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反华暴行的真正的教唆犯？
今年五月以来发生在印尼的迫害华人的暴行的一些零星内幕终于被揭露于世人眼前。我们已经知道：带头抢劫、放火和强奸妇女的暴徒是乘着卡车而来、带着军人特征、施暴动作熟练的一伙显然有组织、有部署的强盗；当骚乱的人群在带头抢劫的暴徒的教唆下进入商店抢劫时，商店的却被锁了起来，同时烧起了大火，有上千人因无法逃脱而被烧死；骚乱发生的３０个小时内，军队和警察失踪了，在一些地方，驻守的军警在暴动前数小时接获指示撤走，等等。日前，印尼所谓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就五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的记录被盗。在证词中，该省长承认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前司令则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
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场暴乱是一起由印尼军方插手.纵的、继承了印尼三十二年来的白色恐怖传统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事件，目的在于把水搅混，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以动乱作为谈判的法码。很多人的分析都指出：这场暴乱的策划和印尼政治高层内部的斗争密切相关，特别是：苏哈托的女婿、前特种部队和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现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普拉博沃企图借制造混乱，给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造成难局，同时造成苏哈托镇压民众反叛的借口。然而，对阴谋的分析也大都止步于此。
另外，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也看到了一个令人回味的现象：一方面借报道华人受迫害事件，把占印尼人口3%的六百至七百万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渲染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70％”的为富不仁的奸商，而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雅加达的穷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暴民”，或是一群残害华人基督徒的伊斯兰疯狂信徒，而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加给印尼的西方国家似乎不仅和这场屠杀无关，而且一个亚洲的“科索沃”的诞生，给了西方又一次插手干预、匡扶正义的机会了。
显然，印尼事件中，还有一些幕后的势力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被大多数分析和西方主流媒体所完全遗漏。这个事实，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印尼经济危机以来的局势发展，以及考察一下印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就变得十分令人信服了。
印尼是列强争夺世界的兵家要地，又是南洋诸国中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反共最坚决的国家。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美国政府，决不能允许它被聚众街头的“人民权力”毁于一旦。印尼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数量的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之外，它还扼守着联接东亚－太平洋与中东石油产地的海上运输线，不仅日本所需的中东石油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部署在东亚大陆沿岸的“大新月”地区－－南朝鲜、日本、台湾海域、菲律宾，和中东、波斯湾地区，它们需要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经常地、随时地穿过这条狭窄的运输线进行调动。美国从六十年代进行越南战争以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支持苏哈托三十二年的**统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这个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这和美国冷战后“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全球军事部署也有重大关系：实际上，现在美国必须同时应付巴尔干、海湾和东亚三个潜在的热点，海外兵力不敷使用，尼米兹号需要随时通过马六甲海峡对中东或东亚进行机动增援。失去印尼，刚刚赢得的海湾战争的大半意义可能会随之消失，美国的全球战略将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华盛顿加紧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经济进行直接控制的部署。这个部署和美国长期以来豢养的**者苏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帝国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危机使印尼财富的价值遭到大规模的贬值和毁灭。
在这块蛋糕突然剧缩的经济基础上，国际垄断资本与一国官僚买办资本之间在相互转嫁危机损失的过程中发生了因实力地位不同而分脏不均的争斗，同时又共同面临着危机的最终承担者劳动大众因贫困化乃至断绝生计而日益奋起的反抗。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复杂交错的政治斗争局面：华盛顿在对苏哈托施压同时，开始在印尼的统治层内（首先在军队中）寻找新的、更忠实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满情绪和集体行动导致政治体制的瓦解；苏哈托在抵制贷款条件以保护家族帝国利益和与美国主子妥协以延续自身统治之间寻找平衡；印尼的杀手们和他们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数，在紧急状况下他们有一根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把烧到他们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华人这只替罪羊，国际和印尼的统治阶级共同在加紧筹备上演一场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仇杀的惨剧；而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带给下层人民的痛苦，迫使他们要在自发的、松散的经济斗争和目标明确、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政治斗争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发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大致情形。
苏哈托可算得上是华盛顿所扶植起来的一大批独夫民贼中有老资格的。三十二年年来，印尼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的训导和资助下，杀人不眨眼，这已众所周知。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艾伦·奈尔恩所做的最新调查，揭露了有关苏哈托的军事系统的情报治安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密切勾结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调查结果发表在《民族》杂志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据奈尔恩的这三份报告，印尼军方及其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保持正式的联络关系和经常性的高层接触。
今年一月，印尼军方头目预感到一场动摇统治秩序的风暴将要来临，向外界散发出警告：“印尼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这番威胁后的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印尼，会见了苏哈托、普拉博沃和其他军方首领。印尼官员表示，柯恩的访问是对印尼军方实行“控制局面”的计划亮了绿灯。在柯恩离开印尼六天以後，印尼军方和情治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秘密绑架社会活动家、工会人士的行动。参加绑架行动的包括有经美国训练的、和美国情报系统有正式联系的特别部队。于是，在今年五月暴乱之前，所有有组织能力、有政治见解的活动家都从街头消失了。
对印尼军人面授机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美国主子，对印尼的这架屠杀机器的可靠性并不放心，特别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压迫苏哈托放弃其家族垄断经济，苏哈托屡屡拒绝，并在设立货币局等问题上和美国主子争执起来，还祭起“主权”、“尊严”、“宪法”等法宝。忘记了自己奴才走狗的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惩罚。何况美国也隐约感到：苏哈托这个手中沾满血债的**者，被民众抗议的浪潮所卷走的时刻不会太久了。从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楼、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开始秘密酝酿导演一场替换走狗的闹剧。（"UP IN SMOKE: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这个情形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将半个世纪之前的另一幕场景：国共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而替蒋介石出钱出枪的美国对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着美国的“ 毫不含糊的支持”。于是有了蒋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谈双簧的一幕。
和半个世纪前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美国对印尼的“危机管理”对策是：寻找新的傀儡、并且“一根线上拴两个蚂蚱”，使傀儡之间互相牵制，以便将出产于美国工厂的结构调整政策和镇压民众抗议的手法在印尼顺利实施。
一个蚂蚱，就是苏哈托的女婿、特种部队的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曾在美国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机构进修，和美国军界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这次负责绑架任务的，就是普拉博沃所直接指挥的部队，和美国情报系统有密切关系。柯恩在今年一月访问印尼时，特别赞扬了印尼的特种部队。据透露，去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特种部队从三千名战斗人员扩大到四千名，美国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提供二十四项“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JCET）和美军的直升机。
另一个蚂蚱，就是同样受美国欣赏的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他手下的部队也参加五角大楼的“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今年三月四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正在密切注视“亚洲的不安定迹象”，其中包括“劳工纠纷”。普鲁尔还高度称赞韦兰托。五天以後，韦兰托直接控制的军方情报机构将九名呼吁提高最低工资的工会活动家逮捕，据透露，他们遭到了拷打；韦兰托的人马还捣毁了一些劳工、学生和妇女组织的办公室。美国利用这两个印尼军方头目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并以金蝉脱壳、找替罪羊等方法巧妙地掩盖美国自己就是一系列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教唆犯的真面目，这个策略，在五月暴乱、苏哈托下台之后，就变得更重要了。（有关资料见："IND ONESIA''S POLITICAL ODYSSEY", in THE NATION June/15/98, p.11； Allan Nairn, "Indonesia''s Disappeared", and "Our Men in Jakarta" in THE NATION June/8 pp.4-5 and June/15 pp.12-14.）
五月暴乱事件不是什么偶然的或印尼所特有的暴力事件，而是整个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缩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以同样残酷的贷款条件声称进行“援助”、实际上对当地国计民生实行毁灭的最新见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其“紧缩调整”的正统教义，要求已经处在危机中的受援国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生活必需品涨价，这无一例外地是剥夺贫困下层最基本的温饱权，导致食品骚乱。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治上的一手，就是依靠受援国内皮诺切特式的**者的铁腕政策，压制民众，特别是防止人民的抗议行动发展成为推翻本国买办统治的人民革命。
在华盛顿、东京和柏林的政客与大银行家们的最大的梦魇，就是愤怒的民众把矛头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将西方对印尼的经济殖民统治连同苏哈托一起，葬送在一场人民革命的烈火中。美国《纽约时报周刊》对五月事件这样忧心忡忡地评论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印度尼西亚的精英们现在会面临着民众愤怒不可阻挠地增长……印度尼西亚很可能是在一个两个阶段革命的初期，如同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那样。在第一阶段，老皇帝倒台了；第二个阶段，中间过渡性的政府由于无能而被推翻，被一个更激进的和更持久的政权所取代。沙皇俄国曾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在十月革命前也是美国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亚，许多人都指控华盛顿支持了苏哈托几十年的压迫人民，这个指控是没错的，印度尼西亚很有可能变成美国的世界级的外交与经济心病。没有经济复苏，印尼非常容易陷入混乱，或者转向一个反西方的激烈态度，容易想象，还会带着伊斯兰教的色彩。”（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8,1998, WALTER RUSSELL MEAD, "BOTTOM-FISHING TIME? NOT NECCESSARILY. INDONESIA MAY BE FACING A TWO-STAGE REVOLUTION, WITH THE WORST YET TO COME".）
针对印尼华人的暴行是由印尼军方.纵指挥的，这是苏哈托及其军事暴力工具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应付食品骚乱、解决统治层内部矛盾、同时加强和西方主子的谈判的法码的一个一举多得的阴谋。
印尼军方在五月暴乱之前对进步人士的绑架和搜捕，是为了防止食品骚乱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民众政治斗争。在燃料、食品涨价之后民怨沸腾、学生和中产阶级也参加抗议行列的时刻，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挑起种族之间的仇恨，制造种族仇杀，为的是完全同一个目的，即防止民众愤怒转化为有意识地为阶级利益而战的集体行动。拿印尼华人开刀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这首先使苏哈托家族这伙窃国大盗从民众的视线中逃脱，将政治上无权的华人作替罪羊；其次，趁机制造一种舆论，让人认为华人应对印尼的经济危机负责，而华人又被描述为和外部势力勾结、出卖印尼利益的奸商，这样就能够驾驭、控制和利用危机以来印尼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防止人民反帝觉悟的苏醒，一方面加强军人政权的“凝聚力”，以此作为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价还价的法码；第三，由此引发社会动乱后，再去以血腥手段“恢复秩序”，因此获得主动，并向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显示实力。
自从印尼爆发危机以来的一年多中，美国国防部长两次走访雅加达，五角大楼高官和行政人员每月至少两到三次飞抵雅加达，视察“敌情”，美国军方城市镇暴行动计划与太平洋战区特种行动计划部门都派出了专家对印尼军方进行高密度的强化训练，尤其涉及夜袭、绑架、严刑求供的课程教练，并都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下进行的（见奈尔恩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在美国顾问的参谋下，印尼军方调兵遣将，对首都等重要城市进行了严密的重新布防。5月12日军队开枪打死示威学生6人，激发了次日雅加达市民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当时，印尼民主党的领导人美加华蒂的顾问曾兴奋地说：“人民联合起来了，所有的印尼人都感受到要走同一条路。”但也正是在这时，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国家机器的幕后.纵下开动起来了。在印尼学生伤亡的当夜，美国白宫内灯光彻夜达旦，在紧急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主人们终于发出了印尼需要“政治改革”、华盛顿将与苏哈托拉开距离的明确信息。14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紧急飞抵雅加达，不见苏哈托，专门会见韦兰托和普拉博沃，一反上次柯恩访问时的坚决表态，突然要求印尼军队保持克制。14日晚，无法无天的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暴力活动达到最高潮，次日又迅速向全国扩散，并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此后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控制的国际媒体，开始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有关“占人口3%的印尼华人控制了70%的印尼经济”的混淆视听的宣传运动。
可以想见，五月暴乱的过程中，华盛顿主持了苏哈托下台、在雅加达换人的过程，也指挥和干预了印尼军人系统如何对付民众示威的具体决策。实际上，砸商店、强奸妇女的暴徒早就在接受训练，针对华人的暴行早就在密谋策划当中，和印尼军方关系如此密切的美国，不可能不知情，知情之下也不可能不予以参谋策划。假如将来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参与了印尼军人的这项恐怖主义罪恶，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许多跨国的、国际的恐怖主义作法，经常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教唆。现在被美国所认定的“头号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拉登就曾表示，他所学到的最残忍的手段，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教给他的。
五月暴乱前後，西方主流媒体以误导的方式报道和评论印尼局势和华人，为印尼军方的种族煽动作微妙的配合。在这里，西方媒体将印尼华人说成是和苏哈托家族沆瀣一气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主犯，大肆渲染所谓“印尼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60％乃至80％”，言外之意，印尼华人和印尼本族人的经济利益冲突就解释了这一切暴力，因而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更有甚者，是重复印尼排华势力的荒唐谎言，说印尼华人是一个莫须有的“大中华经济”在印尼的代理人（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特别热衷这一学说）。在妖魔化印尼华人之后，又摇身一变，装作同情华人被害者的样子，开始恶毒地妖魔化印尼的穷人和印尼的穆斯林，将雅加达的穷人描绘成一群青面獠牙、灭绝人性的“暴民”，渲染报道一些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印尼穆斯林如何残害华人基督徒。明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文明冲突论”的拙劣翻版，把印尼人对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敌对情绪歪曲丑化成所谓宗教狂热，以种族、宗教的裂痕来掩盖阶级矛盾和冲突。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渗透，导致了本来就高度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对社会的组织、统筹和保护功能的极大削弱乃至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被市场“原子化”了的个人，往往只好在宗教与种族的文化遗风中寻觅联络起来、保护自己的“出路”，因而出现民族和种族认同的激化。（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 chapter 4 "THE RISE OF ETHNICITH:A POLITICAL RESPON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apter 5 "WHAT THE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INTHE SOUTH?".）甚至那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曾经成功地消灭了民族压迫、解决了民族矛盾、取得了民族团结的国家内，今天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厮杀中，民族矛盾重新变得尖锐，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严重地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民族沙文主义和买办化，实际上就是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以上的分析将使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有关印尼以及当代广大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根本矛盾的一个大致结论：这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特别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进行渗透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现、蕴涵在人民大众和美帝在幕后支持的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下的印尼人民、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为了从全球性的危机和苦难中解脱出来，唯有明确自己的阶级利益，建立广泛的反帝联合战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大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以及受压迫民族的民族平等和解放。
认识到这一点，对经受三十二年苏哈托官僚买办政权压迫、又面临国际垄断资本全面征服的印尼劳动人民，对深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印尼华人，对一切关心受压迫的印尼华人的命运的人士，都非常重要。
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站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印尼劳动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就必须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是印尼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占全部印尼华人中极少一部分华人剥削者，而大多数华人是和印尼劳动人民同样遭受剥削压迫的阶级兄弟。印尼人民只有正确处理好作为自己同胞的大多数印尼华人所长期遭受到的种族歧视问题，他们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印尼华人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同情者，也必须认识到，印尼华人所遭受的种族压迫，归根结底是由于阶级压迫的存在。已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他有一个梦，那就是世界上不分肤色的穷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多数，自己真正支配自己的命运。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是种族仇恨的教唆者。当人们声援印尼华人的同时，也应当声援印尼的劳动人民，在他们去印尼大使馆抗议时，也应当去另一个大使馆抗议，抗议那个替印尼军人出钱出枪、为屠杀印尼人民出谋划策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
关心印尼反华暴行受害者的人们，正在亲眼见证着一场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徐徐降临的人们，以及一切还在关心着人类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的前景的人们，将会思考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就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利益、捍卫民族国家主权、抵抗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渗透，一切进步力量必须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为打倒各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而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重新走出一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集体共同发展的解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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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2-31 13:35:47
显身卡
发表于 2004-12-31 13:3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