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随笔

莫二

呵呵，分条批斥，烈风先生可是真认真阿
那我也来分条回答吧，顺便等电视剧下完

关于时间问题，史学作品的写作是指从收集相关史料，分类编目，综合，直至最后写作的全过程，当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写作就是以这样一个全过程中资料形成作为写作主要时段加以研究的，以今推古，史记写作是在司马迁中青年时代应该没有大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武帝中前期

第二，这些名词不是自造的，如果先生懂汤因比的历史学和格尔兹的人类学的话，你就会很熟悉这些词，都是用于描述政治状态的一般术语，而且有很成功的用于描述古代政治的学术范例在前，汉武帝是整个政治链演化的高潮与终结，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理由是政治制度中大型专业政府的建立为核心的一系列成果的完成，我的原文是“上古的直接由原始社会血缘氏族转变而来的政治形态向以专业性政府为标志的国家政治的转变在宏观上表现为从血缘隶属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向中央集权，、以下放的职业政府机构为主体的国家组织形态的转变，在微观上表现为选官制，常备军制，以及国家文化规范典籍的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变化。”这里我没有摘抄史料原文因为没有时间，不过应该不至大谬，而且如果先生了解政治学的话，应该明白我所说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对于政治形态的重要性，了解史学的话，也应该知道这些制度的正式形成大概开始于战国后期，完成于西汉中期。所以我为求谨慎的啰嗦虽然暴露自己有欠文学才气，但是于学问似乎错误不大吧

至于先生对于我对史记内容分析的质疑，呵呵，先生博学，不过我正好也读过史记和汉书，虽然没有先生那么精到，用寥寥几句话就直至“精要”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两句的

首先，史书应当是针对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现象有意识写作的文本（相关定义请查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它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纪录，但不是纯粹的史料编辑，所以，尚书在这一意义上是否是完整意义上原生的史书就值得怀疑，这也是我为设么去战国策作为史书的原因，当然先生也许认为有史料就是史书了，那也是观点，呵呵（尚书的历史认知与史料编辑不同步）

世家问题，后世中国史书有功臣列传等等，但是如果先生认真阅读比较就会知道，史记世家的收录标准与他们是有非常本质的差别的，具体的可以去看汉书萧何曹参列传重点记述的事件，在比较汉书相关史赞和同样人物在太史公曰上的差别就知道了，史料的编辑叙述重点是历史著作政治观点的重要体现，这个不至大谬吧，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汉书有名臣无将相的原因，再想不通，我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说汉书没有以实权人物为叙述核心，以及史记的事件核心等等问题出发点。至于先生反复质疑我是否读过原文来质疑我汉书与史记政治斗争记述差别的观点，呵呵，先生只要读一下汉书里核心的金日蹢与霍光的传记，看看汉书如何记述他们所参与的政治斗争，再对比一下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比较明白了，史记中魏其武安与汉书的名臣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们近于为个人利益斗争的世家，而非依附皇权的名臣，另外，先生还要明白一点，史书写作上，人物时间越久远 ，记述就越围绕人物（《四川大学学报》，应该是01年的一篇文章），看来先生不是很在意当代史学研究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成果


   
而次高级政治实体这一概念虽然是我生造的，但是史记中世家们显然的独立性，于对帝王本纪所具有核心作用的平行，用这样一个概念错误不大吧，这一点上，左传中的尊周是否是把周作为现实政治的一个标杆呢，是否把重点放在周对于鲁的影响上呢，似乎不是吧，从这一点上说，左传还是在地区性政治视野之下，没什么错吧

商周天子政治上缺乏核心地位，这个读过先秦历史的人都会有十分直接的认识，而且上文我并没有论东汉之后的政治形态，也没有考虑异族入侵因素，仅仅谈论史记所在的历史时段，内外无产者——流民与蛮族都会改变政治形态，这个汤因比有很好地论述，我不好多说，请先生自己动手吧，但在史记时代，政治形态演变的主因似乎不是上述两者吧。至于日本问题，呵呵，去读一下日本史就会知道，即使是南北朝和战国，实权政治名义上还是要得到天皇的授权，受天皇为核心的一系列伦理制度限制，也就是说，天皇是意识形态与文化核心，这一点在先秦虽然存在，但程度如何，还是需要考察的


呵呵，看来无聊时间快到了，我再回答一下很有文学才气的先生的评价吧，学术文章多证少说是一个基本，这篇东西与我只是一个随笔，所以欠考证，不然也不会发在论坛上，没有结论来封杀叙述，呵呵，那么就是说一些没有定论，改口总还来得及

又是西方和东方，呵呵，最近有人说这个成瘾了，学术就是求真的，不是为了审美或嘴爽，分不清这个那就糟糕了，那么严谨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了，西方的东西是要有取舍，但是看到个外国人名或者西式术语或者逻辑分析就拿个中国特色来做说辞，呵呵，好比大清帝国怕火车坏了风水

史学这样，别的也是这样，现在是2006年，一边用电脑，一边抱着18世纪的思维不放（还不说有没有吃透），比较可笑

烈风雷雨弗迷

你说战国嘛，战国有个名词叫上洛（记不清楚了）？
我的意见，至少现在东西方的思维还是要在心里提前区分开的

莫二

日本的上洛其实是引用中国历史上的概念，具体是指军阀进入京都一带，受封为关白（不一定是征夷大将军，也就是幕府将军），成为皇室守护者，也只有上洛之后才能名义上成为全国霸主，能够代表护卫皇室的神权与皇权，节制地方诸侯，战国上洛始于大义内兴，丰城秀吉与织田信长都成功上洛过，织田在上洛后被刺杀，所以丰城与德川可以名正言顺的攻打密谋刺杀织田的诸侯，先后成为合法的霸主（也有例外，比如本能寺之变的主犯明智光秀就被奉为将军，但是他不属于完全合法的上洛，加上天皇后来倾向于秀吉，所以可以看出上洛是称霸的绝对必要条件，同时天皇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上洛的合法与否），不经上洛是不可能成为日本的合法霸主的，这也是关原之战德川胜利的重要因素。上洛来源于日本平安京时代院政的摄政关白制度，关白作为神权象征天皇的政治监护人和保护者，合法享有天皇授权的世俗权利，此后成为世俗权利和神圣权利重合的重要标志，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天皇在日本政治形态中意识形态上的核心地位，而商周天子显然没有到这个程度，春秋战国诸侯对待天子的态度就非常的现实，看不出天子授权有多大的限制作用（春秋还比较明显，但诸侯国联合作战似乎不需要天子授权，而日本名义上都经过这一程序，而战国就基本看不到了），所以认为先秦尤其是战国政治无意识形态中心是合理的

关于东西方，分清楚是肯定的，但老拿来当说辞，掩盖自己学问上的问题，就真得很有问题了，毕竟学问首先是求知的

莫二

首先，谁都无法否认，现代学术的基础是西方古典学术为纲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对象，所以楼上所说的以西方为参照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而是19世纪以后全世界学术的基本情况，还原汉语思想与否，首先要有比较清晰的汉语思想，但是如果有的话，也绝对是应用西方提供的思维工具得出来的，我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思维方法，也就是思维工具，并不是盲目的崇拜西方，东方缺乏比较通用化的思维工具，这个从王国维以来就没什么异议了。

其次，回答哲学的问题，于哲学我全然是门外汉，但是西方哲学的根本是问题域的变化，西方哲学（狭义上，哲学专属于西方）的转型实际上不是一种新旧代替，而是如汤因比所说，是挑战与回应的过程，我记得我已经说过，首先，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理论都基于体系化的基本哲学方法体系，海德格尔基于胡塞尔（西方哲学界的共识，不通纯粹现象学，海德格尔是没有资格去读的，海德格尔说得很玄，文学味道十足，但熟悉胡塞尔现象学就知道，他没有超出他老师的范围，仅仅是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而且做了十分精彩的阐发与应用），德里达基于从索绪尔到福柯的现代主义哲学系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继续推演。第二，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乃至所谓的后现代哲学，在回答的问题上市有区别的，不能等量观之，看哲学不是只看那些很牛比的话，更要看他为什么说这些话，怎么说这些话的，哲学不是楼上所认为得那么空泛的东西，这也是看待中国哲学的正确态度，哲学意义是非常独立的，不是混同于其他意义之重的，比如文学价值，它依赖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术语体系与思维结构，不是为了读起来博一笑的，所以哲学难读从本质上说无可厚非。另外哲学问题的解答是永无止境的，如我的一语之师王士元先生所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解答，这我们有生之年决无法看到，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把问题问得更好。不通王先生的这句话，那不仅是哲学，是不了解整个学术世界

其次，政治学是现代政治观，但实际上任何学科之所以存在都是基于一套成型的现代观，但这不意味着应用现代政治观就对历史现象无效，学科虽然很难保持中立性，但是本身是尽量切近中性的，现代政治学与人类学研究古代政治现象无可厚非，这一点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我只是说中国建立现代化的职业政府，但实际上我认为汉武帝的工作到东汉是失败了，如韦伯所说，东汉开始中国政府过早的人文化，此后官员完全处于业余的状态，选官制与职业行政人员的标准总有一定距离，甚至故意背离，官吏分离，尊官卑吏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但没有不表示中国政治没有做过这样的努力，努力没有产生并存留过影响，从政治上讲（政治是史学的基本主线，所以认为政治形态变化是史学上最大的变化无可厚非，当然我可能是读书不精，但请楼上举出比秦末汉初更大的政治形态转型），技术性的职业官僚和人文化的业余官僚这对概念和思想或者文化上的判断根本无关，是一个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而已，这个拿思想根本无可论说，不存在强加的问题（当然，最近很流行的这样的批判，真是连钱穆都不如）。

我们今天所作的一些思考都是在现代人的思维角度上的，你不能忽视现代思维的基本情况，即西方的根本性地位，否认这个很可笑，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但并不表示我们现代人就不能以科学的眼光思考它，楼主扯法兰克福批判是大错特错的，他们批判的是唯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不是科学，科学不是可以批判的，因为我们是靠科学生活的，如此批判科学就好像美国人说中学要讲神创论不讲进化论，结果被全世界当作傻瓜，所以说中国人如何如何，难道中国人真的是异类吗，中国人同样有追求科学的资格和需要，说生存境遇之类，没什么道理，就好像说不弄清概念是可以的，你不说清楚人家怎么懂啊，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自言自语，是不必理会的东西

另外，我主研语言哲学里的罗素与奥地利学派，他们不纯粹是形而上学的逻辑方面。哲学里也没有仅仅涉及这么一个方面的门类，认真系统的学习过就知道，根本没办法仅仅学这么一个方面

还有，如果把史记的主要价值看作文学作品的价值，把太史公曰看作简单的历史感叹，那么要不然就是史记丧失了史学价值，要不然就是你没真正读懂，至于什么科学危机的问题，论坛上转了一片朱学勤先生的文章，认真读一下就明了了，我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后学，我们根本还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个尺度上的问题，多谈问题，少说这些假大空的东西，连华山基本的剑术都不会，独孤九剑就不要想了

莫二

加精就不必了，我不好这个，这样的文章也就是个垃圾，那算得上精华

鱼昆

史记我没看完,选过其中的一部分看过,楼主的文章写得很好.

当归

说句实话，莫兄其实对于那些名词并没有很好理解，用的生硬。套在中国历史研究上，更是不合适。

其实说你举例的几个大家，真正懂得中国的又有几个？

即使德国的马科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也不是从精神上懂得中国。

莫二

hehe  又一个以为中国历史就有什么豁免权的人

什么叫懂得中国，一定是要把自己装到中国的语境里吗，学过人类学和文化学的人都知道，这仅仅是学术方法的一种，是有缺欠的，大师们的学术范例如果要推翻，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精神就能推翻的，更别说楼上也说不出什么叫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之类的话从钱穆以来就被当作中国陈旧的学术苟延残喘的借口，遮羞布而已

至于概念运用，我肯定是不行的，这些名词的运用我也仅仅是依照前人进行的研究范例，小心翼翼的试着用一下。韦伯也好，格尔兹也好都是一代大师，即使是学懂一本新教伦理，也不知要花多少年时间，哪里是翻了几页就敢妄言的，作为后学，不如先用而行，不然，恐怕不会有拥有发言权的一天

当归

莫兄既然否认中国学者，何必又迷信外国学者？
终究是跟在别人后面，学别口舌。
怀疑的精神怎么又只限于几个中国人，却不让别人怀疑几个外国人。岂不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