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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中國人文狀況梳理
作者:陈愚
2004年有幾個思想文化事件值得一提。第一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言說,以讀經事件的爭論、《甲申文化宣言》的爭論、《原道》十年紀念為標誌。第二,是公民權利的進一步言說,包括了在禁乞、高校禁租令、安徽毒奶粉事件、北大朱蘇力教授的招生事件等公共知識分子的發言。第三,是“郎旋風”引發的爭論,以及對社會公正的進一步關注。第四,是《往事並不如煙》與《中國農民調查》兩本書的暢銷,一為以優美典雅的筆調訴說反右運\動中的歷史人物,一為真實地描寫當前農民的生存狀態,把問題尖銳地推到世人面前。\\n
文化保守主義的抬頭
“讀經”問題的爭論,聚集於蔣慶先生編寫的少年讀經讀本。他把讀經提高到“中國文化的復興”的高度,把經書抬高到絕對真理的高度。蔣慶先生的學術觀點與讀經姿態,在思想史上並無新意,其讀經觀放到當下的現實,更大有商榷之處。而最意味深長的是,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反從胡適到殷海光的反傳統姿態,紛紛支援讀經。鑒於“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兩個敏感詞彙在新儒家如徐復觀身上有合流的傾向,是否意味著大陸思想界文化保守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整合的開始?
蔣慶先生是把儒家思想抽離於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抽離於二千多年的專制社會,而作為一種絕對正確的價值來信仰,類似於西方基督教的《聖經》。這種視為萬古不變之常經的做法,在中國古已有之。但是其結果卻沒有造就一個越來越完善的禮樂中華,反而使儒學教條僵化,並且在專制政治面前越來越無力。明代儒家李贄在《焚書·答耿中丞》中便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這種儒學原教旨主義的讀經是有害的。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中植根於公私制度,而現在社會已經完全轉型,在當代生存環境中存在的人,已經再也不可能自發地從心裏生長出完整的儒家情懷,如果作為絕對價值而直接灌輸給兒童,只會導致蒙昧主義。同時,儒學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上也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損益的過程,不是一個永固不動的實體,強行灌輸,也不利於儒學的現代轉化。
在讀經爭論中,最有思想史價值的是平素以自由主義為言說資源的知識分子,紛紛支援讀經,雖然其態度,迥異於蔣慶先生的儒家原教旨主義,但是,他們的言說,體現了一種文化保守的傾向。
文化保守主義抬頭的另一標誌性事件是9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閉幕會上,由許嘉璐、季羨林、楊振寧、任繼愈、王蒙五位發起,通過和公開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宣言“呼籲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勵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這一宣言成為二十世紀以來,暨民國二十四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與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後的第三份文化宣言。不過,與前二者相比,《甲申文化宣言》明顯沒有什麼思想特色。
總體言之,2004年文化保守主義抬頭,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大眾語言的喧囂,缺乏有力的著作與深厚的學理支撐。在這種文化保守主義抬頭的大環境中,《原道》十週年紀念,提供了學院派理論力量的支援。《原道》於1994年由陳明先生創辦,已經堅持了十年,它不是以儒教信徒的身份,而是以現代中國人的身份去理解傳統和儒學;不是固守儒學歷史文本,而是從文本與語境的互動中把握其“創”與“生”的精神。《原道》的宗旨在於: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對話中強調民族主體性;在當代文化建設中強調傳統資源的重要性;在儒家傳統繼承和發展的糾結中強調面向現實的開放性。由此,《原道》企圖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提供一個以重視本土資源為底線的交流平臺。
大多數的失語
2004年,政治上人權入憲的討論,對官員問責制度的討論,經濟上的“郎旋風”,教育上對馬加爵事件、“禁租令”的關注,在諸多熱鬧下面,遮蓋了大多數的失語,許多真正的問題仍然沉在深處。
在這一年裏能夠代表“失語的大多數”說話的,只有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和高耀潔的《一萬封信,我所見聞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現狀》。前者引發社會上關於“三農”問題的種種反思與討論,後者則是高耀潔教授從過去四年裏收到的全國各地10001封來信中選錄的200多封編輯而成,真實再現了中國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現狀。
這樣的好書實在太少。相對於這一年發生的災難性事件,這些書所揭示的,不過是那些苦難的毫末。頻繁的礦難,觸目驚心的死亡,逼問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良知。然而,翻閱2004年中國的報刊雜誌,對礦難做出分析和評論的調查、論文,甚至時評,都少得令人震驚。礦難如此頻繁爆發的原因,除了技術因素,更多的是制度問題,礦業管理制度極不規範,官商勾結共同壓榨礦工,礦工缺乏工會作為維權保障等等。這些人禍導致了一批又一批貧苦的礦工埋葬在暗無天日的礦井之中。一個直接維繫著中國千萬礦工死活的嚴重問題,幾近無聲無息地滑過2004年。
在馬加爵殺人事件中,同樣表現出大多數的失語。與其說是人們意識到大學生連環殺人案背後的問題,不如說是鋪天蓋地的通緝令讓沉悶的人們找到了新的娛樂興奮點。通緝令發出之後,網路上充滿了對馬加爵殺人原因的種種猜測,甚至有人寫了“馬加爵之歌”,還有人聲稱很快要把馬加爵事件拍成電影搬上銀幕。馬加爵事件的評論,充滿了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倒是馬加爵自己在臨刑前接收採訪,透露出一些真正體現問題的資訊:“沒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敗”。“現在很多大學生不配‘天之驕子’的稱呼。”
朱大可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觀察媒體對馬加爵事件的報道,最令人震驚的是:四個受害者,根本沒有人去關心。幾乎所有的媒體對此都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冷漠!馬加爵事件本身已經變成公眾的一場狂歡,它就是一個公眾娛樂節目,這就像美國打伊拉克一樣。它已經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範疇。”
報刊時評版的發展與專欄的不足
這一年在傳播人文思想方面,比較受歡迎的報刊雜誌,包括了《新聞週刊》、《鳳凰週刊》、《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書屋》、《社會科學論壇》、《中國改革》、《隨筆》、《書城》等等。這些報刊雜誌,風格不一,內容側重各有不同,但是在傳播人文理念、普及人文精神方面,則是共同的。除了傳統的紙媒,網路的人文網站、人文論壇也在不斷增加。“思想的境界”一枝獨秀、“問題與主義”獨佔鰲頭的時代都已經迅速過去了,網路思想呈現出分散、平庸、各佔山頭的局面。其中,“世紀中國”、“燕南社區”、“天涯社區”、“凱迪社區”等綜合性網站繼續保持著開放的姿態,深受歡迎。新崛起的綜合性論壇還有“真名論壇”、“先鋒論壇”、“憲政論衡”等。可以說,新興的網路媒體在傳播人文思想方面的作用,絕不會小於傳統紙媒。
2004年報刊雜誌的一個嚴重不足,就在於不重視做好人文事件的專題。
這是一個大時代,借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說的:“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在這樣的時候,需要把問題的焦點歸結到“人”上來,回到以人為本上來。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在紛紜雜亂的社會問題中,在無數的選擇中,知識分子有責任在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理性的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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