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访谈四种

舶良指玄

访谈1 ——《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
黄集伟
   作广播读书节目\"孤岛访谈\"，采访的第三位嘉宾便是王小波，时间大概是在1995年的秋天。此前，我对王小波所知不多。我的采访预案，除去那个广播读书节目的一些技术性规定外，主要来自我阅读《黄金时代》后留下的印象：一个少见的、高智商的作家。

   按照朋友给我的电话，我和王小波联系上。我提出采访、录音诸多事宜，他一口答应。如约前往，我和他都有些拘谨。我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言谈不很放松。王小波话更少。我问一句，他几句话便已说清。这迫使我不停地在现场加入新的提问。在读书节目的一些规定性问题完成后，我迫不得已请他谈小说。这时，王小波的话开始阳光灿烂。更放松的交谈是在这\"灿烂\"这后。如果不是电台作广播读书节目，我相信，真正的采访应该从那时开始――而那些交流已没有录音，没有笔记。

   我相信王小波知道，所谓\"孤岛\"设置，仅仅是一个\"包装\"。这个包装试图让被访的人没有武装，实话实说。

我开始提问――

黄集伟：欢迎光临\"孤岛\"。和一位学者兼小说家在\"孤岛\"上交谈，想来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先请你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自我吹嘘\"一下，好么？

王小波：很简单，一点不是\"吹嘘\"。我过去是一名教师，现在在写小说。

黄集伟：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写小说，我想，概括地说，你是一个\"立言者\"。在今天，我想大凡立言者都会有一些苦闷或说寂寞。请你到\"孤岛做客\"，希望你能过得轻松愉快。直奔主题，你想带一本什么样的书去\"孤岛\"？

王小波：我理解你的\"孤岛\"，是要熬时间，所以，我想带一本能熬人的书――比方说带一本习题集，比方说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一本几何学大辞典？这些都是最能熬人的书了。要不就带本棋谱吧。我想也可以。

黄集伟：几年前，你出版过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我想更多的人是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你的――你的个人经历很丰富。所以，无论是带习题集还是棋谱，到了\"孤岛\"――这样一个我们假定的目的地后，不知是否会让你回想起从前在云南插队时的情形？

王小波：肯定可以了。因为当时就跟我在假定中现在到达的这个\"孤岛\"的情况差不多。没电视，没电影，没什么文化消遣。所以，无论多么难看的小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难看。当然，最耐看的恐怕还是习题集。因为有很多难题可作，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比如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它是一本微积分的习题集，里面有好多特别困难的数学题，做起来很耗时间，《几何学大辞典》是一本很旧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初等数学题，可能在初等数学的题中是最难的了，有各种各样怪极了的几何题，要做的话很耗时间――实在闲着没事儿，我觉得做题也是一种消遣。有一段时间，我就靠做题打发时光。

黄集伟：什么时候？

王小波：做《几何学大辞典》是从云南回京在家病休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平面几何的题；做基米诺维奇习题是……说来不好意思，是我太太比我先出国两年，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来做一些微积分的题。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吧。

黄集伟：这种消遣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王小波：那很可能。我想这是一种最终的方式了。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试过打扑克，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人下下棋之类的。可是时间过来过去，就会发现前面这些消遣方式都越来越不管用了。最后就剩下\"做题\"了。

黄集伟：讲讲你的故事。

王小波：当年我刚下乡的时候，很喜欢下棋。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有一段时间，棋下得还相当不错。在乡下我每天晚上和人家下十几盘棋。那时，我的棋在业余的人里面算好的，后来越下越差，越下越差，最后连刚刚会走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在那种地方，要靠下棋或打扑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黄集伟：在《黄金时代》中，你曾说同意罗素的一个意见，即\"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你还说，既或是一本\"小书\"，也同样。这种关于书籍的\"灾难说\"，是否表明你对书籍的一种感情？

王小波：我觉得一本书，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更难受的，在咱们这里，恐怕是出版的过程。国外的作者，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家杜拉斯，她就说过，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前你要不停地修改，把所有不好的地方都改得使自己最终满意，而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在这之后，这本书和作者就没有关系了。我想这是一种写书人内心的经历。可是在咱们这里，往往是这本写完了以后，改够了以后，交给出版社以后还是出不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着急了。这成了写书人不得不\"附加\"的一个经历。

黄集伟：《黄金时代》是不是就遇到一些波折？

王小波：还挺多。前前后后拖了有两年多。不过要跟别的人碰到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好的呢！

黄集伟：有传说说《黄金时代》完全是由你太太替你策划向出版社推销的，是么？

王小波：这肯定不准确。没有这件事。

黄集伟：描述一下你个人对书的感情？

王小波：有的书从我手上\"过\"后，完整得像新书一样；可有的书从我手上\"过\"了以后，就几乎要分解了。因为我看书，一旦被我看中以后，就要反反复复看，甚至几十遍地看，最后把一本书看垮了。可有的书只是草草一看，整个儿就没看进去。书从我手中\"过\"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我越喜欢的书可能被我摧残得越厉害。

黄集伟：举一本被你摧残得非常厉害的书？可不可以？

王小波：可能就是当年我到云南去时带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本书简直活生生地就被看没了。不过恐怕主要是因为在那儿没书看……，《变形记》其实是古罗马诗人的一个诗篇，可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被译成散文了。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从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古希腊的神话，挺浪漫的。它是我挺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一种回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本书。

黄集伟：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享用？

王小波：就是带几首歌去听一下是吧？那我就带卡彭特的歌、玛丽·凯琳的歌吧。不过我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也没准带张披头士去。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当年的左派，对那个时代挺了解的。一听到披头士的歌，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黄集伟：音乐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王小波：我有时候写东西就打开收音机，在调频台听一听流行歌曲，不过，也就跟春风过驴耳差不多。反正听了感觉舒适一点儿，但放的什么歌儿根本记不住。

黄集伟：一点儿记不住？本月听什么了？

王小波：一点儿都记不住――反正是顺耳一听就是了。只有披头士，能留下一些印象。有时候，我一听到披头士，就静下心来听一听，由此就联想到70年代的情况。别的歌儿就没这么想过。

黄集伟：你在谈到披头士时，说到\"个人奋斗\"。你怎样理解\"个人奋斗\"？

王小波：我说的是70年代世界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都想改变社会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不光是中国人，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是这样。这个精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可那个时代想起来还是让人感动的。有一次，在纽约，很晚了，没地儿呆，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找\"左派\"借宿，一下跑到一位美国7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的家里了――当时他已经完全\"落伍\"了，他很穷，跟好多人住在一块儿……但是，在他身上你恰恰可以感到一种跟我们国家老红卫兵相仿的气氛。世界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人。我对这类的\"气势\"还是挺仰慕的，挺怀念的吧。

黄集伟：你个人在情感体验上有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王小波：那就是当知青的时候了。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口号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反正碰到知青就有吃有住。也算是一种70年代的精神吧。

黄集伟：你个人经历阅历都很丰富。你在云南插过队，当过街道工厂的工人，民办教师。上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工科。后来到美国读硕士，你念的又是文科。有人开玩笑，说你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儿――谈谈你对生活的见解？

王小波：我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做过。但我觉得生活真好像是一个转盘一样，转来转去又转到起点上去了。比如说，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写小说，喜欢编故事，这个志向是最初的一个志向。转来转去自己还是停在自己原来的志向上了。我学过工，也读过文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弄过，但是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最初的志向其实就是你最终的去向。

黄集伟：人最终不会委屈自己。为了生存，有时我们可能会委屈自己做一些事，可做不长――一个人最后所做的事情，或许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看《黄金时代》，我觉得如果仅看文字，很冷。冷漠？冷淡？可你书中所写的不少情节，仍让人感动。比如《似水流年》，你写到一位跳楼自杀的教授的长子，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点着几十支蜡烛守着老爸血肉模糊的脑浆……

王小波：我觉得生活里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的感触都是一样的。你所说的感触可能是由于我的写作风格所致。我自身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你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会体会。你要是把它渲染了以后呢，到是有一种\"滥情\"的嫌疑。至于很轻微的事件倒可以举一反三地渲染一下，这是我的一种风格。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跟读者是完全可以沟通的。大家对\"事件\"的判断可能都是一样的，感触也一样。

黄集伟：在\"孤岛\"上，你是不是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

王小波：我也不会知道别人会在\"孤岛\"上怎么生活。不过我想，比如说读小说或者写小说，这是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的事。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能做这种事的。硬做，读好小说糟蹋好小说，写小说也写不好。人在苦闷的时候，比较适合做一点智力的工作。比如说，要是可能的话，我不带CD盘。我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去，我到孤岛上去编一套程序，也许更能适合当时的心境。不过我对你们的\"孤岛\"还不太了解――按照你的设计，它是一座人间乐土？也未可知。我个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个挺耗人的地方。

黄集伟：如果让你挑，\"孤岛\"和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选择哪一个？

王小波：我还是选择现在的城市。因为\"孤岛\"虽然照你所说\"衣食无忧\"，还有各种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黄集伟：1995年，你的文章写少了，干嘛呢？

王小波：写小说。写一种很长的、古怪兮兮的小说，历史题材的。可能有一种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没有机会发表过――就是古怪兮兮，比较个性化吧。其实，就我本心来说，还是愿意写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工作。我想，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前一类的小说家像海明威，纯粹到想象中去营造的像卡尔维诺，还有尤瑟纳尔，都是这样的作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应该尝试做后一类作家。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黄集伟：当学者、写杂文，直到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写小说，这前前后后有什么不同吗？

王小波：当然还是不同。写杂文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讲理，要使读者能够同意你。可是写小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写小说是一个个性化的工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主要把自己表达好了就成了。所以，这两种事情要是伙在一块儿做也是挺困难的。静下心来写点小说也更合我的意愿。

黄集伟：你对自己的小说怎么看？

王小波：有写的好的，有写的一般的――大概是这么着。写的好的小说和写的一般的小说区别主要是功夫。有的小说写的时间非常长，反复修改，以求得一种完美的感觉。像《黄金时代》中的第一篇，篇名也叫《黄金时代》，就属于写的时间最长的小说。而有的写的时间就比较短。

黄集伟：《黄金时代》写了多长时间？

王小波：写的时间很长了――很早的时候就有草稿。到写成都十多年了。当然也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写就该成一个神话了。只不过是时而不写、时而写。修改的时候，你可以从先前的旧稿里发现你自己已经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不再那样想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把它重新写过了。可能写到最后定稿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同意杜拉斯说的――一篇小说写成之后，你也不愿再改了，就想把它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黄金时代》我觉得是我写的比较认真的一篇。其实――可能是自吹吧，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是大家所共有的：现代小说家往往都会有一两篇中长篇的精品，这些精品不是他其他作品可以比较的。现代小说有一种写法就是非常简约，非常完美，大概把一生的心血都耗费在里面了――比如像杜拉斯的《情人》，或者是像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两位作者都说过写这个作品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作品也确实是很完美。当然，我的《黄金时代》是不能跟这些大师的作品想比的。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体会到所谓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再比如像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像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一类的小说写得都不太长，可是却写得非常完美。完美与不完美，有时候我觉得与你是不是下决心把它写完美有很大关系。要把一部作品写完美，要耗费作者很多时间，占用作者很多精力。当然，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全面。但我想，一部现代小说的精品，往往是要把作者耗费尽的。所以作者们也不能做到篇篇如此。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这部小说我的意见是它写得非常非常好看，也合理，结构也非常好。《铁皮鼓》虽然比这本小册子有名得多，可它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可见作者是不是下定决心很重要。

黄集伟：你读了这么多的如你所言\"现代小说经典\"式的小说，谁对你的影响相对大一些？

王小波：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他的一些小说跟历史没有关系，他喜欢自由发挥――他的一篇小说叫《我们的祖先》，就是自由发挥，可以算作是一种写法。其实也不叫\"历史小说\"，就叫\"小说\"好了。它常常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自由发挥，写出来相当好看，更容易进入一种文学的状态，不受现实的约束，和纪实文学也彻底划清了界限。

黄集伟：容易逃离现存的逻辑。

王小波：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黄集伟：写这样的小说，你是怎么一种状态？

王小波：感觉挺好的！很自由。觉得自己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

黄集伟：你还说过你要写\"未来小说\"，有成品么？

王小波：有啊，最近《花城》登了一篇，叫《未来世界》。但它也不是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又要受现有科学技术逻辑的限制――我的\"未来小说\"也不受这个约束，自由想象。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去写的。那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状态。

黄集伟：听你这样描述，它们好像和你的、可以说已被受众接受了的《黄金时代》有很大差异……你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好像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你的受众。

王小波：是啊是啊。我想可能还不至于赔了吧？我自己感觉是，一本书卖得很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也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一本书能卖到一万多册、两万册，有一万多或者两万多读者来看，我自己就最满意了。再多了我不喜欢，再少了就赔本了。

黄集伟：《未来世界》发表后收到过什么反馈的意见么？

王小波：不好意思。我比较孤陋寡闻。不过我估计也没什么好评――可能好评会比较少。

黄集伟：你在这部小说上花的时间显然比当年花在《黄金时代》上的时间少。

王小波：这肯定是。我觉得一个作者可以是完全凭想象来工作，也可以解释自己。可是凭想象来工作的作者我想他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它和终身解释自己的作者的区别是他一生只做一次――而不像有些人，总在重复在做。当然，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是最郑重最认真的了。我想，最好的小说可能还是应该出自解释自己的小说。解释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的了。

黄集伟：你好像愿意一次就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就不做了，去做别的。

王小波：我的看法是这样。作家嘛，就是不断地做文字工作。可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它和作家做的一般工作好像应该有点区别……

黄集伟：没把自己解释清楚好像就有点儿不踏实。

王小波：可能是。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但解释完了之后就不想解释自己了。

黄集伟：再次感谢你。如果有机会，欢迎再到\"孤岛\"上来。

王小波：谢谢。

1995年10月7日

选自《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舶良指玄

真正能思想的人并不那么多，能从思想中得到快乐者更是寥寥，王小波就是其中一个。

   想找王小波。一路上，引见的朋友一再铺垫。夫妇俩十分朴实平易，一点儿不像喝了多年洋墨水的，典型的中式布衣学者。

   门一开，没想到王小波个儿挺高。一件泛黄的棉衬衣皱巴巴吊在腰间，裤脚卷至小腿，像一个刚从地里收工回家的农民。他家里的陈设跟衣着一样简单，一间房里，除了贴墙的两面书柜，就是并排而立的两部电脑。"我们俩几乎整天整天坐在电脑前。"王小波说这话时声音嚅嚅的，有些不好意思。

   对王小波的采访在电脑旁进行。他两眼漫不经心地盯着荧幕，双手机械地敲打键盘。人整个儿的斜倚在背椅上，双脚滑得老远，像一个正玩着游戏机的孩子。

   谈话十分艰难。面前的他一点不像文章里表现的那样机智俏皮、滔滔不绝。稀稀松松的话语只是浅浅地在思维表层滑过，那声音囫囵而破碎，好像来自一台走音的录音机，而不是大脑。

   但我不想放弃。我想知道那些激情而又机巧的思想是如何隐藏在这不显山水的包装里的。

王锋：和您谈话真是很困难。您是拙于言辞，还是懒得开口？是不是觉得说话是件很痛苦的事？

王小波：说得对。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尤其大会小会，从不说话。你们这代人，无法想象我们是在怎样的话语环境里成长的。对任何话语的反感成了我们的病态习惯。但是不说话也不是不会说。会上不说，回到宿舍就妙语连珠，以至有人说我的话具有"不可复述性"，连打小报告都难。

王锋：这么说，不说话并不表明你停止了思想。你是不是更喜欢独自沉溺于思想的快乐？

王小波：当然。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失去了这种快乐。记得那时我在农村插队，生活很苦，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也就没有了思想的乐趣。傍晚时分，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所依托。我当时年轻，害怕这么活下去，衰老下去。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后来进了大学，才走出那段恶梦一样的日子。那时我多么快乐呵，读了很多书，科学对来说无比新奇。它逻辑完备、无懈可击，真是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同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真是快乐。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总想到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位哲学教授，可谈起一生的学术经历，他却说像演了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言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虽然他热爱科学并且很努力，一生中却没得到思想的乐趣，体会到的全是思想的恐慌。

王锋：人一思想，往往就对某些既定的东西产生更复杂的判断。比如说善与恶。

王小波：你在诱供。这好像不是个能自圆其说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低格调的思想。这说法听上去不错，却让我不解。因为高尚思想和低下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持他思想的延续性。

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绝无仅有。我希望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让我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我一生最善良的时候，是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那也是我最愚蠢的时候。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反而染上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

如果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可能喜欢琢磨了，现在谁要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解放他们是不是我力所能及；最后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挖坑，是否于事无补，京郊就有好多坑待挖呢。这么想来想去，也就不会去了。无论如何，我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善恶标准，真是有幸呵。

不要怪我拿腔拿调，不容易呵。我们民族有很多才智之士，没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心中黯然。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王锋：不过道德也是个模糊性很大，充满变数的东西。你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及目前存在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很让人泄气，请详尽谈谈。

王小波：说起这我想起一件事。去年夏天，我到外地开会。看到一位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龙飞凤舞地书写了一串英文："OK，Let us pee!"总的来说，这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pee"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只觉得它念起来虽语音亢奋但不大对头。回来一查，果不出所料，是"尿尿"的意思。这样，我就觉得这话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提这事，不是要讨论小便问题，而是想指出，在提倡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明白是在干什么，再决定是否需要积极的振奋。道德也是这样，得先看清它的价值取向，再决定值得提倡与否。否则很可能南辕北辙，造成大祸害。"道德保守主义"和这种盲目提倡和进取本质上是一回事。具体的这里不好说，扯起皮来没完没了。道德是个球，谁都可以踹上一脚。说出这种倾向，只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被公众道德吓倒，重新思考一下它的前提。

王锋：不谈这些抽象的东西了，还是聊聊你的小说吧。这两年你被人关注，就是几篇响当当的小说，人们不知道编故事的王小波和那个做学问的王小波是不是一个人，似乎有点突如其来。

王小波：也不是吧。我从小就好小说――对不起，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演艺明星介绍自己的艺术天分――但真的，我打小就看小说成癖。小学四、五年级，我就能看懂马克·吐温的黑色幽默了。写小说比我做学问的时间开始早，只是不怎么发表，自娱自乐。做学问是为了明辨是非，写小说则是为了自在、有趣。我喜欢写小说时的隐蔽和自由，非常Personal。自己和自己对话，不碍别人的事。

王锋：截至目前，你自己感觉最好的是哪一篇？

王小波：还是《黄金时代》吧。这小说用了我很多时间和才华，写得很精致，倾注了我对小说的许多想法。"性"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这点《黄金时代》写得有些境界。――对不起，我是不是像在夸别人的小说，这么没节制！不要见怪，我并不常这样。

王锋：你写小说确实是很个人的行为。听说你还不是作协会员？

王小波：不是，也没想过要去填表。都说有个文学圈，我也不知道在哪。不久前去开一个文学流派的什么会，听了两天没听懂，就回来了。

王锋：看来你很封闭，但也很完整。似乎从没见你介入文坛的一些争论里。

王小波：意思不大。现在社会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很少发生了，可有些人还想说话，于是就心虚地大着嗓门在那儿干嚷。别人不喜欢他的作品，他就利用阵地组织讨论，说别人智商低下，甚至道德有问题。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无懈可击，但我也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论战某一方，自己也不清白。我像本世纪初的一个爪哇土著人，这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战争，但是更注重清洁。所以，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却不敢向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习惯性的动作是，逃到安全距离以外。

王锋：除了小说，接下去你还想干什么呢？

王小波：还是写小说。别的事我干不地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你也听出来了，就是说，小说我是能把它做地道的。

选自《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舶良指玄

1995年2月，我在王小波的寓所与他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采访。谈话的主题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现状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根据录音，我把这些谈话包括口误甚至咳嗽逐一变成文字，把它作为我们某一时刻的生存状态的切片，希望几年以后，就同样的问题再做一个，讨论比较两个切片的差异，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社会演化的缩影。当时我与很多人有过类似的谈话，但由于我的懒惰，只有3个对话整理成文。现在，两年过去了，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但对小波，我已不可能再做一个切片了。

   这是我和小波唯一一次谋面，但谈话还算融洽，也无甚顾忌。当然免不了有误解，也有诡辩，有抬杠。非正式采访，谈话便很意识流。昨天把小波今年编辑的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翻了一阵，发现我们当年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小波几乎都已有了清晰的表述。然而无论如何，这份原生形态的文字记录是我们的思想者王小波生命中的一个片段。

   以下是那次对话的几个部分。对话本是连续的，小标题是整理时加上去的。

从反面看一看

田松：首先对你这些年的经历做一个大致的总结吧，然后谈谈对自己现状和社会现状的看法，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近年来北京有几个杂志在谈这个问题，比如人文精神的失落。我看到你在《东方》上也在写一个社会伦理漫谈的栏目。

王小波：说是社会伦理，但我基本上都在谈知识分子的处境。我自己的情况和知识青年差不多。中间失了学，后来又回来当知识分子，不过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学工的人可能觉得很痛苦，损失太大。对搞文的可能还有点好处。到底是什么好像也说不清楚。

我回顾底层生活的时候吧，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没看过《年轮》的小说，只看了电视剧。觉得和梁晓声的想法不大一样。文化革命，插队，有一个机会，可以对社会呀，意识形态呀，从反面看一看。《年轮》使我觉得有些人反面一课还没有上完。

田松：反面一课你具体指什么呢？

王小波：说出来可能比较严重。看到过社会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回来之后再当知识分子就大不一样。体验不一样。在美国的时候上了一个台湾有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课，下了课老找他聊，关于社会呀，政治呀，青年呀，他有个感触特别大，说你们和台湾同学比起来，知识肯定不行了，比较可贵的是你们对社会的了解比台湾人要强多了。有机会从反面看一看还是大不一样的。

田松：你的反面就是指王二写的论文？

王小波：可能有点吧，那个是开玩笑。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可意识形态就是宗教，有点神圣的，金科玉律的那种劲头。你要是当过知青就可能不信了。这种东西算什么呢？算一种统治的权力吧，当了知青以后，统治的权力就要破灭了，想信也不信了。倒有个机会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吧。

田松：你指的是彻底不信了，对任何一种都不信了？

王小波：觉得意识形态挺虚伪的，不真实。

田松：阿尔都塞就把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关系定义为想象的关系。

王小波：是吗？个人感觉我估计咱们俩还能一致。因为有机会学一学科学还是挺有好处的。就跟罗素说的似的，近代人不再相信统治的权力，开始相信理性的权力。

田松：那你认为梁晓声他们那些知青还是相信统治的权力。

王小波：他不是相信，他是渴望一种统治的权力。你想一想。你要不信的话，对当前的那些话，所有的事件，都会有个特别的感觉。你要是一个特理性的人，你看当前的事就有黑色幽默的感觉；重述当年的事件，就有一种冷嘲的口吻。我觉得他们说我跟王朔相象，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王朔的幽默感里也包含着不信的反虔诚的味道。

田松：我感觉你和王朔，都跳出来了，但是你们跳的方向不一样。可能你更客观一些，更超然一些。

王小波：不信意识形态了，旧的价值也没有了，重新立足在什么地方呢？总有个立足吧。不然不就变成彻底粗俗，浑浑噩噩的人吗？我觉得王朔不是。王朔我见过，挺纯朴的一个人。

田松：我认为王朔还是很真诚的。《王朔文集》四卷本我仔细研究过。

相信理性

王小波：王朔不是像有些人对他那种理解似的。我自己虽然不信意识形态，可能还是有立足之地的。从科学训练里呀，总能获得一些东西吧。另外相信理性。

田松：说的具体点。理性是一个纲的东西。

王小波：是呀。你看《东方》上经常说三道四的，论到最后恐怕文科的老先生不欢迎。实际上还是宣扬理性至上的观点。

田松：什么都不信，对知识分子来讲，可能没什么害处。信什么反而是个束缚。但是对老百姓，恐怕还是得让他们信点什么吧？

王小波：对呀。这是肯定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还是不一样的。大知识分子自己都有哲学，还能弄个哲学给他信吗？我就是这样――以知识分子自居吧。不过我觉得对老百姓不能太强求。真糊弄不了人的，你强迫人家信也不可能。实际上，我觉得信什么是价值问题，它跟理论问题不一样，跟社会伦理就更不一样。其实很简单，不一定就非得说咱们大家都信一个教，才能在这个社会中共存；都信了共产主义，这个社会才能安定。这是一种很荒唐的想法，这恐怕是中世纪的想法。

田松：我觉得道德这东西是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剩下什么。比如农村一个儿子不孝，从前他自己是有禁忌的。他自己感到是一种罪恶，同时，全村人也会谴责他。但是现在，他内心的禁忌已经没有了，周围的人对他也不大理会了。再比如偷东西，当他伸出手的时候，他自己就认为这个事件是可耻的，他就会缩回去。这是他内心深处的道德禁令，现在这个禁令就没有了。比如北大的学生偷自行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如果他心里没有，你用一个法律来约束他，那是管不胜管的，这时的法律是没有根的。

王小波：可是你说用单一的道德去约束合理吗？

田松：这种道德应该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

王小波：道德不是能灌输得进的东西。

田松：而我们现在宣扬的道德，恰恰是把我们生长出来的东西给砍掉了。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儒教的道德用另一个道德给替换了，而这个道德是外加的，它没有办法走到人们的内心深处。

王小波：我觉得无所谓外加不外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从道义上垮了。它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不太成功，并不是灌输得不好。我觉得信仰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它跟社会问题是不能等价的。不能说社会问题当因，信仰当果。我们不能根据社会问题来制造一种信仰，然后让大家来信它。

田松：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动物也有本能的禁忌，某些行为动物自动地不会去做。人的道德也应该从类似这种本能的东西中长出来。

王小波：不过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比方说现在信奉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有从远古传来的某种东西，它在古代和近代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古代是一种统治的权威，你不信不行。在近代，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理性解决不了的东西，它来解决。现在英美人信教，大体就是这个信法。恐怕最后还是免不了变成一种现代形式。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你要强行恢复，搞出宗法那一套，可能吗？

田松：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

王小波：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里要信奉同一种道德或同一种价值呢？

田松：它并不是同一种，但是它们有共同的东西。

王小波：共同的东西，对文明社会来说是都有的。比如说美国，信什么的都有，但是它整个的社会伦理并不是宗教给出的。

田松：但是起码做人的准则？

王小波：做人的准则也不是哪一种宗教给出来的。社会伦理不一定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存在，它还有宗教里没有的一些东西，像什么人人生来平等。所以我觉得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必拘泥于一种意识形态或哪一种宗教，就是一般人也不一定要这样。

田松：那你如何看现在有些人提出的价值重建呢？

王小波：价值重建？我觉得与其去搞它还不如去搞一种更简单的伦理的重建，按现在的标准，重建一种更合适一点的伦理原则。在现代社会，还以美国为例，它作为社会的基础首先是人人生来平等，还有商业社会要求的人人必须诚实。我觉得它比那种赶紧让大家都信一种教或赶紧读经以孝治天下都更合理一些。

田松：我问我们还剩下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没有了。

王小波：其实原来它就没有。

田松：现在最可怕的是某些地方政府。什么计划生育委员会，公路检查呀，已经赤裸裸地不顾廉耻地搜刮民财了，可当年它还是顾忌的。

王小波：这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年最基本的道德和伦理都是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它本身不合理，现代社会谁也不会接受，可是一种合理的作法，现在还没有。一想到价值重建，就马上想到在古代它是从一种什么宗教，什么哲学恢复出来的，就想赶紧恢复那种宗教或哲学，它能合理吗？就说美国，它是新教国家，它有一部宪法和独立宣言。现在高唱道德重建的，都说只缺了一种新教，没有人说缺一部宪法，或独立宣言似的东西。

田松：但是只建一个法还是没有大用的。我认为还应深入到人们心中去。

王小波：对，仅有宪法是不行的，还应有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里有一整套伦理的原则，如人生来平等。

田松：实际上还是人心里缺这个。我相信它以前曾存在于人们心中。比如一个偏僻山沟中的老百姓，你让他往酒里掺水，他也许还能做得来，你要让他造假药，他就会有一种禁忌。现在人心中的禁忌没有了，这是最可怕的。心里的东西要重建就非常难了，恐怕一两代人也建不起来。一个法是容易的，立一个，一表决通过就行了。

王小波：我指的不是一种法呀，而是一种伦理的原则。

田松：那还是要进入到内心中去。

王小波：伦理的原则也能进入心中。起码美国是这样。美国人《独立宣言》都是会背的，而且也进入到心中了。哪个黑人要是被警察揍了，他准会大叫，我人权被侵犯了。他知道他有哪些权力和义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征兵都去了。现在你在美国随便碰到一个50岁的人，全都当过兵，没当过的那就是有病。可是你看中国抗战的时候，抓个壮丁多难。现代国家要求的东西和古代国家很不一样。西方国家里，信什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可是他们除了信仰宗教，对国家也是很尊重的。一打仗，呼啦一下全去了。黑的，白的，没有几个人说装病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也能深入人心，为什么不能呢？

田松：但总得有个途径吧？

王小波：途径啊，有各种各样的。教会是一种途径，祖宗祠堂也是一种途径。实际上《独立宣言》是一个文件，但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愿意相信它。罗素写中国问题的时候就指出，传统道德有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地方，而且是很糟糕的。他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好的地方就是什么乐天知命那一套，但是最坏的就是孝道。因为孝道是私德，但是社会缺少公德。每个人你到他家里头很干净，门外就全是灰。清末民初就是这样，现在还这样。重新提倡传统伦理道德仍然带不来一种公德。

田松：对孝道本身我也是一直持攻击态度的。有些东西不是孝的问题，而是作为人的基本的东西。我们现在连包括孝在内的传统道德都没有了。群体性动摇了，但是个体性的东西还没有生长起来。

王小波：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说理性至上的人，他们不见得在行为上就很糟糕吧？不见得就出门随地吐痰，然后随便偷阴沟盖。我觉得从理性基础上也可以做一个好人。

田松：这种小坏事他是不会去干的。

王小波：要干就干大的？

田松：对，要干就干大的。

智者与坏事

王小波：没有听说过真正的一个智者会干很坏的事。

田松：智者？那当然了，智者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王小波：不见得智者就是善，但是智者干大坏事的很少。从一个人彻底地相信理性的那一天起，就应该能成为一个好人了。

田松：这可不好说，理性本身会成为一种力量。

王小波：为善为恶都可能吗？

田松：对。

王小波：我觉得不是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智者，你又关心伦理问题的话，好坏还是知道的。

田松：这恐怕是太理想化了。

王小波：太理想化了？

田松：对。再一个看你怎么定义智者。比如如果他做了大坏事，就不把他定义为智者。

王小波：不对吧？知识分子他有区别智慧的标志。比如说爱因斯坦是智者，他不是做好事情做的。而是有一个什么事表现了他的智力，才成为智者。不见得他干了多少好事。而且据说爱因斯坦私德还很成问题。

田松：最近听说有的传记是这么写的。不过这很难说，爱因斯坦咱们也不认识。

王小波：据说对妻子儿女都不好。

田松：这恐怕――

王小波：不过也没听说他对他们做很坏的事。

田松：他可能没时间对他们好，也没时间对他们坏。

王小波：不是说高斯就很糟糕吗？太太要死了。仆人说老爷，太太要跟你说句话，他说让她等一会儿，我正忙着呢。不过大坏事干不了。

田松：关于这个好坏的标准也很难说清楚，当年许多科学家给希特勒研究原子弹。

王小波：那也可能受了强迫了。

田松：有些物理学家本身就是纳粹。他也是有信仰的。希特勒那么短时间就把德国的工业搞上去了，也是很多人处于信仰投入进去了。

王小波：我感觉一种信仰吧，很空。你拿它怎么发挥都可以。新教也很空，搞成希特勒那个样子也行。我就不相信一种价值观真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不一定。

田松：可能这个事情得反过来看。通常从一个人群中，我们能够从里面归纳出一些这个人群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把这个价值观硬放到另一个人群中去，恐怕也很难。

王小波：我对特别的价值观能起多少作用表示怀疑。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吧？

田松：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原来有的全被慢慢地打碎了。旧的不一定是好的，但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比如在一个山村里面，王二要干这种事肯定千夫所指了。整个村子里都从内心深处有这样的观念。现在这种东西经过几次反传统，文革以后，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禁忌，就什么事都可以干了。比如有一个地区的教委主任，就可以公然勒索考生，他心里没有这种禁忌。我见过一个报道，说巴西的贪污官僚几乎都短命，因为他们的高血压，脑血栓的几率特别高。

王小波：吃太好了。

田松：不是吃太好了。而是由于他们心里的自我谴责引起的，一种心理对生理的作用。但中国的贪污官僚就不会，心里没有。

王小波：不过我总觉得，制止他干坏事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他的信仰，还有一个是他信奉的一些伦理原则，就像美国的新教和独立宣言是两种东西一样。干了坏事，他又内心矛盾，再给自己拖出一个精神病来，不是双重的害处吗？所以你说真正发自内心的信仰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还真不信。

田松：不。发自内心的就没有这个矛盾了，矛盾恰恰因为超我是外加的。

王小波：怎么说呢，我总有点怀疑。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也是实际存在吗？人家挺虔诚的，因为痛苦甚至短命，但是坏事还是干。

纯洁文坛

（我感觉需要换电池了，就拿出两节充电电池。于是有了一段关于充电电池的谈话。之后，我们便换了一个话题。）

田松：我曾有一个想法就是纯洁文坛。组织一些副刊联手，点评。

王小波：纯洁文坛，不纯洁吗？现在。

田松：现在文坛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写的都有。为钱的，为功利的，为职称的。

王小波：还有按照惯性写的。

田松：为钱写的有人写得特别恶心。好多家报纸都登过一个整版广告，写505的总裁，叫什么《寻找生命的太阳》，我一看，把这人写成老佛爷了。

王小波：你看过柯云路的书吗？

田松：看过一些。

王小波：你觉得他是真信假信呀？

田松：柯云路是真信，他是走火入魔了。

王小波：五迷三道的，我就看过一本，都快气疯了。

田松：哪一本？

王小波：就那个什么《大气功师》。什么运起气来，半云半雾的从湖南长沙就朝北京飞过来了。挺危险的。你说要是哪个守大桥的解放军看见了，可疑飞行物，给他一梭子怎么办呐？竟瞎掰。

田松：按照他的说法，有功夫的人能看见，没功夫的人看不见。

王小波：假如守大桥的那个解放军用功看见了，你说他打不打？纯粹胡说八道。

田松：他马上又有一个假设，有功夫的人都是相互理解的。

王小波：是么？这就叫写小说了？

田松：即使他们不互相理解，他马上还有下一个假设。他是打不着的。

王小波：黑更半夜的满天乱飞不大好吧。还什么练起气功，大钢化玻璃一头就滚过去了。胡说八道！什么文曲星之类的，不是瞎掰吗？八卦这类的，越说越玄。你说纯洁文坛，是不是也包括这个在内？

田松：对。不过我首先要纯洁的还是那些报告文学呀，通讯呀，还有一些小情调的小说。

王小波：煽情的？

田松：对，畸趣。

王小波：不过我很少看小说。

田松：你没有必要看，但是我必须看。看那些来稿我挺生气的。而且关键的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写的糟，还觉得自己挺美的。

王小波：上梁不正下梁弯吧。不管怎么说，现在为什么写作的都有。过去都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写的。

田松：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主流文化总是存在的。

王小波：不过我觉得，咱们要写不好还是写作动机不纯吧？

田松：有的人写作动机很纯，但是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这都是中学教师把他们害了。

王小波：我也这么想。

写作风格

田松：那么你写《黄金时代》什么动机？

王小波：《黄金时代》就是想写而已，没有动机。我觉得和王朔感觉事情的方式不大一样，虽然有人感觉文风很像，实际不一样。王朔主要是嘲笑，嘲笑多吧。可能我冷嘲多点，反讽多点。跟嘲笑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他写的还好吧。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攻击他。

田松：我一直认为王朔是一个很严肃的作家。

王小波：很严肃的。有些感觉不错。我就看过他一些很小的，很短的东西。长的可能就不那么认真了。有个小说写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死了。死呀，有一种挺犀利的感觉，挺不错的。接下来才使劲地耍贫嘴，恐怕也跟许多人指责他有关。长的，《顽主》和下面那个《一点正经没有》还可以，再往下，《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感觉粗了，整体结构还可以。

田松：《黄金时代》之后你又写了什么？

王小波：还有一些吧。写一本书容易，出一本书难。

田松：你除了给《东方》写，还给哪写？

王小波：《读书》写了一些。原来不怎么太写杂文，写杂文不务正业，后来越写越多。

田松：有天我在《北京青年报》看到一篇文章，说《黄金时代》是自然主义。我觉得不像。

王小波：是，我也觉得不像。自然主义，15世纪的东西吧？左拉之类的。我的小说还是很现代的。起码看了不少现代的小说受了影响才写成这样的。

（在另一段对话里，我问他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他答是40岁以后。）

田松：你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王小波：像什么杜拉斯呀，可能最早看过的现代小说是图迪埃尔的。

田松：我不知道，哪国的？

王小波：法国的。近年来不怎么写了吧。当时看的时候还觉得印象挺深刻。现代小说跟过去很不一样，进了很大一步。写得相当紧凑，直截了当地就写到主题了。反正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还是很不一样。杜拉斯的小说你肯定看过？

田松：我看过《情人》

王小波：杜拉斯的小说跟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那区别就大了。

田松：陀斯妥耶夫斯基我一本也没读过。

王小波：那就跟托尔斯泰比一比。

田松：托尔斯泰也没读过。

王小波：是吗？跟旧的经典小说比一比。

田松：旧的经典小说我看的也非常少。

王小波：那可能直接看到现代了。

田松：那个小号手叫什么来着？昆德拉。

王小波：昆德拉的东西很现代呀。

田松：对，他的东西我很欣赏。

王小波：昆德拉是一种散文的风格。

田松：有些笔法我觉得你和他有相象之处。他也经常做一些理性分析，一二三之类的。

王小波：一二三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田松：理工科的人都有这种癖好。

……

（由于换电池，这一段录音缺了一段。王小波大概是问我对《黄金时代》怎么看。）

田松：…感觉就是一个过来的人冷眼看过去的事，把过去的事编了一编，编的好玩一点。

王小波：不过还比较客观，可能还有点反讽的色彩，反讽比较多。

田松：但我觉得这里边夸张的程度比较大的，是吧？

王小波：也不大，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夸张的程度一点都不大。你今年多大了？

田松：30岁。

王小波：实际上我书里写的事基本不夸张，相当真实的。当时就是那样，现在看来好像胡编，真实不是。其实就是那样。我写的细节都是非常真的，大结构可能是假的，好多细节都是真的。年轻一点的人看了可能觉得是瞎编，像黑色幽默。

田松：你当时身处其中肯定没有那么洒脱。

王小波：当然不洒脱了。有时连命都顾不了，还能洒脱吗？不过小孩子可能胆大，不在乎。比如插队什么的，都是挺真实的，可能跟有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插队的地方，基本上一去三个月，所有的革命道德都荡然无存了。就开始偷鸡摸狗，甚至说反动话了。天高皇帝远呗。

田松：不像红卫兵兵团那样？

王小波：我们那儿也是兵团。后来谁也管不了，军队干部也管不了。

田松：但是我看老鬼写的《血色黄昏》。

王小波：他挺虔诚的。

田松：他写的兵团和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小波：可不是不一样吗。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农场呐，没改呐。

马波啊！每个人复述当年的事情都不一样。这跟人的气质有关系。《血色黄昏》从始至终还是很虔诚的。

我大概从17岁开始就不虔诚了，就已经很坏了。气质也不一样。我确实就是不虔诚的气质。我可以想象马波从小肯定都是好孩子，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之类的。我从小到大当的最大的一次官是管4个人的，还当了没几个月就给人撤职了。人和人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田松：好人一直当不了。

王小波：也不是坏人，就是不怎么端正。

（根据1995年对话原始记录整理）

1997年7月6日
北京 稻香园

选自《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舶良指玄

1996年，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来到中国。他想拍摄一部表现中国先锋艺术的纪录片，他选择了崔健和王小波。其时，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黄金时代》刚刚获《联合文学》小说大奖。安德烈事后说，没有想到王小波能出名，当时王小波的读者很少，他的书无法进入主流图书市场，只在书摊中流转。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1996年10月，其大部分素材已经丢失，以下对话为现存片断的记录。

　　●受访人：王小波

　　●采访人：安德烈

　　●整理：严小额

　　安德烈：第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成为作家的？是什么原因让你成为作家？

　　王小波：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40岁突发其想要写小说，中国的作家里，没有这么晚开始写作的吧，主要原因可能是喜欢写小说吧，以前觉得没这种可能性，后来发现有这种可能性了。

　　安德烈：你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得具备什么样的因素？

　　王小波：因素？主要看能不能靠它维生吧。维持生活，大概，我觉得当作家在中国挣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吧，所以就能当作家了。

　　安德烈：这是你个人的情况，还是总的现象？

　　王小波：总的不一定，我个人的情况是可以。

　　安德烈：你最喜欢的小说家是谁？

　　王小波：小说家？我不是奉承意大利人，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

　　安德烈：我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写的书，在国内也卖得不是特别容易？

　　王小波：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都不在书店里卖，都在书摊儿上卖，书店好像不太愿意卖小说吧，也不光是我，我可能也有点个人麻烦，但是不说也好。

　　安德烈：“文革”之后你做过什么事情？

　　王小波：刚开始我是一个中学生，刚进中学一年，13岁，然后我又到云南插队去了。我干过的事太多了，经常换事，然后又回来了，做过乡村的小学教师，街道工厂里也干过，有一段时间又没有工作，无业游民。

　　安德烈：有没有被抓？

　　王小波：没有，我没有当过罪犯，因为我特别胆小。

　　安德烈：你是不是认为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东方的，一种西方的，你自己能区分吗？

　　王小波：我觉得这种说法相当无聊。一般来说东方的思想方式跟西方的很不一样，这种说法本身就在掩饰着什么，其实，人嘛，都是同一个物种，怎么会思想的方法不同呢？

　　安德烈：我是说看世界的方法。

　　王小波：看世界的方法我不认为有多少区别，当然，我们对事物的趣味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做为一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这些基本的方面是一样的。就像所谓的东方主义里说的，东方社会更注重整体，更忽视个人的尊严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相信这种东西，而且我很反对！

　　我觉得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

　　安德烈：什么是尊严？

　　王小波：尊严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一个人他过去可能在单位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有尊严，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没有尊严了，别人不认识他，就把他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这就是我说的尊严。

　　安德烈：在你心目中“文化”是什么东西？

　　王小波：我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包括艺术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都是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东西。

　　安德烈：你觉得知识分子对文明社会有多重要。

　　王小波：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要存在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里，知识分子明白以后，整个社会才会进步，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中国肯定是要这样。中国是要依赖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不论是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文化的人，都崇尚智慧，都喜欢学习。虽然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干好事，但中国人崇尚智慧的心，始终没有变过。

　　安德烈：你的作品，包括过去写的，主要是谈什么？

　　王小波：恐怕很难很简单的概括出来吧，有段时间有怀疑的色彩，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个朋友说，我的小说老在追问自己，追问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安德烈：这种追问有什么背景吗？

　　王小波：可能跟过去的经历有关系吧，比如说有一个小说《黄金时代》，在反复地怀疑什么叫做性爱，它当然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里头，然后不断的追问，那个时候的人，对性爱，会有怎么样的理解。然后一重一重的盘问下去，

　　安德烈：你到目前为止写了几部小说？

　　王小波：论书？还是论篇？

　　安德烈：书。

　　王小波：书就两本，因为中国的出版商他们觉得说一个书书就得比较厚，小册子他就不给出。

　　安德烈：这两本书在谈什么？

　　王小波：其中一个是在谈我们的生活，我所关心的生活背后的事情，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那样。另一个纯粹是想象的。想象是一件快乐的事，你想象一个东西，自己写很快乐，你给别人看也很快乐。

　　安德烈：那么，你对生活发现了什么？

　　王小波：我起初发现生活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像一个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的皮都是假的，我剥到最后，还没剥到心呢。

　　安德烈：你下一步要探索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王小波：下一步我不想写那种自问自答的小说了，我不是说想写想象的小说、快乐的小说嘛！

　　安德烈：想象的内容什么呢？

　　王小波：等到我想到了才知道，因为在想象开始之前，那个地方是未知的，所以才有意思。

　　安德烈：我听有人说你很悲观？

　　王小波：我其实并不悲观，相反我很乐观，不知道别人怎么会这么说，我可能把一些东西否定得太厉害了，但我觉得，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 （南方周末）

朝三暮四

王小波居然要靠做数学题目来解闷，有点令人失望。

舶良指玄

《寻找无双》里的王仙客不是动不动就开根号，解麦克劳林级数的么

琳诗源

只看过他的<黄金时代>,看了后就很想哭!

琳诗源

有些遗憾是人造成的,有些遗憾是社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