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维:清风峡

寒柳轩客

中国有哪一座峡谷，可以有气魄纳容佛、道、儒三大门户宗教。清风峡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孤例。在这个峡谷中，道教云麓宫居山巅，儒家岳麓书院盘踞出口，佛教麓山寺位居峡腰。巧合的是，这三座建筑的精神和地理高度，在不高的岳麓山上惊人的暗合。道教的虚无，儒家的积健，佛教空寂，在海拔只有197米的山上，糅合得如此平整，难怪清代大儒罗典如此推崇此处，曾曰：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关于清风峡，有一个人，不能绕过，他就是杜牧。

　　杜牧少时家境优裕，祖父杜佑，宪宗时官至宰相。家庭背景显赫，加上府上藏书万卷。他年纪轻轻便弱冠成名，名震京城，进入名流社会中的候选醇儒之列。一个人年少满腹诗书，志向远大，难免会美誉缠身。然而，事实上，命运并没有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十五岁那年，多愁多病的父亲从郁英年早逝。少年杜牧出身名门，尚没有发育完全，蠃弱的身躯就开始背负祖父辈殷切的期望，早早选择了枯燥和艰涩。突然间，家庭又横遭变故，乳臭未干的少年因被生活塑形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片刻的顽皮和发呆时间也被剥夺了。

　　过早地崭露才华，结果失去了关于青春的体验。过早地承担家庭的重担，结果青年时代又过中年人的生活。这个人生经历似乎有些特别的文人，终于在二十六岁，被江西观察使沈传师招为幕僚。从此开始远离京城，到远方开始了琐碎的书斋生活。丁丑年的某日，离开了祖父红彤彤的道学家眼睛，眼花头昏的他，终于一头坠进了烟柳巷。从此，在某条笙歌沸天的小巷里，再也没有人相信，这位整天醉醺醺的中年人，曾是那个时在京城“桃花骏马青丝”，“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京城太少。他不是一个天生寻乐的人，但无法选择的遭遇，暗示着生活对他无情的放逐。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对于未来，中年落魄的他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一颗年少温暖充满才情的心，使他不至于沉没在一群平庸昏聩的臣子之中。

　　那些年，闷郁的杜牧，经常在酷暑下，汗流夹背地注《考工记》，写《原十六卫》，主张削平藩镇，建立中央军事力量。世间无处不在的丧乱、奔突无法湮灭他那颗与生俱来的雍容的心，这种在世俗中退让以换取心灵的内归，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有的乖巧和机智。不建功立业，便自我庸常的娱乐，放纵感官的同时，心灵又牵挂着整个天下。于是，心灵的闲散和对家国的忧怀，累积成一种情结，一种志趣，一种生活方式，放纵于市井。喧闹的生活和内心荒芜，苦苦折磨和缠绕在生活中，便是常年被社会遗忘霉变的高贵心灵。

　　清风峡内，无意中会想起杜牧，那个留着一缕长髯的夫子，在和煦的阳光下吟咏\"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老夫子。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旦为儒家文化所化，就会形成“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宏大人文关怀。在这股家国一体的精神洪流中，范仲淹是一个典型。不要以为，皇帝把他贬到蛮夷之地，身处江湖之远，就能把他彻底的放逐。虽然身居泥泞，心处囹圄，他的内心却以君子的境界要求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何等的悲苦境界。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又是一种在中国理所当然的文化趋向。在儒家的文化里面，有一种“乐”的精神追求。越是困境，儒生就越以乐为修身要义。儒家文化积健的内在精神可以自然催生和演化出这种“乐”的文化自觉。不然，孟子怎么会说：哀莫大于心死。失去了精神的追求，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基础。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道家迷恋的却是成仙，佛教希望的却是承担苦难普渡众生。儒家因为追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使得多少儒生因为忧国忧民而身世惨淡，其实若是纯粹追求一己之乐，可以很完全可以轻易地乘木孚于海，或遁迹山林，或大隐于市。

　　在中国，做儒生是最辛苦的。然而，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任何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格群体。对于信仰儒教的弟子来说，要想一辈子修齐治平过得有意义，难免有几分痛苦，还要在痛苦时候，不以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情绪，这对自己似乎太不人道了。偏偏是这样一群对自己不人道的人们，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长河的主流。能把人生过得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惨而不苦，苦中求乐。有时，我在想，我们这一代，如何扬弃和面对这个传统文化，这是也许是新的世纪整个民族面对的一个整体性难题：如何在传统文化中开拓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求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的文化传统所服务的封建国家基础已经消亡，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讲究功利和道德并重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民众还是这种心态，我们不能不去推测这个民众群体性心理进化的程度。如果不关注这种传统文化如何通过新一代的人妨碍现代工商活动，如果不讨论一个人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即在一代新人的成长过程中，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载体如何完成良性变异和扬弃，如果不重视如何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国家中有利于商业活动开展的文明成果，我们的国家如何完成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性格塑型？又如何完成一项跨世纪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