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教授上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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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 教授上访记

今天１２月１３日，我们山东大学的一拨退休教师，四十余人，到省委去上访。为了什么？为了“维___权”，因为最近学校集资建房，其分配方案剥夺了我们应当享受的权利。问题在校内久拖不能解决，因此, 住在省城的我们，近水楼台，到省委去上访。
平常听人说“维___权”，现在竟然轮着我们这些退休的所谓教授了，而且也要加入到“上__访”的队伍中，说不出喜怒哀乐，也说不出酸甜苦辣。我们只有一个想法，省委应该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
我和另外三位老师打了一个的。坐在车上，一位说，连我们这些老东西都去上访，应该请一位记者来，报道报道。那位说，最好是上电视。我给他们泼了一碗冷水：你们呀，真是书呆子，哪位记者能来？我们是自作多情。
不一会，我们就到了，下车后大家站在省委对过的人行道上。我是好久没有经过这里了，过去冷冷清清的省委门前，今天人可多了，除了若干穿着制服的警察和武警，比较显眼，大门的两边是被栅栏阻挡的两堆黑压压的人群，衣着都很破旧，看样子不是农民，也是农-民-工。不久，两位警察从人堆中往外拖出了一个，而后又拖出了一个。我们隔着马路，无法知道原因，但人堆慢慢散开了，减少了。有的老师不觉惊讶道：省委前头怎么这样？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于是我们都过马路，站到省委前的人行道上。有的教授，以前进省委大院是家常便饭，但今天成了上访者，当然是休想进去。
这时，从南边列队过来一群衣着邋邋遢遢的人，约有百人，男的女的都有，好像女的多些，特别是许多男人敞胸穿着军棉大衣，走路颇为英武，但是脏兮兮，油腻腻，一脸古铜色，神情疲惫。他们散停了下来，我们不觉打听了一下。大体知道，他们来自临沂的罗庄镇。这罗庄镇是山东省数一数二的样板镇，好像江苏的华西村，遐迩闻名。
他们说，村里的地卖了，社员（农民改不了称自己为“社员”的习惯）一分钱没有拿到，支部书记开几百万一辆的小汽车，而他们是步行了两天来上访。我们问为什么不坐火车？三四百公里，几个小时就到了。他们说没有钱，只好一路拦截卡车，断断续续地跑来。
不过这个罗庄最近出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庄主王廷江在飞机上大施“全国人大代表”的威风，一拳打倒了空姐，新闻风靡世界，媒体给他们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因此罗庄镇的名声更大了。
这时我们的头头招呼我们，到省委信访处去。于是向北走了约二百米，到了门口，看到招牌上叫做“人民来访接待处”。进得信访处的门，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其右侧墙上挂了五块好大的布告板，它们是李鹏签署的《信访条例》以及《山东省信访规定》、《济南市信访秩序管理规定》等等。只见院子里和里头室内安置了一百几十把塑料靠椅，人群坐的坐，走的走，好不少。
这里我该介绍一下我们的头。他们当然有好几个人，不过特别要介绍的是一位七十来岁的侯教授。他本人并不要房子，但是因为气愤不平而主动站出来为大家伸张正义。他说：我说话比你们更有力量。所以在需要抛头露面的场合，他总是勇敢地站起来说话，特别是用他的国外知识，来批驳“博导”是一个职称等级的中国特色。不过他说起话来，总是不紧不慢斯斯文文的样子，丝毫没有大气磅礴的气势。
信访处规定，最多只能让5个代表进去面谈，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只进去了三人，除了侯教授，还有一男一女，都是年龄在七十上下，工龄、教龄、党龄五十上下的人。他们携带了分别致省长与省委书记的呈函，陈述我们的意见与要求。大概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和农民不同，所谓“人上人”，属于高贵者，所以处长阁下亲自接见，态度颇为诚恳，表示将应快转交给省长与省委书记。
我们因为年龄都在六十以上，为了防止意外，所以有一位退休的医生，特地携带了一点急救药品跟随。
我们只好在闲在外面和一群上访的农民瞎扯。
他们是来自曲阜城东5里的一个村。这个村有1200个村民，平均每人有1.2亩耕地，可是因为修路，1986与1988两年占用了一半。修路是国家占用，都付给了费用，但是农民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土地却没了，这怎么能够生活？到曲阜市（县改市）、济宁市上访都不管用。前些时派了代表来这个信访处上访，这里说得很好，可是回去后也不管用，于是这次来了80人。镇上说：谁上访谁犯法。他们说，已经逼得无路可走了，这才来的。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来呀！所以宁可犯法，也要上访。这种勇气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因为比罗庄距离济南近，二百来公里，坐汽车21元的车费，不过不是集体走的。因为前天集体走，被拦截了回去，所以这次是偷偷摸摸三三两两分头出发的，到了济南才集中。到了10点种，头头给每人分了一包方便面，1元钱1包的，人人在那里干啃，算是吃早饭。他们中许多人是第一次来到省城，但是没有喜悦，没有惊讶，也没有热情与温馨。
不过，这信访处还是很好的，起码是有可以随便饮用的开水。在这寒冷的冬天，免费供应开水，就很好了。仅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值得表扬了。“人民来访接待处”的名字还有点像样子。但是这些农民什么饮具饭具都没有带，多数人是两手空空而来，所以有开水无法饮用。
毕竟现在是冬天，尽管是暖冬也是冷的。我实在是感到浑身冷得很，到隔壁小店花了3.5元钱，买了一个有盖的水杯，装了一杯开水取暖。不多久，我就暖在手心，暖在身上，只因为我不吝惜这3.5元钱，可是这些农民却一个个干啃方便面。
有一位老农民，胡子拉杂，干瘦如柴，牙齿脱落，在啃面包。我估计他总有七十好几了，问了一问，才六十出头。中国的农民啊，真是有韧劲！
他们起先以为我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当听说我们是山东大学的教师的时候，都说，那你们是教授了啊！怎么教授也来上访？惊讶得目瞪口呆，也兴趣盎然。我说，我们彼此彼此，都是来上访的，没有什么奇怪。你们有你们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水泊梁山也在不远处。那里的父母官们怎么这样坑害农民呢？那真是榨取农民的血汗啊！农民的命根子就是土地。没有了土地的农民怎么生存？难道非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中国的三农问题或农民问题，唯一解决的办法，第一要解决的办法，首先要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再次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把土地还给农民，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还得越早越快越好。当然需要慎重其事，绝对不能像土改那么搞，但是不能拖延下去。
这是名副其实的“分田到户”，把村里的土地一块不留，分给农民，回到50  年前起跑。这样，所谓三农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前提条件。治本之道，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
美国农民平均拥有的土地超过中国农民一千倍，但是除了国家确实因为兴建公共工程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购买，你想要强行征购，没门。例如马里兰州的洛城地区现在发展成了非常繁华的市区，但有些农场主就是不肯出卖土地，谁也奈何不得，于是形成了都市里的乡村景观，而马路也只好绕着弯子前进。农场主们在自己的树林上挂上标牌，“私人林地，禁止狩猎”，谁也不敢进去打一只兔子。这样，诸如保护耕地、保护森林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而农民的权益也得到保障。现在，中国的农民只有这么一点活命的土地，还要受到盘剥，你叫他怎么活下去？那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乡村干部，就是不希望社会稳定，不希望国泰民安，不希望共___党成为“三___个___代___表”，更不希望共___党万岁。
我们的这次上访，起到了向省委反映情况与要求的作用。信访处长当即电话通知学校派人派车来接我们回校。我们没有领情，还是自己打车回来了。
在回来的路上，坐在的中。一位说，我怎么觉得跑这一趟，什么人也没有见到，对我们未免太冷淡了。另一位说，就凭了看到这些农民的情况也值得，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今天的农民这么悲惨呢？
做过山东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先生，有一首咏竹名篇。他写道：“衙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可是今天，有那么多的官员，比起郑板桥来说，他们心里不但听不到“民间疾苦声”，而且时时刻刻在制造“民间疾苦”，简直是狼心狗肺了。这或许是几十年前批判“清官论”的报应。既然“清官”比“贪官”更虚伪更阴毒，那么，大家当然要选择做不虚伪不阴毒的贪官了。
我也胡诌了几句：
教授男女去上访，七老八十维权忙；
走出学府天地宽，惊见苍生泪汪汪。
上访归来，我和几位朋友议论此事。大家不禁质疑：上访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吗？即如这里的三个案例而言，罗庄、曲阜、山大，两个农村是全省赫赫有名的地方，一个是全省的最高学府，可以说都是具有声望的地方，也是领导最强势的地方，但恰恰是因为领导太强势了，使他属下的群众更加弱势。现在好像有一个公式：领导的光环与群众的地位成反比例扩张。那些罩满灵光圈的领导，对于他属下的群众，那种敝屣蔑视的态度，简直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所以他们才敢于无所顾忌，恣意妄为。群众上访，不管是农民还是退休教授，都是有法可依、有理可据才敢“胆大妄为”的。我敢说，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跑到信访处去“无理取闹”的，连理由不充足也不敢。在发生尖锐矛盾的这些地方，双方的力量是绝对不对称的。群众处于绝对的弱势，完全无可奈何，一筹莫展，最后几乎是孤注一掷，怀着鸡蛋碰石头的某种侥幸心理，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省长和省委书记大人的身上。如果省里再解决不了，恐怕就只有进京告“御状”了。可是我们知道，北京又解决了多少问题？北京又能够解决多少问题？为什么三___个___代___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标榜常常成了挡箭牌遮羞布？难道每一个具体问题只能这样恶性循环、拖延不决吗？
我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就事论事说上访，这还是一种人治的手法，几乎谈不上法治，更遑论民主。一个不建立全面法治与民主的大国，靠人治修补缺罅，补了东边西边漏，堵了南头北头冲。
（寄自中国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