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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男,1972年生于湖北大冶。吉林大学哲学系本科,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博士,师从靳希平教授。曾访学于德国耶拿大学、英国Warwick大学。现任教于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译有《黑格尔:之前之后》、“生态现象学”等,在《哲学门》、《现代哲学》、《原道》等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兴趣:现象学、儒家思想、政治哲学、诗学等。
(2005年3月26日,道里沙龙第五次聚会,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没有人知道故乡的土地在道路和河流之下还有什么
春天就在这时被我带来
——海子:《河流》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海子:《春天,十个海子》
尸体中唯一的婴儿 留下了诗歌
甚至春天纯洁的豹子也不能将他掩盖
——海子:《太阳·土地篇》之“3月。春。”
十六年前的今天,在“亚细亚”和“太平洋”之间的山海关头,海子在自己的生日把自己变成了“无头战士”。然而,十六年后的今天,春天的原野依然如此“野蛮而悲伤”,坐满“空虚而寒冷的乡村”,抬头望不见“太阳”。“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的“实体”与“主体”,写下这个题目,是为了追问他断头和沉睡的原因?主体的断头,实体的沉睡?“实体与主体”,这岂不曾经是黑格尔为“中国”催眠的咒语?而这咒语在那个深爱着这位晦涩哲学家的“小个子、圆脸、大眼睛”的“孩子”/海子【西川:《怀念》】那里究竟发生着什么样的魔力?当我们冒着危险和恐惧不自量力地涉入海子断头自杀之秘密的时候,“实体”与“主体”这两句咒语竟是两把带入幻象迷宫和思想深渊的钥匙?“奇怪,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是两位主人公呢?”【海子:《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是因为有两把钥匙需要携带,两重消息需要传递?“实体和主体”的“辩证矛盾”和“内在分裂”?
海子的“实体”与“主体”,写下这个题目,首先带来的却只是两重的不安。一方面,这不安来自海子写作于其中的那个焦躁不安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个时代,“有一批年轻的诗人”,春天的诗人,在这个民族的荒凉的春天,“开始走向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揭开黄色的皮肤,看一看古老的沉积着流水和暗红色血块的心脏,看一看河流的含沙量和冲击力。他们提出了警告,也提出了希望。虽然他们的诗带有比较文化的痕迹,但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站起来歌唱自身了。我决心用自己的诗的方式加入这支队伍。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的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海子:《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
另一方面,这不安还来自于更早前的那个“世界精神”的“普遍的不安(Unruhe)”。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后起的西方民族“接受了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召唤”,准备“迎接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从而使得“精神”从“自然”或“实体”中脱颖而出,进展为自由的“主体”。【黑格尔:“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的开讲辞”】
从此两重不安而来,这个题目道说着当下汉语写作者自身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近两百年来的“世界历史的不安的普遍进程”给“中国”和“汉语文化”所摆置出来的,而八十年代的躁动不安则从属于对此摆置事件的全球性回应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不安的普遍进程”中,黑格尔思想,尤其在中国以其马克思主义形态,为一切“新时代的变动”提供了“精神的”或来自朝向末世之圣灵的动力。从其世界精神的历史哲学出发而把“中华帝国”判入一个永远静止不变之位置的黑格尔,绝对料想不到,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恰恰在他自己的思想的某种变化形态的影响之下,恰恰是中国这个民族发生了“世界历史”上范围最广阔、持续时间最长久、与传统告别最决绝、情绪最躁动不安的巨大变动。经由这一系列极剧变动,“中国”开始学会从西方的视角和眼光出发把自己看成一个相对于西方而言、朝向西方之中心的遥远而野蛮的“东方帝国”、“远东帝国”、山海关头的帝国。而海子的写作,正是在这场持续变动中的一场最剧烈的扫荡一切“文化”的变动事件之后,在另一场剧烈变动事件到来之前,在一个有史以来最荒凉而血性的春天的写作。由此,通过这一写作而遗留下来的文本必然带有那个春天的所有荒凉、野蛮、血腥暴力和分娩的希望,带有那个纯粹过渡时节【参考拙文《春天的心志》】的所有过渡性特征或“比较文化的痕迹”。
“但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站起来歌唱自身了。”但我们毕竟开始思想了。虽然这种歌唱和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发现自己处身于尴尬的位置【参考拙文《尴尬的位置》】,不得不从一种尚在舌尖上打架和打滑的语言那里获得其基本词语,虽然在这种歌唱和思想中,这些词语刚刚开始在汉语的胃和唇舌之间打磨、发酵、熟烂和变异。但是,只要永远有“但是”,我们的歌唱和思想就注定会是“骑着马”的,“以梦为马”的,“劈开大河”的,“在滴血的黄昏分娩”的,总是多出自身的能生育的“但是水,水”。没有人能说出我们的歌唱和思想究竟能生出或多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这么做了,“这就足够了。”【《寻找对实体的接触》】
在文化的多出自身的开端和过渡时期——开端和过渡岂不是以其“多出”而成其为开端和过渡?过渡岂不是多出开端的另一种开端?——道路之开辟的野蛮行动本身,而且也许只有这一行动,才是来自“文”的要求。“文-化”,这也许意味着首先必须“化成文章”或“化文”,然后才谈得上次生意义上的“以文化之”或“文化”?【参考拙文《道路与广场》之“何以广场的敞开离不开道路的开辟”部分。】也许只有在这一“化文”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估量海子的作为“一次性诗歌行动”的“大诗”或长卷史诗之写作的“文化”价值:那自始就没有什么伟大追求的“白化文/白话文”运动,自其发动以来百多年,也许只有到这位诗人的写作那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化成文章(原本意义的“文章”当然是“诗”而非“散文”)的形式?然而,时至今日,“白话文运动”教育出来的汉语人仍然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底气和勇气来翻开海子为他们写作的大诗或“惟一的真诗”【《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及《诗学·一份提纲》】。在他们的中小学课本和大学课题里,人们还仅只认识一个作为“抒情诗人”的“小小海子”,虽然海子早就一再说过:“写诗并不是简单的喝水,望月亮,谈情说爱,寻死觅活。”【《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走出心灵要比走进心灵更难。”【《民间主题(〈传说〉原序)》】对于大诗的写作来说,一方面,“诗,说到底,就是寻找对实体的接触。”【《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另一方面,“伟大的诗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 【《诗学:一份提纲》】“大诗”、“史诗”或“惟一的真诗”可以是“实体之诗”,也可以是“主体之诗”,但肯定“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同上】
然而,无论“实体”还是“主体”,岂不是属于那些笨拙的“带有比较文化痕迹”的词语?在海子所用过的这一类词语中,这两个词岂不是最显眼也是最刺眼、最扎眼的两个?然而,至今为止,对于海子的这两个词语,这两个标定着汉语之现代位置、携带着汉语之所有现代遭际——无论它意味着没落屈辱还是新生的希望——的词语,连同它们的“过渡的时代性”和新生的东西,仍然没有得到思考。“有些话题肯定早就存在于我们之间。”“海子的‘实体’与‘主体’”就是这样一个早就存在于我们之间然而还没有被打开的题目。由于这两个词必定给思想带来的不安,汉语人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它们的思考?抑或因为早已熟悉这样的词语而不再感到任何不安?无论如何,“海子的‘实体’与‘主体’”这个题目已经成为我们亏欠海子和汉语的债务,现在到了必须偿还的时候,现在到了必须切实思入这些生涩野蛮而又充满新生可能性的春天词语的时候,虽然这种思入不得不同时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让自己坚持在那种极端尴尬和不安的感觉中而决心不再掩饰。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这种尴尬不安的思考乃是出于对命途多舛的现代汉语诗歌和思想深处之痛苦呼喊的回应:是的,是时候了,这个民族也许已经准备好了足够成熟的思想,准备一试,要在另一个这样荒凉的春天,“提出警告,也提出希望”。
海子的悲哀——这悲哀并非出自海子个人的“片面性局限”或偶然过失,而是出于现代汉语置身于其中的尴尬/槛介位置——或悲壮在于:春天的海子,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不得不是一个置身于“亚细亚”和“太平洋”【从海子的第一首诗《亚洲铜》到临死前频频写及的“太平洋”,海子的一生岂不都是在“山海关”的写作?能否越过这一“关”将成为汉语诗歌的门槛?】“之间”的海子,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诗人。在那已被“世界历史的普遍不安的进程”所荒蛮化、边缘化了的巨大的山海之间,“中国”或中央之国的幻象和史诗早已被碾得粉碎。“我丢失了一切 / 面前只有大海”【《太阳·大扎撒》之第十八首“抒情诗”】。在这样一个除了风还是风、远方之外还是远方的顺手摸不到一件东西的山海之间的地方,在这个“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以及《太阳·弑》第一幕第七场】的得失之间的时间,在这个春天的荒蛮的村庄,在这个曾经“多么温暖多么多么温暖”的村庄的天空和大地早已被置换成过分巨大和凶险的山海背景的时候,当“灾难之水如此浩瀚——压迫大地发光/原始诸水的昔日宁静今日破坏无一幸存”【《太阳·土地篇》之“3月。春。”】的时候,当“土地的处境与宿命”像那个11月的“婆罗门女儿” 【同上之“11月。秋冬之交。”】一样被一再蹂躏、掠夺和抛弃的时候,当中国“文人”的“由山林、酒杯和月亮导向反射灵魂的天空” 【《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之境/镜早已被揉皱破碎的时候,诗人异常肯定地知道:在一个民族的诗歌王子命定的早逝之前,这个民族的语言不可能赢获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缺乏决断的庸常状态中,“中国当前的诗,大都处于试验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语言。” 【海子:《日记》之1986年8月篇】“过去的诗歌是永久的炊烟升起在亲切的泥土上 / 如今的诗歌是饥饿的节奏”【《太阳·土地篇》之“4月。春:饥饿仪式在本世纪”】。在一个死亡事件带来胃动力的暂时中止之前,一切都只是饥饿,餍足,消耗,过渡,“吃”,“打”,在舌头上留不下一句诗、一个词。而只有在“烧过的骨头上”才有“万般文字如雪”【《太阳·断头篇》中“祭礼之歌”】。这些文字将“被黑暗中无声的鸟骨带往四面八方”【《太阳·土地篇》之“3月·春”】。今天,十六年后的今天,你可已经看到撒在大地上的这些文字或鸟骨的骨殖或种籽?
海子写作的位置决定了:海子终究逃不过那由“实体和主体”的咒语所设定的世界-历史-地理版图。而他的伟壮亦在于:他是惟一一个在此版图范围之内与众多“原始史诗”“较量”【骆一禾:《海子生涯》】过的人,而且在此殊死较量中,海子以其汉语诗人的诗歌天才改写了“实体和主体”的叙事,把它们改写成了真正属于汉语的元素。这些经由天才的汉语改写而新生成的西方语言元素也许不是“早就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句子”,但它们至少是“刚刚痛苦地诞生的”、“硬是从胸膛中抠出的血红的东西”,或者,它们也许“仅仅是一片留给明天的空白”?【《民间主题(〈传说〉原序)》】无论如何,汉语诗歌通过海子的天才写作扎扎实实地一口吞下了“实体和主体”这两个词语,又把它鲜血淋漓地分娩出来。而一直以来,面对“实体和主体”所划定的世界-历史-地理叙事,汉语思想和政治至今可耻地一筹莫展,除了接受它的强行划定、在它所划定的允许范围之内亦步亦趋地笨拙模仿之外一无所为。它们是在等待诗人的开端创建?然而,今天,当海子断头十六年后,竟然还不到时候吗?“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仍然,“月亮还需要在夜里积累 / 月亮还需要在东方积累”?然而月亮,她终究不过是殖民者分配给我们的时间和性别。“东方属阴”【《寂静(〈但是水、水〉原代后记)》】,这是谁告诉海子的呢?
在《太阳·七部书》中,所谓“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的“十分浩大的想象空间”【骆一禾:《海子生涯》】不过是一个“主体仍然沉浸在实体之中”或“精神仍然沉浸在自然之中”而无能独立出自由个体的“亚细亚”或“东方”的范围。【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虽然可以说海子的“亚细亚史诗”的写作乃是出于某种“亚洲的自觉”或“实体的自觉”的“一次性诗歌行动”,但是,这种自觉抗争本身却早已经是深深陷入那种纯属虚构的殖民主义大陆板块理论中的抗争。此一抗争必须从其臣服获得其抗争的(被动)激情、欲望和(反)动力,因而这注定是绝望的抗争。根据那种无耻地暴露着殖民主义强盗逻辑的大陆板块理论,原本连接在一起的大陆可以被划分为两块(如欧亚),而在地壳深处有剧烈冲突的却可以被合并为一个整体(如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此外,据说他们还“发现”了两块大陆。)无论从语言、文化还是宗教各方面的渊源上讲,波斯和印度乃至以色列、阿拉伯等民族都更接近“欧洲”,但是在殖民主义逻辑的范畴表里却被一古脑与巴比伦、埃及和中国等完全异质的文化合并在一起,虚构出一个所谓的“东方”及其主要部分“亚洲”,而且给予其统一的特性,命之为“实体的国度”。
只有在此“宏大的”世界-历史-地理版图背景上,我们才能充分估量海子的几部长诗写作的位置:它们的局限和它们的壮伟。“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从第一部长诗《河流》的写作以来,海子就已经是在“实体”和“属阴”的文化性别认同中的写作了。甚至,我们仅仅从海子的第一首短诗《亚洲铜》里,就已经可以发现所有标志这一认同以及由此认同而来的所有怀疑、骄傲、思乡和抗争的关键词。\"亚洲铜, 亚洲铜 / 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从这第一首成形的诗作之后,海子就开始作为“东方”“人民的心”或“月亮”以越来越快、越来越危险的速度“在黑暗中跳舞”。“亚洲铜, 亚洲铜 / 看见了吗? 那两只白鸽子, 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月亮之舞的第一场盛大演出便是长诗:《河流》。
正是在《河流》里面,海子第一次尝试书写伟大的实体,“寻找对实体的接触”。但即使在这里,在最初的实体书写中,海子就已经突破了“实体”(substance)这个“哲学的”——亦即西方哲学的——词语所带有的纯粹“逻辑范畴意义”。也许我们可以说,只有通过一位汉语诗人海子的作诗,“实体”方才第一次从空洞的逻辑范畴变成结结实实的实体。“虽然你流动,但你的一切还在结构中沉睡”。【《河流》之“二、长路当歌”】而海子的“河流”诗作便是要唤醒实体“在结构中的沉睡”,让实体流动成河流,同时也让河流作为实体得到书写,通过这种河流书写,“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的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海子:《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
这土地不是任何一块抽象的土地,而是“故乡的土地”【《河流》之“二、长路当歌”】以及“一队说不清来向和去处的流浪民族”——这说的难道不正是这个“故乡的民族”?——“迁徙”于其上的土地【《源头与鸟(〈河流〉原代后记)》】;这河流也不是任何一条抽象的河流,而是“《诗经》和《楚辞》”这“两条大河”:“《诗经》和《楚辞》像两条大河哺育了我。”【《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养育东方,两条河流”。【《但是水、水》之第二篇】“奇怪,为什么总是两条河呢?”是因为走向河流的鞋子本来就是“两只白鸽子”?而土地和河流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两”,这意味着实体总是“两个”,是“实体与主体”?“我写了河流。我想接触到真正的粗糙的土地。”【同上】似乎对河流的书写直接就是接触土地的方式?或者,也许只有通过河流书写,才能接触到真正的土地?河流,这原本就是实体意义上的土地?而作为纯粹静止之物的土地本身只不过是河流实体的“结构性形态”?于是,浸透了河流之水的土地就变成了能生产的土地、种子的土地、逸出自身的、延长的土地——也就是另一部长诗《但是水、水》中“但是”的转折性延长和“水、水”的重复性延长。
土地紧张地繁殖土地
——《河流》之“(三)北方”之“4.种子”
我捧着种子
走在自己的根脉上
延长——延长——延长——
延长——延长——延长——延长——
——《河流》之“(三)北方”之“5.爱”
那么,也许,“寻找对实体的接触”,自始就不是对那个埋没精神、主体、个体自由的“自然实体”的蛮昧回归,而是对“实体中的主体”的催生与发见,是与“实体中的主体”的共舞?“其实,实体就是主体,是谓语诞生前的主体状态,是主体的沉默的核心。”“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这是一个辉煌的瞬间。”【同上】因此,在一首意在“接触实体”的长诗之中,却在“最后我讲了鸟。”【《源头和鸟(〈河流〉原代后记)》】而根据通常的理解,鸟应该是“精神”从“自然”中、“主体”从“实体”中“解放”出来之后的“自由”的象征。与此完全相应,在《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的末尾则诉诸“火”:“生命的火舌和舞蹈俯身于每一个躯体之上。火,呼地一下烧了起来。”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对“火”的崇拜是精神和主体脱离自然和实体而向上独立升腾起来的第一个精神-历史现象。
可见,从第一部长诗《河流》的写作开始,海子的“实体”就已经不是在“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使用——“哲学的实体”何曾是能够被触摸的东西?——,而是只有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才刚被创建和生成的东西。与此相应,海子的“主体”也绝不是现代西方哲学意义上的“subject”——后者何曾是某种能够“接触”实体的东西?——而是同样只有在海子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方才诞生出来的“伟大元素”。这些尚且“带着脐带之血”的基本元素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汉语诗歌与汉语思想,我们在这里还根本无从猜度;但是,在这些新生元素中鲜活地再生着的来自汉语远祖的血脉系谱,却还是可以辨认追溯的。在中国古老的思想天地中,在发源于《易》的乾坤阴阳思想里,大地之性或“坤德”向来就不是某种与“主体”相对称的暗昧无明的东西,而是原本就内涵着惺惺自勉、健动不息的主见。【参见拙文《坤德与太空时代的大地概念》】对于“乾德”来说,事情同样是这样:“乾”决非一味光明向上超绝的势力,而是一种无往不在“寻找对实体的接触”、与实体持续地游戏婚配着的爱欲发动。无论乾坤,都只不过是那相互争执游戏着的乾坤合德的生生大易之流或“河流”的一个面相而已。
因此,“诗应是主体和实体间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诗应是实体强烈的呼唤和一种微微的颤抖。”【《寻找对实体的接触》】这两句连在一起说的话,乃是相互解释的:“主体和实体间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使得主体自始就内在于实体之中,从而使后者不再是一个“沉睡的结构”,而是“强烈的呼吸和微微的颤抖”;反过来,“实体强烈的呼唤和一种微微的颤抖”则使实体自始就占据了主体的“沉默的核心”,从而使主体不再是“会说话的动物”,而且是“会沉默的动物”,会在“谓语诞生前”言说——而这就是诗——的诗人;由此,主体不再是主观抒情诗人的个体感伤的心灵,而是“走向了民族心灵深处”的“人民的心”。这两句话表明,从海子长诗写作的开端,就已经带来了实体与主体的复杂关系或“实体与主体”之间的“与”。通过海子的河流书写,实体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实体,主体也不再是主体。它们都经历了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如果这一点得不到解说,那么海子在河流诗阶段之后所倾力写作的《太阳·七部书》就会变成完全不可理解的疯癫澹妄的狂言乱语。(各种庸常意见不正是这样揣测那七部像北斗星一样非凡的史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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