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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1925年前后,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职,讲授中国小说史。他与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学生给老师写信,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于鲁迅却牵引出一份弥足珍贵的感情。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第一次写信给鲁迅,在这封信中,她这样介绍自己:“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这封信的意图是希望鲁迅给处于困厄中的自己指明一条精神的出路,她甚至在信的末尾直接呼吁鲁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的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光平”。态度谦卑,而在信中对校园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评论却是辛辣直接。
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信抬头称呼许广平为“广平兄”。在这封回信中,鲁迅先是评论了女师大的校风,然后很坦诚地说明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他觉得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鲁迅将“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是“穷途”,鲁迅说他不会像东晋名士阮籍那样痛哭而返,而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最后将自己对付苦闷的态度归结为“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也就是他后来常常讲的“反抗绝望”和“韧性地战斗”的态度。在歧路与穷途之间,鲁迅似乎是闲适而从容的,其实这种表面的轻松隐含的恰恰是他决绝的无所顾忌直面人生的心态。
鲁迅的这种生活态度引起了许广平的共鸣,在3月15日的回信中,她说自己在遇到“荆棘”的时候,要“尝遍之后,然后一根根的从身上拔下那些刺来,或者也无须把那些刺拔下来,就做我后天的装饰品。”她认为鲁迅对付苦闷的方法是“最高超、最须要的。”在这封信中,许广平对鲁迅以“广平兄”称呼她“诚惶诚恐”,因此请求鲁迅给予一个说明“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先生之意何居?”这就引来了鲁迅对此的解释,他说对于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都称“兄”。其他较陌生的就称“先生、小姐”之类。到了4月8日的一封信中,鲁迅开玩笑地将许广平称为“小鬼”,他这样写到:“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许给鲁迅的信署名都是“小鬼许广平”,并常常在信中以“小鬼”自谓,两人幽默投合之性情可见一斑。
鲁、许通信中除了对社会生活、校园情况的交流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鲁迅作品的意见。许自然对鲁迅的文章是推崇备至的,她在对鲁迅散文《过客》的评论中这样写到:“他‘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在‘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之后,他的心地是何等光明悱恻,‘流血’仍且前进‘闯入深坑’”。但鲁迅却劝她别太过于“轻信”,他极其自我反思地这样评价自己的文字:“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所以,他建议许及其他有理想和追求的年轻人,“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简言之,鲁迅反对那种卤莽和无谓的牺牲,强调斗争的策略。这既表明了他对社会黑暗的“清醒的认识”,同时也表明他是不会将青年的血来“染红顶子”,将青年的生命当“炮灰”和“工具”的。
可以说,《两地书》是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的精神生活史,其中既有日常生活的记载,也不乏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坛面相的种种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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