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习每日转帖：思想贫困，国将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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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贫困，国将不举！
作者：静之

1982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谈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乘专机到北京，并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相关细节的磋商。会谈结束之后，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不知何种原因，没下几个台阶便失足摔倒，场面颇为尴尬。

    然而，这一幕恰巧被当时的记者抓拍到，自此这组照片和影像片段便成为了“杰作”且在国内电视荧屏上往复播放，以表明英国在归还香港问题谈判上的失败和反衬中国的压倒性胜利。撒切尔回国后自信满满地预言：“根本用不着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都无法产生思想家，无力输出影响世界的有价值的思想！”

    诚然，回顾这段历史，中国不可谓不胜利，英国也不可谓不失败，但是，当我们以一次次在荧屏上不断重现撒切尔夫人摔跤的过程来满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换取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时，我们是否曾仔细思考过撒切尔的那番预言？或许有，或许没有，然，不管有无，今日之中国似乎真的中了三十年前那位英国“铁娘子”的“历史诅咒”，已然陷入了思想的贫穷。

   集体主义的贫困

    当我们面对诸多渐生的社会矛盾急的面红耳赤，却发现只能无奈地将筹码一致押在国家之上，诉诸于国家改革之时，其实我们已经长期地历史地进入了集体主义狂热的怪圈，迷失于集体以对自身的诊断（中国GDP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荣耀”来实现集体间“合群”的自大之中，因此，在这种国家哲学的指导下，国家至上的观念早已嵌入国家成长的历史之中，而且在一定历史阶段，人们欣然接受。然而，当特定的狂热年代过去，集体主义之下的人们开始共同面对一个悖论：在渐生却难以解决的矛盾面前崇拜国家能量施以援手的“路径依赖”（即一致认同国家改革）与对国家承诺普遍存疑的“脆弱信赖”（即认为国家只说不做）。于是，不难发现，我们思考的路径、内容、指向似乎已被我们的集体主义先见所限定，以至于居然实现了不愿走出思想禁锢的自觉，这种集体主义的贫困很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

   
    南开创始人张伯苓曾言：“故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方法，厥为教育。”卢梭也曾说过：“无论就男性或女性来说，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其所以有这种区别，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教育。”教育的使命，应是促进人的启蒙，而启蒙之根本，应是解放人的思想。在胡适眼里，“健全的个人”所必备的条件中，第一条便是个人要具有自由的意志。我们从未忽视启蒙的重要性，但我们似乎却也从未真正理解“启蒙”及其意义。

    任剑涛在《启蒙的自我澄清》一文中提到：第一，中国人在谈“启蒙”的时候，往往认为是在谈西方的思想史问题。就“启蒙”的本质规定性来讲，只要是接纳现代性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它是一个从十四五世纪开始并席卷全球的现代浪潮。启蒙的过程，确实是个接纳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思想理应逐渐走出禁锢，实现思想的自由。若以历史叙事来观察，从英国到法国、德国，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运动的时候，有了俄罗斯，有了中国，这一进程不是各个国家对“启蒙”的误会性认领，而是“启蒙”按照自身的逻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渐次展现。换句话说，“启蒙”的到来应该是作为“生命体”的国家的“生命阶段”的达成。再者，“启蒙”被常常误读为大多数人被蒙蔽，需要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来启发教育后知后觉的人。启蒙的真正精神是“有蒙共启”。启蒙者不能置身启蒙范围之外，单纯以启别人之蒙为职志，他本身既是启蒙的行动者、也是启蒙的对象。因此，“启蒙”应是一种共同的处境，也是一个以之命名的时代。

    国家改革不可动摇，但一厢情愿等待着国家动自己身上的土，其实就是陷于集体主义的贫困中不可自拔。而“强国家，弱社会”的历史惯性让我们也难以驾驭一个弱势的社会去牵国家的鼻子。这是个无解的命题吗？其实不是。在以“启蒙”为背景的历史阶段，国家改革（以政改为核心）与国家制度建设（以社会建设为核心）能够相辅相成。（注：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对国家改革与国家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后将会另文探讨。）

    那究竟何以促成“启蒙”？既然“启蒙”可看作作为“生命体”的国家的“生命阶段”的达成，被认为是一个共同的处境，那是否该留待历史自然演进？显然我们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即促使思想共蒙（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如此，我们便又要回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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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阉割的教育


   
    教育的使命是促使人的启蒙，将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既然教育能够使思想自由，它便也能使思想更加僵化，关键在于，教育被掌握在了谁的手上。当教育被政治所俘获，意识形态将会成为一种固定且唯一的话语对思想进行奴役。


    1912年，清王朝覆亡，民国初创，蔡元培以辛亥元勋与学通新旧的著名学者，“众望所归”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期间践行了自己的“教育独立”理念。从1907年到1911年末，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四年，他的教育思想深受德国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者洪保及当时德国其他一些思想家影响，主张大学自治，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用自己的行动，将教育从统治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教育以独立。这不禁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民国初年的北大，那个成为当时各种主义、思想及学潮策源地的北大。近一百年来，北京大学亦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闻名于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羡煞同期中国高等学府同仁。然而，一旦教育被阉割，它所发出的声音便不再那般雄浑，而从此变得“阴哑怪异”。


    最近，北大据说干了件斯文扫地的事情。《北京晚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一些北大的学生不解，为何这样的举措会成为新闻，为什么媒体舆论只把焦点投射在“思想偏激”上，却看不到“学业困难”呢？其实，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是因为北大承担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令学人向往，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材，更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大学理应是自由思想最后的栖息地，大学之外，可能会有来自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让我们无法自由地去思考，自由地去争论，但在大学，我们渴望能够超脱于政治经济，在知识的象牙塔旁尽情地思想，我们不愿意连这点期望也破灭，所以我们格外敏感，倍加珍惜。


    对此，也有人认为北大此举实为保护学生，因为“思想偏激”的学生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正义感，胸怀大志，但处于青春期的特定阶段，处于人生的低谷，如果任其发展，在当今社会发展与矛盾并存的大环境下，这些孩子，很有可能会被抛弃于生物进化之外。对于这样的所谓家长式的担忧，窃以为大可不必，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成长是其一生之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因为他处于一个思想的大融炉，加之思想自由生长与自由碰撞的特性，不管身处其中的学生接受或不接受，都会形成某种独立自由思考的自觉，而在这样的阶段对他们进行所谓的家长式“会商指导”，恰恰会成为将他们人为置身于生物进化之外的元凶。



   大学的噩梦



    政治真是个恨东西。在生理上制造过那么多阉臣宦官不过瘾，还总是要在精神上制造“太监”，而且后者更为可怕，因为一个不能自由思想的民族，有再健壮的肉身也无济于事。要给精神“净身”，就得先把教育阉割了，要“办”掉教育，最先遭殃的就是大学。其实大学从来就没有结束过自己的噩梦。


    最近发生的张雪忠被解聘事件，让人回想起起一系列大学教授被无端整肃的故事：张鸣被撤职，贺卫方被支教，萧瀚被下课等，这一连串的组合动作，反映出的是对思想者的打压和对思想的恐惧。中国的大学总是背负着“行政化”的骂名，贺卫方认为大学应该是“学者的共同国”，但事与愿违，所谓“行政化”，大约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大学中，所有涉及学术、决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则，都是由行政系统——严格来说是党政系统——制定作出的，教师在整个大学管理中被边缘化。其外在表现，还有大学讲级别、党政官员数量庞大、有官职的人才能够垄断学术资源等，再就是大学与政府管理部门（即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依赖关系。这样一种状态使得一个个本应“百家争鸣”的地方无条件地成为了政治官场。大学开始向衙门看齐，而且学久了还会赶超过去，比如开学术会议要当官的先发言，最后到教授；分配办公室，不按实际需要和学术贡献，而按官阶来分，如此。


    大学改革，好多人谈到半道就不谈了，因为谈不动，也做不到。朱清时的体制外改革、复旦的体制内改革、刘道玉对中国大学的批评、张鸣对大学改革的失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对大学改革的无奈与痛心。不光是教授、学者们痛心疾首，就连在校读书的学生也对当下大学内的状况感到无比失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学生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这样的文字里，委实使人感到“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这样的校园就像是福柯将社会比作一座监狱一般，处处渗透着一种无形的完全掌控我们的权力，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那样想那样做的，一切都很正常，很符合逻辑，甚而回想起来我们依旧觉得这是我们自身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差错。这样的境界大概就是思想完全被钳制了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可怕。



    该回到“以‘启蒙’为背景的历史阶段，国家改革（以政改为核心）与国家制度建设（以社会建设为核心）能够相辅相成”这一判断的探讨了。笔者的基本判断（个人观点，欢迎探讨）是：以思想自由为核心的“思想共蒙”是国家改革与国家制度建设的底色，唯有在这一处境之中，才能走出集体主义的贫困，发现更好的路径组合。但是“思想共蒙”离不开教育，离不开自由思想的（主要）场所——大学。一旦教育被完全阉割，大学泛政治化，“思想共蒙”的途径就被阻断了。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届时，思想贫穷，国将不举！

阿斗

天朝。顺我者昌，逆我都亡。

阿斗

天朝。顺我者昌，逆我都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