素质，把体现大学精神的科学态度、文明风范、价值观念等带到社会，影响和感染其他人。”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精神、价值、作风和理想追求，美丽的校园环境只能给人留下表面印象，而校训、学风、教风、传统、讲座等价值层面的成分才真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塑造或发扬大学精神也必须不断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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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生关系有待改造。
　　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校园永恒的主人，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建设了大学精神，发扬了大学精神，改造了大学精神。由此可见，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形成，而且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虽然大学生在生理上已成熟，独立性和自主性所增强，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仍然离不开教师的引导；虽然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教师的传统地位有一定冲击，但教师的形象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成为教师的光荣职责，每一个学生也都应具有尊师重道的基本品质，教师与学生理应在多边交流中建立亲密的、互助的合作关系，共同探讨生活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万物的真理。然而，随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以及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大学围墙里的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上完课后，教师夹起讲义就走，平时几乎不和学生交流，上了一学期的课，认不得几个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教书匠”。师生之间缺乏基本的沟通，缺乏心与心的交流，深厚的师生情谊自然就无从谈起；不少教师放弃了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形象，业余兼职，下海经商，锱铢必较，言必称利，遮掩了教师头顶的神圣光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教师的敬重；有的教师对学生亲疏有别，甚至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如不及格的学生给任课教师送点礼，就可以顺利过关，这必然会有损教师的形象；更有甚者，个别教师师德败坏，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动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严重破坏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生很难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教师也失去了来自学生的敬重，师生关系渐趋冷漠。大学教师与学生感情的淡漠，既制约了大学精神之花的盛开，又加速了大学精神之花的枯萎、凋谢。所以，在当前条件下，改造师生关系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还十分迫切。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合乎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出版，1991)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学精神的发扬，也需要广大师生共同维护。作为大学主人的教师和学生，应当建立自由、平等、和谐、互助、充满人情味而又不违背原则的亲密关系，成为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合作伙伴。这种师生关系的确立、巩固与代代相传，不仅是大学精神酝酿与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精神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