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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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教授

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

湖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晋代以前，持续得到发展；南朝以后，文化出现倒退；中唐以后，文化发展重新启动，水平越来越高。　

一

有史之初，南方文化比北方相对落后。《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湖南其时属南楚范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种描写在《汉书·地理志》中得到了明显的继承。

早在汉文帝时，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就曾“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1。刘买以长沙王子封于泠道之舂陵乡，其后人以“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2。这些都不是直接关于湖南文化的评价，但文化之落后可以想见。

东汉是湖南文化得到发展的一个时期。在湘水上游，卫飒“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其后，“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3。沅澧流域有应奉，“拜武陵太守”，他“兴学校，举仄陋”，从而“政称变俗”4。沅水流域则有宋均，“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5。但到三国时北人袁淮说：“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6，充分反映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文化的落后。

文化的发达与否可以出书与人才为指标。据研究，西汉出书有282种，湖南仅有1种，《汉书》所载士人510名，无一出于湖南；西汉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在湖南均为0。东汉共出书568种，湖南2种；《后汉书》列传中士人990人，湖南仅4人；东汉私家教授213名，湖南仅有1人，生徒在百人以下或不明；五经博士仍为0；东汉三公九卿302人，湖南仅有三公2人。三国时期，《三国志》列传中士人625人，湖南仅9人。西晋出书649种，湖南仅1种；将相大臣和辟雍学士均为0；《晋书》列传中士人湖南亦仅16人7。

南朝时期长江下游由于北方移民的迁入而得到发展，湖南的相对地位反而有所下降。正史列传人物中，《宋书》、《齐书》、《梁书》中湖南分别只有1个，《陈书》中湖南也只有2个，《隋书》中湖南人物数量竟然下降至0。如此的落后状况在史料中也有所反映，《梁书·王亮传》载：“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隋代道州人王义上奏，也自称“生于辽旷绝远之域”8。

唐代湖南有所发展，唐中叶以后文化上尤有长足进步。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长沙刘蜕以荆解成进士，号称“破天荒”9，充分说明了湖南在唐代前后两期的变化。湖南唐代进士9人，全部出于后期。两《唐书》列传人物中湖南在前期只有2人，后期则有6人。但是湖南在唐代基本上还是被当作汉文化分布的南部边缘。韩愈在讲到郴州时称：“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10。所谓中州之气，可理解为中原典章文化。道州“僻在岭隅，其实边裔”11，“虽人吏似从教令而风俗未能移易”12。此乃言其居民尚未尽汉化，从而“风俗犷猾，前后难为缉绥”13。与此相邻的永州，柳宗元称其“地极三湘，俗参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余”14。情形彼此相似。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写道：“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15。由此可见当时中原人对湖南的感觉。刘长卿咏道：“南方风土劳君问，贾谊长沙岂不知？”16 韩愈从湖南走到湖北后有句云：“面犹含瘴色，眼已见华风”17；常建也在湖南赋诗称：“敬君中国来”18，显然都把湖南视为未全汉化之地，与中原有别。岳州地处江湖之会，为省境交通便利之处，但张说谪官于此，时人以为是“沦滞于远方”19。这样的状况，自不免导致“湘南客帆稀”20，而让北人觉得“故人湖外少”21。徐安贞在天宝以后避罪到衡山岳寺，李邕识之，“因同载北归，至长沙，谓守者曰：‘潇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阳，不然委填岩穴矣’”22。杜甫有句云：“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23，盖有感于此。宜乎其时选官须谆谆告诫：“衡湘之间蛮越杂处，无以俗陋，不慎乃事，无以地远，而怠厥心”24。沅水下游的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与夜郎诸夷错杂，系乎天者，阴伏阳骄，系乎人者风巫气窳”25。中游的辰州，有人叹为“荒徼辰阳远”26，既然来到这“辰州万里外”27，便是“身寄穷荒报国难”28。相对而言，澧水流域的澧州算是不错的。柳宗元说：“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29。这里是“荆之近庸，国之南屏”；但因其“风俗夷獠”30，亦为北人所轻。“杜公，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31。这不仅可以说明澧州，而且可以反映整个省境在当时的地位。湖南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柳宗元概括说：“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32，且特别指出：“永州多谪吏”33。刘禹锡在武陵感叹：“邻里皆迁客”34，可见该地谪吏之多。除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外，谪官于省境的名人还有褚遂良（潭州）、张说（岳州）、赵冬（岳州）、令狐楚（衡州）、元结（道州）、吕温（道州）、戎昱（辰州）、王昌龄（龙标县）等。值得注意的是就连比较发达的湘江干流所经诸州均有分布，可见湖南当时文化地位之低下。

唐末五代，湖南有马楚割据，盛时总制二十余州，号称一方富盛，“署置天官幕府，有文苑学士之号”35。又“下令搜访草泽，由是士无贤不肖参谒，皆延客之”36，从而文化发展很快。但好景不长，南唐遣边镐攻破长沙，衣冠文物尽入金陵，湖南复陷入兵荒马乱之中。

及至宋代，湖南依然未改边裔形象。时人称：“荆及衡阳，洞庭之阻，漕事之转京师，其行永久，列郡之富，百吏之治，遐远幽阻”37。关于湘水流域的情形，刘克庄送友人赴长沙幕时称：“不应卑湿地，犹着广寒仙”38，表达出来的仍是一种老观念。永州一官员在离开时说：“零陵距中邦，道阻五千里；我以放逐来，本非心乐只”39。因“兹越洞庭重湖之国，邻桂岭炎瘴之乡”40，已是“京华驿候远，楚越山川分”41。至于去道州，更是“身行南雁不到处”了42。郴州处“于湘南，介要荒之地，向之为州者，往往陋其俗而不教之，使知其方，故旧祠圯毁，而弦诵之音未之闻焉”43，以致“其郁积之气尚未发见”44。资水中游的宝庆府，“距京僻且远，……境介潭、衡，控湖右，地硗产薄”，故其“士愿而无异习”45，文化也相当落后。沅水上游宋代开设沅、靖两州，但华风仅仅传播于城市当中，如靖州“虽岁久声教所覃，去椎结之俗而饰冠巾，转侏离之音而通字画，奉官吏约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实初郡，新民庶事，漫无纪律”46。州城“民居仅数百家，城外尽是蛮洞，朝廷意在羁縻，止令量纳丁米”47。而且“郊人犹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间亦莫不然”48。如此情形，自不免令人得出“靖为天下穷处”的印象49。沅水下游，苏辙称“武陵被边，旧难其守”50；因为“民夷杂居，剽轻易扰”51。所谓被边，指的是“控辰、沅溪洞之险”52。当然也表明是汉文化分布的边缘。澧水流域的澧州，号称“荆湖佳郡”，但给人的感觉也是“夷音嘲哳”，由于此地经济落后，“郡计未优”，从而文化不够发达，“士风甚陋”53。

上述乃文献材料，若以统计数字来说明，得出的结论也相合。有人曾对宋代的人才分布作过研究，从知州一级以上文武官员、进士、发明和著作者三类人才的分布来看，湖南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但宋代实为湖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前代相比，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已有所上升。从正史列传人物来看，湖南于北、南宋各有12人，分别为全国的第14、12位。这个位次虽然不高，却已比唐代提高了不少（唐代与福建并列第16位）55，而且其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

元代湖南文化又有所进步。这时已有士人前来游览，如“清江张闻友，好学而志远，将游湘楚之间”。且不论其数量之多少，毕竟是一个象征，因为“士之游必通州大邑者，岂徒极登览之胜、角声利之雄哉？观乎山川人物之富以发其气，益其见闻，必有进于道者矣”56，表明湖南此前那种遐远幽阻的形象已有所改变。元代还有湘籍士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地位。欧阳玄，浏阳人，“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57。这在前代尚未曾有过。当然，湖南文化在元代进步的幅度终究有限。时人称：“湖广地方数千里，其士质而秀，其俗俭而野。畲丁洞徭，喜惊而嗜斗，羁州縻邑，惮严而乐宽”58。尤其是“西南诸郡民獠错居，俗素犷悍”59。这正是湖南文化不够发达的表现。

明代以后，湖南一改边鄙面貌，明人谢肇淛道：“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60，表明湖南已成为汉文化的腹地范围。进步最为明显的当推沅水流域，尤其中上游。辰州地处沅水中游，时人咏道：“雄城百雉控蛮荒，山翠高低接女墙；万里梯航通六诏，五溪烟水下三湘。边氓久已渐华俗，远客频应望帝乡；地气于今同北土，早秋时节雨生凉”61。辰州府内的景象，“辰溪县里驻华骢，人俗虽殊景物同”62；黔阳县也是如此，“华风人共靡”63。总体看来，“风土往时为异俗，车书此日混遐荒”64。沅州地处西南交通的丁字路口，这里是“五溪古荒服，连延列边墉”，但“自从启明运，便已变华风”，例如“民俗竟佳节，适与中州同”65。这种情形，是以前历代所不曾梦见的。沅水上游尚且如此，全省的进步可想而知。但其时湖南文物之盛则仍逊于湖北。“湖北文盛，每科得解额十七，湖南杂徭僮荒略，仅得十三，以为例”66。无怪乎沅州虽沐华风，但“地极僻远，罕得与名卿硕士相接”67。靖州会同县也让人惊诧“市邑何萧条”68。而辰州“溆浦绝小邑，昔无名士游”，官员来后仍不免感慨：“我何秉宪节，来此乃淹留”69。不独沅水流域如此，湘水上游的郴州，明代已“揉渐于熙化，庶埒中州。顾其地远京师七千余里，主爵者类以荒僻拟之，铨授之际无所遴择，故州邑长吏大氐皆循习故常”70，以致进步的幅度有限。据研究，明代湖南的进士数量在今各省中排第14位71。若以《明史》列传人物来看，湖南27人，亦排第14位72。这个名次仍与北宋时相当。

及至清代，湖南文化有着空前的发展。清末郭嵩焘称：湖南“国朝人文远过明代”73。以巍科人物计，湖南共20人，次于苏、浙、皖、赣、鲁五省，与直隶并列第六。其中光绪一朝12人，位居全国之首74，表明湖南的文化地位有明显提高。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湖南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地位大不一样。清初学者刘献廷说：“湖南无半人堪对语”，为“荒陋之地”75。郭嵩焘也承认：“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76。然“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77。从此“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78。从各朝的巍科人数，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乾隆以前，湖南未出一人；嘉、道、咸、同四朝，居第11或12位；到光绪朝，跃居并列第6位79。由此可见，湖南在清代中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仍是比较落后的。

若以全部进士人数来看，则湖南在整个清代的进步都不明显。据研究，湖南在清代的进士总数居全国第15位。进一步分析，则湖南在顺治朝居第14位，从康熙到同治，徘徊于第17、16、15位，光绪朝又升至第14位80，表明湖南的文化基础仍较薄弱。

综上所述，湖南的文化形象长期变化不大，一直被当作汉文化分布的边缘，明代以后才被视为汉文化的腹心。因此，其文化水平长期相当低下，清代后期已有所提高，但文化的基础仍比较薄弱。

二

如此的文化发展过程，是与湖南的区域开发过程息息相关的。晋代以前，湖南的开发逐步加速；南朝到隋，开发的势头停滞倒退；中唐以后，开发重新启动。其文化发展完全是这一开发趋势的直接反映。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国在今湖南省境有口508352，平均每平方公里2.47人，在全国居很低下的水平。故《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这种状况到东汉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户口计算，零陵、长沙、桂阳、武陵四郡的人口密度分别为元始二年的6.57、4.83、3.22、1.24倍，以湘江流域尤其干流所经两郡增加较多。如果放到全国普遍户口减少而南方州郡增加的背景下来看，湖南的增长最为突出81。

户口的这种急剧变化，显然是大量移民进入所致。东汉湖南的民族矛盾大大激化，应当与此不无关系，而民族冲突正是接触深入以致汉化的表现，说明湖南的开发至此得以高度加速。由东汉至西晋，湖南不断接受了来自北方的移民，因此尽管官方的户口数字在逐代下降，但实际人口数量应该在不断增长82。

最能直观的显示这一开发趋势的是政区数量的变化。在各种层级的政区中，最为基础的是县级政区。它直接亲民，最受行政管理效率的制约。因而在历史上与其他层级的政区相比，它有着最明显的稳定性。谭其骧师曾指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83 笔者将湖南境内历代的县级政区加以统计，西汉末年有37县，东汉有42县，孙吴时有58县，晋代有64县。其间数量直线上升，可见开发在渐次拓展。

附表 湖南历代县级政区数量

永嘉丧乱，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南迁高潮，湖南的西北部也接受了不少的北方移民。但是这次移民的总体分布是以长江下游为主，中游又大多在今湖北，因此湖南的开发势头相对有所减缓。从县数的变化已不难看出端倪，刘宋时湖南有县59，比晋代减少5个；南齐又减1个。梁、陈二代政区数量恶性膨胀，情况比较复杂，因历时不长，略而不论。隋代将县级政区大量并省，湖南只有33县。论者多以隋代措置为过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一般而言，入唐即复置者可谓过当，而长期废弃者则为矫枉；湖南当时所废之县有不少后世未得恢复，唐代又在湖南新置了不少县，总数才相当南齐水平，反映湖南在南朝以后有一个汉代的倒退过程。从户口的数量也可以得到映证。隋代大索貌阅，全国户口增长很快，但《隋书·地理志》所载大业五年（609）湖南仅有口28万余，不及全国百分之一。所占比例如此之低，只有上述解释最为合理，不大可能是因为检括得较差，或出于其他原因。

入唐以后，由于经济稳定发展，户口不断上升。据《旧唐书·地理志》，湖南在贞观十三年（639）仅31万口。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天宝元年（742）增长到95万余口，密度净增2倍有余。安史乱后，中原多故，湖南普遍接受了北方移民84，境内人口当又有所增长，表明湖南的开发重新启动。

宋代是湖南开发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经过了南朝的倒退以后，湖南在唐代的恢复较为有限，反映在户口上，到宋代才超过两汉的水平。放到全国范围中，湖南当时的发展也相当显著。宋史专家漆侠先生说：“宋代经济除在全国各地发展外，有一个较明显的趋势是向湘江以西的西南方向发展，（湖南和广西）两路人口都有了较大的增长，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极好的说明。”85就县数而言，湖南在宋代又有所增加；县级政区的分布格局比起此前变化很大，而且这一格局在以后的各代得到了明显的继承。

湖南在宋代的开发与移民很有关系。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北方，二是东方的江西，其中尤以后者影响深远。谭其骧师曾精辟地指出：作为湖南开发动力的移民，五代以前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主要来自东方86。湖南的开发格局由此一变。自宋以后，湖南历代都接受了以江西为主的移民，其后裔县构成构成近代湖南居民的主体，湖南的开发逐步深入，经济不断发展。但必须看到的是，在清代以前，湖南的开发水平长期有限。如谢肇淛写道：“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故其人虽无贫，亦无甚富，百物俱贱，无可化居、转徙故也”87。《弘治衡山县志》也说：“山泽相间，地多闲旷，民以耕渔为业，无巨富之家”。

经过清代前期的发展，湖南到中叶以后一反故常，人口迅速增长，一跃而成为移民输出地区，到处都有人满之患。如湘水下游的巴陵，“邑境多山，农民世业难以自给，多营生于湖北”88。沅水中上游的辰溪也“山多田少，生计为艰”，以致“近虽山巅水涯亦皆垦艺无旷土矣”89。实际上这是湖南全省的普遍情形，表明其开发程度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湖南的文化发展，与上述过程休戚与共，与呈现出一波三折之势。由此不能看出，文化的发展始终受到开发水平的制约。

三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湖南的开发过程呢？从上文的讨论来看，强调得较多的是移民。但移民的分布也受到不少因素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直接关系到湖南的文化形象及文化传播，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综以观之，其间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历代交通格局的变迁。交通对于经济文化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交通越发达的地方，其经济文化的传输就越方便，所能吸引的范围也就越大，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快，财货通，人才出，得风气之先；相反，交通越闭塞的所在，则气势越郁结不畅，也就越加荒凉落后。

历史上，对湖南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的交通，是全国最大南北交通干线。它以首都为北端，南端伸向岭南，是南方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它曾有过明显的历史变迁，其意义对湖南至为要紧，何时占据了这一动脉，也就占据了近水楼台，开发就得以加速；而一旦失去这一地位，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滞后。

秦汉时期，首都位于关中或洛阳，其时南北交通多取道两湖。《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驽，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里明确讲到的交通实为四道，“塞镡城之岭”为沅水一道，“守九疑之塞”为湘水支流潇水一道，“守南野之界”为江西的赣水一道，“凿渠而通粮道”者为湘水干流灵渠一道。另外“处番禺之都”一军行走路线不明，有人以为“很可能是从骑田岭隘和连江下来的”90，甚为有理。这样就有四道在今湖南，其中又以湘水较为重要。汉代的记载相当明显，《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铭》称：“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红，一由此（泷）水”91。泷水为秦水支流，其北端的交通与湘江支流耒水相连。又《后汉书·郑弘传》载：“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州市）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表明其时南北交通是以取道湖南为主。

六朝时期，南方的政治中心位于长江下游地区，过岭交通以江西境内较为直接，湖南的交通地位有所下降。隋唐以后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南北交通干线便长期稳定于江西境内，湖南的地位进一步跌落。

宋人对这个现象看得非常清楚：“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漓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无虑之官峤南。自京都（今开封）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92。也就是说，当时往岭南以取道运河走江西为主。不仅由北而南的交通如此，从南往北也是如此，“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达于京师93。对于个中原因，当时也有一定的认识：“唐、汉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94，即以此归因于政治中心的位置。这种分析当然不无道理，但其实还是未得要领。请看如下记载：“有唐都长安三百年，商于为近辅，……自大历、贞元之后，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梁，李錡继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吴越、江淮、荆湘、交广郡吏上计，皇华宣风，憧憧往来皆出是郡，盖半天下矣”95。由此可见，如果汴路畅通，唐代过岭交通一般也是走大运河的。其中的关键是：“江西出岭，路绝近，次则出湖南，已为稍远”96。元代以后，定都今北京，“逾淮而济而汶，两京之通道也，凡南方两淮、两广、江东西、湖湘、浙、闽、黔、蜀其方伯郡邑百司与夫海外番国蛮夷君长之贡献朝觐受事请命者，商贾之懋迁者”97；“皆道此以达”98。南北交通仍是江西较为发达。

明代开通黔、滇，湖南的交通地位大大提高，“岭表、滇、黔必道湘、沅”，而且“西北镃货往者亦就湘、沅舟运以往”99。湖南从此一改边区面貌，文化形象大为改观，上述沅水流域的资料便是极好的例证。

讨论至此，已不难看出，早在六朝以前，湖南占有交通的便利，开发势头蒸蒸日上；南朝时期，湖南的交通优势丧失，开发停滞不前；唐宋以后，东方的江西开发成熟，陆续输出移民，湖南的开发才重趋上升。文化形象与交通状况也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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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其实主要就是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现在又开始衰落
严格而言是一个很小的范围，时间上来说主要是1750-1950这两百年，地点上来讲就是长沙及周边城市组成湘东、湘中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