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被腰斩１４７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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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斩”闻一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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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2005/4/26

   ■夜读偶记■侯志川

   　　《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的书不是热门畅销书，除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以外，其他的人恐怕没有几个要看，所以湖北人民出版社虽然十一年前即１９９４年７月就出版了，却一直到去年才被黄波先生看到并写了一篇文章，披露其中那篇著名的凡是上过初中的亿万中国人必定读过的《最后一次讲演》多了一大段话。这段“多”出来的话闻一多当年确确实实讲过，但从１９５０年以后就被中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当作可恶的病毒删去了，四十多年后才又重见天日。黄先生指出了这种删节之不对，我极表赞成。不过我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删节的原由，为什么要“腰斩”闻一多。

   　　 估计原由大约有好几个。首先我想是因为“矛盾”。重见天日的这段话我数了数，不算标点符号共有１４７个字，都是对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极大的好感，明确提出了“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云云，　对司徒雷登何其热爱！但中学语文教科书里同时选了另一篇更著名更权威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作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把这位美国大使骂了个狗血淋头。这就像两列火车迎头开来，要避免撞车总须有一列退让。闻一多的地位再高也比不过领袖的伟大，赶不上“最高指示”的威力。于是，“腰斩”闻一多便成了很自然很稳妥的选择。

   接下来大概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在旧中国接受过自由民主理念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要找到一个既拥护我党又反蒋反美的英雄确不容易。胡适、傅斯年不说了。鲁迅本来很接近，但他的文章中反蒋反 日（本）很多却几乎不怎么“反美”。郭沫若虽然符合这一标准，“可惜”他没有壮烈牺牲，不是烈士，而且当时还是国家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反美、仇美”浪潮中，“革命”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英雄典型”。找来找去，只有闻一多很像，除了他那个有名演讲中的那一段，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于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删节，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就诞生了，维护了闻一多“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世英名”。这样的操作并非孤例，以后还不少。例如艰苦朴素的雷锋，连鄙人也是最近几年才晓得他曾买了瑞士产的英纳格手表，这在当年绝对算“奢侈品”，不亚于我们现在有人买了德国奔驰轿车或美国卡迪拉克。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是由于“上头”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听话，又由于“舆论一律”，不怕“泄密”。１９５０年以后的中学生谁也没有亲临过闻一多的演讲现场。中学生的长辈中即使有那么一些人听过或了解闻一多的演讲，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也只有“君子三缄其口”，纵然有两个脑袋也不敢透露出半点真相。因而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也尽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之类。不能说这种“舆论一律”没有效。像我这样即使不求甚解但好歹也算个爱看书的人，自从在中学课堂读了被“腰斩”的《最后一次演讲》，居然也要等到四十多年后的２００５年，才明白了闻一多的全真面貌。此时此刻，没有看过《闻一多年谱长编》和黄先生文章的我的无数“同学”，对闻先生的印象肯定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吧？况且就是看了《闻一多年谱长编》，也并不一定会有什么公开的意见。

   这本书是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编辑的，任何人不送，也要送给他的爸爸即闻一多的儿子一本吧。但此书问世八年后的２００２年７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题为《艺术家闻一多》的讲座，特意提出了《最后一次演讲》里的一些话进行评论，却对“删节”的事一字不提。中国人不愿“泄密”，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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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缺的《最后一次讲演》
黄 波


　　“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这些掷地有声的句子是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它们出自“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之口，是闻先生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就在这次演讲结束之后，闻一多和李公朴一样，遭到了国民党特务卑劣的暗杀。多年以来，《最后一次讲演》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为争民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论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时，也特别举出了闻一多的例子，“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我是被闻先生精神感动的后来者之一。为追寻先烈思想演进的轨迹，我开始阅读厚厚一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７月第１版），在读到谱中收录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时，我本准备一瞥而过的，但就是在这一瞥中，我的眼睛倏然被一段突兀的句子撞击了一下，就在闻先生宣告“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闻一多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我把这段话读了数遍，又回头看注释，《闻一多年谱》的编者，即闻一多之孙闻黎明在注中说得很清楚：“这里选录的是８月２日出版的《民主周刊》第３卷第１９期的记录，它比较最完整。”显然，年谱中所收录的才是闻一多当年完整的演讲辞，而我们多年读到的包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最后一次讲演》实际上是残缺的。残缺在哪里呢？就是删掉了闻一多演讲中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话。闻一多先生的这段话有着怎样的意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知识分子阵营中，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等人是被归入左翼的，而闻一多尤其被视为从“右”向“左”转换的典型。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当年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反蒋和反美，上面提到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巨笔如椽盖棺定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雄文风行全国，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闻一多等反蒋是事实，因为国民党政府大搞独裁专制，但这些著名知识分子都是深受西方文明洗礼对西方政治制度体察很深的，他们怎么可能会反美呢？闻一多等人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朱自清拒领美援面粉究其实也是对美国一些具体政策的不满，这同样是事实，但要说他们会在反对的同时将自由民主的理念一并反掉则未免厚诬前人了；与其说他们反美，毋宁说他们在美国政府和人民身上寄寓了把中国带往自由民主之途的希望。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通篇金刚怒目，但在提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时却饱含深情和热望，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附带说一句，关于司徒雷登其人的全面评价，在当前中美关系日益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形势下，也许我们可以宽容一些了，至少应该承认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教育是有贡献的。
发掘出完整的《最后一次讲演》，让我们对闻一多等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些学界中人仅因后来历史的进程便对这些激进知识分子大发讥诮之词，然而他们不是为了呼唤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才那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政权，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吗？我们若对这种精神加以轻薄岂非太过残忍？至于历史后来的演变，却不能由这些充满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来负责了。
《最后一次讲演》中的闻一多明显有亲美之嫌，一个要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以死相争的人怎么会把司徒雷登当“中国人民的朋友”呢？这样的矛盾似乎会让人无所适从，也显不出闻先生的英雄气概，于是乎闻一多的讲演中就只能剩下对国民党特务的怒斥，那个倒霉的司徒雷登就只能永远地消失了。可惜这不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