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清华讲座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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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甘阳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讲坛”做第四讲，主持人崔之元，点评人则是汪晖和我老板苏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学界“新左派”的一次会聚，因此很是引人瞩目。

本来以为甘阳今天会讲一讲施特劳斯，结果他选择的题目是《中国三种传统的融合与发展》，这个基本上还是03年底他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所谈的观点，只是有所深化。所谓“三种传统”，他指的是儒家传统、毛时代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主要所谈的，倒不是他传统的政治哲学思路而是社会科学的进路。主要是采用了一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证据说明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中国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改革必然是苏联结局。但又不像其他一些“新左派”那样批评邓时代，而是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儒家传统同样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汪晖和苏力在点评的时候，主要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层面谈了中国文化的自信问题。在座的几个人都认为，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应该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让中国人可以在自己的文化中获得正当性依据，而不是再向西方寻找资源。苏力更是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和平”不是指的不动用武力，而是指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应该对世界具有感召力，不需要霸道而是要通过王道来让其他国家在国际秩序中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

个人感觉，他今天所讲基本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进路，高度地强调了历史的路径依赖对今天中国改革的影响和制约，正因为“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此5、60年代的某些似乎错误的制度设计，在7、80年代反而起到了无心插柳的作用。作为国内来说比较标新立异的对毛时代的评价。因为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论证是比较站得住脚的。相反是对儒家传统的作用，阐述不够有力，仅仅谈了海外华人资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贡献，可能也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提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现在基本上还是统一的，所以也就不多说了。

从讲座和以前的文章中，甘阳都一直表达出“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理念。这个或许对于当前的台湾问题，也有某种意义。即所谓“两岸一中”，首先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中”而是文明国家的“一中”。但甘阳可能还是高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影响力。而且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当前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是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正当性所在，但是这个“中国”本身却似乎已经是按照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所塑造出来的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不是历史上所谓的那个在“天下之中”的中国，而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国家，而“中华民族”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近代为了塑造民族国家而构建起来的。其实我们现在所谈的传统文化都是汉民族的传统，而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这个传统之中。现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仍然没有完全形成，那么要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话是否会形成一个矛盾，或者说走向文明国家而导致民族国家的一种变异？也许，文明国家没能建成，民族国家反而也崩溃了。
个人的另一个感觉是，这些“新左派”学者普遍对中国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信心。虽然甘阳坦陈“我只了解一点西方，不了解中国”，并且表示现在没有人能够解释中国，从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来说，中国的崛起和崩溃都有可能，但在言谈之中他还是不自觉的就认同了中国的崛起。相反，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双方的视角似乎是一个只看总体，一个只看个体。谁更有解释力，现在实在不好妄加评论，确实，谁都不了解中国、不能解释中国。

会后的学生提问水平一般，虽然比起以前在湖大听讲座的时候高出一大截，但还是不能形成真正紧扣论题的学术讨论。特别是一个女生说了一大段自说自话的“儒教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让下面的观众几乎发出嘘声，甘阳也很不客气地直说“这是个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社会学本科生，而且最多大三，能有这个水平也还是不错了，还是体现了清华学生不错的素质。有趣的是，最后一个人大学生提出了施特劳斯的问题，甘阳说过于专业拒绝回答，下面发出一阵轻叹，不少人提前退场。而我也注意到场内不少人手里都拿着一本《自由权利与历史》，看来，施特劳斯热正在悄然兴起了。

时务轩

我觉得甘阳有点把西方新左派的那些东西硬套在中国现实头上的味道。
这四位新左派，我个人觉得，比起其他一些所谓新左派的自说自话，至少学养上、人品上都要高出一截。

萧声咽

实在想不到，儒家能在当代又焕发其光彩。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篇有关于西方研究儒家思想的文章，才发觉我们自己浪费了多少理论研究的资源。现在来看，儒道结合，以儒为主，以道辅之，确是不错的人生价值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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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时务轩于2005-05-13 21:38发表的:
我觉得甘阳有点把西方新左派的那些东西硬套在中国现实头上的味道。
这四位新左派，我个人觉得，比起其他一些所谓新左派的自说自话，至少学养上、人品上都要高出一截。

甘阳自己也承认，他读不懂中国，但懂一点西方，但甘阳在西方引进的一些东西，倒不完全属于西方左派
昨天在学生问到八十年代人的学术转向时，他说我还在思考，有些人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理，说的也还是有道理的。其实大家都还在对中国现实展开瞎子摸象，谁都不能说已经得出了全局的认识，而有些学者却这样自以为是了。这样的人，左派中有，自由派中也有
新左派中个人比较反感的，主要都是那些怀念毛时代的人

守望麦田

太高深了
只有两个字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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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萧声咽于2005-05-13 21:49发表的:
实在想不到，儒家能在当代又焕发其光彩。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篇有关于西方研究儒家思想的文章，才发觉我们自己浪费了多少理论研究的资源。现在来看，儒道结合，以儒为主，以道辅之，确是不错的人生价值观啊

儒家在当代，只能说在思想界开始逐渐得到重视，但到底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资源，现在言之还尚早。特别是这些学者都是有很远大的抱负，希望能够建构起一种自我生产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这个就难度更大了

时务轩

下面是引用listen于2005-05-13 22:00发表的:

甘阳自己也承认，他读不懂中国，但懂一点西方，但甘阳在西方引进的一些东西，倒不完全属于西方左派
昨天在学生问到八十年代人的学术转向时，他说我还在思考，有些人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理，说的也还是有道理的。其实大家都还在对中国现实展开瞎子摸象，谁都不能说已经得出了全局的认识，而有些学者却这样自以为是了。这样的人，左派中有，自由派中也有
新左派中个人比较反感的，主要都是那些怀念毛时代的人

个人觉得，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制度错误，可能为后来的发展起了无心插柳的作用，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同是东亚儒家圈，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要比我们发展的好，发展的快，发展的成熟？或者说，是不是也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的制度错误，也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使我们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感到步步艰难。

我原来对左派有天然的反感，也不喜欢看左派的文章，但后来偶然之间看了两个人的文章，一个是韩少功，一个就是甘阳，才发现左派并不都是我想象的那样青面獠牙。后来又看了所谓自由左派秦晖的文章，渐渐觉得，左右之间，并不是那样界限分明，而西方所谓左右之别，也和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左右之别，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左派中有形形色色我个人不喜欢甚至很讨厌的派别，如毛派，右派中也有极端者，现在有一个名词，称他们为自由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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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主义与美国新保守派

作者：王联合   论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内容提要】　施特劳斯主义大体上指称以美国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它以解读西方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文本为理论活动核心,否定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反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坚持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古典“自然正当”观念。施特劳斯主义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新保守主义从思想源头到人际关系都与施特劳斯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保守派不仅借用“自然正当”观念,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直接与当前美国政治挂钩,从而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施特劳斯主义;自然正当;新保守派

　　在世纪之初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以“先发制人”(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政权变革”(ｒｅｇ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ｅ)及坚持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为核心要素的美国外交教条———布什主义———的出台和运用了。布什主义的令人侧目之处,不仅在于它打破了联合国和国际法的限制和束缚,而且还在于它和美国的传统外交思想相抵触,因为传统上美国政府通常要等到外部威胁促使国内共识形成以后,才进行国内政治动员,采取“后发制人”的行动。布什外交是被美国保守势力“挟持”的结果。“布什政府是当代美国史上最保守的一届政府”,①内部充斥各种牌号的保守派,其中,从自由派或政治左派起家的新保守派或新保守主义势力堪称对布什外交影响最大的一派。因此,若要研究时下美国外交理念和政策走向,就必须了解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而要洞悉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就必须追溯到施特劳斯主义。

新保守主义(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起因于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反动。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它糅合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逻辑体系。②在哲学基础上,新保守主义深深扎根于列奥·施特劳斯(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的“自然正当”学说。

施特劳斯1899年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正统犹太教家庭,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将历史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全面否定自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思想进行重新诠释,使之恢复生机并适用于时代的新情况。施特劳斯一生著述甚丰,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自然权利和历史》(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53)被认为是其“最为融贯而又完整地陈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要了解施特劳斯的思想特质,该书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入口”。③

施特劳斯对西方古典思想的解读是以对西方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的批判审视为起点的。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进展给人类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即所谓的“历史观念”,人类自此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分野代替了“好与坏”的区别。在历史观念的推动下,现代人在价值判断上已经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是反过来用“新”本身来评估一切是否好。④由于现代性、特别是卢梭所阐发的现代性表明,人之为人的特质并非自然的赐予,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因此就相信人们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找到行动的准绳。近代历史观念的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开了。既然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过程千差万别、纷繁复杂,那么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也就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正义的准则从而就是历史性的,也是反复无常的。既然历史观念认为“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因而对于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①那么它就不能、也不愿提供超越时空的客观永恒的准则。于是,“永恒”随历史的演进而被弃置身后。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是否还存在不依时间、空间、人事为转移的善恶好坏、正义与否的标准,或者是否还存在值得世人渴慕景仰、孜孜以求的永恒之事物呢?这正是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并试图解答的中心问题。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ｒｉｇｈｔ一词兼有“权利”与“正当、正确、正义”之意,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则指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即一个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古典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学说,另一个是现代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学说。在论及前者时,施特劳斯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用法意味着自苏格拉底以降,古典哲学家对“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的思索和追寻。这里的“自然正当”/“自然正义”大体上相当于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ｏｂｂｅｓ:Ｉｔｓ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63.)一书中所说“自然法”,即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而又对人有约束力的客观法则、尺度和秩序;②在谈到后者时,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指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近代“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说。施特劳斯就是巧妙地利用ｒｉｇｈｔ一词的双关语义来展开全书的论证框架的。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兴起和发展,孕育了历史主义和标榜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颠覆、消解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观念,最终导致了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③亦即根本否认世界上存在任何善恶、好坏、对错、是非标准,一切皆转瞬即逝,人间再无任何永恒的东西,惟一能够继续存在的乃是纯属主观性的、个人自由选择的标准。这种历史观念因之无情地冲刷着灵魂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使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④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是相信存在美好生活,并要求人们必须寻求美好生活。但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对此,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做出的最大理论尝试之一,就在于提出价值多元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致力于颠覆古典政治哲学。它将解决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限定政治的任务只是提供秩序。它抽取了价值判断上的永恒、绝对和惟一,把美好生活的问题转变成个人信仰和个人选择的问题,借此将美好生活降低为和平的同时也是平庸的生活。为了彻底批判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避免现代性的缺陷和进步的幻想,施特劳斯选取了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即西方古典思想。他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申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只有一种,并不是因人而异,那就是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而自然正当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客观永恒的是非善恶标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对自然正当的追求是西方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抛弃了,罪魁祸首就是自由主义。⑤由于对自然正当的思考从来就是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鉴于此,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的纲领是:回到古希腊,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追求自然正当的美好生活,寻求合乎自然的最佳政制。

有感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给政治价值判断造成的困惑和混乱,施特劳斯特别强调“政治态度”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政治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对置身其中且自身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文化及其外在表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和恒久性的评价。“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乃是制度。”在这个主题面前,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不应该回避做出道德判断和规范评价的历史责任,⑥而应该清楚地了解政体之间的差别以及每一种政体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灵魂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如果对政治现象不加以评价———例如它们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残忍的或仁慈的、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就不可能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来真正认识、把握和理解它们。所以,政治制度的区分在实践上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施特劳斯看来,纯粹的最佳制度———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固然很难达到,但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却是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①后者是高尚的、正当的、合法的,它超越政治反思对价值判断的束缚和限制。当然,制度有好就有坏,制度规范下的政权同样如此。政权有好也有坏,好坏之分同时也意味着敌我之别,这是古代哲人关于人类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诲。好的政权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或换言之,公民社会的道德要求公正的人热爱和保护他的朋友,伤害并仇恨他的敌人。②至此,施特劳斯完成了时空的巨大跳跃,穿过了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跨越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直接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和以牙还牙作为至高的标准,将政治再度还原到敌我身份区分上来。

施特劳斯本人仰慕大英帝国,敬佩二战英雄丘吉尔。但大英帝国已成过眼烟云。关于现实政制,他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方案,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考虑到不同国家/政体之间竞争的必然性,施特劳斯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法则”。他宣称,“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优越,因此,按照自然权利,他乃是统治别人的人。”③施特劳斯特殊的自身经历———从纳粹德国死里逃生,后辗转到达美国,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造就了他关于国际问题的极端现实的思想。他认为,“公共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④他对任何潜在的威胁都抱着异常警惕的态度,相信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使敌对势力产生敬畏、进而是保持西方世界安全和信心的惟一途径。由于美国/西方民主是好的、符合自然正当的,其他政制是不正当的,所以,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保卫美国民主,对抗野蛮敌人也是符合自然正当的。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权利,而且是一项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视界下,代表自然正当的美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争,就不再是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之间的斗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⑤

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新异之作,很少直接关涉美国现实政治。施特劳斯生前从不参与美国当代的任何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不仅如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新异之作,很少直接关涉美国现实政治。施特劳斯生前从不参与美国当代的任何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不仅如

从意识形态上说,新保守派最初属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甚至托派。因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后于20世纪60、70年代纷纷趋向保守,转投共和党阵营,遂被贴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标签。⑦若以粗线条来描画,不难发现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展演变的轨迹。新保守派的教条———新保守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创始人主要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⑧诺曼·波多雷兹(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为施特劳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尔等人自里根时代起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宾,或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或直接参与政策实践,为里根外交冲锋陷阵。⑨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坛后,其新生代逐渐填补了前辈腾出的政治空间。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国新世纪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从意识形态上说,新保守派最初属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甚至托派。因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后于20世纪60、70年代纷纷趋向保守,转投共和党阵营,遂被贴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标签。⑦若以粗线条来描画,不难发现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展演变的轨迹。新保守派的教条———新保守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创始人主要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⑧诺曼·波多雷兹(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为施特劳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尔等人自里根时代起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宾,或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或直接参与政策实践,为里根外交冲锋陷阵。⑨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坛后,其新生代逐渐填补了前辈腾出的政治空间。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国新世纪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ＮＡＣ)思想库主席、《旗帜周刊》(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ｒｉｓｔｏｌ,系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等。沃尔福威茨是位高权重的国防部二号人物,直接参与外交决策。他早在1992年起草的《防务计划指南》(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ｅ)中就已经提出了先发制人、美国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等现今布什主义的基本战略思想。①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局势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强权政治和道德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沃尔福威茨在外交政策上的道德主义和乐观精神深为布什总统赞赏,他因此被舆论誉为布什政府的“首席战略家”,“实际决定布什政府军事和外交战略”;②与沃氏不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另辟蹊径,从外围对美国外交施加影响。他不仅参与谋划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影响深远的共和党“保守革命”,而且通过其主持的思想库和论坛不断地为布什外交提供理念支持,如发挥积极的全球领导作用,谋求“无赖国家”的政权变革以及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等,③帮助诠释和完善布什主义,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共和党主要战略家和策略家的地位。

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内在关联,不仅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哲学基础,而且在于前者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施特劳斯主义的精神气质。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在他的自传中坦承,促使他开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动因是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莱昂内尔·特里林(ＬｉｏｎｅｌＴｒｉｌｌｉｎｇ)的文学批评。的确,克里斯托尔的思想深受施特劳斯的影响,以致两者从思想特质到论证方式都有许多雷同之处。例如二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多次提及虚无主义(ｎｉｈｉｌｉｓｍ),后者用来警告历史主义的危险后果,前者借以抨击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危害。④此外,同施特劳斯视宗教为维持大众幻想的工具的看法如出一辙,克里斯托尔和波多雷兹也致力于把宗教引入美国政治,特别是共和党内和基督教右翼阵营,期望教化和凝聚美国民众。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关联在源头上还较多地局限于学术思想层面,因而不太容易看清的话,那么,在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姻亲关系就令人一目了然了。新保守派的后起之秀不仅在思想渊源上,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都与施特劳斯主义者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联系。仅以前文述及的当下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为例。沃尔福威茨1972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既是施特劳斯的真传大弟子阿兰·布鲁姆(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的学生,又师从施特劳斯主义者、芝加哥大学数学家和核战略学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ＡｌｂｅｒｔＷｏｈｌｓｔｅｔｔｅｒ);珀尔是沃尔斯泰特的得意门生;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施特劳斯的东部大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ＨａｒｖｅｙＣ.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Ｊｒ)的高徒。珀尔和克里斯托尔同时也上过布鲁姆的课。正是这些继承施特劳斯衣钵的新保守派把施特劳斯主义注入了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之中。因此,如果说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教父”,列奥·施特劳斯可谓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而《自然权利与历史》就是新保守派的“圣经”。

新保守派几乎从不出国,也很少讲外语,但却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解读柏拉图著作文本,许多人都是古典问题专家。他们认识到施特劳斯在诠释希腊古典著作方面的博学,阅读他的文章,借鉴他的思想,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这种特殊的心路历程决定了新保守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奠基于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一些鹰派人士的政治冲动。新保守派嫁接施特劳斯主义的方式是将自己置身于施特劳斯的两条思想路径的结合处。第一条思想路径与施特劳斯的个人经历有关。施特劳斯早年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纳粹德国的暴行,这使他极为深刻地意识到邪恶的可怕。他的结论是,正义需要用强大的武力来捍卫。第二条思想路径是施特劳斯阅读古典著作的结果。施特劳斯认为,对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20世纪之所以造就了两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因为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施特劳斯呼吁超越现代性,回归古典的自然正当。

经由施特劳斯主义的洗礼,新保守派在追求“自然正当”上比施特劳斯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反对自19世纪以来的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思潮,坚持形而上学的“价值普遍主义”立场和古典的“德行”概念,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和适用于—切社会的政治制度。同时,新保守派具有浓厚的尼采主义倾向,认为“价值普遍性”需要采取政治乃至军事手段从外部强行输入,主张对持有异议的社会进行干涉。新保守派不仅继承了施特劳斯主义,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直接把古典的自然正当观念与现实政治挂钩。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自然正当等同于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他们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性,崇尚“美国第一”,相信美国民主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①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极形式。他们把美国看做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认为美国是普遍价值体系的体现者,美国价值超越阶级、种族、宗教、国籍、历史、文化的分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人们只有分享美国价值才能过上美好生活,否则注定滑向生存的边缘。因此,从新保守派的角度来看,美国价值观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无可置疑的,美国显然是世界的领袖,是道德与德行的化身,是全人类普遍真理的代言人,肩负着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和人权,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②

在安全观上,新保守派与施特劳斯一脉相承。新保守派从未当兵打过仗,但他们好战,使用武力的门槛比军方还低。他们迷信武力无所不能,极力鼓吹美国拥有压倒优势的绝对军事力量。冷战期间,他们坚决反对美苏缓和及与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力主取得对苏全面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新保守派借机宣扬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呼吁继续增加军费开支,以确保美国无可匹敌的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同时主张撇开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利用美国的力量和价值观重塑世界秩序。③

“自然正当”无疑预示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受施特劳斯主义的耳濡目染,新保守派明确地将人类区分成“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把国家定性为“好”的和“坏”的、“正义”的和“邪恶”的。在新保守派看来,“敌友区分”的理念在国际政治中就意味着“冲突”乃至“战争”,而“政治上的成熟”则表明首先要认清自己的“政治敌人”,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敌人的敌人。④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好”国家,“他们”是专制独裁的“坏”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具有神圣性。所以,为了维护自然正当,对敌人和“邪恶”政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道义上都是天经地义的,更是符合自然正当的。

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新保守派都是国际主义者,强烈主张美国扮演全球干预主义角色。在冷战后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中东地区成为新保守派施展全球抱负的第一个舞台,而伊拉克又成为中东地区的首选。他们的推论是,萨达姆政权是邪恶的,它不仅“支持恐怖主义、训练恐怖分子”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是“挑战西方价值的象征”,⑤所以伊拉克非打不可。打下伊拉克既可以摧毁邪恶的萨达姆政权,捍卫受到“威胁”的自然正当/西方价值,又能把自然正当带给伊拉克人民。他们说服了布什总统,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布什是这样评价对伊战争和呼应新保守派的:美国要“解放”饱受苦难和折磨的伊拉克人民,给他们带去“统一、稳定和自由”的文明社会。⑥显然,如果自由民主是自然正当的,那么强迫伊拉克人民接受自由民主也是自然的、正当的。

然而,伊拉克只是新保守派国际战略征程的第一站。新保守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追求“美利坚———新罗马”帝国是他们的理想所系。他们的帝国梦想集中体现在美国新世纪计划于2000年9月推出的《重建美国的国防》(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ｓ)研究报告上。该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的四项“核心使命”:保卫美国本土;同时在多个全球主要战区作战的能力;执行国际警察职能,塑造关键区域的安全环境;改革美国部队组织以充分发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潜力。⑦新保守派的帝国冲动同样根植于自然正当的窠臼。在他们看来,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正当的典范,但现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人们忘却了这一点。他们过着邪恶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因而,新保守派认为美国有责任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利坚———新罗马”帝国。这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完全可以超过古罗马和大英帝国。它既能体现人类美德,又能拯救全世界人脱离邪恶文化的影响,使之过上美好生活。①

施特劳斯主义之所以对华盛顿产生很大影响,除了新保守派的牵线搭桥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缘于它和美国总统布什的世界观有暗合默契之处。事实上,布什的“邪恶轴心论”、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及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心态,已经透漏出浓重的施特劳斯主义气息。也许,最能令人顿悟的还是施特劳斯和布什本人对各自思想的宣示。施特劳斯说:“诸如正义之类的根本问题,无论它们可能会被某些时候对它们的合理性所做的否认弄得多么含糊,也无论人类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一切解决办法是多么地变化不定,它们仍然在一切历史变迁之中保持着其同一性。”②同样,布什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宣称:“有些人担心大是大非的语言不够礼貌或外交辞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道德真理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地方都是同一的。”③在精神气质上,两者何其相似乃尔!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由于高举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旗帜,又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因而对标榜“道德主义”的布什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这种感召力在政策层面的表现就是新保守派对布什外交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布什是如此地认同和倚重新保守派,以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溢美之情。他称赞新保守派是美国“最杰出的大脑”,感谢他们对美国“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挑战进行研究”。④因为有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支撑,布什政府除“最保守”外还得到了“最有思想”的雅号。

但是,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表面风光却掩盖、弥补不了内里的薄弱。作为施特劳斯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然正当”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不确定性。究竟何谓自然正当?由谁来定义自然正当?人认识的自然正当是否是真正的自然正当?不同人的自然正当之间是否有交集的可能和对话的必要?对于这些问题,施特劳斯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另一方面,自然正当本质上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源头是苏格拉底的那种理性,它是以信仰的、不可证伪的形式出现的。它与启蒙运动以后的理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神圣性。从历史上看,只有不可战胜的武力才能保证一种自认的“真理”不被“证伪”和“神圣不可侵犯”。否则,其真理性和神性是无从谈起的。换句话说,自然正当的神化和普世化,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对此,施特劳斯倒并不讳言,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在相当程度上,正如新保守派的许多思想观念与施特劳斯主义一脉相承一样,施特劳斯与柏拉图的“自负”也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哲人王。施特劳斯宣扬“自然正当”,在潜意识中,自己代表了自然,为自然立法。这种哲人式的“自负”若仅只是哲人的“自负”,也许并不可怕,但当这种“自负”落到实处时,就难免会带上一股血腥味和杀伐气,如柏拉图称许斯巴达、加尔文烧死异端、美国“输出自由论”等。所有这些都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代表真理,因此“我”不同意“你”的选择,并且也有力量阻止你的选择。强权政治的逻辑在此显露无遗。

至此,大概可以就政治层面为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下一个简短的评语了。如果一种“真理”自诩带给人类和平繁荣的美好生活,却在原则上不能克服自身的不确定性,在技术上复归于“以武力立言”的原始模式,那么,可以说它仍远未超越种种“救世良方”的固有局限,它所许诺的世界和平依然充满危险和遥遥无期。

listen

个人觉得，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制度错误，可能为后来的发展起了无心插柳的作用，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同是东亚儒家圈，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要比我们发展的好，发展的快，发展的成熟？或者说，是不是也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的制度错误，也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使我们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感到步步艰难。

这个确实如此
甘阳昨天所讲的意思是，如果当初能够选择另一条道路，当然不一样。但在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那套做法，可能就成为完全的苏联模式，改革也就会像苏联一样失败。
如果不是和苏东比，而是和日韩比，相对来说我们今天差距还是更大了。而苏力强调，大国和小国的发展逻辑绝对不一样。而我也认为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特殊条件，不完全是制度因素。

姐姐

那个施特劳斯的问题（也就是阿甘避而不答的那个问题）恰好是我一个师兄问的，他回来后在网上说阿甘讲得不好——或者应该说这本来就是场宣传活动，作不得真的。他压根没想好好讲，这个从崔之元的开场白就说得很清楚了。甘还是很摆架子的，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嘛。

时务轩

下面是引用listen于2005-05-13 23:06发表的:
这个确实如此
甘阳昨天所讲的意思是，如果当初能够选择另一条道路，当然不一样。但在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那套做法，可能就成为完全的苏联模式，改革也就会像苏联一样失败。
如果不是和苏东比，而是和日韩比，相对来说我们今天差距还是更大了。而苏力强调，大国和小国的发展逻辑绝对不一样。而我也认为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特殊条件，不完全是制度因素。

我觉得甘阳也许太过强调了苏联，而忽略了当年的那些东欧国家。在 这些国家中，波兰、匈牙利、捷克现在发展迅速，东德就不用讲了，其他的几个发展虽不如这几个，但大抵平稳，社会和平转型，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如果不能说成功，至少也不能说失败。即使是苏联，如果说他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混乱，至现在，失败与否也很难讲，也有争议，我记得朱前总理去俄罗斯访问后回来说，千万不能忽视俄罗斯。专门研究东欧和俄罗斯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秦晖金雁夫妇也曾经说过，这些国家的改革是从最难的方面开始，而中国的改革是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以后的优劣，现在还很难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道路，也有许多的不同。

大国小国发展策略不同，不同的地区当然也有特殊的条件，但中国自己也有别人没有的特殊条件，大国也有小国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只强调这个，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而在这几个国家中，日本除了国土面积小以外，从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上来说，已不算小国。

listen

下面是引用姐姐于2005-05-13 23:28发表的:
那个施特劳斯的问题（也就是阿甘避而不答的那个问题）恰好是我一个师兄问的，他回来后在网上说阿甘讲得不好——或者应该说这本来就是场宣传活动，作不得真的。他压根没想好好讲，这个从崔之元的开场白就说得很清楚了。甘还是很摆架子的，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嘛。

呵呵，甘确实有点酷酷的架子
崔之元这一系列讲座所宣传的所谓“北京共识”，以前倒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