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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湖南长沙报道
到长沙旅游，两个地方必须去，一是马王堆汉墓，另一个就是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每天，源源不断的旅游巴士，带来了游人的喧闹，扬声器中传出导游讲解历史的高亢声音，详解每一栋建筑的由来，每一处文字的深意。
从大门口，经过赫曦台、忠孝廉洁堂、御书楼，再到文庙。在文庙大堂的后门，有个一米多高的木栅栏，上有“游人止步”的牌子。推开栅栏，右面是明伦堂，二楼，几个学生在听一位老师讲文物鉴赏。
在分区之前，经常有游客在窗外听老师讲课，听到入神处，还会情不自禁地登堂入室。
岳麓书院既是文保单位，又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承担着教学功能，有历史学和哲学的硕士、博士点。
中国古代书院有几千所，遗留下来的书院上百所，岳麓书院是现存修复最好、实用功能最强的书院。
2009年5月下旬，本刊记者专访了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
岳麓书院模式
岳麓书院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教学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文物管理人员。
在岳麓书院大门南侧，有一个建筑正在施工，是修建中的“国家书院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教学机构、博物馆，都在同一地点，由同一批人管理运转。书院的老师称之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因此，在采访的几天里，朱汉民总是异常忙碌，行政、文物、科研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集于一身。
“文物部门一般由文化、园林、旅游部门管理，属于大学管理的还很少，我们的模式非常成功，很多书院(文物局下属)和大学都来参观。朱汉民对本刊记者说。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把它总结为“岳麓书院模式”。
游客进入岳麓书院要买30元门票，湖南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则凭工作证和学生证自由进出。而且，他们证件还可以免去进入岳麓山(公园)的15元门票。而其他学校则不能享有这一特权。
这是因为，历史上，岳麓山很大一部分是岳麓书院的学田(院产)，从建院到解放后，历经千年承袭下来，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土改才被分割。
每天下午5点后，这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像游客一样，全部退出院子，一律不能在里面食宿，大门紧闭，仅留保安人员。
这里的旅游收入归书院所有，书院日常运转，包括科研和文物保护的费用基本上是自己解决。
一般的历史学和哲学研究所都是“清水衙门”，但是岳麓书院经济殷实，这种“造血功能”让在书院工作的人员都颇为自豪。
“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书院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朱汉民说。
正在修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是岳麓书院主动向国务院提出的申请，2003年获批。
“一般带‘国’字头的(博物馆)，都在北京。我们能坚持下来，成为国内外的书院研究中心，很不容易。”朱汉民说。
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
岳麓书院现在硕士博士加起来有100多人，主要有中国思想学术、典章制度、儒佛道与文学艺术、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等几个研究方向。
书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以做兼职为游客做讲解工作。
采访中，有几个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到朱汉民办公室，要求把哲学硕士学位改成教育学硕士，以便找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能在几千家古代书院中进入体制，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什么原因？
朱汉民：晚清中国文化在与西学的对抗中逐步败退，学习西学，怎么学？开始有些学堂，比如船政学堂。晚清就出现了两套教育制度，传统书院和现代学堂，但还是以传统为主。1901年光绪帝下了一道诏令，改书院建学堂。但是没有多久就夭折了，后来慈禧新政，在教育和工业方面甚至比光绪走得更过头一点，完全废除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实行西方的分科制度，分成文理工，延续到今天的就是当时的那套体制。
晚清改学制，很多书院都改成了学堂。现在的很多大学，追溯它的前身很多都跟书院有关系，四川大学是几所书院合并，浙江大学前身是求实书院，山西大学前身也是书院。当时的诏令是，县城的书院改成小学，府级书院改成中学，省级的书院改成大学，岳麓书院就是省城书院。
书院开始都是在山林里，读书人远离政治中心，清静，修身养性，最早的书院旁边都有道教的道观或佛教的寺庙，岳麓书院所在的岳麓山上就有湖南最早的寺庙和道观。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也都在山林里面，但岳麓书院不同的是，它在宋代是在山林里，到了清代成了省会所在地，所以改制的时候，直接改成了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在管理上相对湖南大学的其他学院，有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在学分设置和课程设置上。
朱汉民：没有，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属于体制内的教育，必须非常严格地按照学校的要求，设必修课、选修课，学生必须完成学分和论文。
书院是古代的教育组织，和现在体制内的教育组织差别非常大。比如古代书院多为私学，不分科，没有学历和学位之说，学生大多会去参加科举考试。我们做的就是把一个古代的书院纳入到现在的大学，作为一个院系。现在的岳麓书院教育主要是现代大学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岳麓书院还保留了多少传统书院的东西？
朱汉民：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教室仍然是古代教学用的明伦堂；其次，老师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传统国学；其三，我们在教学形式上也努力继承古代书院传统，如师生相互讨论，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讲学。
现在为什么会兴起书院的热潮，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存在某些缺陷，学校是人成长的重要地方，而现代教育是很工具性的，是商品社会生产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这样不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书院注重“人”的教育，求知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组成部分。
我们就是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把古老的学院变成现代大学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是一种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转变。
原来李铁映来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保留传统书院的特点。”但是在教育体系内，现代教育对大学的管理体制我们不可能摆脱。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摆脱，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吗？
朱汉民：(向湖南大学)提过，但是行不通。比如，要求研究生必须要发表几篇论文，才能参加答辩，我们认为没必要。这种困境，钱穆当年办书院的时候也面临，想自由，就别拿文凭，想拿文凭就得适应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只能做很小的事情，很难培养人才，更难出现大师大家。
不跟体制合作，还有经费问题。古代书院经济独立，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有助学金，现在大学的拨款是按照学生的人头，如果我们跳出体制，上面拨款的没有，下面交学费的也没有，钱从哪里来？
没有体制了，教授也留不住。这个体系像一个网，是很难摆脱的，这个困境不是我们自己的困境，而是书院面对整个体制的困境。
《瞭望东方周刊》：胡适很怀念书院自由的传统和独立的精神，现在很难坚持吧？
朱汉民：当然。胡适讲的是自由议政，我们至少能在学术上做到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
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在院内同台会讲，论辩“中和”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响盛况空前。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院因人重，人因院名，书院因之成为“朱张过化之地”，而获后世学者敬慕。
朱张会讲，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使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具备了强劲的动力。岳麓书院在此会讲之后，逐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重镇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从1999年开始，在当年朱张会讲的地方，岳麓书院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创建了“千年讲坛”。知名人士纷纷在此亮相：余秋雨、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向社会开放，听众除了湖大学生，也有各学校老师学生、文化爱好者、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
每有名人来讲座，都盛况空前，听众的热衷，让朱汉民甚至用“防不胜防”来形容。听讲免费，讲坛前面的院子只能容纳四五百人，书院里的学生要听，湖南大学的学生要照顾。如果讲经济，企业家会过来；讲政治历史，很多官员要来。
《瞭望东方周刊》：当年朱张会讲，使书院名声大噪，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朱汉民：你问的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时代确实是缺乏大师的，现在既没有民国初年，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更比不上以前能创立学说的朱熹等人，这是时代造成的。
民国为什么有大师呢？那时候他们有很好的国学积累，后来又到西方学习，两种文化都很深厚，这个时代如果成为大师，必须中西兼容，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国学根基深厚的人很少了，如果有，起码再过几十年，懂西学的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去的，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文学艺术领域，都没有普遍认同大师。星云大师，很多人都认可(佛学大师)，也有人说不是，南怀瑾也有很多人说不是(大师)。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朱汉民：不能因为没有大师就不讲学了，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不能等着大师出来才讲学。没有这个逻辑。先是思想活跃起来，才有碰撞积累。我们尽量从国内外请一些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人，虽然没有大师，但是有些体制内的老教授，这些老师都带硕士博士，学问做得不错，而且在国内比较有声望的，也会邀请。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传道济民，通晓时务物理，这种思想培养出了很多人才。
朱汉民：过去的书院往往会形成学派，宋代的时候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合为一体，而且结合一直非常稳定。既推崇理学，又注重实践，强调经世济用，这种学风沉淀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最突出，既有个人修养，又能经世治国。他们崇尚军事，往往文人也能带兵打仗。追求政治功利，与个人修养是两个方面，而湖湘学派就能把他们凝结在一起。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办学传统现在还能坚持做到吗？
朱汉民：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理想，我们正在一步步学，一下子做到很难。现在与当时的教育体制不同，他们的教育在科举制度之外，所以有非常自觉的意识。现代教育有强制性，达到某个要求才能毕业，发专业的证书，为了找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还能培养出以前那样的人才吗？
朱汉民：现在教育发生了转型，是不是能培养出书院历史上出现过的那样的人才，我们不敢说喽。■
书院兴起标志文化复兴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地位高了就强调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只能从文化中找到，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能安身立命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苏州、长沙报道
“历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花了多少教育经费培养了多少人才，然后出来了还要负责给大家找职业！哎呦，大学生失业的太多——活该！谁叫你读书的？中国本来诗礼传家，都是家里读的，自愿读的，要谋生你就直接学谋生技术好了。这个我们要反省了。”南怀瑾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现在的教育和就业制度时说。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臣、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起来的。政府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他说，“书院是私塾制度哦，不是现代学校制度。”
“书院集中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中国古代教育有两条线索，官学和私学，书院吸收了二者的长处。私学的长处是可以自由讲学，老师不一定是朝廷的官员，都以个人身份讲学，因此，思想活跃。官学的优点是，有正式的场所，有讲堂、藏书楼，有固定的学田，经济有保障。
“书院就是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朱汉民说。
书院在现代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
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学堂，实行西化教育。
“书院被完全抛弃，是在五四之后。甲午战争，被我们以前有点看不起的日本打败，就开始反省，派了很多人到日本学习。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于是，西学占了上风，认为科举制度不好，也认为书院不好。废书院改学堂，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向本刊记者分析书院寥落的背景。
邓洪波的研究方向是书院和文化问题，因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书院格外有感情，被戏称“邓书院”。
五四之后，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意识到，废除书院做法过激。
“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时候就把书院的管理思想融入进去。”邓洪波说，蔡元培曾做过晚清两个县级书院的院长，此时的书院不仅学习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开始转型，“这是他进入北大的特殊背景”。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不仅包容西方，也包容传统，所以当年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也能留下来。
胡适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
每个人对书院留恋的内容存在差异。
毛泽东更看重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给知识，最后拿文凭。
1921年，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
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当时钱穆办书院有很强的意识，他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办，而是选择香港，因为那里是殖民地。提携传统文化，以宋朝的书院来体现，很有文化担当和使命感。”邓洪波说。
到70年代，终因学历问题，新亚书院和其他两个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坚持保留固有的传统，书院作为独立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和招生，未得港方政府认可，钱穆被迫辞职。
但钱穆的坚持，仍然起了作用，学校保留了原来书院的董事会。余英时，当时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接替钱穆打理。但他第一任期未满，就因与校方理念不合而辞职。
“现在的新亚书院基本上不参与教学，主导教学功能已经失去，书院的机构还在，还有董事会，主要做一些不进入学分的课程，课外辅导，关注学生心灵成长。他们也感觉到很无力，但还是在坚持。”邓洪波说，他1991年曾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进行书院研究。
季羡林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说，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礼失而求诸野
朱汉民和邓洪波都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去韩国，有一个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是一所书院，而不是国家领导人。
中国的书院明代传入朝鲜半岛，现在整个半岛上还有1000多个书院，韩国千元纸币上的书院是韩国最有名的书院---陶山书院，是韩国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讲学之所。
“韩国保留书院的传统比我们好。他们有儒林，就是儒家学者的协会，还很有势力，有社会活动，称为‘儒林大会’，相当于我们的学术论坛。”邓洪波说。
讲学、藏书、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韩国书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书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比如陶山书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谱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到我们这里(岳麓书院)有韩国留学生，有时提到朱熹，他就把脸一板，‘你不能说朱熹，朱子！’他好生气。”邓洪波笑着说。
而中国书院的祭祀传统则完全中断了，即使在仍然教学的岳麓书院，里面的文庙，只作旅游观光之用。
岳麓书院正打算恢复文庙祭祀，“以前的祭祀仪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可能做到了。仪式怎么把握，有一个度的问题。一般的做法又太简化，献一个花圈，然后鞠躬，没法承接上来。”朱汉民说。
“没有信仰是我们很大的问题，等于自废武功。以前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现不了：后来信钱，但钱又靠不住。”邓洪波叹息道。
邓洪波认为韩潮的流行是激起了储藏在我们民族心灵中的传统文化记忆，那些看似“婆婆妈妈”很琐碎的情节中，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在。
到日本，邓洪波也惊讶地发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上流社会的文集皆为纯正的文言文。日本境内现存书院有100多所，有几家还在教学。
这几年，邓洪波转向东亚书院的研究，他发现，日本有些书院，还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每次升旗仪式的时候，唱的是白鹿洞书院学规。
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我们只能到国外寻求研究样本，“真让人痛心”。邓洪波说。
书院在最宽容的朝代兴盛
近几年，书院重新兴起。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作协主席办“北洋书院”，学者蒋庆办“阳明精舍”，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多数书院是各省作协主席在做，“作家这个职业，更有社会责任感，而且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能行动起来，不仅是想一想。”邓洪波认为。
朱汉民还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很多高校也有与书院合作的想法。
上个月，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和历史系主任曾到岳麓书院“取经”，探讨如何把书院和学校结合起来，请教方法和建议。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就在河南境内。
江西九江师院也主动把一些学生的活动放在距离九江市40公里外的白鹿洞书院。
此外，还有一些商人创办的书院。
厦门某房地产商曾到岳麓书院咨询，打算在其开发的地产中辟出一块地方作为文化场所，参照书院来做。
“书院有要素。如果挂个牌子就是书院，那就乱了。有些叫个书院的名字，跟书院毫无关系。”针对书院泥沙俱下的状况，张炜说。
古代四大书院，都有原创学术思想和灵魂人物。
“我认为(书院重新兴起)是好事。可能泥沙俱下，才能形成一种潮流，才能历练出好的书院。”邓洪波的看法比较乐观和宽容。
“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邓洪波说，“而且现在的文化复兴，是新起点上的，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加入西方的因素，视野开阔，就像几百年前我们用佛教来改造文化一样。”
中国书院兴起于宋代。
“从社会政治环境来说，宋代应该是最宽容的一个朝代了，很自由，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唐朝虽然宽容，但是还是会杀(文人)头，而宋朝没有杀过。”邓洪波说。
“陈桥兵变对赵匡胤的影响很深，如果武将让别人黄袍加身，他就江山不保了，所以他很注意跟文官的关系。皇帝不太喜欢苏东坡，就把他贬到这里那里，不杀。朱熹因为‘伪学案’，曾经变成‘现行反革命’，但是(皇帝)也没有杀他，他还能拿着俸禄辞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
邓洪波认为，书院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机关，而是知识分子读书、教书、著书、写书的地方，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场所。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地位高了就强调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只能从文化中找到，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能安身立命的东西。”朱汉民说。他认为现在书院的兴起，与同时出现的国学热出于同样背景，“到书院来学国学还是比较正统的”。
“想把传统彻底抛弃掉，是抛弃不掉的，这是在血液里面的。”邓洪波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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