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容忍之间的胡适

风石堰

自由与容忍之间的胡适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展开中，胡适是一块永远绕不开的“顽固而清醒的石头”。也许“石头”本身希望能够如清浅的小溪单纯得一目了然，可是这块“石头”置身的却是波诡云谲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旋涡中，自然便会被当时各种历史的灰尘、草蔓所遮蔽或牵绕。即便自居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仍旧给世人留下的是在漫漫的历史迷雾中行走的苍茫的背影。更何况在胡适身后的历史书写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动机导致对胡适的书写成为一场话语霸权的争夺战，无论是崇奉或者蔑视甚至谩骂，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涂抹了历史原初的真实，使本真的胡适之先生成了不可触摸的被搁置起来的一个象征符号。也就是说，这些吃胡适饭的学者、御用文人、知识分子围绕着胡适吵吵嚷嚷，其实跟胡适不相干，九泉之下的胡适若置身在这种不相干的闹热中该何等的寂寥和诧异啊。
而最近出版的余英时先生的新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却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或者说“拼接”一个真实的胡适。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逼真书写”与写作者的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现在流行的是用一套时髦的理论，站在一个后设的立场去粗暴地剪接历史、拼凑真实，充满了后见之明和搔痒之论，却无助于对历史真实的发现。这也许是治学的一条长驱直入的“终南捷径”，可余先生更加信任的却是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方法，注重的是通过书信、日记等第一手材料来“曲径通幽”进而“穷形尽相”地刻写历史人物的思想与生平。余先生在书中对他的方法论交代得很彻底：“思想史家‘评判’古人的‘义理是非’，其根据决不应该是自己所持的另一套‘义理’。如果以自己的‘义理’来‘评判’古人的‘义理’，那便真的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了。思想史家‘评判’的根据只能来自他对于思想史本身的了解。”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治学方法的导引下，余先生通过对胡适的日记的清理和爬梳，清晰地再现了胡适一生中某些重要的片段。胡适对共产主义到底是持一个怎样的态度，胡适与蒋介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达成的，这些重大问题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在一种政治文化史或阶级斗争史的视野中被提出和讨论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压迫性很容易使学者对这些问题缺乏一种冷静而克制的态度，最后对这些问题的表达都是一种不得其门而入的“外部研究”，成为空洞的“宏大叙事”，余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不被潮流所裹胁，而敢于逆时而动，坚持通过对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的勾连与观照来探寻胡适的内心世界。根据他的研究，1926年7月31日的日记显示他在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曾经深谈过，而这次深谈对胡适此后的政治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其“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余先生认为胡适此时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肯定都是很真诚的。
1940年代中期后，大陆政治日益两极化，在这种情势下，胡适为什么一方面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政府的一面，另一方面却又坚决不参加政府呢？余先生通过对当时胡适的书信和日记的考察给出了有力有据的“说法”。胡适给王世杰的拒绝入阁信中表明了他的取舍：“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而傅斯年给他的一封信件很透彻地袒露了当时以胡适为领袖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两难之境，一方面要抵抗共产党的攻势，使“政府不倒而改进”，另一方面又对国民党政府极其不满，必须保持在野的独立地位，不断地批评政府。即便是晚期在台湾的胡适，仍旧相信可以通过〈自由中国〉的公共舆论推动台湾的民主与自由的进程，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通过对大量日记的发掘，余先生认为“胡适一生的活动面极为广阔，他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尤其受到世人的注意，但从本质上看，他始终不失为一个学人。他一生最爱好的还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的研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学术兴味，而且终生以推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最大的乐趣。”或许这才使胡适最真实的面相吧。
至于余先生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对在美期间的胡适之先生与杜威的学术助手Roberta Lowitz女士的异国情缘的考究更是让我们叹为观止。他们的交往、情感与心绪，甚至包括胡适之先生的拒绝、接受、掩饰等等各种情态，居然活色生香地从历史的幽暗角落里重新“浮出水面”。这也许是当时记日记时的胡适所不能想象的。余先生对当时胡适左右为难的心境也把握得恰到好处，他说胡适的心迹可以用晏殊〈浣溪沙〉的下半阕形容：“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种考证工夫以及不为尊者讳的治学态度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也有利于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式的胡适之”，让历史更加亲切动人。

寒柳轩客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这本书刚买,正在学习中.

iceshaw

胡博士是我最崇敬的人，中国近代文人无出其右者！

不三不四

版面应该整理一下，看的我眼睛疼
好久没来了，怎么字变这么小了？

朝三暮四

主要是行距太小。

不喜欢看这样的书。本来简单的东西，硬是给学院派说复杂了。自由就是自由嘛，看胡适先生在〈自由与容忍〉里说得多明了。

listen

似乎余英时先生的个人政治态度对研究有一定影响，对于胡适的问题，记得曾有一本著作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加以分析还是比较恰当的。确实不同角色之间的胡适的表现有很大差异，而他就是在这些角色之间不断调整，从而也颇多痛苦。从另一方面来说，恐怕又是性格决定命运。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所采取的学术立场，可能在潜意识中首先由性格决定了

cdxiaohe

下面是引用iceshaw于2005-05-12 14:56发表的:
胡博士是我最崇敬的人，中国近代文人无出其右者！

[s:8] 偶不语....

风石堰

listen所言极是,余英时确实是大家,但却有他对中共的固执的偏见,因此他的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研究等往往相对于他对近现代史的研究更为客观,甚至到达极端的地步,他在香港回归大陆后都一直不愿意再去香港,哈哈,固执若此,也是学者可爱之处,学人本色,总比骑墙者的游移可爱.我也认为胡适绝对不是他自己一贯自命的书生,而是一个很有谋略善于经营的人物.

和一州

做人学胡适，骂人学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