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

月满西楼

（三十二）


   纱帽街的老余一大早就坐我办公室，等着要他那17万元。去年年底我从他那里拿了26万元的汽车配件，当时风闻小厂件要涨价，我也是想给公司节约点采购成本。没想过了几个月，打击中小配件厂的文件始终没下来，这批货越卖越贱，我算了一下，如果按当时的价格出手，至少要亏三万多。我找老余商量结算价格，他死都不肯让步，我一怒之下吩咐会计把款子扣住，一拖就是大半年，老余急了，打电话威胁我，说要去法院起诉，我笑得满屋子起灰，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去吧，去告吧，你一定会赢的。”心想等法院判下来，至少要两个月，累都累死狗日的。再说，就算法院判我败诉，大不了我从市场上调一批货退给他，怎么也用不着给17万那么多。老余盘算良久，一下子萎了，开始跟我装孙子，三天两头往我这里跑，又上烟又陪笑，口气谦恭，主意坚定，像膏药一样撵都撵不走。

   看见我进来，老余一脸谄媚，给我上烟、泡茶，然后喋喋不休地说他家里怎么困难，儿子要上学，老婆要治病，八十岁的老娘要去火葬厂。我苦笑一声，说现在这事不归我管了，你找董胖子吧，“我已经被开除了”。老余当时就傻了，呲着几颗焦黄的门牙，像见鬼了一样瞪着我。

　　总公司的决议有两项内容：1、立即开除陈重，销售部工作由刘三接手；2、扣发我的所有工资、补贴和报销费用，所余26万9千元欠款必须于十日内还清，否则就去公安局报案。我还没听完，汗就流了一头，脸白如纸，胃里涌上一股酸腐的臭气，火烧火燎的。董胖子念完文件，假模假式地走过来装好人，拍着我的肩膀说，陈重啊，同事一场，我也不想看到今天，你自己多保重吧。可能是他脸上的一丝笑容激怒了我，我一脚蹬翻椅子，像头发情的豹子一样纵身而起，对准他的胖脸就是一拳，董胖子一个没站稳，像座肉山一样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巨响。所有人都惊呆了，触电般纷纷起立，我大马金刀地横立门口，头发倒竖，牙关紧咬，对董胖子说：“日你妈，你给老子等着！”

　　这事百分之百是董胖子策划的。接完刘总电话后，我冷汗直流，心中飞快地转着念头，把事情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终于明白了董胖子订货会时为什么非要去重庆，还找我要前两年的经销合同；也明白了刘总突然冷淡下来的原因，我几乎能想像得出他们是怎样密谋策划，把坑挖好，然后躲在旁边，等我一步步地接近、再接近，最后扑通一声掉进去。这群狗——日——的！我在心里怒骂，同时痛恨自己的糊涂，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给老赖打电话，如果不是姓刘的恰好在旁边，我完全可以耍赖，反正一切都是口头协议，一点字据都没留下，公司再怎么起疑，也不至于公然把我开除。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大三那年，因为著名的黄色录像事件，我差一点被学校开除。那是我生活中的第一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我对李良说，如果我真的被开除了，我一定不回成都，而是躺在某一段冰冷的铁轨上，就像我们无比景仰的偶像，那个死亡成就的英雄，海子。

月满西楼

　　90年代初期，是大学生经商最为疯狂的年代，到处都在讨论卖茶叶蛋的应不应该比造导弹的赚钱多，大学生们好像一夜之间被尿憋醒了，纷纷抛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重任，把脑袋削尖，争先恐后、气急败坏地往钱眼里钻，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自己没当过小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们学校的商潮也颇为壮观，食堂门口糊满各种变态的广告，卖书的、组织家教的、联系直销的，用的词也是花里胡哨，无奇不有；宿舍楼下的小摊排出几里长，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比外面的菜市场都鲜活生猛。每个人都是一个贸易公司，我们宿舍的门一天要被敲开八十次，卖衬衫袜子的，卖方便面榨菜的，卖梳子镜子化妆品的，甚至还有上门推销避孕套的。学校当局顺应天时人心，组织学生搞模拟股票市场、模拟期货市场，人潮涌动，跟赶集一样。我曾一天之内赚了几十万，当然，全是假的。那个年代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的假新闻，说师大有个学生倒钢材赚了几千万，天天开着林肯上学；说民院某个部落酋长的女儿，投了20万炒期货，不到一年就翻成一个亿，现在正准备制作大片……我也不甘人后，先后开过啤酒屋、租书店、台球厅，摆摊卖过白沟的服装、廊坊的书架，到大三下学期，终于如愿以偿地承包了我们学校的录像厅。

　　我那时候有句名言：钱是赚出来的，不是攒出来的。所以尽管我做了那么多生意，到最后还是口袋空空，每月伸手跟父母要钱———我的利润全变成啤酒了。承包录像厅倒是个好买卖，英语系的楚江潮包了三个月，肥得撒尿都带油花，一日三餐都在校外馆子里吃。我当时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偶尔给赵悦买件衣服，隔三差五请朋友们撮一顿就行了。

　　我承包了整整一学期，狠赚了一些钱，但最后还是全部搭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生意不算好，每天只有五、六十个人来看，票房收入严重不抵承包费。我急了，到处搜罗大片，《魂断蓝桥》、《侏罗纪公园》、《沉默的羔羊》、周润发的英雄系列，周星驰的搞笑系列……，海报贴得铺天盖地。每周六搞一次《经典回眸》，来通宵的，放的全是小时候记忆深刻的电视剧，《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最厉害的一天光门票就卖出去四百多张，再加上卖汽水、瓜子、面包、香烟什么的，总收入超过1200元，嘴都笑歪了。94年7月2日，放暑假了，我正打算停业整顿，跟赵悦回东北过个富裕的假期。这时体育系的郝峰找上我，给我三张黄色光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为卿狂》、《玉蒲团》，跟我打拱作揖了半天，央求我务必要放给他们看看，还说票价任我定。我心软了一下，想作了这么久也没人来检查过，估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如顺水推舟作个人情，也省得体育棒子们老给我捣乱。没想到这厮一下子找来三十多条大汉，我当时就慌了，说人太多了，不安全，一定不能放。郝峰鼓动三十多条大汉同时向我敬礼，马屁一筐一筐地拍过来，把我说得英雄侠义、威名赫赫、远胜关老爷，我一时没把持住，豪气干云地挥了挥手：“放！天塌下来我顶着！”

月满西楼

　有位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河。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平静的河面下，随时都可能遇到险滩和暗流，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导致船翻人亡。七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那天没有冲动，就不会背上留校查看的处分，最后连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位，我就不会进不了省委宣传部，别别扭扭地去现在这家公司；如果不进这家公司，我现在就不会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西门车站肮脏杂乱的空气里，眼前黯淡无光，脸上惶恐不安，内心郁闷欲死。

　　七年前的那个夏夜，叶子楣和徐锦江在浴缸里一场大战，三十多个家伙看得口水长流、下巴纷纷脱落。我手里捏着他们交来的二百多元，裂开嘴无声地大笑，心想这时候就是有一头母猪，他们肯定也会奋勇向前，精尽人亡。正美着呢，突然大门被咣啷一声踹开，灯光大亮，保卫处唐处长猛纠纠地直奔我而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瞪眼拧眉，像搜山的国民党匪兵。整个场子瞬间乱成一乱，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哐啷啷的坐椅掀动声、嗡嗡蜂鸣的说话声，像是爆发了国民革命。有两个家伙见机不妙，想跳窗而去，被老唐一声大吼震住：“一个都不能放走！打电话通知他们系主任来领人！你，”他指着我的鼻子，“马上跟我去保卫处！”

　　1994年7月2日，我的心情就跟七年后刚听完刘总电话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郝峰凑过来跟我道歉，我一把将他推开，跟着老唐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刚一出门就支持不住了，一下子靠在墙上，四肢无力，像牛一般直喘粗气。

　　我那次真的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哭着对我们系主任发誓，说如果学校开除我，我就从16层教学大楼上跳下来，吓得小老头脸如金纸，到学生处拼命地替我说好话。我还把自己几个月来的利润全都取出来，大约有一万元，到学生处、保卫处、校办到处打点，还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送了个大大的红包，他开始时一脸神圣，拒我于防盗门之外，还痛斥我的无耻钻营，在我再三纠缠、发誓保密之后，他终于讪讪地收下，然后一脸神圣地说行了，不会开除你了，回去吧。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金钱赎买不了的罪恶，也没有永不生锈的的纯洁。李良听说此事后大为愤慨，声称要写信检举，我大喝一声：“你龟儿子这不是害我吗？！”他恨恨而去，胸中颇有不平，当晚即赋诗一首：

　　即使永不被宽恕
   我也要在地狱里大声呼喊：
   上帝我的罪恶
   源于你神圣的法衣

月满西楼

　　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谁都没去想这事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年后，我的旧情人，绰号黑牡丹的体育老师结婚时，我才恍然大悟。和赵悦好上后，我还和黑牡丹不清不楚了一个多月，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无耻行径让她十分愤怒，经常骂我禽兽不如、卑鄙下流、生孩子没有屁眼。她是那种毛孔粗大、心眼细小的女人，脱了衣服一身是毛，穿上衣服满身是刺。有一天快熄灯了，她把我叫到楼下，气势汹汹地让我给个说法，“你到是要她还是要我？”我支吾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羞嗒嗒地说我还是跟赵悦更有感觉。黑牡丹一下子把手举得天高，看样子很想揍我，我闭上眼，运气于脸，准备接受她的雷霆一击，过了半天也没动静，我再睁开眼时，发现她已经转过楼口，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月光下跑得飞快。

　　她的新郎，那个叫姚志强的内蒙大汉，那夜就坐在我的录像厅里，也是仅有的没被处分的两个人之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殊院的和尚说：祸福本无根，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出来的，眼前的山也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站在西门车站喧嚣的空气中，闻着糖炒栗子、汽车尾气和烂苹果混合的味道，我想，你这该死的陈重，究竟给自己造了多少座山啊。

　　我的成都，这个像手掌一样熟悉的城市，充满了危险的、动荡的、不确定的因素。它永远都在打墙拆楼，永远都在挖坑修路，永远都有票贩子和拉客的过来骚扰。我提着一个轻飘飘的纸袋，慢慢从人群中挤过，心情黯淡如鞋底的纹路。纸袋里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家当：几本《销售与市场》、几本荣誉证书、一个盖不严的保温杯，还有十几张从来不敢让赵悦看见的照片：我和油条情人、和赵燕、和川大美女的合影。我在不同的场景里微笑、挥手、故作潇洒，像一只不知秋之将至的蝉，尽情地挥霍着仅有的那点幸福。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忽然酸了一下，红着眼睛上下打量，心想这些年我为公司创造了千万元的财富，而留给自己的，却只有这么小小的一袋。

　　周卫东最后的表现倒很让我感动，一直为我跑前跑后的，对董胖子的冷眼尿也不尿。我偷袭得手后，感觉心情大畅，董某挂在墙上，气得全身哆嗦，双眼浑圆如灯，一步跨到我的面前，跃跃欲试要报那一拳之仇，在最关键的时刻，周卫东一个箭步冲过来，抱着胳膊为我助阵，董胖子腿颤了半天，估计没有人会站出来帮他，怒吼了一声摔门而去，脸又青又红，像教皇的屁股一样发着神圣的光。

月满西楼

（三十三）


  我账户上还剩五万八，老汉的全部积蓄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姐姐本来有点钱，但八月份刚买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钱连装修都搞不起。我这两天一想起钱的事就恨不能拿头撞墙，五脏六腑全像着了火，吃饭没味道，睡觉作恶梦，尿黄得像鲜榨橙汁，今天早上醒来，发现嘴里起了一个牛大的水泡，刷牙时不小心捅破了，疼得我满地乱跳。

　　总公司的门律师已经到了成都，昨天晚上跟我通了个电话，说刘总指示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钱拿回来，让我不要心存侥幸，“就算你跑了，你的担保人也跑不掉。”我把牙花子都咬破了，恨不能从电话里伸出手去，一把掐断他鸭子般的喉咙。他说的担保人就是我爸，刚进公司时，老汉为我签了一份《担保合同》：我推荐某人到贵公司入职，并负责赔偿他给贵公司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姐夫说这简直就是诛连九族。老汉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跟门律师通完电话后，我拖着两条重若“泰山”的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蹲在我房里，敲敲打打地修我的床，老太太还让我马上搬回来住，“看你瘦的，肯定在外面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心里立马像堵了块大石头，鼻子里像灌了醋，本来想好了要跟他们坦白的，但此情此景，认罪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吃饭时爸爸问我工作的事情怎么样，我慌得筷子都捏不住，连声说挺好的挺好的，心里羞愧难当，真想一头从窗上扎下去。

　　我跟周卫东商量，他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公司纯粹是虚张声势，你这事最多算是民事纠纷，根本扯不上什么刑事责任，“怕个棰子怕？”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亲眼见过王大头是怎么办案的，成都英岛公司的老总就因为进了几箱假烟，被他们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罚带打，最后倾家荡产。王大头自己都承认：只要进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说不清，这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或者非罪，只有幸运或者不幸，“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何况我的欠款是结结实实摆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铁了心要弄我，只要甩个几万块给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良出事后，我和王大头一直没有联系过。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释清楚，不光是我，连李良都不会再当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觉离他越远，这说明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心。

　　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箱。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好万好，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却发现那个饭盒冷冷地躺在厨房的角落里，上有菜汤下有饭粒，里面的鸡却一口没动，我看着自己的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心里很不舒服，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这种矫情的姿态让我又愤怒又伤心，还有点无端的怜悯。

月满西楼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像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妈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账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像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现在也等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留恋的。

月满西楼

　　昨晚上做梦梦见了赵悦，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在校门口的电话亭旁，她关切地问：“我这里还有点钱，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黄色录像事件后她对我说过的话。我在梦里隐隐约约感觉有什么不太对，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现在当经理了，有的是钱，你的钱留着买衣服吧。”突然之间，场景就变了，我站在金海湾酒店的阳台上，赵悦一丝不挂，眼里泪水直流，对我说：“陈重，你亏了良心，你亏了良心！”然后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推搡我，我一个没站稳，轻飘飘地从楼上摔下来，一边跌落一边大声斥责她：“你总是这个德性，一天不吵你就浑身难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凉。几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惊醒，振翅远远飞去。在成都西延线一栋红色的楼房里，一个又丑又脏的家伙忽然翻身坐起，像疯子一样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那些圣洁的、蔚蓝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脸上缕缕浮动，好像梦中的泪痕。

　　约我面试的是美领馆旁边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他们缺个销售部经理。可能是没睡好，老板问我问题时，我回答得语无伦次，自己都有点脸红。估计他对我也不太满意，听我说薪水至少要5000元时，他阴着一张大饼子脸“嗷”了一声，二话不说就把我轰了出来。

　　这里是成都的富人区，集中了一大批幸运的小偷、强盗和骗子们，在丧尽天良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改换容颜，开着名车、住着豪宅、挎着美女，有个新名头唤作“高尚人士”。不远处曾经开过一家女士酒吧，传闻是年老色衰的阔太太、闲极无聊的二奶们寻找精神填充物和肉体填充物的交易场所。我99年曾经带赵悦去过一次，鼓动她从吧台边的一群帅哥中挑一个，赵悦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还没玩够呢，找他们干什么？”

　　这几天火气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苍蝇。我在路边小店买了块绿箭口香糖，慢慢地嚼着，心事重重地转过街角。路过好又多超市的门口时，我不经意地往里看了一眼，正在蠕动的下巴立刻张开，整人个被电打过一样僵在当场：在拥挤的人流中间，我美丽的前妻，赵悦，正提着大包小包，长发飘飘，笑逐颜开地向我走来。

月满西楼

（三十四）


   警察进门时，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以为我做下什么惊天大案了呢。我当时也有点发蒙，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那两个警察倒很客气，胖的那个操一口浓重的自贡口音，说话时舌头翘得能舔到鼻子，问我在家里谈方不方便，我妈紧张得两手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不用怕，是我们公司的事，胖警察连连点头，帮我圆谎，说阿姨放心吧，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我妈一下子活了过来，颠着小碎步要给人上烟倒茶，我从茶几里拿了一条中华，对她说别忙活了，我们出去谈。

  走出大院门口，我自觉地伸出两手，问那两个警察，“要不要铐上？”他们俩都笑，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主动，不是不打自招么？我赶紧赔笑，说警匪片看多了，还以为跟警察说话就得铐上呢，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么和气的。这马屁拍得就有点水平了，两个家伙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我把他们带进对面的陆羽茶坊，心想王大头说的真是不错：态度决定一切，你只要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来，挨打都会挨得轻一些。

　　看来这事必须要动用王大头的力量了。小姐把茶端上来后，我借故溜到卫生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咬牙拨通了大头的手机。这还是李良出事后我第一次跟他联系呢。

　　电话里一片嘈杂，大头说他正在吃午饭，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帮忙，心想龟儿子只要说半句推辞的话，我就立马挂机，死也不去求他了。

　　“是哪个分局？”大头嘴唇叭嗒叭嗒地响，像叼着一口活猪。

　　我说是某某街派出所，不知道哪个分局。大头嘟囔了一声，像是骂人，又像是咬了舌头，然后告诉我：“你先跟他们应付着，一句明白话也别说，”嘎吱嘎吱嚼了半天，他接着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你也不用害怕，公安系统我还认识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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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暖烘烘的。大头毕竟是十多年的朋友，平时闹得再不高兴，关键时候还是肯伸手。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我似乎还算年轻，薄有几分姿色，我怎么会走到今天呢？我黯然低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有点脸红，想起我踹他的那一脚，想起我跟李良诋毁他的那番话，惭愧得差点趴在地上。心想如果这事能够平安过去，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嗯，给他买个手提电脑吧，他吵着要买很久了。

　　不知不觉间，我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街上流行的歌，听半天都听不出唱的是什么玩艺，最酷最in的玩法，我几乎一窍不通，连这个词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in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王大头和李良都上网，经常跟我说网络生活有多么精彩，我骂他们富极无聊，但真要我坐在电脑前，就连打字都不会。走在街上，看着一群群红头绿羽的新人类，哼着流里流气的小曲摇臀而过，我经常会发出感慨：唉，看来真是老了。这两年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心慌，不知道自己一生将走去哪里。我这个最早穿蝙蝠衫，最早拿手机、呼机的弄潮儿，在几十年之后，会不会也像我的父母一样，枯坐在生活的角落里，看着一切都摇头叹气？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自觉地退出生活的前台，坐在儿女们绚烂的灯影里，一面抠着衰老的鼻孔，一面追忆自己万劫不复的青春？

　　那两个警察问我欠款数目和欠款的原因，我遵照王处的教导，大耍太极推手，如封似闭，不阴不阳，一句实在话都不说，光抱怨资本家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残酷剥削，“差旅费一天才100元，又吃又住还不让我们坐公共汽车，怕影响公司形像，你想想，怎么能不赔钱？”然后历数我给公司作出的贡献，99年1.2亿，2000年1.6亿，2001年前10个月就超过了1亿半，说到这里心里一酸，想起98年我刚当上经理时，有一天重庆老赖急要60万的货，跟催命似的，我连搬运工都来不及请，和刘三、周卫东他们脱光了膀子，汗流浃背地往车上搬。不到两个小时，六百多箱货全部装完，又担心司机中途搞鬼，我愣是坐在蒸笼一样的大卡车里一路押送过去，到重庆后全身发麻，屁股都找不到了。瘦警察嚓嚓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忽然抬起头来问我：“剥削的‘剥’字怎么写？”我不胜景仰地望他一眼，蘸着茶水画了半天，心中愤愤不平，想他妈的，老子今天居然落到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家伙手中。

　　王大头来得煞是牛气十足，戴着明晃晃的二级警督徽章，在杨钰莹麻酥酥的歌声里，昂首挺胸地走了过来。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他就开始喷着唾沫发飚，“你们所长、指导员我都认识，前两天我还和你们所长一起喝酒，他跟我要车，我说你龟儿子今晚要是能把我喝翻，我就给你，否则想都不要想。”中气十足，像帕瓦洛蒂在赶大车，听得我双耳蜂鸣。那两个警察洗完口水澡，都有点发蒙，过了半天才想起来问：“您是哪里的领导啊？”王大头叼上一支中华，我赶紧为他介绍：“这就是分局装备处的王处长，也是我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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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头在我们宿舍排行老二，但他一直藐视老大滕钦伟的合法席位，说自己身份证搞错了，他其实是71年的，是我们宿舍的真正老大。为这事跟老大闹得很不愉快，互咬数次。在一个宿舍住了四年，王大头没做过什么让我注意的事，没拿过奖学金，没当过班干部，连妞都没泡过，除了偶尔打打麻将，也没违犯过校规校纪。所以我一直都当他是个可以忽略的人，承包录像厅发财后，有一次请同学们喝酒，忘了叫上他了，回宿舍后看见他气鼓鼓的，一晚上都没甩我。和李良闲谈的时候，我断定王大头跟我们在一起有自卑心理，那时校园内正流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放个屁都有政治背景。我从各方面列举王大头自卑的原因：成绩一般、学问一般、长相一般、家世一般，还找不到女朋友，“他凭什么不自卑？！”

　　回头看看，其实我一直都高估了自己。92年的陈重想得到吗，那个各方面都不如你的王大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了你的救星？

　　两个警察不咸不淡地又问了两句，大头根本不让我张嘴，直接当上了陈重发言人，对瘦警察说你就这么记：“第一、差旅费标准太低，钱是花了，但都是为公事花的；第二，”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他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报销，”我赶紧点头，说就是就是，我们公司业务不规范，很多隐形的费用，根本开不出发票来。这倒是实话，去年为了应付全行业的质量大检查，我和董胖子绞尽脑汁胆汁乳汁各种体液，终于找到一个主管科长，连夜送了5000元红包，隔天就看见我们的产品登在报上，成了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胖警察问没报销的数目有多少，我犹豫地看着大头，只见他眉毛不动声色地扬了扬，我心里一下有了谱，说大概有二十多万。胖条子一脸严肃，说你可要想好啊，这事可挨上商业贿赂的边了，“那也是犯罪！”我福至心灵，忽然明白了王大头的意图，挺挺腰杆，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没错，至少有20万是拿出去送礼了！”

　　这招我也会，叫“遇事先把水搅浑”，是我们大学时最尊敬的林老师教的。林老师是个笑眯眯的小老头，矍铄干练，一尘不染，一年四季打着领带，好像随时要去联合国大会演讲，他从不在黑板上写字，惟恐粉笔灰弄脏了衣服。笑眯眯的林老师有一个容量惊人的脑袋，知识渊博得让人愤怒，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社科自然，没有他不知道的。每次讲完正课后，他都要来上一段野史，比如列宁的梅毒、诸葛亮的痔疮、玛雅文化覆灭的原委，听得教室里笑声不断。毕业喝散伙酒时，老头被我们灌得找不到厕所的门，第一次把领带取了，醉醺醺地说我再给你们来一段好不好？大家拼命鼓掌，林老师摇摇晃晃地站在前面，沉吟了半天，说今天的话就算是临别赠言吧，我一生吃了不少亏，希望你们不要像我一样。

月满西楼

那就是著名的《人生四诫》：

　　不为婊子动真心，
   不为口号去献身。
   见了领导要服小，
   遇事先把水搅浑。

　　留美博士、著作等身的林老师一生未娶，到死都是个副教授。有时想想，他这一生，该有多么郁闷和辛酸啊。关于《人生四诫》的最后一句，到今天我才算是真正明白：清白无法自证。被人泼了污水，光辩解自己干净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泼水的人也沾上污水。

　　林老师一生风纪俨然，死的时候却极不光彩。他洗澡时发了心脏病，赤身裸体地倒在马桶上再也没能起来，身上屎尿横流。那是七月份，他的尸体在几天后被发现，一群苍蝇正贪婪地撕咬他一生微笑的脸。

　　两个警察走后，我问王大头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这时倒表现得很冷淡，乜斜了我半天，阴沉沉地问：“你不怕我吃你的钱？”我不好意思起来，讪笑着给了他一拳，说你还把这事挂在心上啊，我那不也是为了朋友吗？王大头一把将我的手拨拉开，差点闪了我一跟头，“少跟我套近乎！”他气吼吼地说，“用得着的时候管我叫大哥，用不着的时候把我说得禽兽不如，有你这么作朋友的吗？”

　　我结巴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脸红得像个烂西红柿，心里又气又羞，恨不能把他一脚踢下楼去。大头发作完了，吹了半天气泡，忽然忧郁起来，“你妈的，要不是我了解你的狗脾气啊，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帮你。”我艰难地笑了一下。大头背过脸去收拾东西，像长官一样教训我：“一定要把事情搞复杂！不管谁问你，你都要一口咬定那些钱是行贿了！要是问你行贿的名单，你就把以前你贿赂过的人随便说几个，”我正要插话，被他瞪了一眼，“你放心，你的口供我会压住的，肯定不会扩大。”

　　这我就全明白了。大头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吓得我们公司不敢追究这事。出大门时，他说：“只要他们还想在四川做生意，我就不信他敢把所有的盖子都揭开！”
　

月满西楼

（三十五）


  圣诞节快到了，成都街头一派洋洋喜气。奸商们打着上帝的旗号，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装着黑心钱。商场里打不完的折，饭店里派不完的送，连药店都在搞有奖销售，买两打避孕套，送一袋牛黄解毒丸；买两瓶青霉素，送一瓶脚气水，简直是岂有此理。

　　到处都是人，春熙路上排满了各种型号的屁股，一眼望过去，黑压压的后脑勺像丛生的蘑菇，广大人民被节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不顾家底地疯狂采购，那架式不像是去花钱，而像是去抢钱，一举一动透着当家作主的底气，问路都跟吵架一样。

　　陪老太太转了一圈，我差点把眼睛挤到后脑勺上，鼻孔里装满了浓淡不同的荤素屁味、萝卜韭菜饱嗝味、爆米花臭豆腐味，熏得我头大如斗。在红旗商场买了十斤腊肉、两挂香肠，到人民商场买了三件衬衫、六双袜子，老太太还看中了一件艳俗无比的红夹克，非让我穿上试试，我一揖到地，说娘啊娘，你儿又不去卖脸，穿得那么风骚干什么？

　　这些日子心情大好。上星期周卫东打电话给我，问我耳朵热不热，说董胖子和刘死皮(刘三)把你骂惨了，我让他给我学了一遍，无非是卑鄙无耻下流之类，再加上一些三字经百家姓，骂得毫无创意，笑得我肠子都断了。

　　我现在真正服了王大头，在他的策划下，案件性质已经不知不觉地从侵占变成了贿赂，警察拿着我提供的贿赂名单，找董胖子、刘三和会计全都询问了一遍，董某吓得脸都绿了。公安局还向我们总公司发了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要求说明情况，勒令进行整顿，还在产品质量和税务方面不动声色地敲打了几句，用词礼貌客气，底下暗含杀机，估计老板看着都有尿意。

　　我想回公司讨还我十月份的工资，被王大头一声喝止，说你娃太过分了，不晓得见好就收。这事适可而止也就算了，真要是把他们逼急了，撕破脸皮纠缠到底，那不但保不住你，连我都要受连累。我惶恐不已，连说明白明白，不无敬佩地看了他一眼，想这家伙看起来猪头猪脑的，哪来的那么多道道？

　　前几天回公司拿我的社会保险手册，办公大厅里静悄悄的，让我顿起“人走茶凉”之感，除了周卫东，每个人都对我冷冰冰的，原来那些忠心耿耿的好部下，好像同时都变成了聋子和瞎子，看都不看我一眼，气得我在心里反复爱他们的娘。前排的张江拿着几张表格反来复去地看，就是不抬头，我心中来气，走到他桌前，故意大声嚷嚷：“张娃儿，你不认识我了，咹？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求我的了？”这厮刚进公司时什么都做不好，刘三吵着要辞退他，我找他谈了一次，龟儿子说得眼泪巴嚓的，苦苦哀求我再给他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