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迷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

飞翔的鹰

还记得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两个男人在钓鱼，一个肥头大耳，一个骨瘦如柴，前者用很小的鱼钩不论钓上来的鱼多小都一概留下，而后者用了一个很大的鱼钩，只捕捉较大的鱼。整个上午过去了，胖者已是满载而归，而瘦者则空空如也。还记得作者在最后发出这样的感慨：终于知道有的人越来越物质，有的人越来越精神。

虽然我不能将物质和精神放在对立面上，但是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今天，人们精神层面的空虚却是毋庸置疑的，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文化的低俗与信仰的缺失。

前几日看杂志，美国一家媒体将2009年度中国最低俗的人物“奖项”颁发给了在春晚一炮打响的小沈阳，坦白说，我是不喜欢小沈阳的：一个男扮女装的小丑，以恶俗的语言作为口头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靠最低级的肢体和言语取悦于观众。或许这个定义下的有点片面，或许这样的言辞有些偏激，但我认为小沈阳的走红正是中国社会整体精神层面的体现。试想一下，当一名标榜人民艺术家的演员在摄像机前对着主持人说出“臭不要脸”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推崇到艺术家的高度？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马诺式的拜金女民众早已见怪不怪了，而闫凤娇的走红也无不印证了“厕所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我炒作，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女子，为了出名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以换取捷径。再者，如流行的哥姐文化，我不知道凤姐和犀利哥究竟是如何走红的，但是无论如何，民众的品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凤姐所说，“低俗的不是我，是整个社会”，我相信如果不是社会的认同，凤姐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此风靡的。不论是对其自信的真正推崇，还是看闹剧似的嘲讽，无论是发自内心的感受，还是跟潮流的随波逐流，任何一个方面都说明了中国社会精神层面的低下。凤姐之所以走红，是因为这样的人有市场，有相当部分人热衷于看这样的表演。

而在凤姐走红的过程中，作为理应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媒体，却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为了迎合观众对这种文化的口味，诸多媒体，尤其是娱乐媒体，把类似的新闻放在头版首页，并配以火爆的标题和图片，以此来取悦读者。窃以为，媒体应该承担起提高精神层面的责任，而不是沦落为低俗文化的助推器，媒体应该服务于人民群众，但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文化标准。而现实却是，某些媒体为了赚足点击率，一次次的挑战人们的道德承受底线，为了吸引读者，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是低俗文化的制造者，却不得不为世风日下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精神层面空虚另一个具体表现便是信仰的缺失。其实中国社会的信仰缺失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始终贯穿于中国几年前的文明历史一直存在的。这主要因为两点，首先，我认为信仰是应该高度独立并自由的，是不应该被胁迫、利诱或者人云亦云的。信仰是足以让信徒匍匐于地，顶礼膜拜的，这也决定了所谓的信仰是必须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推崇。而封建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推崇，我认为并不能算真正的信仰，因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强加于人民的思想禁锢，在统治者眼中都仅仅是一种工具，对于没有思想自由的人民来说，又怎么能说是信仰呢？换句话说，信仰不是强权阶级的信仰，而恰恰应该是最底层人群的信仰，因为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信仰或许才能体现出他最本质的价值。

而另一方面，我认为信仰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以至于诚惶诚恐。我们看基督徒和穆斯林，宗教的信仰在他们心中是拥有足够的威慑力的，信仰足以形成一种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让他们恪守。英美国家人们发誓的时候会说“以上帝的名义如何如何”，这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社会不相信这个，也没有一个全民遵循的信仰，这样的誓词对发誓人毫无约束力可言。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人们心中敬畏的不是内心的信仰，而是统治阶级的权势与刑罚，而敬畏的内容可能会随着统治阶层的更迭而不断的改变。一种不断改变着的行为准则又怎么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呢？一句话，没有强大的内心约束力的行为和道德准则是不会拥有信仰的。

说到信仰的缺失，我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年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几个贤人、大师鹤立鸡群，以此来充当人们心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人们对于神灵等虚无缥缈事物的信仰直接体现于对大师的崇拜，其实不论是神灵还是大师，只要对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具有足够的内心约束力，当然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被迫的，那么我认为信仰便会随之产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师会不断变化，人们的道德准则也会随之更改，人们所信仰的内容可能在一定层面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信仰对人们的约束力。所以我认为，神灵是虚无缥缈的，而大师确实真实存在的，如果缺乏大师，人们便没有一个标榜从而形成统一的凝聚力。

然而大师的匮乏，从大师本身来说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中国社会当前的教育体制为大师的形成设置了层层障碍，而所谓的大学也很难为大师的形成提供一个良好的温床，更多人是迫于生计而不是对知识的渴望。虽然说大师也是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如果大师心中时刻惦念着生活，那么便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至少不是一个纯粹的大师。

大师匮乏的另一个原因，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信息时代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网络的迅速普及让人们从信息匮乏跳跃到了信息泛滥的年代，各种各样的思想通过互联网不断碰撞，激发了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思维活力，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时至今日，我们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价值观的优劣，而信息的泛滥也让仅有的大师拉下神坛，失去了标榜的作用。另外，网络的盛行带来了外来文化的入侵，当青少年推崇的外来文化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碰撞时，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也不再一味的倾听长辈的教诲。所谓的信仰，我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是很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时下人们所推崇的各种各样、朝令夕改，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约束力，所以信仰便无从说起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我认为这是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虽然两千多年前，孟子便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孟子的设想更多的时候也仅仅是美好的憧憬罢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为富不仁，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这样的状况也促使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矛盾越来越尖锐，没有平等，更不可能有统一的信仰。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贫富差距的增大，我相信信仰根本就是一个无从谈起的话题，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