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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教授专访录
时间:2010年11月9日
记者(以下简称“记”):小雅文学社记者团——李晴、邓方方、李烁
采访对象:阎真(以下简称“阎”)——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获《当代》2001年度文学大奖,湖南省最高文学作品奖——第二届毛泽东文学奖获长篇小说奖。
1. 记: 阎老师,您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有着高深的文学造诣,但是您小时候却对文学不太感兴趣,反而喜欢数学,那是什么缘故又让您后来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呢?
阎:我小时候确实对语文没有特别的兴趣,反而数学比较好,不过我相信,人的价值结构和心理结构还是会有方向性的选择,而在我内心的选择肯定还是属于文学的。记得在最开始我是准备考理科,但是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参加了湖南省的青年文学竞赛得了奖,这让我开始转向文科,所以我在高考前几个月开始学习历史、地理,以前从没上过这些课。结果高考考得还不错,进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也可以说很幸运吧。
2. 记: 您临时学史、地、政也能考上北大,真是令人佩服啊,而且,您高中毕业时正是在文革期间,那时知识分子是不被重视的,在那种情况下,您是怎么做到坚持学习的呢?
阎:我高中毕业是在文革后期,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觉得前途很渺茫,没有工作机会也找不到方向。当时只好做点零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学习还是保持着一种爱好,有时候会拿着古文读一下,或者把单词写在手臂上,在筛沙子,挑砖头的时候看背一下。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感,只是对读书一种本能的喜欢,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用到,当然从今天看还是有用的。我想就是一种学习和追求知识的本能让我坚持下来的。
3. 记:您曾留学加拿大,还拿到了绿卡,为什么您选择了回国呢?
阎:是的,我从1988年到1992年,在加拿大待了3年半,拿到了绿卡,但是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去居住,所以废掉了。一张绿卡值几十万块钱,所以有人问我,怎么就这样不要了,难道不怕子孙后代在加拿大的根断掉了?我说,我不怕自己在加拿大的根断掉了,我只怕自己在中国的根断掉了。所以我还是回国了,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挺好,我现在对放弃绿卡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学中文的人,我一定要在中国的这个文化环境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在加拿大我找不到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感觉。另外,在国外我永远是做客人,我从整个心态,哪怕是生理上都是属于中国。那时候在加拿大我的鼻子经常留血,几年都没有好,看过几次医生也没用,回来了之后也没怎么治,鼻子就自然而然地好了。所以我说我整个的人都是属于中国的,活在中国是很幸福的,加拿大是有很多好处,但那都是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4. 记:您回国后选择继续教书育人,活跃在讲堂的您同时也是一名优秀作家,您的《沧浪之水》曾轰动文坛,您认为自己的创作特点有哪些呢?
阎:《沧浪之水》对我来讲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已经发表九年了,出版了42版,能有这个成绩我很欣慰,要说我跟别的作家的不同,应该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更多一点,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其实像下岗工人、农民工等角色我也不是不能写的,但是我觉得吃不透,我要写理解最深的,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独创性,所以我写的小说都是围绕知识知识分子来写的,而且写得比较深刻了,真实的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另外一点,在塑造人物方面,《红楼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所以在我的作品中也借鉴了名著的手法。
5. 记:在别人的作品中那些人为利益出卖原则的人都是很受排斥的,而在您的作品中的池大为我们却没有一种厌恶和抵触,反而同情理解他,对于这个人物,你是怎么想的呢?
阎:这是一部小人物的奋斗史,成功史,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一部堕落史,这个人物形象也具有复杂性,因此不可能用一个非常正面或负面的单纯的词语来描述,主人公是一个有双重形象的人,既可以被批判,又可以被理解和同情,集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于一身,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这也正是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成功的原因。我对于池大为是一种理解的态度,像他们这种人,在单位的底层,想获得更大的成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正常的。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好人,他的负面行为,也是环境造成的。
6. 记:您觉得官场里的放弃原则,迎合堕落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您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您又会如何选择呢?
阎:小人物都想在机关里找到一个发展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权力就是全部,权力可以带来车子,房子等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也能带来机会、事业感、成就感,因此它就拥有了无穷的魅力。所以很多人对于权力的痴迷还是可以理解的。我认同在官场通过自由竞争而获得权力的做法,可是如今的评价体制却不是那么公正,权钱交易,人际关系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让社会做这种绝对公正的选择也是不可能的。在官场上,应该学会好好利用人的这种偏见,就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如果换做我的话,看清了这种因素之后,我也有可能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得不到,就得不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7. 记:在物欲横流,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您看来,当代大学生要怎样做才能有所坚守,不至于沦为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呢?
闫:被迫的虚无主义者就是在形势的逼迫下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的原则,这种放弃是绝非自愿的,如果不放弃可能失去生存空间。这个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讲把人逼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动物,变成一种理想虚无,原则虚无,价值虚无的虚无主义者,唯一存在的就是自己的切身功利。按照市场原则的竞争去为了自己的理想打拼,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实质上也是对美好理想的一种扼杀,为了不被迫出局,可能会想尽一切方法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一种绝对的原则,我觉得这对一个人的要求有点太高了。希望当代大学生在步入社会后能保持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底线,即坚持一种人道原则,不要对别人实施恶意的重大的伤害。要说一点都不伤害是不可能的,就像在你们考上大学的时候,名额有限,肯定也会有相应一部分人落榜了,难道就因为这样就不去竞争了吗?但是在竞争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自己做人的底线。
8. 记:如今文学教育似乎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语文课程都没有在高校中得到很好的普及,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闫:我觉得文学所起的是一种价值引导作用,但是现在这种价值引导作用也大大地被市场所冲淡。现在这种价值引导作用在很大一部分被市场所承担,很多人都跟着市场走,跟着功利主义走。很多东西就不用在文学课本里来寻求答案,文学教育被边缘化。文学的存在并不是要把一个人塑造的尽善尽美,但是文学却可以保持一个人比较高的精神境界。因此不能以功利化的心态来对待文学。
9. 记:您觉得现在致力于文学的人,比如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怎样定位呢?
阎:在文学领域的人现在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专业的文学作家,出于一种审美和职业性的需要,在文学上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一类是业余文学爱好者,文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审美和价值探索的需要。两者之间还是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应该满足自己职业性的需要。将来是要凭借这个找工作、依靠这个生活的,所以从现在起,应该有意识地来提高自己的水准和专业水平。现在就有很多大学生在职业性需要的层面上做的远远不够,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作品都没读过,精神境界没提高,职业手段也没提高,不能找到相应的工作,更谈不上心理上的审美了。所以呢,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应该好好努力,要读,要理解,在读和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种亲近感,我觉得中国这种传统文学还是有这种魅力的。
10. 记:我总认为“作家”这个词很神秘,在我看来作家都是很感性的,您是不是看到任何东西都会思考得很多、很深呢?
阎: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我的生活跟你们的也是基本一样的。不过我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碰到什么好的东西,让我有点感受的东西我都会用笔记本把它记下来。我写一部小说之前,一般来说要做两千多条的笔记,通过反复读这个笔记,从寻找和体会可以挖掘的思维方向或者素材。比如说我今天在手机上就记了这样一句化妆品的广告词——“做完美的自己”。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做完美的自己,这代表了当代很多人的价值追求、人生理想。我局的这些很有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会记录下来。
11. 记:在各大高校里,有很多像我们湖大小雅文学社这样由一些文学爱好者聚集起来的小社团,人数不多却也自得其乐。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这些后辈说吗?
阎:我希望你们首先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名职业作家,那种可行性还是相当渺茫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认为还是应该首先对文学保持一种爱好,同时可以将其作为一种自己的谋生手段。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假如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既获得一份谋生手段又获得了自己心里的追求、精神家园。
12. 记:采访接近尾声,和您聊天很开心,最后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李开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不能嫁三种人,一种是商人,一种是中年男人,还有一种就是文艺青年”,对这句话,您是怎样看的?
阎真:呵呵,这句话很有趣,从某种角度来说都还有一定的道理。对于某些商人来说,把一切都财富话、功利化,连爱情都被冠以金钱财富价值的符号了,对爱情的考虑,对两性关系的考虑太功利主义了,其实大部分商人都还会很重视精神的追求的;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呢,可能是由于精力消耗太多了对待爱情不会多么耐心;还有就是文艺青年,没有现实感,饭都吃不到,也不能嫁。可是总的来说对婚姻问题的看法,还是因人而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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