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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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越灭吴之战“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吴越之战，是春秋末期位居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和越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争霸战争。自公元前510年开始，持续至公元前475年，历时共35年，中经吴伐越的槜李之战、越伐吴的夫椒之战、笠泽之战和姑苏围困战，最终以吴的灭亡和越的胜利而告结束。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即任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并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其时，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据有今浙江北部地区的越国，领土狭小，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楚为联越制吴，积极扶植越王允常，从而使越力量迅速壮大。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争战就此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

　　公元前506年，阖闾率军攻楚。次年春天，允常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吴王急忙抽兵回救，允常自知力不能敌，遂在大掠之后主动撤兵而还。公元前496年，允常病死，子勾践继位。吴王为“南服越人”，遂乘勾践新立之机，率军攻越。双方对阵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见吴军容严整，组织敢死队连续几次发起冲击，均被吴军击退。在此情况下，勾践迫使犯了死罪的囚徒，列为三行，持剑走到吴军阵前，一起举剑自杀。吴军将士被这一疯狂举动所震慑，纷纷拥上看个究竟，吴军阵势因而大乱。越军乘机发动突然袭击，大败吴军。阖闾本人也受伤不治而死，临终前再三叮咛儿子夫差：“必毋忘越！”

　　夫差时刻牢记杀父之仇，日夜练兵，积极备战，准备出兵攻越。公元前494年春，越王勾践得知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后，不听大臣范蠡的劝告，在准备不充分的形势下，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夫差尽发吴国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吴军同仇敌忾，奋勇冲击，越军不敌，损失惨重，只剩下5000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并进而包围了会稽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夫范蠡提出屈辱求全，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降，如若不允，就由勾践亲自去吴国做人质。勾践采纳了这一建议，一面准备死战，一面派文种去向吴王求和，并用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要他从中斡旋，劝说夫差允许越国作为吴的附属国，并声明如吴国不许，则越将破釜沉舟，与吴血战到底。伍子胥认为争霸中原不如灭越有利，并看出越国君臣卑辞厚礼的背后所隐藏的灭吴野心，因而坚决主张彻底灭越，否则，必将纵虎归山，养痈遗患，“今不灭越，后必悔之”。但夫差急于北上同齐争霸，认为越国既已投降，便名存实亡，不足为患。因此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国。

　　越经此一战，元气大伤。为安抚民心，勾践下诏罪己：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并下令“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把国内事务分别托付诸大夫负责管理，便带着范蠡等人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勾践在吴国忍辱含垢，历尽艰辛，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3年后被释放回国。

　　勾践归国后，决心复国灭吴。所谓“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争取民心，选贤纳谏，让文种治政，范蠡整军，建立招贤馆，礼遇收罗各方面人才。改革内政，减轻刑罚，减免赋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在军事上，筑城立廓，修缮被战争破坏的都城，训练部队，厚赏严刑，扩充兵员。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不断送给夫差优厚的礼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送美女西施、郑旦给他，使他沉溺女色，分散精力；贿赂吴臣，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并离间吴国内部，挑起其大臣不和；破坏吴国的经济，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使其内部粮价高涨，造成供应困难；采集良材，选派巧匠，送给夫差，促使其大兴土木，消耗人力、物力。上述措施，收效显著，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争取了与国。越国力量大为增强，发兵伐吴所缺乏的只是时机问题了。

　　在越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复仇雪耻而磨刀霍霍时，吴国却日趋腐败。夫差因胜而骄，奢侈淫乐，穷兵黩武。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苏台，不分昼夜同西施在上面狂欢作乐。

　　同时，急于以武力威胁齐晋，称霸中原。公元前489年，进攻陈国，次年攻鲁，慑服了附近的小国，为北进中原开辟了道路。

　　夫差又征调大批民工构筑邗城，作为北上基地，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以利军运。为导吴北进中原，使之与晋、齐、楚为敌，造成乘虚袭吴的机会，勾践向夫差大献殷勤，让文种率万名民夫协助吴国开凿邗沟，以推动夫差北上。

　　公元前484年，夫差听说齐景公已死，决定北上伐齐，联合鲁军，击败齐军。战后，夫差更加骄横，认为只要最后压服晋国就可取得中原霸权，于是约定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在公元前482年七月七日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行前，夫差对太子友提出应防备越乘虚而入的劝谏置若罔闻，认为中原霸权唾手可得，不可坐失良机。因此自率精兵3万空国远征，北上黄池，只留下太子友等人率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勾践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公元前482年六月十二日，勾践调集越军4．9万，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河，切断吴军自黄池的归路；一路由大夫畴无余等为先锋，勾践自率主力继后，从陆路北上直袭姑苏。吴太子友率兵到泓上（今江苏苏州近郊）阻止越军进攻。他感到精锐部队已全部北上，实力不足，主张坚守待援。但吴将王孙弥庸轻视越军，不听调遣，擅自率5000人出战，击败越先头部队，更加骄傲轻敌。二十二日，勾践主力到达，发起猛攻，将吴军包围聚歼，并俘虏太子友等。接着挥师进入姑苏。

　　此时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破姑苏，惟恐影响争霸，一连杀掉7个来报告情况的使者以封锁这一不利消息，并用武士威胁晋国让步，终于勉强做了霸主，然后急忙回国。但是由于姑苏失守的消息已泄，军心动摇，夫差感到反击越军没有把握，便派人向越求和，勾践也因实力不足以灭吴，允许和议，撤兵回国。

　　夫差向越求和后，由于征战连年，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内空虚，一时无力反击，就息民散兵，企图恢复力量，待机再举。而越国却利用缴获的资财充实了自己，提高了战胜吴国的信心。公元前478年，吴国发生空前的饥荒，勾践认为大举伐吴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三月率军出征，进至笠泽（水名，今苏州南）。夫差也率领姑苏所有的部队迎击越军。吴军在北，越军在南，双方隔水对阵。黄昏时，勾践在主力的两翼派出部分兵力隐蔽江中，半夜时鸣鼓呐喊，进行佯攻以调动敌人。夫差误以为越军两路渡江进攻，连忙分兵两路迎战。勾践乘机率主力偃旗息鼓，潜行渡江，出其不意地从吴军中间薄弱部位展开进攻，实行中央突破。吴军兵败溃退，越军乘胜扩张战果，挥兵猛追。吴军一败再败，退守姑苏，越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企图困毙吴军。吴军被围于姑苏达3年之久，终于势穷力竭，突围逃到站苏台上，但旋即又被包围。夫差企图效勾践当年之故伎，卑辞求和，然而此时的勾践却非20年前的夫差，为免纵敌贻患，勾践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夫差绝望自杀，吴国灭亡。越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终于成就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梦。

　　吴越战争，双方经过长期较量，一波三折，富于戏剧色彩。范蠡与西施的故事，代代相传，佳话千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催人振奋；夫差因胜而骄，纵敌贻患，处安忘危，最终身败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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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晋阳之战揭开“三家分晋”的历史帷幕

　　晋阳之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益，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历时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携手，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领地而告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在这场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史家多将此视为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春秋以来长期延绵不断的争霸兼并斗争，严重地消耗了各大国的实力；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使各大国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各大国都感到难以为继。而各小国久苦于大国争霸战争带来的灾难，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喘息间歇。在这种形势下，弭兵之议随之而起。向戍弭兵就标志着大国争霸战争从此接近尾声，各国内部的倾轧斗争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历史进入了春秋晚期。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国的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筋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和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乃再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在晋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那里，首先是十多个卿大夫的宗族的财富和势力一天天扩展，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剩下韩、魏、赵、智、中行、范六大宗族，是为“六卿”。这时，晋君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国内政治全由“六卿”所主宰。尔后，“六卿”之间又因瓜分权益产生矛盾而进行火并，火并导致范、中行两氏的覆灭。晋国于是只剩赵、韩、魏、智四大贵族集团。可是“四卿”之间也不能相安，更大的冲突很快就来临了，这样，便直接导致了晋阳之战的爆发。

　　翦灭范、中行两氏之后，智氏的智伯瑶专断了晋国的国政，在四卿中具有最雄厚的实力。智伯瑶是一个没有政治眼光、贪得无厌的贵族，这时，就凭藉自己的优势地位，强行索取韩氏和魏氏的万家之县各一。韩康子、魏桓子无力同智伯瑶抗争，只好被迫割让自己大片领地献给智氏。智伯此举得手后，得陇望蜀，又把矛头指向了赵襄子，狮子大开口向赵襄子索取土地。赵襄子不甘心受制于智伯，就坚决拒绝了智伯索地的无理要求。

　　赵襄子不屈服的态度大大惹怒了智伯。他乃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大举发兵攻赵，并胁迫韩、魏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见三家联军前来进攻，自度寡不敌众，便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选择民心向赵，并预有准备的晋阳城（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智伯统率三家联军猛攻晋阳三月不下，又围困一年多未克。联军顿兵坚城之下，渐渐趋于被动。而晋阳城中军民却是同仇敌忾，士气始终高昂。智伯眼见战事拖延两年而进展甚微，不禁焦急万分。他苦苦思索，终于想出引晋水（汾水）淹灌晋阳城的计策，企图用它来攻破晋阳坚城。

　　于是，智伯命令士兵在晋水上游筑坝，造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再挖一条河通向晋阳城西南。又在围城部队的营地外，筑起一道拦水坝，以防水淹晋阳的同时也淹了自己的人马。工程竣工后，正值雨季来临，连日大雨不止，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得满满的。智伯下令，掘开堤坝，一时间大水奔腾咆哮，直扑晋阳城。很快地晋阳全城都被浸没在水中了。城内军民只好支棚而居，悬锅而炊，病饿交加，情况十分危急。

　　但尽管这样，守城军民始终没有动摇斗志，仍坚守着危城。

　　韩、魏参与攻打赵氏，原先就是出于被胁迫，这时对智伯的残暴更有了亲身的感受，开始感到赵如果灭亡后，自己也难免落得被兼并的下场，于是便对作战行动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赵襄子看出了韩、魏两氏与智伯之间这种滋长中的矛盾，决心巧妙加以利用。便派遣张孟谈乘夜潜出城外，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用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韩、魏两家暗中倒戈。

　　赵、韩、魏三家密谋联合就绪后，便在一个约定的夜间展开军事行动：赵襄子在韩、魏的配合下，派兵杀死智伯守堤的官兵，掘开了卫护堤坝，放水倒灌智伯军营。智伯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赵军乘势从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自两翼夹攻，大破智伯军，并擒杀智伯本人。三家乘胜进击，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晋阳之战中，赵襄子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挫败了智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企图；当智伯以水灌城，守城斗争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利用韩、魏与智伯的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尔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交”斗争取得成功后，赵襄子又能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巧妙利用水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水倒灌智伯军营，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及时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由此可见，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愧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智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至为敌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时，又惊恐失措，未能随机应变，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族灭，一败涂地，为天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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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桂陵、马陵之战“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齐、魏两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当时齐国的军事家孙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孙武“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的作战指导思想，采取“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等高明战术，在桂陵和马陵地区，先后击败实力强大的魏国军队。这两场战争对于结束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战国整个战略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人，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的禄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禄的政策，建立起比较清明、健全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旧制，“尽地力之教”，抽“什一之税”，创制“平籴法”，兴修水利，鼓励开荒，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军事上，加强军队建设，推行“武卒”选拔制度，重视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些改革，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国家。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候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魏国的勃兴和称霸，直接损害了楚、齐、秦等其他大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后，任用邹忌为相，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它就积极利用赵、韩诸国与魏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了对魏的激烈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公元前353年爆发了桂陵之战。

　　当时，为了摆脱魏国霸权的控制，进而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赵成侯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南阳北50里）相会。赵国的行为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发动战争，迫使卫国屈服称臣。于是魏国便藉口保护卫国，出兵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强行攻打。赵与齐有同盟关系，鉴于邯郸局势危急，遂于前353年遣使向齐国请求救援。

　　齐威王闻报赵国告急，遂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救赵既会失去对赵国的信用，又会给齐国自身造成麻烦，因而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当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对于齐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是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再予以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表示了援助的姿态，信守盟约，维持在平陆相会时所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帮助赵国坚定其抗魏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国遭受重创、魏国实力削弱的结果，从而为齐国战胜魏国和日后控制赵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段干朋的这番谋划，完全符合齐国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为齐威王所欣然采纳。齐威王决定以部分军队联合宋、卫南攻襄陵，主力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准备伺机出动，以求一举成功。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的时倏，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濊地区进攻。而西边的秦国也不甘寂寞，发兵先后攻打魏国的少梁、安邑等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实力十分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力维持着邯郸方面的主攻局面。

　　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一年有余。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正式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计划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救赵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策略。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复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而分析道：现在魏、赵相攻经年，魏军的精锐部队悉在赵国，留在自己国内的是一些老弱残兵。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应该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这样一来，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可以一举而解救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便于最终击败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膑这一“批亢捣虚”的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国国都大梁挺进。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难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这时候，齐军已将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以长途跋涉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顿时彻底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终于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失败。其已经占据的邯郸等赵地，至此也就得而复失了。

　　战国中期，魏国的实力要胜过齐国一筹，其军队也比齐军来得强大，所以荀子说过：“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然而齐军终竟在桂陵之战中重创了魏军。原因无他，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艺术的高明。在战略上，齐国适宜地表示了救赵的意向，从而使赵国坚定了抵抗魏军的决心，拖住了魏军；及时对次要的襄陵方向实施佯攻，使魏军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处境；正确把握住魏、赵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果断出击。在作战指挥方面，孙膑能够正确分析敌我情势，选择适宜的作战方向，进攻敌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虚的国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救援，然后以逸待劳，乘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一举而胜之，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握住主动权。另外，主将田忌虚心听取意见，从善如流，也为孙膑实施高明作战指挥，夺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于魏军的失败，也在于战略上未能掌握诸侯列国的动向，长期顿兵坚城，造成将士疲惫，后方空虚，加上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让对手牵着鼻子走，终于遭到挨打失败的命运。

　　魏军虽在桂陵之战中严重失利，但是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仍具有蔚为可观的实力。到了公元前342年，它又穷兵黩武，发兵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韩国自然不是魏的对手，危急中遣使奉书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一如当年那样，召集大臣商议此事。邹忌依然充当反对派，不主张出兵，而田忌则主张发兵救韩。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便侃侃谈了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竭力抗魏。当韩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他的这一计策为齐威王所接受。

　　韩国得到齐国答应救援的允诺，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皆疲的时机，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战时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

　　魏国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国从中作梗，其恼怒愤懑自不必多说。于是决定放过韩国，转将兵锋指向齐军。其含义不言而喻：好好教训一下齐国，省得它日后再同自己捣乱。

　　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10万之众，气势汹汹扑向齐军，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

　　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是无可避免了。仗该怎么打，孙膑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针对魏兵强悍善战，素来蔑视齐军的实际情况，正确判断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轻兵冒进。根据这一分析，孙膑认为战胜貌似强大的魏军完全是有把握的。其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要巧妙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尔后予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他的想法，受到主将田忌的完全赞同。于是在认真研究了战场地形条件之后，定下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方针。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齐军的预定计划展开。齐军与魏军刚一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追击，齐军按孙膑预先的部署，施展了“减灶”的高招，第一天挖了10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二天减少为5万灶，第三天又减少为3万灶，造成在魏军追击下，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庞涓虽然曾与孙膑受业于同一位老师——鬼谷子先生，可是水平却要相差孙膑一大截。接连3天追下来以后，他见齐军退却避战而又天天减灶，便不禁得意忘形起来，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逃亡过半。于是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

　　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进至马陵（今山东郯城一带）。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阻，实在是打伏击战的绝好处所。于是孙膑就利用这一有利地形，选择齐军中1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于道路两侧，规定到夜里以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的皮剥掉，在上面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字样。

　　庞涓的骑兵，果真于孙膑预计的时间进入齐军预先设伏区域。庞涓见剥皮的树干上写着字，但看不清楚，就叫人点起火把照明。字还没有读完，齐军便万弩齐发，给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魏军顿时惊恐失措，大败溃乱。庞涓智穷力竭，眼见败局已定，遂愤愧自杀。齐军乘胜追击，又连续大破魏军，前后歼敌10万余人，并俘虏了魏军主帅太子申。

　　马陵之战以魏军惨败而告终结。

　　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示假隐真”、欺敌误敌、设伏聚歼的成功战例。齐军取得作战胜利，除了把握救韩时机得当，将帅之间密切合作，正确预测战场和作战时间以外，善于“示形”、巧设埋伏乃是关键性的因素。所谓的“减灶”就是这场战争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诡道”原则的实战体现。

　　齐国在桂陵之战，尤其是随后的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从根本上削弱了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魏国一步步走下坡路，失去了中原的霸权。而齐国则挟战胜之威，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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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济西、即墨之战坚守防御，实施“火牛阵”

　　战国中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较弱的燕国与齐是近邻。燕王哙于公元前318年让位于燕相子之，以致太子平与子之因争夺王位而发生内乱。齐宣王于公元前314年乘机攻燕，在50天之内攻下燕都蓟（今北京），杀燕王哙和子之。但由于齐军在燕大肆烧杀抢掠，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迫使齐军撤退，太子平即位为王，即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广招贤士，改革内政，发展生产，积极准备报齐破国之仇。公元前301年齐宣王死后，湣王即位，南攻宋、楚，西击三晋，连年征战，国力日耗。燕昭王想乘机攻齐，但从燕国的土地、人口和经济条件看，燕远不如齐国，单凭燕国本身的力量，不可能战胜齐国。在此形势下，燕将乐毅和燕相苏秦提出争取与国，孤立齐国；并怂恿齐国灭宋，以加剧它与各国的矛盾，尔后联合各国，大举攻齐。燕昭王采纳了这一计策。

　　为此，燕表面上臣服于齐，并派苏秦入齐进行离间活动，取得了齐湣王的信任。齐国被燕表面的屈服所迷惑，放松警惕，对燕不加戒备，甚至连防备燕国的兵力也全部从北面撤回。公元弟288年10月，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次派苏秦至齐进行离间活动，劝说齐湣王撕毁齐、秦盟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宋。齐湣王果然被打动，于12月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齐湣王取得攻秦胜利后，又经过三次战争，灭掉了宋国。邻近齐国的宋国，土地肥沃，生产发达，其大商业城市定陶的巨大税收，尤为齐、秦、赵三国所垂涎。宋为齐所灭，不仅加剧齐同秦、赵的矛盾，也对韩、魏、楚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导致齐与各国矛盾异常尖锐。燕利用这种形势，积极活动，终于和各国结成攻齐联盟。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楚、韩、赵、魏六国军队攻齐。齐湣王骄傲自恃、忘乎所以，开始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及至发现燕军已攻入齐国时，才匆忙任命触子为将，率领全国军队主力渡过济水，西进拒敌。双方兵力各约20余万在济水之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展开决战。齐军由于连年征战，士气低落。齐湣王为迫使将士死战，以挖祖坟、行杀戮相威胁，更使将士离心，斗志消沉。结果，当联军进攻时，齐军一触即溃，遭到惨败。

　　触子逃亡不知下落，副将达子收拾残兵，退保都城临淄。齐军主力被消灭后，秦、韩两军撤走，乐毅派魏军南攻宋地，赵军北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率燕军向临淄实施战略追击，继续聚歼齐国败退的残军，攻占了齐国的国都。齐湣王被迫出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此时楚顷襄王为分占齐地，便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入齐。齐湣王幻想借楚军力量抵抗燕军，便委任淖齿为相。淖齿在莒地杀掉了齐湣王，并夺回了以前被齐占去的淮北之地。

　　乐毅攻克临淄后，采取布施德政、收取民心的政策，申明军纪，严禁掳掠，废除残暴法令和苛捐杂税。然后分兵五路，以彻底消灭齐军，占领齐国全境。左军攻取胶东、东莱（今山东半岛），右军沿济水南进阿、鄄（今山东西南部）以接应魏军，前军沿泰山东进攻取琅玡（今山东沂南至日照一带），后军沿北海（今山东临淄东北沿海一带）出击攻占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中军占领临淄以镇齐都。燕军仅在6个月的时间，就攻取了齐国70余城，只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城未被攻克。

　　公元前283年，齐臣王孙贾等杀掉淖齿，立齐湣王之子法章为齐襄王，守莒抗燕，并号召民众起来抵抗。乐毅又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右军和前军攻莒，左军和后军攻即墨。即墨军民在守将战死之后，共推齐宗室田单为将，坚守抗燕，形成当时两个抗燕的坚强堡垒。燕军围攻莒和即墨一年未下。乐毅改用攻心战，命燕军撤至距两城9里的地方设营筑垒。并下令凡城中居民有出来的不加拘捕，有困难的予以赈济，以争取齐民。如此相持3年之久，两城依然未被攻下。

　　即墨为齐国较大的都邑，地处富庶的胶东，靠山近海，土地肥沃，财物丰富，有坚固的城池和一定的人力用于防守。田单被推举为将后，为挽救危局，除大力开展争取人心的工作外，还将所带的族兵及收容的残兵7000余人，及时加以整顿和扩充；又亲自带头构筑城防工事，加固城墙，浚深壕池；将族人、妻妾编入军营参加守城。由于田单与将士同甘共苦，致使即墨军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奋起抵抗燕军。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继位，惠王早在做太子时便对乐毅不满，且对3年攻齐不下又有怀疑，田单乘机派人入燕进行间谍活动，宣扬说，乐毅借攻齐为名，想控制军队在齐国为王，所以故意缓攻即墨。如果燕国另派主将，即墨指日可下。燕惠王果然中计，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被撤换，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且使燕军将士愤慨不平、军心涣散。

　　骑劫到任后，即一反乐毅的做法，改用强攻。由于齐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仍未能奏效，田单为了进一步激励士气，诱使燕军行暴，便散布谣言说，齐军最怕割鼻子、挖祖坟。骑劫果然中计。即墨军民看到燕军的暴行，个个恨之入骨，愤怒异常，纷纷要求同燕军决一死战。与此同时，田单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他先命精壮甲士全部隐伏起来，以老弱、妇女登城守望，使燕军误以为齐军少壮已伤亡殆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然后派人向燕军诈降，燕军信以为真，一心坐待受降，更加麻痹松懈。

　　田单觉得反攻时机已经成熟，便收集了千余头牛，在牛角扎上锋利的尖刀，身被五彩龙纹的外衣，牛尾绑上渗透油脂的芦苇，并在城脚挖好几十个洞，直通城外；又挑选了5000名精壮勇士，扮成神怪模样，令全城军民备好锣鼓以便出击时呐喊助威。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一天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驱赶1000多头火牛从城墙洞中向燕营猛冲狂奔，5000勇士随之杀出，全城军民擂鼓击器以壮声势。一时间火光通明，杀声震夭。燕军将士从梦中惊醒，仓惶失措，四出逃命，死伤无数，骑劫在混乱中被杀。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彻底溃败。田单奇袭获胜后，立即大举反攻。齐国民众痛恨燕军的暴行，纷纷响应，帮助齐军打击燕军，很快将燕军逐出国境，收复沦陷的70余城。

　　此战，乐毅采用诱齐攻宋策略，形成了天下攻齐的有利形势。在作战中又抓住强弱已经发生变化的有利时机，乘胜追击，直捣齐都，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而齐湣王自恃强大，穷兵黩武，四处树敌，落入燕国圈套而不自知。当五国联军攻齐时，仓促应战，过早集中主力与强大的联军交锋，因而惨败，几致亡国。至于齐军后来在即墨保卫战中能先坚守后反攻，最终一举击败燕军，一是由于即墨有一定的防御条件；

　　二是燕军分兵多路攻齐，发展过快，攻城克坚的准备和力量不充分；三是田单面对优势之敌，采取有效措施，取得即墨军民的支持，为挽救危局、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接着巧施反间计，借敌之手除去最难对付的乐毅，又针对骑劫警惕性不高，燕军士气不振的弱点，以诈降手段造成敌人错觉，使之麻痹松懈。然后实施夜间奇袭，出其不意地击破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打好了反攻初期的关键性一仗，取得战场的主动权。接着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乘胜追击，在齐国民众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复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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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长平之战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孟子·离娄》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纵观烽火连天、刀光剑影的270年战国历史，可知孟老夫子的这番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当然，就战争规模之大，杀伤程度之烈而言，在当时的众多战争中，没有比秦、赵长平之战更为惊心动魄的了。

　　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是秦、赵之间的一次战略决战。在战争中，秦军贯彻正确的战略指导，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先例。

　　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制定正确的兼并战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国势如日中天；连横破纵，远交近攻，外交连连得手；旌旗麾指，铁骑驰骋，军事胜利捷报频传。100余年中，蚕食缓进，重创急攻，破三晋，败强楚，弱东齐，构成了对山东六国的战略进攻态势。在秦国的咄咄兵锋面前，韩、魏屈意奉承，南楚自顾不暇，东齐力有不逮，北燕无足轻重。只有赵国，自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国势较盛，军力较强，对外战争胜多负少，且拥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尚可与强秦进行一番周旋。

　　事情很清楚，秦国要完成统一六国的殊世伟业，一定得拔去赵国这颗钉子。自然，赵国也不是好惹的，岂甘心束手就擒。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势所难免。

　　秦昭王根据丞相范睢“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从公元前268年起，先后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怀（今河南武陟西）、邢丘（今河南温县附近），迫使魏国亲附于己。接着又大举攻韩，先后攻取了陉（今河南济源西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少曲（今河南济源西）等地。并于公元前261年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将韩国拦腰截为二段。消息传来，韩国朝廷上下一片惊恐，赶忙遣使入秦，以献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向秦求和。

　　然而，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献地入秦，而是做出了献上党之地于赵的选择。他的用意当然清楚：转移秦军锋芒，促成赵、韩携手，联合抵御秦国。

　　赵王目光短浅，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接受平原君赵胜的建议，贪利受地，将上党郡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夺食，引起秦国的极大不满，秦、赵之间的矛盾因此而全面激化了。范睢遂建议秦王乘机出兵攻赵。秦王便于公元前261年命令秦军一部进攻韩国缑氏（今河南偃师西南），直趋荥阳，威慑韩国，同时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大军扑向赵国，攻打上党。上党赵军兵力不敌，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

　　赵王闻报秦军长驱东进，得地的喜悦早去了一半。只好兴师应战，派遣大将廉颇率赵军主力开往长平，企图重新占据上党。廉颇抵达长平后，即向秦军发起攻击。遗憾的是，秦强赵弱，赵军数战不利，损失较大。廉颇不愧为一名明智的将帅，他鉴于实际情况，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转取守势，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疲惫秦军。廉颇的这一招很是奏效，秦军的速决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决。

　　但是秦国的战争指导者毕竟棋高一着，他们运用谋略来打开缺口，为尔后的战略进攻创造条件。一方面他们借赵国使者郑朱到秦国议和的机会，故意殷勤招待郑朱，向各国制造秦、赵和解的假象，使赵国在外交上丧失了与各国“合纵”的机会，陷于被动和孤立。另一方面，又采用离间计，派人携带财宝前赴赵都邯郸收买赵王的左右权臣，挑拔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四处散布流言：廉颇不足畏惧，他固守防御，是出于投降秦军的目的，秦军最害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终于借赵王之手，把廉颇从赵军主帅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使赵王不顾蔺相如和赵括母亲的反对谏阻，任命赵括为赵军主帅。

　　赵括是一个缺乏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庸人。他上任后，一反廉颇所为，更换将佐，改变军中制度，搞得赵军上下离心离德，斗志消沉。他还改变了廉颇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

　　秦国在搞乱赵国的同时，也及时调整自己的军事部署：立即增加军队，征调骁勇善战的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代替王龁统率秦军。为了避免引起赵军的注意，秦王下令军中严守这一机密：“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这个白起，可不是寻常人物。他是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久经沙场，曾大战伊阙，斩杀韩、魏联军24万；南破楚国，入鄢、郢，焚夷陵，打得楚人丧魂落魄。只会背吟几句兵书的赵括哪里是他的对手。

　　白起到任后，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求胜心切、鲁莽轻敌等弱点，采取了诱敌入伏、分割包围而后予以聚歼的正确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造成了“以石击卵”的强大态势。

　　白起的具体作战部署是，以原先的第一线部队为诱敌部队，等待赵军出击后，即向预设主阵地长壁方面撤退，诱敌深入；其次，巧妙利用长壁构筑袋形阵地，以主力守卫营垒，抵挡阻遏赵军的攻势，并组织一支轻装锐勇的突击部队，待赵军被围后，主动出击，消耗赵军的有生力量；其三，动用奇兵2．5万人埋伏在两边侧翼，待赵军出击后，及时穿插到赵军的后方，切断赵军的退路，协同主阵地长壁上的秦军主力，完成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其四，用5千精锐骑兵插入渗透到赵军营垒的中间，牵制和监视营垒中的剩余赵军。

　　战局的发展果然按着白起所预定的方向进行。公元前260年8月，对秦军动态茫昧无知的赵括统率赵军主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出击。两军稍事交锋，秦军的诱敌部队即佯败后撤。鲁莽的赵括不问虚实，立即率军实施追击。当赵军前进到秦军的预设阵地——长壁后，即遭到了秦军主力的坚强抵抗，攻势受挫，被阻于坚壁之下。赵括欲退兵，但为时已晚，预先埋伏于两翼的秦2．5万奇兵迅速出击，及时穿插到赵军进攻部队的侧后，抢占了西壁垒（今山西高平北的韩王山高地），截断了出击赵军与其营垒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另外的5000秦军精骑也迅速地插到了赵军的营垒之间，牵制、监视留守营垒的那部分赵军，并切断赵军的所有粮道。与此同时，白起又下令突击部队不断出击被围困的赵军。赵军数战不利，情况十分危急，被迫就地构筑营垒，转攻为守，等待救援。

　　秦昭王听到赵军业已被包围的消息，便亲赴河内（今河南沁阳及其附近地区），把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编组成军，增援长平战场。这支部队开进到长平以北的今丹朱岭及其以东一带高地，进一步断绝了赵国的援军和后勤补给，从而确保了白起彻底地歼灭被围的赵军。

　　到了9月，赵军断粮已达46天，内部互相残杀以食，军心动摇，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支部队，局势非常危急。赵括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军阵地，希望能打开一条血路突围，但都未能奏效。绝望之中，赵括孤注一掷，亲率赵军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仍遭惨败，连他本人也丧身于秦军的箭镞之下。赵军失去主将，斗志全无，遂不复再作抵抗，40余万饥疲之师全部向秦军解甲投降。这40余万赵军降卒，除幼小的240人之外，全部为白起所残忍坑杀。秦军终于取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的彻底胜利。

　　长平之战中，秦军前后共歼赵军45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也给其他关东诸侯国以极大的震慑。从此以后，秦国统一六国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了。

　　长平之战秦胜赵败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总体力量上秦对赵占有相对的优势外，双方战略上的得失和具体作战艺术运用上的高低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秦军之所以取胜，在于：首先是分化瓦解了关东六国的战略同盟；其次是巧妙使用离间计，诱使赵王犯下置将不当的严重错误；其三是择人得当，起用富于谋略、骁勇善战的白起为主将；其四是白起善察战机，用兵如神，诱敌出击，然后用正合奇胜的战法分割包围赵军，痛加聚歼；其五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秦国上下一体动员，及时增援，协调配合，断敌之援。为白起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赵军之所以惨败，在于：第一，不顾敌强我弱的态势，贸然开战，一味追求进攻；第二，临阵易将，让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替代执行正确防御战略的廉颇统帅赵军，中了秦人的离间之计；第三，在外交上不善于利用各国仇秦的心理，积极争取与国，引为己助；第四，赵括不知“奇正”变化、灵活用兵的要旨，既无正确的作战方针，又不知敌之虚实，更未能随机制宜摆脱困境，始终处于被动之中；第五，具体作战中，屡铸大错。决战伊始，即贸然出击，致使被围。被围之后，只知消极强行突围，未能进行内外配合，打通粮道。终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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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秦统一六国之战中国封建社会最早的统一战争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封建统一战争。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用了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赵，中原的韩、魏，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六个国家，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国家。

　　战国时期，经过长期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弱小国家被消灭，中国境内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七雄局面的形成，既是春秋以来兼并战争的结果，又是中国统一的前奏。为增强国力，统一全国，七雄相继展开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魏国任用李悝变法，楚国使用吴起变法，赵国有武灵王改革，但最有成效的是秦国商鞍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革，国力逐步强盛。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时间中，秦国国力更加强盛，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按郡县征兵，完善了军队组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士卒勇猛，车骑雄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在军事策略上改变了劳师远征而经常失利的战略，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实行有效占领。秦国相继灭掉西周、东周，攻占韩国的黄河以东和以南地区，设置太原、上党、三川三郡，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史书记载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在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战车千乘，奋击百万”，军事力量远胜于其他六国。

　　秦国这种优越的战略优势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山东六国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很不稳固。

　　各国之间长期战争，实力消耗，国力被削弱。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虽然屡次合纵抗秦，但在秦国连衡策略下先后瓦解而失败。他们时而“合众弱以抗一强”，时而“恃一强以攻众弱”，无法形成稳固统一的抗秦力量，给秦国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这种趋势，如子顺就曾经说过：“当今崤山以东的六国衰弱不振，韩赵魏三国向秦国割地求安，二周已被秦灭亡，燕齐楚等大国也向秦国屈服，照此看来，不出20年，天下必然是秦国的了。”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铲除了丞相吕不韦和长信侯嫪毐集团，开始亲政，周密布署统一六国的战争。李斯、尉缭等协助秦王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秦灭六国的战略有两个内容，一是乘六国混战之际，秦国“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政采纳了尉缭破六国合纵的策略，“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李斯建议秦王政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秦国经过数年连续攻赵，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但一时无力灭亡赵国。于是秦国转攻韩国，公元前231年，攻下韩国南阳，次年，秦内史滕率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秦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由河内进攻赵都邯郸。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年之久。后来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撤换李牧，由于临阵易将，赵军士气受挫，失去了相持能力。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残部败逃，赵国灭亡。

　　秦国在攻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以刺杀秦王的办法挽回败局。公元前227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政，结果阴谋暴露，被秦国处死。秦王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罕。次年10月，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苟延残喘，燕国名存实亡。

　　秦国灭掉韩赵、重创燕国以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只有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东进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秦军引黄河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早在秦军攻取燕都时，秦国已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226年，秦王政问诸将攻楚需要多少兵力，老将王翦认为楚国地广兵强，必须有60万军队才能伐楚，而李信则说只用20万军队就能攻下楚国。秦王以为王翦因年老怯战，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打楚国。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抗。秦军开始进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击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反击，在城父大败秦军，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亲自向王翦赔一礼，命他率60万大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乘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

　　五国灭亡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胜利，是由于秦国在战争中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秦王政在位时期，国力富强，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供应战争，在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相继灭掉诸国。在战术上，秦国执行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方针，首先灭掉了毗邻的弱国韩赵，然后中央突破，攻燕灭魏，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最后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这种战术运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具体战役中，秦国运用策略正确，如在灭韩赵的战争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完全机械地按“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既定方针，而是机动灵活，赵有机可乘则先攻赵，韩可攻则灭韩。灭楚战役是在检讨了攻楚失策后，根据楚国实力集中优势兵力攻楚而取胜的。攻打齐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相反，六国方面势力弱小，在战略上又不能联合，各自为战，根本不能阻挡秦国的进攻，战争中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以至一个个被秦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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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钜鹿之战“破釜沉舟”，给暴秦统治的致命一击

　　钜鹿之战，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它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起义军同秦军主力章邯部在钜鹿地区（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的一场战略决战。在作战中，农民军以无比英勇顽强的气概，正确适宜的作战指导，一举歼灭秦军主力，扭转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战局，对于灭亡秦王朝反动腐朽的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六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积极推动意义的。但是秦王朝建立后，对人民实施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赋役繁重，刑政暴虐，使得“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汉书·贾山传》），全国出现“褚衣塞路，囹圄满市”的恐怖局面，这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终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九月，项梁、项羽和刘邦相继在吴中（今江苏苏州）、沛县（今属江苏）聚众起义。被秦所灭亡的六国旧贵族也乘机起兵，出现了天下反秦的形势。

　　秦王朝统治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进行垂死挣扎，调动军队，镇压农民起义。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支，便是少府章邯统率的部队。它作为秦军的主力，与农民军凶狠拚杀，首先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军，旋即击灭齐王田儋、魏王咎等武装势力，接着其又调转兵锋，扑向项梁等人率领的楚地起义军主力。经过几次各有胜负的拉锯战后，章邯利用项梁小胜后轻敌麻痹的弱点，发动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杀死项梁，使起义军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章邯在取得定陶之战胜利后，也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以为“楚地兵少不足忧”。遂移兵北上，攻打赵国。赵军将寡兵微，非秦军之对手，数战不利，赵王歇遂被迫放弃都城邯郸，退守钜鹿。章邯率军乘胜逼进，他命令王离率20万人将钜鹿团团围困，自己亲自带领20万人屯驻于钜鹿南数里的棘原，并在那里构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通道），直达钜鹿城外，以供应王离军的粮秣。企图长期围困钜鹿，困死赵军，并伺机拔城，彻底平定赵地。这时赵将陈馀虽从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征得数万援兵，进驻钜鹿北边，但因慑于秦军人多势众，不敢直接驰援钜鹿，对秦军采取避而不战的做法。赵钜鹿守军兵少粮缺，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只好遣使向各路反秦武装紧急求援。

　　楚怀王接到赵王歇、张耳等人的求援文书后，即召集手下将领进行商议。大家认为，尽管楚军自定陶战败后元气大伤，但若不及时救赵，章邯灭赵得手后就会移师南下攻楚，从而使得反秦武装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同时，秦军主力胶着于河北地区，这造成了关中空虚，给反秦武装提供了乘隙进关灭秦的机遇。鉴于这一分析，楚军统帅部遂果断作出战略决策：任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统率楚军主力5万人北上救赵，以伺机歼灭秦军主力。同时，派遣刘邦率军乘虚经函谷关进入关中，伺机攻打咸阳。这一战略部署的着眼点在于两支军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使秦军陷于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以收一举灭秦之效。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月，宋义率军北上救赵。

　　他对和秦军进行决战存有胆怯畏惧心理，抵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即停止前进，一连驻扎了46天。项羽规劝他迅速进兵，同赵军里应外合，一举击败秦军。然而宋义则想保存实力，乘秦、赵相斗，坐收渔利，故拒绝了项羽的正确建议。他挖苦项羽说：“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并威胁项羽不要抗命不听从指挥。与此同时，宋义还日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并亲自赴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大摆宴席，送其子出使齐国为相，以扩展个人势力。当时适逢天气寒冷多雨，士卒冻馁，苦不堪言，宋义的做法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性格刚烈的项羽更是觉得忍无可忍，在再次据理力争未被采纳后，他遂激于义愤，趁早晨入帐进见之机，当场诛杀了宋义。诸将拥护项羽所为，拥戴他为假（代理）上将军。楚怀王见事态已经如此，便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由他率军北上救赵。

　　这时，秦军仗恃兵多粮足，围攻钜鹿甚急。城中的赵军，矢尽粮绝，危在旦夕。尽管燕、齐、魏等援军已抵达钜鹿附近，并与陈余军会师，但因畏惧秦军，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同秦军交锋。

　　唯独有已取得指挥权的项羽敢下决心挥师渡河与秦军决战。他率军于十二月进抵漳水南岸后，即委派英布、蒲将军率2万人为前锋，渡过漳水（一说黄河），切断秦军运粮的甬道，分割王离与章邯军之间的联系，使王离军陷入缺粮的困境。接着，项羽本人亲自率领楚军主力渡河跟进，并下令全军破釜沉舟，规定每位将士只带3日干粮，以显示全军上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破釜沉舟完毕，项羽立即率领楚军进至钜鹿城下，将王离军团团包围，以雷霆万钧的气势，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向敌人猛扑过去。楚军将士们奋勇死战，“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将王离麾下的秦军杀得溃不成军。章邯率部援救，也敲楚军英勇击退。项羽指挥楚军连续作战，不给秦军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九战九捷，终于大败秦军。那些交战伊始时，恐惧秦军如虎而作壁上观的诸侯援军，这时见楚军胜局已定，也乘势冲出壁垒，参与对王离军的围攻。这场惊天动地大鏖战的结果是，秦将王离被俘虏，秦军副将苏角身首异处，另一名副将涉间走投无路，被迫自焚而死。楚军取得辉煌的胜利，钜鹿之围遂解。

　　项羽在钜鹿之战中所表现的杰出指挥才能和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慨，使各路诸侯无不为之震慑和敬重。这时他们便一致拥戴项羽为诸侯上将军，统一指挥所有集结在赵地的军队。

　　项羽受命后，即率军对败退中的章邯余部实施战略追击。章邯困兽犹斗，据守棘原与项羽对峙，并派别将司马欣向秦廷告急求援。然而这时秦廷内部早已分崩离析，赵高专权，不但没有抽调兵力援助章邯，反而追究其战败的罪责。这使得章邯进退失据，计无所出。无奈之下，他秘密遣使向项羽求和，但未获应允，只好准备退兵。项羽则乘章邯狐疑不定之际，及时派遣蒲将军率部日夜兼程渡三户津（古漳水渡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南），切断秦军的退路，尔后项羽亲率主力与秦军激战于汙水（漳水支流），再次大破秦军。至此，章邯完全成为瓮中之鳖，不得已遂率20万秦军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向项羽无条件投降。钜鹿之战的尾声这时也就最终沉寂了下来。

　　钜鹿之战，是秦末农民大起义走向最后胜利的关键性一战。它一举全歼了秦军的主力，为刘邦乘虚入关，彻底埋葬秦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命运，影响深远。项羽统率的楚地起义军在钜鹿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战略战役指导优势。这首先是坚决排除了宋义的错误战略方针的干扰，确保北上救赵的战略决策得以实施，从而避免了使反秦武装被秦军所各个击破的危险。第二，抱有破釜沉舟的大无畏胆略和决心，敢于以弱击强，以寡敌众，在精神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第三，善于分割、孤立敌人，使敌章邯部与王离部之间失去联系，无法互相救援，造成楚军在局部上的优势，为全歼王离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四，在聚歼王离军的过程中，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始终牢牢地掌握住战场的主动权。第五，在胜利化解钜鹿之围，歼灭敌王离“兵团”后，能够及时实施远距离战略追击，将残余的秦军主力章邯部逼到走投无路的困境，迫使其无条件投降。扩大了战果，使得秦王朝赖以镇压起义的军事机器全面崩溃。所有这些，都表明钜鹿之战是一次辉煌的战略决战，其中所反映的起义军及其领袖项羽的优秀作战指导艺术，永远值得后人的称颂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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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成皋之战楚汉之争的终局

　　成皋之战，始于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迄于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左右。它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即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围绕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而展开的一场决定汉楚兴亡的持久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刘邦及其谋臣武将注意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配合，将正面相持、翼侧迂回和敌后骚扰等策略加以巧妙运用，调动、疲惫、削弱直至战胜强敌项羽，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又一成功典范。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王朝反动统治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急剧的变化，这就是起义军首领项羽和刘邦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长期战争，历史由此进入了楚汉相争时期。

　　楚汉战争初期，刘邦处于劣势地位。但他富有政治远见，注意争取民心，招揽军政人才，因而在政治上据有主动地位。

　　在军事活动方面，刘邦善于运用谋略，巧妙利用矛盾，做到示形隐真，乘项羽东进镇压田荣反楚之际，暗渡陈仓，占领战略要地关中地区。尔后又联络诸侯军56万袭占彭城，端了项羽的老窝，成为项羽强有力的对手。

　　然而在袭占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表面上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而项羽一接到彭城失陷的消息，即亲率精兵3万从齐地赶回，乘刘邦毫无戒备的时机，发起进攻，夺回彭城。刘邦溃不成军，仅带骑兵数十名狼狈逃脱，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成了项羽的阶下之囚。

　　彭城之战使刘邦主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楚军乘胜实施战略追击，一些原来追随刘邦的诸侯这时见风使舵，纷纷背汉投楚，形势对刘邦来说殊为严峻。不过刘邦毕竟是一位强者，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改变楚强汉弱的态势，他果断采纳谋士张良等人的正确建议，在政治上争取同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部下彭越、韩信，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据关中为根本，以正面坚持为主；敌后袭扰和南北两翼牵制为辅的对楚作战方针，并一一予以实施。

　　汉高帝二年（前205年）五月，刘邦退到荥阳一线收集残部。这时，刘邦的部下萧何在关中征售到大批兵员补充前线，韩信也带部队赶来与刘邦会合。刘邦的汉军得到休整补充后，实力复振，将楚军成功地遏阻于荥阳以东地区，暂时稳定了战局。

　　荥阳及其西面的成皋，南屏嵩山，北临河水（黄河），汜水纵流其间，为洛阳的门户，入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五月起，汉、楚两军为争夺该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交战初，刘邦即按照张良制定的谋略，实施正面坚持、敌后袭扰和翼侧牵制的作战部署，以政治配合军事，以进攻辅助防御，游说英布倒戈，从南面牵制项羽；派遣韩信破魏，保障翼侧安全；联络彭越，袭扰项羽后方，从而有力地迟滞了项羽的进攻。同时刘邦让萧何治理关中、巴蜀，巩固后方战略基地，转运粮食兵员，支援前线作战；还采纳陈平的计谋，派遣间谍进行活动，分化瓦解楚军。

　　刘邦的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牵制楚军、巩固后方的积极作用，但是正面战场的形势依然不怎么乐观。项羽看到刘邦的势力有增无减，十分不安，便于次年春调动楚军主力加紧进攻荥阳、成皋，并多次派兵切断汉军的粮道，使刘邦的部队在补给上发生很大的困难。五月间，项羽大军进逼荥阳，刘邦内乏继粮，外无援兵，情势日趋危急。刘邦采纳张良的缓兵之计，派出使臣向项羽求和，表示愿以荥阳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但遭到项羽的断然拒绝。刘邦无奈，只得采纳将军纪信的计策，由纪信假扮作刘邦，驱车簇拥出荥阳东门，诈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蒙骗项羽，而自己则乘机从荥阳西门逃奔成皋。项羽发现自己受骗上当后勃然大怒，烧死纪信，率兵追击刘邦，很快攻下了成皋，刘邦仓皇逃回关中。

　　刘邦从关中征集到一批兵员，打算再夺成皋。谋士辕生认为这不是善策，建议刘邦派兵出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调动楚军南下，减轻汉荥阳守军的压力；同时，让韩信加紧经营北方战场，迫使楚军分散兵力。刘邦欣然采纳这一计策，率军经武关出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之间，与英布配合展开攻势；与此同时，韩信也率部由赵地南下，直抵黄河北岸，与刘邦及荥阳汉军互相策应。汉军的行动果然调动了项羽的南下。这时刘邦却又转攻为守，避免同楚军进行决战，而让彭越加强对楚后方的袭击，彭越不失所望，进展迅速，攻占了要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接给楚都彭城造成威胁。项羽首尾不能兼顾，被迫回师东击彭越，刘邦乘机收复了成皋。

　　六月，项羽击退彭越后，立即回师西进，对刘邦发动第二次攻势，攻占荥阳，再夺成皋。并继续西进，抵达今河南巩县一带。刘邦仓猝北渡黄河，逃到小修武（今河南获嘉东），在那里刘邦征调到韩信的大部分部队，以支撑危局，增强正面的防御。刘邦深知项羽的厉害，这时便命汉军一部拒守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一部屯驻小修武，深沟高垒，不与楚军交锋。同时派韩信组建新军东向击齐，继续开辟北方战场。又命刘贾率领2万人马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旧黄河渡口）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扰乱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粮道。彭越得到刘贾这支生力军的支援，很快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等17座城池。彭越、韩信的军事行动，给项羽侧背造成严重的威胁，迫使项羽在九月间停止正面战场的攻势，再次回师攻打彭越。项羽临行前，告诫成皋守将曹咎说：小心坚守成皋，即使汉军挑战，也千万不要出击，只要能阻止汉军东进，我15天内一定击败彭越，然后再与将军会师。项羽很快收复了17座城池，但没有能够消灭彭越的游军，它继续在威胁楚的后方。

　　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刘邦听取谋士郦食其的建议，乘项羽东去之机，反攻成皋。守将曹咎开始还遵照项羽的告诫，坚守不出，但是经不起汉军连日的辱骂和挑战，一怒之下，率军出击。刘邦见激将法奏效，便运用半渡击之的战法，大破曹咎所部楚军于汜水之上，曹咎兵败自杀，汉军乘机再夺成皋，并乘胜推进到广武（今荥阳东北）一线，收敖仓积粟以充军用，并在荥阳以东包围了楚将钟离昧部。

　　项羽听到成皋失守，大惊失色，急忙由睢阳带领主力返回，同汉军争夺成皋，与汉军对峙于广武，欲与刘邦决一雌雄。可是汉军依据险要地形，坚守不战。双方对峙数月，项羽无计可施。这时适逢韩信攻占临淄，齐地战事吃紧，项羽不得已只好派龙且带兵20万前往救齐，这就更加减弱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到了十一月，韩信在潍水全歼了龙且的部队，平定齐国，使项羽的处境更趋困难。几个月后，楚军粮食缺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白白地消耗了力量，完全陷入了被动。

　　这时，汉军韩信部已经破魏，破赵，降燕，平定三齐，占领了楚的东方和北方的大部地区，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彭越的游军则不断扰乱楚军后方，攻占了昌邑（今山东金乡西）等20多座城池，并多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英布所部在淮南也有所发展。项羽腹背受敌，丧失了主动，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双方强弱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项羽见大势尽去，遂被迫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尔后引兵东归。成皋之战以汉胜楚败而告终。

　　成皋之战，是楚汉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它使楚汉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彻底的改变，项羽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刘邦把握时机，采纳张良建议，于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十月，乘项羽引兵东撤之际，实施战略追击。

　　十二月，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南）合围并大败楚军，项羽突围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次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汉朝，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

　　刘邦以弱小的力量，在成皋之战中战胜强大的楚军，这除了政治上注意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外，军事上的胜算主要在于对战略全局处置得比较适当和作战指挥的高明正确。这具体表现为：第一，重视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使汉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坚持长期的战争。第二，彭城失利后，鉴于汉弱楚强的实际情况，适时改变战略方针，转攻为守，持久防御，挫败项羽的速决企图。第三，制定出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敌后袭扰的作战部署，并坚决付诸实施，使楚军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顾此失彼。第四，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致人而不致于人，千方百计调动对手，使之疲于奔命；并积极争取外线，逐步完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第五，巧妙行间，分化瓦解敌军，善于争取诸侯，最大限度地在军事上孤立项羽本人。

　　项羽作为一员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曾放射过夺目的光彩，然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与他政治上、军事上的失策是密切相联的。他分封诸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嗜杀好战，激起了民众的反对；他不重视争取同盟，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他不善于起用人才，团结内部，导致了众叛亲离；他不注意战略基地建设，以至于无法长期支持战争；他缺乏战略头脑，只知道一味死打硬拚，没有主要的打击方向，决定了他虽然能够赢得不少战役、战斗的胜利，但却不能扭转战略上的被动，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彻底失败。项羽战场指挥的成功和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局，给后世军事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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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井陉之战“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

　　公元前204年爆发的井陉之战，是楚汉战争中汉大将韩信指挥的，在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一带对赵军的一次出奇制胜的进攻作战。在这次战役中，韩信以不到3万的劣势兵力，背水列阵，奇袭赵营，一举歼灭号称20万的赵军，阵斩赵军主将陈余，活捉赵王歇，灭亡了项羽分封的赵国，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公元前205年，项羽在彭城大破刘邦，这使得许多诸侯纷纷背汉归楚，刘邦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刘邦采纳了张良等人的建议，制定了正面坚守、侧翼发展、敌后袭扰的战略方针。其中命令大将韩信率军开辟北方战场，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向楚军侧背发展，就是这一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之一。

　　公元前205年，韩信首先率军击灭了魏王豹，平定魏地。

　　当时，黄河北岸尚有代（今山西北部）、赵（今河北南部）、燕（今河北北部）三个割据势力。它们都投靠项羽，成为楚的羽翼。汉要灭楚，就必须先翦除这些诸侯国，使项羽陷于孤立。

　　韩信针对这些割据势力只图据地自保、互不救援的弱点，便向刘邦提出进一步开辟北方战场，逐次消灭代、赵、燕，东击田齐，南绝楚军粮道，对楚军实施翼侧迂回，最后同刘邦会师荥阳的作战计划。它得到了刘邦的赞许和批准。

　　公元前205年闰九月，韩信率军平定代地，活捉代国的相国夏说。战斗刚刚结束，刘邦就把韩信的精兵调往荥阳一带去正面抗击项羽的进攻。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统率3万名新近招募的部队，越过太行山，向东挺进，对赵国发起攻击。赵王歇、赵军主帅陈余闻讯后，即以号称20万的大军集结于井陉口防守。

　　井陉口是太行山有名的八大隘口之一，就是现在河北获鹿西10里的土木关。在它以西，有一条长约几十公里的狭窄驿道，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当时赵军先期扼守住井陉口，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且兵力雄厚，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反观韩信，麾下只有数万之众，且系新募之卒，千里行军，士气虽高涨，但身体却疲乏，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

　　当时赵军主帅陈余手下有一位名叫李左车的谋士，很有战略头脑。他向陈余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和地形：韩信越过黄河，实施外线作战，前段时间俘虏了魏王豹、夏说，并乘胜进攻赵国，士气旺盛，“其锋不可挡”，所以赵军必须暂时避开汉军的锋芒。但是汉军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弱点。这主要表现为，汉军的军粮必须从千里以外运送，补给困难。井陉口道路狭窄，车马不能并行，因此汉军粮秣输送一定滞后不济。鉴于这一分析，李左车进而向陈余建议：由他带领奇兵3万人马从小道出击，去夺取汉军的辎重，切断韩信的粮道；

　　而由陈余本人统率赵军主力深沟高垒，坚壁不战，与韩信军周旋相持。李左车认为只要运用这一战法，就能使得韩信求战不得，后退无路，不出10天，就可以彻底消灭汉军；否则，赵军是一定会被汉军打败的。

　　然而，刚愎自用且又迂腐疏阔的陈余却拘泥于“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的教条，且认为韩信兵少且疲，不应避而不击，断然拒绝采纳李左车的正确作战方案。

　　韩信探知李左车的计策没有被采纳，赵军主帅陈余有轻敌情绪和希图速决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当即制定了出奇制胜、一举破赵的良策。他指挥部队开进到距井陉口30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到了半夜时分，迅速实施作战部署：一面挑选2000名轻骑，让他们每人手持一面汉军的红色战旗，由偏僻小路迂回到赵军大营侧翼的抱犊寨山（今河北井陉县北）潜伏下来，准备乘隙袭占赵军大营，断敌归路；一面又派出1万人为前锋，乘着夜深人静、赵军未察之际，越过井陉口，到绵蔓水（今河北井陉县境内）东岸背靠河水布列阵势，以迷惑调动赵军，增长其轻敌情绪。部署甫定，东方天际晨曦微露，决战的一天悄然来临了。

　　赵军对潜伏的汉军毫无觉察，望见汉军背水列阵，无路可以退兵，都禁不住窃窃哂笑，认为韩信置兵于“死地”，根本不懂得用兵的常识，因而对汉军更加轻视。今天看来，当时赵军的哂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兵法上明确规定，布阵要“右倍山陵，前左水泽”，韩信反其道而用之，岂不是可笑之至？

　　天亮之后，韩信亲自率领汉军，打着大将的旗帜，携带大将的仪仗鼓号，向井陉口东边的赵军进逼过去。赵军见状，果然踌躇满志，离营迎战。两军戈矛相交，厮杀了一阵子后，韩信就佯装战败，让部下胡乱扔掉旗鼓仪仗，向绵蔓水方向后撤，与事先在那里背水列阵的部队迅速会合，赵王歇和陈余误以为汉军真的打了败仗，岂肯轻易放过机会，于是就挥军追击，倾全力猛攻背水阵，企图一举全歼汉军。

　　汉军士兵看到前有强敌，后有水阻，无路可退，所以人人死战，个个拚命，赵军的凶猛攻势就这样被抑制住了。这时，埋伏在赵军营垒翼侧的汉军二千轻骑则乘着赵军大营空虚无备，突然出击，袭占赵营。他们迅速拔下赵军旗帜，插上汉军战旗，一时间红旗林立，迎风招展，好不威风。

　　赵军久攻背水阵不下，陈余不得已只好下令收兵。这时赵军才猛然发现自己大营上插满了汉军红色战旗，老巢已经易手。这样一来，赵军上下顿时惊恐大乱，纷纷逃散。占据赵军大营的汉军轻骑见赵军溃乱，当即乘机出击，从侧后切断了赵军的归路；而韩信则指挥汉军主力全线发起反击。赵军仓皇向泜水（今河北获鹿南2．5公里，现在已被湮塞）方向败退，被汉军追上，结果全部就歼，陈余被杀，赵王歇和李左车束手就擒。井陉之战以韩信大获全胜，一举灭赵而降下帷幕。

　　井陉之战的结局，对楚汉战争的整个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汉军的胜利，使得其在战略全局上渐获优势，即消灭了北方战场上最强劲的敌手，为下一步“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平定燕地创造了声势和前提，并为东进击齐铺平了道路，从而造就了孤立项羽的有利态势。这虽然是一次战役规模的战争，但却有着战略性质的地位。

　　在井陉之战中，双方在作战指挥上的得失高下是显而易见的。韩信取得作战胜利，关键在于他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计划地制造和利用赵军的错误，巧妙地掌握士卒“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孙子兵法·九地篇》）这一心理状态，奇正并用，背水列阵，灵活用兵，出奇制胜，速战速决，从而一举全歼赵军，谱写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精彩篇章。赵军的失败，则在于主帅陈余迂腐而又傲慢，并拒绝采纳谋士李左车正确的作战方案，昧于了解汉军的作战意图。终于使赵军丧失了优势和主动地位，在处处被动中遭到全歼。

　　井陉之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兵法的运用，贵在灵活创新，切忌死板教条。这正如宋代岳飞所说的那样：“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方面，那位曾经在2100多年前“战必胜，攻必克”，的风云人物韩信堪称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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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汉平定七国叛乱之战分兵箝制，集中全力战吴楚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为巩固统治，借口清除叛乱，杀掉在楚汉战争时期分封的异姓诸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同时，他又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使皇室陷于孤立，于是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并立下“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企图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持刘氏的一统天下。他所分封的同姓王，有齐、燕、赵、梁、代、淮阳、淮南、楚、吴等。这些王国的封地，竟达39郡，占西汉整个疆土的大半，而皇帝直辖的才不过15郡。为防止诸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规定除诸封国内的经济由诸王支配外，王国的傅、相等官员均须由皇帝任命，法令由朝廷统一制定，军队由皇帝调遣，借以限制诸王的权力。但西汉所封的诸王国，国大民众，随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财富日增，势力日强，逐渐形成割据状态，朝廷与诸王国的矛盾便日趋尖锐起来。

　　汉文帝即位以后，深感诸王对朝廷的威胁日益严重，决定采纳太中大夫贾谊和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一方面把诸王的一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管辖，一方面在诸王的封地内再分封几个小诸侯国，以分散削弱诸王的权力。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封地在今河南东部），控制中原要地，屏障朝廷。诸侯王不甘心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纷纷反对。当时反对最强烈的是吴王刘濞。吴王的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辖有豫章（今江西地区）、会稽（今苏南和浙江地区）等郡，封土广大，财力富足，他利用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扩张势力，蓄谋夺取朝廷大权。

　　景帝即位以后，诸王国的势力发展到了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景帝接受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继续推行削藩的政策，先削减楚、赵及胶西三王的封地。因而，引起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吴王乘机纠合楚王、胶西王、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赵王等各王国，准备进行武力反叛。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朝廷下令削夺吴会稽、豫章两郡，吴王便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首先起兵，并派人通知闽越、东越出兵相助。但由于齐王悔约背盟、济北王为其部下劫持不得发兵，故实际参加叛乱的仅为七国。一场史称为七国之乱的反对统一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吴王反汉后，先杀尽朝廷在自己封国内所委任的官吏，然后聚集亲信，商议进兵之策。大将军田禄伯请求率兵5万，循江淮而上，占领淮南和长沙，入武关直捣长安，吴王唯恐大权旁落，拒绝了这一建议。青年将领桓将军对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因此建议挥军急速西进，沿途不要攻城掠地，迅速抢占洛阳的军械库和敖仓的粮库。并凭借洛、荥山河之险，会合诸侯。这样，即使不能西取长安，也占据了夺取天下的有利地位。否则，如行动迟缓，一旦让汉军抢先进占梁、楚一带，势必招致失败。这一避短用长、速据关东战略要地的主张，也遭拒绝。吴王亲率20万军队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并力向梁进攻，又派出小部队潜赴崤（今函谷关南〉、渑（渑池）之间，侦察关中汉军情况。在渡淮时，一面派兵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向北攻城掠地；一面遍告诸侯，提出这样一个行动计划：由南越兵先攻占长沙以北地区，再西趋巴蜀汉中；越、楚、淮南、衡山、济北诸王会同吴军西取洛阳；齐、菑川、胶东、胶西、济南诸王与赵王先攻占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再入临晋关（今陕西大荔东），或与吴军会师洛阳；燕王北取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后，再联合匈奴南下，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直取长安。这一战略构想的意图是：以诸王国的军队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合击关中，吴楚主力先占荥阳，与齐赵军会师，攻占长安。

　　景帝在获悉七王叛乱后，先是采取姑息政策，杀掉晁错，并恢复诸王封地，企图以此平息战乱。直到这一政策失败后，才决心迎击叛军，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36将军东攻吴楚，另派郦寄攻赵，栾布攻齐，并以窦婴屯于荥阳，监视齐赵叛军动向。这一作战部署的着眼点是：分兵箝制齐赵，集中主力打击反汉的重要力量吴楚两军。

　　周亚夫受命后，即提出：“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就是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地区，引诱并牵制吴楚军队，达到守梁以疲敌的目的，这一建议被景帝采纳。周亚夫率军由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后接受部下意见，改变进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抵达洛阳，抢占荥阳要地，控制了洛阳的军械库和荥阳的敖仓，并派兵清除了崤渑间的吴楚伏兵，保障了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顺利实现了第一步作战计划。然后，周亚夫率军30余万东出荥阳，进抵淮阳，针对吴楚锐气正盛，难与正面交锋，遂引兵东北，屯于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让梁王坚守梁地，阻止吴兵西进，同时派兵奇袭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泗水入淮之口），截断吴军粮道。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歼灭梁军数万人，乘胜西进，梁军退保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被吴楚联军围攻。梁王数次派人求援，周亚夫按兵不动，直到吴楚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才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在吴楚四面围攻形势下，梁一面竭力固守，一面组织力量不断出击，袭扰吴军。吴楚联军久攻睢阳不下，屡屡受挫，西取荥、洛的企图难以实现，退路又受威胁，乃调转兵力进攻下邑，寻求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吴楚求战不得，派部分兵力佯攻汉军壁垒的东南角，转移汉军注意力，以主力强攻西北角，这一声东击西的企图被周亚夫及时识破。当吴军进攻东南角时，他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吴楚军的进攻。

　　吴楚联军号称数十万，既遭顿挫于睢阳，又不得逞于下邑，进退维谷，加上饷道被断，粮食不继，在粮尽兵疲、士卒叛逃、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兵西走。周亚夫乘机追击，大破吴楚联军。楚王兵败自杀，吴王仅率数千人乘夜向江南逃窜，企图依托东越垂死挣扎，但东越王慑于汉军压力，诱杀吴王。喧嚣一时的吴楚叛乱，历时仅3个月便完全失败。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时，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王在胶西王的指挥下，举兵西进围攻齐王临淄，经过3个月激战，被栾布击败。赵王刘遂联络匈奴，企图西入长安。当郦寄军进攻时，龟缩邯郸，凭城固守，汉围攻7月不克。栾布在消灭四王之后回师同郦寄合力进攻，引水灌城，城破后赵王自杀。至此，汉赢得了平定七王叛乱战争的彻底胜利。

　　西汉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的战争，是一场反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汉军抢占关东战略要地荥阳，控制南北要道，争得了战略上的主动，造成了东阻吴楚、北拒齐赵，屏蔽关中的有利态势。然后以一部箝制齐赵，而把吴楚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并根据楚军剽轻、吴军精锐的客观情况，采取了“以梁委之”，吸引和消耗吴楚联军，乘敌疲弊而后击的正确作战方针，最终各个击破，迅速平定了七国之乱。反观吴楚等七国，为了维持诸侯割据而发动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七国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步调不一，缺乏统一的计划和指挥。叛乱初期所提出的分进合击，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关中，先取荥、洛会师长安的构想，由于各诸侯国或临时背约，或轻易改变，或屯兵观望而化作泡影。吴王既不听田禄伯、桓将军进军之计，又忽视了对粮运要道的设防，孤军一路，全力攻梁，结果顿兵坚城，贻误战机。随着主动权的丧失，最终失败的命适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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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而汉朝方面，自高祖刘邦平城被围事件发生后，由于实力不逮，加上有诸多内政事务亟待处理，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其约为兄弟，以缓解匈奴的袭扰，一直蒙受很大的耻辱。在军事上，则主要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匈奴进行决战。然而“和亲”政策并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

　　但是在另一方面，“和亲”政策也为汉王朝整顿内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日后汉武帝的战争动员和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文、景两帝在位时，即已注意军队，尤其是骑兵的建设，西汉的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了。

　　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汉武帝刘彻登基当了皇帝。他凭藉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选拔适应指挥骑兵作战的年青将领，修筑军事要道。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具体措施有：贬抑相权，“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威望，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等等。在经济上征收商人车船税，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等等。经过苦心经营，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以其巨人的手臂，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帷幕。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也有人称之为五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现将它们介绍如下：

　　河南、漠南之战。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

　　汉武帝避实就虚，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汉军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

　　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当时卫青任车骑将军，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出塞二三百公里，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凯旋归师。这一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

　　次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

　　河西之战。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称河西走廊。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委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军。

　　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

　　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

　　这一次，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

　　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漠北之战。经过漠南、河西两大战役的打击，匈奴势力遭到了重创，汉军已完全占有了这场旷日持久反击战争的主动权。然而匈奴不甘心失败，仍继续从事南下袭扰的活动。并采纳汉降将赵信的建议，准备引诱汉军主力至沙漠以北地区，寻机加以歼灭。

　　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边患问题，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度幕（沙漠）轻留（轻入久留）的心理，将计就计，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决定对匈奴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因势利导，乘敌不备，确定了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具体作战方针。武帝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组成两个大的战略集团，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几十万，马匹十余万配合骑兵主力的行动。卫青、霍去病受命后，各率精骑5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闻报汉兵将至，采纳赵信建议，将部众、牲畜、辎重转移到更远的北方，“以精兵待于幕北”。卫青出塞后，得知匈奴单于的战略意图，即率主力直扑单于所在，横渡大沙漠，北进几百公里，寻歼单于本部。同时命令李广、赵食其率所部从东面迂回策应。不久，卫青部主力与匈奴单于相遭遇。卫青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军的袭击，接着便指挥5000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单于即遣一万骑应战。

　　双方鏖战至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难辨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见汉军人多势众，自度无法取胜，遂带数百精骑突围，向西北逃遁。卫青发现单于潜逃，即派轻骑连夜追击，自率主力随后跟进。是役虽然未能擒服单于，但一举歼俘匈奴军19000人，挺进到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尽烧其城和匈奴积粟而还。

　　在另一个方向，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进1000余公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尽歼其精锐，俘获屯头王、韩王以下70400余人。左贤王及其将领弃军逃逸，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然后凯旋班师。

　　漠北之役是汉匈间规模最大，战场距中原最远，也是最艰巨的一次战役。是役，汉军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共歼匈奴9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得其从此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战争中，匈奴被歼人数累计高达15万之多，无力再与汉室相抗衡。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徙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开始走向衰落了。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的胜利，也为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边防建设，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开辟了道路。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同时，移民垦边，加强了北部的边防。在对匈奴作战过程中，汉朝为了争取与国，曾派遣张骞等人通西域，扩大了中外交流。而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则帮助解除了东北、西北各少数民族所受匈奴的威胁，送去了汉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文化成就，促进各族人民的通商和友好往来，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间的融合，也使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通畅地开展起来。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的胜利，在军事领域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推动了骑兵队伍的建设，积累了大规模骑兵作战的经验，促进了战术的革新。对于古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均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战争也带来一定的后遗症，如严重损耗了军队的实力；财力、物力损失惨重：“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阶级矛盾尖锐，即所谓“盗贼滋起”等等。但所有这些与这次战争的正面意义相比较，无疑是次要的问题。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在军事上的成功经验，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做到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根据对匈奴作战特点，大量建设骑兵，选用青年将领；军事和外交密切配合，以孤立匈奴；实施战时经济体制，保障对匈奴作战的后勤供应。第二，高明运用骑兵战术，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汉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实施远距离迂回、包抄、突袭，连续进攻，不给敌手以喘息的机会，既能出其不意，又能威加于敌，给匈奴军以大创聚歼，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第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汉军先弱后强，循序推进，切断匈奴各部之间的联系，分而制之，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同时，还能注意主力与偏师之间的战略配合，以偏师牵制敌人，以主力重创敌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