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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新加坡——
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发现中国人的身影,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现中国资金的身影,这首先得感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负责所有中国海外资金项目的两大机构,它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阵阵涟漪。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8~2010年间中国对外贷款金额比世界银行援助金额还要多近100亿美元。至2010年年尾,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世界90多个国家,总贷款额达1413亿美元。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重塑世界发展援助的总体局面?一言以蔽之,没错!
请看下面的例子:中国对赞比亚铜矿和煤矿的投资贡献了该国GDP的7.7%。在沙特阿拉伯,国营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Al-Mashaaer Al-Mugadassah轻轨项目将有助于缓解麦加朝圣期间的交通压力。甚至有传言说中国计划建设一条北极地区高速公路以促进附近区域的贸易活动。
而中国国内目前正建设一条连接西藏和中尼(泊尔)边境口岸Khasa(中文名为樟木镇)的铁路,并计划延伸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柬埔寨,中国援助金额于2009年达到2.6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该国最大的援助国,同时也令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形见拙。仅仅去年一年中柬两国就签订了总值12亿美元的14项双边协议,而且资助范围极为广泛,从灌溉设备到军队制服无所不包。
据说这些受资助国都对中国的援助方式感到满意。首先是中国的“技术援助”协议里并未包含昂贵的顾问费用,而这一点恰恰是许多援助机构饱受诟病的地方。
其次,以往援助项目开工之前通常都会迎来一些“代表团”——一帮从援助机构总部远道而来的官员大驾光临,当地合作方只好放下日常事务陪他们四处参观贫困状况,来一场所谓的“开发之旅”——这种做法在中国援助项目里可找不到。
再次,中国的援助谈判较少繁文缛节,不像其他援助项目那样充斥着冗长的谈判和堆积如山的项目文件,而后者被许多学者和项目执行者讥之为“支票外交”。
最后中国援助项目的展开也无需遵照环境保护或社区参与等限制条件。历尽艰辛的“利益相关者”咨询过程——比如世界银行老挝南屯2号(Nam Theun 2 )水电站大坝援助工程就耗费了近十年时间来咨询——在中国援助中根本就不会发生。
因此这种独特的援助模式也成为中国学者丁盛(音译)提出的所谓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除了提供低利率和优惠贷款之外,这种模式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人的办事方式。
随着经济纽带进一步深化,文化联系也随之得到发展。从斯里兰卡到尼日利亚等地都建立了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与这些语言项目同时进行的还有中国杂技团的定期巡演。这一切看上去简直就像一个中国求爱者激情四射的全球征友行动。
但与此同时,外界对这些看似善意的贷款行为也日渐忧虑。中国金融援助往往着眼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尤其是石油和矿产。环保分子担心如果这些贷款不附带一个更加严格的“绿色”条款的话,不合理的开发将导致资源枯竭。
此外,中国的援助项目通常会采用自己的技术和劳工,这意味着受援地区的居民只能得到有限的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比如为了建设连接印尼Surabaya和Madura地区,全长5公里的苏拉马度大桥,中方就专门从本国运来了750名劳工和63万吨钢铁。
对信息披露和透明机制的诉求也被一再强调。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类似经合组织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这样的机构,自然也没有人就中国向全球的援助资金流向撰写年度报告。此外也缺乏一个像2005年《巴黎有效援助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这样的统筹性机制,确保援助能和中国国家战略步调一致,或者建立一个与其他双边或多边援助方进行合作的论坛。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忧虑中国的援助将变得独断专行的声音。
中国正在逐渐崛起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发展援助参与者,而类似的关注也将随之不断增多。当然总的来说世界对中国的援助还是欢迎大于恐惧的。
在那些致力于推动平等和包容性发展的人眼中,中国援助应当成为一个统一国际援助者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该体系中各国都将本国援助项目的所有权让渡出来并结合成一体,并将其委托给一个负责任的机构进行运作。这需要公平和公开的规则,共同的责任性实践,以及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斥着太多在缓解区域性贫困方面缺乏成效的发展援助计划,而中国在世界各地逐渐明朗的身影则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去重构全球经济援助和资助项目的大局。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首先制定一个计划,对此中国也必须在整个计划的制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特雷斯塔•克鲁兹-德罗萨里奥现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授,王润飞则为该学院的研究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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