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中国思想界对现状的两种态度及对未来的两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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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界对现状的两种态度及对未来的两种预期
　　
　　魏恭
　　
　　对中国思想界最常使用的分类方法是按左中右分别为三大系列，即左翼新左派，中间保守主义，右翼主要是自由主义。这种分类能够清晰表征各种思想、主张的理念源流，缺点是过于简单，不能反映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不足以表现理论与现实的互动。
　　
　　本文提出另外两种标准，即对现状的态度与对未来的预期。这两种标准与传统的左中右划分相结合，能够交织钩画出当代中国语境下大陆思想界理性冲动的纵横脉络。
　　
　　中国今天的现状主要成形于1949年以来的制度建构和1979年以后的改造重构，由于1949年的模式在许多方面不成功以及不认同1979年以来的变化，除少数人还对1949年形成的政治机制保持认同外，新左派在整体上对现状持全面否定态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既反权力也反资本”。这一点与国际流行思潮相似，左翼思想从来就是批判性理论，从来就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与左翼相反，保守主义对现状认同最多，认为现状是“最不坏”，换一种也不行，甚至可能更糟。保守主义者是天然的现实主义者，认同“存在即合理”。但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种对现状全面认同并要求保守，另一种对现实持强烈批判态度并要求进行大幅调整。后一种之所以也被归入保守主义，是因为它所主张的调整方向是顺着现行秩序原来的惯性，这是一种最彻底的现实主义：既认识到现实中的“恶”，更认识到并不存在或客观上不可能兑现一种“善”的理想化替代方案，因此只能在现有框架下力求“恶”的减少与“善”的增进。
　　
　　前一种保守主义历来是主流，在当前以何新为代表；后一种是新兴的保守主义，以康晓光为代表。后一种保守主义正日益成为大陆保守主义的主流。
　　
　　自由主义从其基本理念出发，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体制持强烈批判态度，但对于1979年以后的经济社会变化，自由主义心态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1979年以后的变化兼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两大方向，自由主义的极力推动也是现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经济导出个人自由，继而导向宪政民主。因此，对于市场经济这一自由主义一切理念的现实根基，自由主义只能极赞其美，轻忽其丑。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都曾经历一个由丑到美、由恶到善、由混沌到有序的过程。任何国家的第一代资本家、企业家都大多表现为野蛮和欺诈，初期市场经济总是罪恶的温床。只有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资本力量已经将社会资源按照资本的逻辑重新作出安排、社会上可供抢劫、骗取的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后，“恶”的成功机率减少，资本才会转向“善”，才会主要依靠市场化经营来赢取利润。这时候，他们才会要求规范市场、倡导诚信，要求与权力明确界线，要求权力减少干预、廉政自律，甚至提出民主法治的主张。
　　
　　如果在中国的市场化启动之前或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即将这种事实明白告知公众，说明市场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少数人以非法手段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集中起来的过程，那么市场化将得不到足够支持，不可能真正启动，自由主义的一切政治主张在现实社会也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束之高阁。因此，在市场化启动之前或之初，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高度一致，齐唱赞歌，共同为市场化涂脂抹粉。只有当市场化的初步框架已经基本完成，转型的代价已经付出，社会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之后，自由主义阵营才开始出现分化。其中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者单纯从经济学的效率视角出发、或者受既得利益驱使，仍然坚持利用专业门槛为屏障，不屈不挠地为市场化“恶”的一面辩护。政治自由主义在市场化过程中并没有既得的经济利益，反之市场化在为自由主义理念铺垫了现实根基的同时，其“恶”的一面也开始损耗自由主义的政治资源。在根基的铺垫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政治自由主义或者从价值理念的抽象逻辑出发、或者从维持政治资源的现实需要出发，也开始抨击市场化过程中的“恶”。但是，由于自己曾经是倡导者、早已经湿脚，因此这种抨击只能是不彻底的，只能将市场化过程中的“恶”都归咎于权力，似乎资本从来清白无辜；似乎“恶”只是权力介入下的偶发事件，而不是在非市场社会条件下推动市场化进程之必然。
　　
　　同样的心态逻辑和处理方式，也已经被自由主义者复制在对待民主化的态度之中：在民主化实施之前，只谈规范民主之善，不言民主转型之恶；等到转型已经启动并且不可逆转、代价已经付出后，再来谴责民主化过程中发生的“恶”，或者将其归咎于传统政治势力，或者将其归咎于民粹主义或传统文化。这一点在自由主义对俄罗斯转型的述评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总之，“恶”是偶然发生的，是反对势力造成的；由于任何事物都存在反对的一方，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总能成立--如果不是反对势力的存在，如果人人都乐于“斗私批修”，可能共产主义在中国也早就建成了。
　　
　　对于未来，中国思想界也有两种预期。一种认为目前的基本秩序可以持续，因此未来之路只能在现行基本秩序的框架内进行设计；另一种认为现行秩序难以持续，经济政治的混沌局面不久将会到来，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只能为明天而准备，只能立足于当混沌出现时怎么推动现实朝着理想方向演进。
　　
　　左翼较多关注社会基层，大多认同现状已难以持续，认为在现行秩序下各种理想性的方案都没有操作空间，结局已难挽回，混沌无可避免。因此，左翼中才会出现多种偏激主张，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以老田、李宪源为代表的新毛派。新毛派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主张作为未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由于这一套东西已经做过实验并且遭过失败，因此，它难以在民众中重新建立起对于理想效果的想象和期待。即使混沌状态出现，估计这种思想对于公众的吸引力也不大，只能局限在狭隘的特定人群，而且是拥有资源最少的群体。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它就是不给第二次机会，至少在短期内不给。
　　
　　左翼激进中最有前途的方案是由韩德强最近提出的“传统文化+程序民主”方案，它把两种最具吸引力的元素都抓在手中，经过一些理路整合，就能使人产生无穷想象。这样一面旗帜，在混沌时期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号召力。
　　
　　当前中国思想界唯一能与“传统文化+程序民主”方案在混沌时期进行吸引力竞争的是右翼自由主义阵营中以王思睿、秦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一派，他们同时以民主、自由、公正等口号作为号召，将所有吸引人心、在实践中可能发生严重冲突的目标都囊括其中，先装进来再说。在现行秩序下，这面旗帜可以积累社会资源、整合思想阵线；在混沌时期，它能成为振奋人心的号角。它的困难只会出现在“主义”成功以后的兑现阶段--当口号要付诸实施时，内部几大元素必然相互冲突，再难做到自洽。但到那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旗号也早已可以功成身退，现实的制度、政策调整完全可以依据实际需要而不受“宗旨”约束。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流派大都如此，在没有机会实施时讲理想性，批评现实不如人意；在得到机会以后讲可行性，反过来说现实只能如此，否则可能更坏。
　　
　　无论左右，上述两种激进主张其实都体现了中国民间在对社会潜在危机的悲观预期下、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失序局面而进行的精神储备，体现了民间社会的自救功能。知识分子由于拥有信息资源的优势，往往能够扮演“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
　　
　　认为现行秩序基本能够维持的左翼如王绍光、黄纪苏、王小东等人，或者理性能够兼容多种价值，或者将自己追求的理想期之来日，在当前只要求点滴推进。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体现了学术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温和良性互动。右翼可与之对应的是朱学勤倡导的英美自由主义、刘军宁主张的宪政主义以及经济学家茅于轼，这些学者在理念上或有偏执，但在操作层面上温和理性；他们确定了分步寸进的目标，专注于在现行体制的夹缝内点滴推进自由理念、培植社会根基，将理想化模式的践行期之将来。这种温和左右两翼的存在，即使在现行秩序能够维持的预期下，也是社会演进趋于良性的必要元素。
　　
　　保守主义在整体上认为现行秩序可以维持，不然也不可能主张保守。但对应于现实，这种维持观往往不如混沌观信心坚定，没有那种“理性的自负”。换言之，保守主义眼中的“可以维持”判断往往是附有条件的。现实本身的自然趋势既可能走向延续，也可能走向失序；保守主义认为延续比混沌好，是“最不坏”，因此在大的趋势方面它主张维持。但它同时也认为，如果任由现状自由发展，走向失序的可能性极大；如果不是必然，未来至少也是成毁难料。为了避免“坏”的发生，保守主义致力于对现状进行“好”的调节。保守主义认为，只有在愿意对现状及时作出调整的前提下，现行秩序才是可以维持的；否则，坏的结果难以避免。保守主义认识到调节时机的重要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的负面经验是：当秩序明显还可以维持时往往不愿意冒险调整，但等到不可维持的迹象已经明显后，再被迫调整却往往已丧失时机，只能以失败收场，使结果走向最坏。历史上最成功的主动调整是邓小平于1979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至今仍然走在由邓小平所开辟、所设计的道路上，邓后的中国只是对这一路径的延伸和深入。但是，现实社会也已经有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需要新的调整；如果中国能够再一次及时作出有效调整，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雄起。
　　
　　在此，有必要说一说学术界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逻辑预设：一种认为未来走向在可行性和效果上不可知，实际走向取决于不同社会力量各自坚持自己利益主张而进行的政治博弈，最终结果将由现实力量的强弱对比决定。另一种预设认为，未来存在多种可能，具有可塑性；不同走向对社会共同体的客观效应不一样，人类理性可以通过形成相对共识对未来结果进行有限选择。虽然每种社会力量都立足于自身利益，但对未来的不同预期，可以改变他们利益追求的目标高低及路径选择。例如资本家总要逐利，但在不同的行为预期下，他们压榨劳动者的方式、程度会有所不同。
　　
　　中国思想界的色彩纷呈，于此可见清晰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