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天在心

下限

作家杂志
王 族
一

一个人要是在经历苦难时，总是能够表现出种种顽强与不屈，那么他就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个不朽的存在。

玄奘当属这样的一个人。

也许吴承恩对宗教非常敬仰，因而他把“唐僧”塑造成了一个宗教的代言人，甚至给他设计了软弱和冷酷无情的性格，以便证明，他笔下的孙悟空等人胡打胡闹，并未乱了章程。作为小说人物的“玄奘”，是非常成功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人性的东西。

而真正在人世间出现过的玄奘，却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精神的严肃性和生命向度的强者。
  

纵横历史，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把“在路上”这种生命现象比他更好地完成为千秋绝唱。人类有时候看问题时，很注意人在某件事中所起到的精神作用。因此，玄奘作为一个行者，他身上“大丈夫会当继之”的精神就正好证明了人们看有些问题时最高要求的正确性。
尽管玄奘身上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但也不是一个诗意的玄奘，现实中的他更为明朗，在茫茫大漠中，他顽强地选择着命运，突破了人自身的有限性。使玄奘成为一个“不朽的追求者”的另一方面，就是大漠。西行长路迢迢，险隘危关重要，玄奘一头扎进去，再也没有犹豫和回头。这二者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使他生命和精神的价值得以展示。

一个人要是在特殊的环境里把某种重要的东西坚持得越久，他的内心就要遭受越多的折磨或者伤害。解读玄奘的意义，在于他西行历程上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欢苦乐。毕竟，他是一个人，在那样的遭遇中，他身上一定会生发出一些更真实的东西。1998年，我把新疆走了一遍，计两万五千多公里。这样，加上以前在陕西和甘肃的行走，我等于把玄奘从长安到塔什库尔干的道路都走完了。后来我细细查找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100多个国家，发现我至少走了他当年足迹的一半。

路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所谓路，也就是人在走与不走之间完成的。人不想走路的时候，往往是意志受到压迫，追求目标不明确的时候。而人一旦在这种时候依然迈出脚步，他脚下的路就更有意义了。

在新疆，现在还能发现不少人身上存在着古代行者的风度。面对孤寂广袤的戈壁沙漠，他们的双眸显示出一种让人十分惊异的平静，似乎大漠已经明确在心，剩下的，只是走路而已。

在天山南北，我看见许多维吾尔族在在戈壁滩上低着头行走。他们穿着那种长袷袢，头上戴小花帽，有风吹来，长袍随风而起，甚是好看。我特别留意到他们的长靴，踩入沙土中时，发出细脆的声响。那种声音至今仍能够在我心里回响，我把它听成那些行者的生命之曲。

我们的车上老是空着位子，有好几次，我们停车邀请路上的维吾尔长者坐车，不料他们全都右手抚胸，以一个谢谢的动作谢绝了我们。他们在做那个动作时，目光都很平静。我记住了他们的那种目光。我觉得他们的目光像大海平静的水面，你根本不知道那里面蕴藏着什么。

后来又碰到一些小孩，我原以为他们会接受我的帮助，却不料他们也像那些长者一样向我举起了手。

在这块土地上行走的人，他其实就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而当他们沉静下来，有一种“火焰”就进入了他们的身心，使他们的眼睛看得更远，心变得更大。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想，玄奘行走在这里的时候，他一定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上有一种壮美无俦的神采。二

玄奘自小聪慧过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他“幼桂璋特达，聪悟不群，备通经典，爱古尚贤”。

自然，这与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玄奘的父亲陈慧，史书云其“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本”。后因不愿与隋末政治合污，遂离职回乡当了隐民。父亲对玄奘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正应了那种说法，一家要出一个人物，往往要经过两代或三代的孕育才行。

但既使这样，玄奘的少年时代仍赶上了隋末的动荡不安和贫困劳苦的日子。他10岁时，父亲离世，家境更趋艰难。为了给家里省出一张吃饭的嘴，玄奘随二哥到净土寺剃发为僧，做了小沙弥。可以肯定，这时的玄奘是稚心未泯的。但他却像大人一样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是不是就从这时候开始就明谙了人生的某些道理。我在查找玄奘的资料时，每次看到这件事上，都要停下来，陷入沉思。我在想，在生命中终究成了大气候的玄奘，从这时候开始，实际上就把生命火焰点燃了。

玄奘除了在意志上显示出了过人之外，促使他成为虔诚的佛教徒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佛教在中国已相当普及。隋朝到这时已如残喘老翁，但统治者却仍不罢休，竭力推广佛教，以此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方法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国家，要是在政治已无力回天时，宗教实际上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而当时的人民却由此找到了精神依托。他们期望能在佛教的“众生平等”下达到所谓无烦恼、无痛、无罪恶的彼岸。因而，佛教这一时期在中国大行其道，有了长足的发展。又因为当时出家为僧还可以免交赋税，故信佛念经成为一时风尚。

我想，玄奘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因而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寺里好好念经，千万不能被打发回去，因为一回去就要饿肚子。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现实困苦使他的意志变得更为坚强。

入寺之后，玄奘很快就显得与众不同。寺里的僧人都为这个虎头虎脑的少年有如此好的天份而震惊不已。17岁那年，玄奘和哥哥一起到了长安。此时的玄奘，已被国内知名的法师景法，严法等人承认。他们从个人感情和宗教角度都认为玄奘“与佛有缘”。玄奘与这些大师相处时，常常能够出口惊人。一次，他对南北学派相异之症仅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那句话是：“趋末忘本，摭华捐实，”意思是说，追求细节忘记根本，拾取花朵丢弃果实。高僧们对他的这番话语报以热烈的掌声。

玄奘后来云游四川、湖北、河南、河北诸地，精读学习了许多佛教经典。渐渐的，玄奘对佛教的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唯识学源出印度大乘教内瑜珈宗，基本内涵是完全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肯定思维意思的真实性，即所谓“外无内有，事皆唯识(精神现象)”。唯识学认为人生在世可成佛，对广大信佛者具有很大吸引力。唯识学最主要的经典是《喻伽师地论》，而当时国内还没有这部佛经，所以《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云：“法师即遍竭众师，奋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所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

由此可见，唯识学当时在中国并不十分普及。

这时候，我又惊喜地发现，这又是成就玄奘的一个好机会。空白总需要有人去填补，而这个空白摆在了玄奘面前。

生命总是这样，它不断地被人生幸遇托高，最后，他就像一只从高处起飞的鸟，起点本身就是一个高度。而那些从低处向上攀登的人，他尽管也付出了不遏的努力，却被人自身的有限性制约，生命过多地成了一种承受和忍耐。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奘在长安遇到了一位印度来的法师，从他那里获悉印度的戒贤法师知识广博，尤其对大乘佛经颇有研究。与那位法师告别后，玄奘或许站在街上愣愣地想了些什么。此时的玄奘已经25岁，长期潜心佛学，他的那双眸子肯定已经变得深邃而又坚毅。他望着那位印度法师的身影没于茫茫的汉人群时，心想，既然人家能这么远来中国，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印度求经?

黄昏的风刮起的时候，玄奘匆匆忙忙走在回寺庙的路上，他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誓游西方，所问所感，并取《瑜伽师地论》以释从疑”。

一个“走”字，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三

公元627年，玄奘开始西行。

此前，玄奘曾约几位“同志”合力上书皇帝，陈表西行取经之欲求。当时的唐朝刚立国不久，正忙于平定国内此起彼伏的藩镇封建割据势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当时正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故李世民将上书驳回。其他人都知道西行无望，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惟有玄奘仍然矢志不移。

终于，他混在难民中“逃出长安”，向西而去。

至此，我们就完全可以看清，玄奘已经把西行取经当成了一个人的事情。这种选择不光使他要面对艰难的长途跋涉，而且还要背负违抗朝廷之命的罪名。

就在他出长安后不久，朝廷就发出了让沿途县衙捉拿他的命令。

现在想一想，这是多么荒唐。然而，每个朝代几乎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人类发展的脚步有时候会被这些事情羁绊，因为国家的力量毕竟在每个时代都是强大的。但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要投身于理想的激情才被彻底激发了起来。他们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理想与政治无关，要想将其实现，就必须与政治背道而驰。

玄奘就作了这样一个选择。

这几年，我去过西安几次，想极力寻找到玄奘出发时的资料。我相信玄奘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因为政治而悄无声息的“逃”出长安。我不喜欢这个逃字，故在上面使用时就已经加了引号。找到几位宗教界的名流，几经交涉，他们让我看了已经发黄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这，已经是“再版”好几次的了。

该传卷一记有玄奘“誓游西方”的壮语：

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

由此可见，玄奘要身体力行以此证明“中国的脊梁”精神。

这一去，就是19年，玄奘硬是用双脚经行5万余里路，历130多个国家。这些数字，是用精神和生命一起完成的，或者说，这些数字是玄奘灵魂的价值体现。一路上，玄奘“无顾生命”，“冒越宪草，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艰险之途，热海波涛之中路”有人赞誉他是行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最伟大的探险家和旅行家。

现在我们能从不少书籍中看到玄奘的插图，他右手执拂尘，左手捏佛珠，背负佛家弟子专用行囊，行囊顶部有一个遮伞，起到挡太阳和避雨的作用，囊顶有一盏小灯，垂落于他头部。自从上路，这盏灯就一直亮着。它的实质作用是供佛之意，但在多少个黑夜和茫茫大漠中，它又成为玄奘不泯的信念之火。

今天在这里用有限的篇幅记述玄奘一路的经历，实在是不敢斗望。但他在路上经历的几件有趣的事情，却值得一提。

玄奘走到凉州(今武威)时，见此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不停绝。”便停留讲经。此时的玄奘，我想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的，食粮，道路关卡等等可能时时都会困扰他，他必须去化缘，去扩大影响，以便使自己能够顺利地走下去。他的讲解，吸引了当地和各“国”的许多人，人们给他布施的珍宝金银堆积如山，送来的马匹胜不胜数。而玄奘只接受一半钱财用于燃灯，其它均赠各寺。各“国”听讲者回去后向自己的“君长”大力称杨玄奘，由此为玄奘在以后能够通行打下了基础。

而这时候，朝廷的“通缉令”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他追来。

终于，在瓜州，“通缉令”追上了玄奘。

瓜州史李昌崇信佛教，捉拿玄奘的文书送到他手上时，他陷入了沉思。也就是沉思中的李昌崇，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对佛五体投地的人，因而我们就更应该坚信，他不会为难玄奘。果然，他悄悄走到玄奘住处，拿出告示问：“师傅您是不是这个人?”玄奘见告示上自己的画像，心头悲酸交加，但他还是临危不惧地说：“是我。”接着他又把情况一五一十地给李昌崇说了，大有一种要杀要捕随你，但我不会改道不前的凛然之气。

李昌崇深为玄奘的精神所感动，他觉得，像玄奘这样能舍身求法的人实属罕见，便将文书撕毁，让玄奘及早动身出瓜州。写到这里，我放下笔，想象着这位李州史的面容。在玄奘西行长旅中，他不能算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那一刻所表现出的果断与英明，是常人，尤其是处在他这样的位置上的人难以做到的。在所有有关玄奘的记叙中，只有李州史是模糊的。但在我看来他对玄奘的帮助却是最大的。要知道此时玄奘尚未出关，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实际上还是朝廷，而就他个人的能力而言，显然是无力与朝廷抗争的。因此可见李州史对玄奘的帮助有多大。

第二天，玄奘悄悄离瓜州而去。出瓜州，他驻足回头凝望，身后没有李昌崇的身影。一股很复杂的东西倏然涌上心头，他不知道，撕毁文书，放走要犯的李州史该如何向朝廷交待。他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就赶紧为李州史念了一段弥勒佛经，又向前走去。

至此，玄奘已成为一名“偷渡者”。常见的偷渡，大多是违背他所处国家的法律，向另一国家潜逃。而玄奘，却是向自己的理想彼岸偷渡，之所以如此，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个人所能选择的，也只能是这种方式：他只有逃离来自各方面对他的限制，才能走上“取经”的道路。四

在后来的旅途上，胡人石磐陀成为玄奘生命遭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石磐陀，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考验了玄奘，而这种考验，无疑会一次次使玄奘的意志更为坚决。我觉得后来发生的那件事的闪光点就在这里。

关于石磐陀与玄奘在旅途中的相处，各种资料都记录得非常详细，是一个好故事。

石磐陀聪明机智，身体健康，待人恭敬严肃，他发誓要送玄奘过“五烽”。玄奘十分高兴。“五烽”是辅卫玉门关的五座烽火台，担负着守备边关通讯报警的重任。当然，也是“偷渡”最困难的地方。

石磐陀在这时候是一个给玄奘心头渡入温暖的好人形象，他积极地为玄奘引见一位胡人，征求那位胡人指引从敦煌到伊吾的方向，而且说服他把他的那匹“健而知道”的老赤瘦马换给了玄奘。石磐陀很热心地告诉玄奘：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无赤瘦马难以通行。

玄奘和石磐陀乘夜出发，三更抵达沙河。玉门硕大的关隘在夜色中隐约可见。二人在离关十里的地方砍树搭桥，割草填沙，顺利“偷渡”过河。两人非常高兴，便择地休息。

玄奘铺了褥子，躺在沙床上，恍惚入睡。不一会儿，石磐陀持刀向玄奘逼近，行数十步又复返回。玄奘眯眼观察，不知他为何起歹心?此时，他内心难免伤感。同时他也深为人的生命实为轻丸而感叹，就是在修灵魂超升的佛门，人的肉身性命却也会时时受到威胁和伤害。

玄奘默诵经课，请求观世音菩萨帮助。

石磐陀折腾一阵睡下了。

天亮时，玄奘非常平静地叫醒石磐陀，取水洗漱，解斋，准备出发。石磐陀终于说出了他的心事：“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沉，即是死人，不如归还，用为安稳。”

玄奘绝然不走回头路。

石磐陀暴跳如雷，拔刀逼迫玄奘。玄奘丝毫没有惧色，不看刀刃，只是用双眼盯着石磐陀的眼睛。石磐陀大喊大骂，玄奘不作一语。过了一会儿，石磐陀终于抵挡不住玄奘目光中的威力，扔下刀，独自返回，他走数里又回来对玄奘说：“弟子不能随师父去了，家有老小，而王法不敢违犯啊!”

玄奘说：“我理解你，你回去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石磐陀仍担心玄奘被关吏俘虐。玄奘说：“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尖者，终不相引。”

石磐陀返回，玄奘孑然一人，独自在沙漠摸索前进，那些骸骨和马粪成了他辩认道路的有力依据。玄奘有这些遭遇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使我在新疆的大漠中来来回回奔波，渐渐地，沙漠在我内心似乎变成了一种鼓动。现在我终于明白，玄奘之所以能够走完那么长远的一条路，实际上从石磐陀弃他而去开始，就获取了一种走大漠必备的心理，在那样的条件下，信念有时候能直接充当双脚。而少了他人的帮助和干扰，玄奘有可能更好地保持这种心态，走得更坚决一些。这几年每每想起玄奘，我都喜欢它他放在一个孤独无助的大背景下思考。我觉得，玄奘归根结底仍是一个佛教徒，他的行为，有可能使他更接近宗教。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习惯把玄奘只作为一个单纯的行者看待，实际上，他能够那么坚韧地走完一条长路，宗教在他内心所起到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信仰突围者。五

玄奘进入莫贺延碛后，开始了他真正的远征。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写观世音停步看云时，曾提到莫贺延碛：

东沙连碛，西抵诸蕃；南达乌戈，北通鞑靼。径过有八百里遥，上下有千里远。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洋洋浩浩，漠漠茫茫，十里遥闻万丈洪。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曾几去几回，但石磐陀则一去再无复返。玄奘一个人牵着那匹马在茫茫大漠中踽踽而行。

一天。玄奘不慎将水袋打翻，等他扑到水袋跟前，水却已经全部在沙子中化为轻烟。没有了水，他万念俱焚——“千里之资，一朝斯馨。”懊丧之中，玄奘准备东返。他知道在没水的情况下再往前走，就是直接走向死亡。但他转念又想：“我先发愿，若不到天竺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拨转马头，口念观音，继续西行。就这样，在燥热难耐的沙漠中，玄奘走了五天四夜，其间人马皆无滴水粘喉。

第五天，玄奘和那匹马双双跌倒在沙漠中。也许那匹马真“健而知道”，当玄奘半夜被冷风吹醒后，发现它已站起来，像是得到了很好的歇息。那匹马凭着本能带着玄奘一直往前走去，天亮的时候，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景在眼前出现了，前而一片绿草地，旁边有一池塘。

玄奘和马得救了。

这个颇为离奇的故事无疑是玄奘长行途中的一个高潮。故事虽然很美，但从中凸现出的玄奘的精神仍不可忽视。我们已经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只有人彻底地把自己投入到孤独无助的环境中，而且还因为人的行为已彻底改变，事情的结局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国人是最富有韧性的，所以，中国人对理想的坚贞不渝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坚贞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振奋人心的。玄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两天后，玄奘到达伊吾(今哈密)，对玄奘西行早有耳闻的高昌王麴文泰派人在路口迎接他，热情邀请他在高昌布道。玄奘在高昌讲经三月。高昌王见他知识渊博，修养颇高，执意请求玄奘留在高昌担任国师。玄奘婉言谢绝，坚持要西行，后又以绝食相抗。玄奘这样做，反而又打动了高昌王，他应允放玄奘西行，二人和好如初，并结为兄弟。

高昌王给玄奘赠送了大量物资，又给前方沿途各国写信，请他们沿途提供方便。正因为有了高昌王的帮助，玄奘在后来的行进中畅通无阻。成大事者，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在玄奘的生命里，高昌王和那位李州史，还有那匹马，都是很重要的支柱。

离别高昌后，玄奘爬冰山，过草原，穿越戈壁沙漠，历尽磨难，最后进入佛国天竺(印度)。

在天竺，玄奘如鱼得水，四处拜师觅经，苦心钻研着佛学理论的精义奥妙。我们不应该忽略玄奘学成东归时的情景。尽管他此时已经是一个成功者，但他仍像来时一样，抵着头上了路。也许，他经由来时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明白，走路最重要的还需要精神，所以面临着同样充满艰难困苦的东归路时，他仍然沉默着，以沉默把持着内心重要的一些东西。

这时候的玄奘，无疑已经是一位心智和毅力过人的高僧。

东归的路上，他有意识地又选择了一些来时未走的路。这样，归乡的路实际上又变成了一条征途。

一个人在取得成功后，怎样按捺着内心的喜悦，或者丝毫不为这种成功心动，向着更大的目标迈进，这个人的心有多大啊!

佛教有幸，就是玄奘这样一个人，因为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意志，使一个殉道者的美好形象始终贯穿了下来，从而也证明，宗教完全是一种有活力，有助于生存的精神生活。

公元645年，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19年的长安，他往返之途几乎涵盖了丝绸之路的全部。他带回佛经657部，520夹，许多是当时国内之孤本。六

玄奘表现出的意志和最终取得的成绩哪个更重要呢?

假如他没有西行之举，那些佛经在后来恐怕还是能够传播到中国。而有些事还是需要那样去做的，特殊的时代，就必须要有特殊的行为为它勾勒出面容，而且因为一些人的行为从他所处的年代中强烈地凸现了出来，他所处的时代，也便为时间打下了烙印

一步一步，一个人从远处走来，又向远处走去。

路是人的心。

下限

用现代观点重新解读历史人物，
我觉得是对传统最好的反叛方式。
我们也有凯如阿克。。。

中国之屎

历史是不会在解读中失去光辉的
作者亦没有反叛历史的本质
玄奘的西行在中印佛学交流史上无疑是极富价值的一次壮举
如果说达摩和鸠摩罗什的东来是传道（类比西方传教士）
那么玄奘的西行则是彻底地求知
是一种为了真理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信念：朝闻道，夕死可矣
幸运地是，他成功了，也许是执着的毅力，也许是韦驼菩萨的护法
玄奘带回了不计其数的经书，更重要的是他召集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来大规模的翻译经典
这次文化交流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估也不为过
它给中国佛学注入了海量的新鲜血液，真正地开始了唯识学的研究
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记得梁任公曾经在词源学上研究过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对玄奘取经的认识上多少缺乏深度
重估价值，厘清脉络，我想这可能是作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