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 天人之战

傻小帅

最初几年，拦渣坝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2004年的一次探访中，
冯惊讶地发现，泥石流已经淹到了三道拦渣坝的顶部，当务之急就是修建新的拦渣坝，
可当冯虎林将这次预警向有关部门反映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重视不过来。在舟曲多达159个泥石流重点区域，三峡峪不过是其中一个，
而一年不过几十万的水保经费，农村比县城更需要这笔钱。舟曲县水土保持局工程师尹成戌说，
就在7月底，在舟曲磨沟曾发过一次小的泥石流，县城到磨沟的公路全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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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因为“5·12”地震后获得了九百多万的专项资金，但面对403个自然村，
堤防改造工作也无法全面铺开。“一年只能推进13－14个自然村，投入70万－100万
用于基础设施、堤防改造。”舟曲县常务副县长杨学锋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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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12”大地震后，北京国土局专家曾来舟曲勘测过，他们告诉杨学锋，
舟曲1平方公里，泥石流滑坡密度达到0.37，需要投入2.6亿才能完全治理。
而2009年舟曲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1800万元。“这也只够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
我们是吃饭财政，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于环境治理。”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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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嚼干的“甘蔗”
先是森林，再是水利，最后是矿产，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就像嚼甘蔗一样，一节一节地把舟曲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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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沿着白龙江进入舟曲县城的路上，举目四望，几乎所有山的石岩都裸露在外，
像是一个没衣服穿的贫苦老人，这还是造林20年后的结果。很难想象，解放前，
这里的泥土曾孕育过举世闻名的原始森林。
在舟曲老一辈人印象中，森林茂密的舟曲常被冠以“不二扬州”、“甘肃江南”的美誉。
48岁的冯虎林从小在三眼峪看到的也都是一片林子，“最大的树，一个人抱都抱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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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舟曲以丰富的森林资源支持国家建设，由此，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林业开发拉开了帷幕。
舟曲林业局下属的923林厂承担了这一政治使命，舟曲县林业局副局长姜海红记得，最鼎盛的时期林厂有六百多个工人，光育苗工就有两百多。而在上世纪70年代公路未通之前，经常可以看到白龙江上几百个木筏漂流而下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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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大干快上”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谁会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意味着什么。由于是按件计酬，又没有砍伐限额，对于林业局的工人来说，当然砍得越多越好。姜海红回忆，每年的砍伐量最多的时候有25万立方米。“到后来，大树都砍没了，就砍防风林，而这些用于保护新苗生长的防风林原本是禁止砍伐的。”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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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舟曲政府更是相当支持这项事业，杨学锋说，在1998年国家禁止砍伐前，95％的县财政收入来自林业。
与无节制砍伐相伴而生的是，外来木头贩子的大量涌入，以及老百姓的乱砍乱伐。
“林地太大，什么人都不管不住，砍就砍点吧。”姜海红说。就这样，舟曲的森林覆盖率
一路从最初的67％，下降到现在的20％。
1981年的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让舟曲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掠夺资源的苦果。
舟曲县水保局官员谢强回忆，当时500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倾泻而下堵塞了白龙江，
主要城区被淹，幸运的是，除了农田房屋被淹外，人员伤亡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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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开始，林业局的发展思路发生转变，砍伐数量开始逐年递减，并加强造林计划。
但可惜的是，由于常年干旱，土层又不厚，加上许多防风林被砍光，至今二十多年的造林工程收效甚微。“生长率很低，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小老树’。”在舟曲县林业局工作了20年的工程师王了德说，1998年停伐后种的树苗，许多都只是种下去的时候浇过一次水。“只能让它活着就行了，让它好好长就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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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造林费太低。王了德算了一笔账，中央每亩地给100元的造林费，
而按照今年每株树苗1块多的价格，100元连买苗都不够，“因为每亩地至少要栽200株，更别奢谈灌溉蓄水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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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停伐，等于掐断了舟曲县的经济命脉，
2001年，舟曲县找到一个新的生财之道——在白龙江及其支流上大兴水电站。
短短十年间，舟曲县获得审批的大小水电站55座，共54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目前建成的有27座，仅在拱坝河上就聚集了大小水电站十多座，几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水电已然替代林业成为舟曲的经济支柱，“争取在2012年税收过亿。”舟曲副县长杨学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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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重走资源掠夺经济的老路，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
但对环境的破坏却跟砍伐森林一样致命。“修水电站要炸山征地，岩体被松动，植被被破坏，
会引起新的滑坡，弃渣堵塞河道，在沟道中胡乱堆积也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松散固体物质。”
一位舟曲官员说，高悬的水库还威胁下游群众的安全。“2007年，拱坝河有一处水电站曾发生过水库溃堤事故，农田被淹，下游的一座桥也被冲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