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为什么这样尴尬（转载）

豺狼医生

郝 建（北京）
人民需要电影

这一两年，中国大陆电影的产量比前些年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也出现了一批艺术上有力度的好作品。这些好作品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现实、人际关系的现实，也能够以冷静老实的态度展现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物质现实。电影管理部门坚定而灵活地执行了现行文艺政策，来对待更多的具有各种思想色彩和各种历史记录的作品。这样，《孔雀》、《卡拉是条狗》、《惊蛰》、《可可西里》、《手机》，这些优秀作品与观众见面了。电影管理干部有时也加班加点，“抓”出了《十面埋伏》这样大投资、高票房的电影。
但这是跟前些年比；如果在横向上跟美国、法国、日本、大韩民国等其它国家比、跟本国的香港地区比，不管是创作人员还是观众都觉得，这里的电影市场还很不规范，优秀作品还少得很，国产电影的牌子还不够亮。今年春天我去看自己编剧的影片《危情雪夜》，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香港影片。
经常为这大陆电影繁荣的话题接受报刊、电视的记者的盘问，我总是明确地说，不是这里管理部门的官员鉴赏能力低下，也不是这里的艺术家没感觉，更不是这里的观众比其它地方的人少那么几粒艺术细胞，是我们的电影体制有问题。
全世界电影创作的90％以上是商业电影。香港电影是这样，欧洲电影也不例外。欧洲的文化非常繁荣，底蕴深厚，但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影院还是都在放商业电影。我在法国两次随便撞进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发现几个放映厅全是《希腊婚礼》、《猫鼠游戏》等美国影片。根据我以前在国内听到一些专家介绍，好像法国有点文化的人对好莱坞应该是人人喊打的。商业文化的本质就是它的大众化，应该根据大众的需要和选择决定怎么做，而不是命令式地要求百姓一定要看什么电影，怎样看电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保护少年还是保护成年人

2003年初，电影《大鸿米店》在电影局发放过公映许可证以后又在全国被拖出影院，这类情况在电影圈内被戏称为“追毙”。前一阵在全国各报刊讨论的电影分级问题也引起了电影创作者的激动和失望。
看看世界各国的分级制度，它跟审查有什么不同呢？它是一种行业自律，它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告知。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保护少年儿童，给家长的选择提供建议和参考。分级的意义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它的作用大致跟香烟盒上的焦油含量标示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差不多。就像药品要说清楚这里头有什么原料、含有哪些成分，孕妇能不能吃这个药，吃了这个药以后会不会犯困，能不能开车和从事高空作业。商业社会理念中的产品告知是一个契约关系，它是帮助购买者选择；而文艺审查制是规定创作者的思路、限定和代替购买者的选择。从审查者的主体身份来看，世界各国与我们也有根本差别。电影分级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都是由行业协会来做的。美国电影史上著名的海斯法典，其颁布者和执行者都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它是美国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法国的电影分级委员会也不是政府官员操办，而是由一些文学、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学者、创作者组成。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分级制都是用“建议如何如何”的词语。
审查制和分级制有重大差别：分级制的基本思路是要保护少年、儿童，审查制的实质意愿是要保护成年人。集中国五六十年的经验，查看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记录，这个思想和美感的检查实在是一个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长远来说，从连同成年人一块保护的审查制度转型到保护少年的分级制将有利于我们民族心理的成熟。

韩国电影繁荣的启示

近四五年来，韩国电影出现了井喷式的繁荣，我经常跟朋友议论说韩国电影简直拍疯了——什么类型都能拍得到位，什么题材他们都能拍出非常优秀的票房的作品。2000年，几个韩国留学生在电影学院搞电影展。面对电影学院学生对他们电影兴起原因的追问，不止一个制片人在回答中把旧电检条例的废除列为首要原因。大陆的电影创作者也一样，最关心的也是审查体制。
我看到，现在刚出道的作者反而无所顾忌，可以做得不错，而一些上了年纪的创作者，就为审查者考虑。面对自己的社会认识和艺术处理，他们自己就吓一跳，先犯起嘀咕：“这能过吗？”张艺谋在电影学院座谈和报纸杂志上发言也经常明确讲到电影审查的限制、规矩。一些不合理的标准、一些不该有的顾虑，习惯了、深入骨髓了就很难改了。对照韩国电影近年来的井喷式成功，这一点更让我们想到一些问题。

让电影在市场中生长

前不久，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送走了马林卡米兹，他是法国的MK2院线的老板。这个院线主要侧重发行艺术影片，我看李杨的《盲井》就是在那里。他来中国是想考察艺术院线的运行情况，试图寻求交流合作。但是，他大概只能失望地走了，因为中国的院线是单一制，即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城市，同一档次同一级别的院线，片商只能找到一个。据报纸报道，中影靠着手上掌握的进口影片，帮助政府部门牢牢地掌控着全国的发行渠道。发行市场垄断化、放映院线单一化使国产电影更难与观众见面。
发行的另一个中国特色是在某类影片发行时政府介入、行政手段介入。这类票房不是观众的选择决定的。例如，《十面埋伏》发行时政府职能部门及其领导就高调介入，主管领导放弃了休息出席工体的首映仪式。本来，我一直说《十面埋伏》这样的影片进行商业炒作、追求高票房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本片的宣传攻势和发行、放映的成功是非典型化、非制度化的。它的资源、运作模式如果是公平公正的，是共享的，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那才能给别的导演和制片人以信心和鼓励。可这个片子的发行有相当强的政府色彩，当然美国电影的运作也有政府撑腰，那是他们把电影当成工业产品，为其所有影片在国际市场鸣锣开道，经济学上有一个词给现在民营企业定位，叫“非制度性生存”。我觉得我们有许多影片就是非制度化繁荣、非制度化成功。有哪部片子曾享此福分，能把所有其他进口大片、国产片清干净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电影在美国的发行也有议论。今年8月14日《纽约时报》劳拉霍森写的报道就提到中国官员“逼迫”米拉麦克斯公司在美国发行《英雄》。果然，到了《英雄》在美国发行时，米拉麦克斯公司就写了篇文章表白自己是如何没法子推迟发行这部影片。

好电影诉诸人道精神

在伊朗那样的神权国家，我也没看过或者听说过他们拍摄政府需要的电影。这其中，要数美国政府最“没文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些官员文化水准低。我看美国电影是比较多的，要叫我用最简单的话总结印象，就是一个字：乱。仅就越战题材而言，它既有在战争中就反思、反战的《归家》和战后进行控诉的《野战排》、《生于7月4日》，也有鼓吹国家主义和狂热的英雄崇拜的《绿色贝雷帽》、《兰博》。美国没有一种属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它的媒体是受各种百姓思潮和利益集团支配的。
要说美国电影有主题和情感上的主旋律，仅就越南战争这件事，我们看到的影片几乎都是反战的。《现代启示录》表现美国大兵轰炸越南村庄；《生于7月4日》把一个爱国青年逐步成为反战、反政府人士的过程写得异常感人。《刺杀肯尼迪》中，凯文科斯特纳一段近10分钟的含泪独白把上至约翰逊总统，下至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机构都骂得狗血喷头，其矛头直指美国的国家机构。《国家敌人》、《烈血天空》都把体制内的异化力量作为叙事上的反面邪恶形象。 对于最近的911以后的战争，迈克摩尔的政论记录片《华氏911》简直把布什写成一个白痴、一个战争狂人、一个为石油财团服务的傀儡。美国电影有自己的主导动机，类似交响音乐的主题。就我看来，美国很多好看的电影和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一样，在底层有一种各民族、各宗教可以交流、共享的基本伦理。这是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情感和人道精神。
电影最终还是要给我们营造这种共通的艺术趣味和普遍性的伦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