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题一--------18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去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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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抗战岁月鲜为人知、震惊世界的大迁徙
——《讲述》即将播出18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去大后方》
央视国际 (2005年07月11日 10:09)



　　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央视《讲述》栏目将从7月18日起推出18集系列节目《去大后方》，首次以国际视野审视二战中的大后方生活，记录那次为了民族复兴的悲壮的大迁徙。


　　《去大后方》以无比震撼的真实画卷，揭示了抗战洪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老舍、胡厥文、冯友兰、茅以升、竺可桢、胡宗温、赵寻、曹禺、南怀瑾、冼星海、光未然、刘白羽、杨宪益、李政道、于兰、秦怡等等中国人所熟悉的人物，在炮火与热血的交映下，与无数数不上名来的民众百姓一道，他们拖家携口，扛着工厂、扛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从北平、从沪上、从华东华北集体奔向西南重镇重庆。他们的命运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告急而告急，他们凄苦而又昂奋的脚步声，至今还在历史的深谷中回荡。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移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山路、水路向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去大后方》占有着浩瀚而又厚重的战争史料，以历史大写真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和中国人所承受的战争灾难；记录了中华儿女在大迁徙中的拳拳报国之心和激昂的爱国热情。


　　那段沉重的经历，留给了历史，也留给了不断关注它的后人。虽然大江东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山河大地记下了自己历尽艰辛的儿女，烙下了他们在西迁路上的不朽脚印，同时，也放飞了无数为和平而祈祷的美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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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后方 （第1、2集）  

　　1937年7月7日，已经占领了中国台湾和东北三省的日本政府，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大批工厂、学校和平民家庭不愿留在沦陷区，而是迁往几千公里以外被称为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这是中国民众抗拒强敌、争取民族复兴的一次悲壮的大迁徙。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移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山路、水路向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一、 日 寇 入 侵


　　7月7日深夜，北京西郊卢沟桥头，日本驻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向宛平城东门开炮，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交通运输专家，今年91岁的宗之琥回忆：当年学业有成的他从天津到北平，去和与他同年毕业的同学加未婚妻喜结良缘。


　　7月26日，宗之琥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日本人打广安门的炮声响起，参加婚礼吃喜宴的人没到终席就都惶惶而去，他的新婚之夜也没人闹洞房。人生的一大喜事就这样被突然而至的战争给搅了，从此新郎倌的命运就与灾难结伴而行。


　　今年89岁的著名作家刘白羽，那年就在天安门亲眼看到一大群日本兵的坦克，自前门那边隆隆驶来，从自己面前经过，那沉重的履带碾压着在中国的土地上，也碾压在他的心上！


　　8月7日，宗之琥和妻子辞别了年迈的岳父母，从日本兵刺刀丛中的北平站上车去天津，自此与京城一别长达8年。到天津后，他们转道去上海。可刚上了船，船却不开了。原来“七七事变”一个月后，以“大山事件”为导火索，又一战事在上海降临。在8月13日被西方人称作“黑色星期五”的这天，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揭开了序幕。


　　今年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当年和学生们一起在街头及有关场所开展抗日歌曲演唱活动。上海市民捐款捐物，将数万件寒衣送到战壕里还穿着短衣草鞋的中国士兵手中。


　　“一二八事件”交战中，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率领25艘战舰布阵黄浦江内，炸毁了大片工业区。此时，虹口、杨浦一带工厂再次成为炮口锁定的目标，工厂主们不得不面临去与留的选择，他们内部分为主张迁移、反对迁移和举棋不定的三个派别。但“出云”舰的大炮不容他们多想。


　　上海天原化工创始人吴蕴初的女儿，今年72岁的吴志莲回忆：当时各行业的很多工厂迁移，吴蕴初是最早提迁厂者之一：如果迁不走，我宁愿把厂炸掉，也不给日本人。开战几天后，吴蕴初与另一位工商界领袖人物胡厥文，发起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不久，一份包括几百家工厂内迁的计划书递交到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界对日作战谈话会上，吴蕴初等人起草的内迁方案获得通过。工商界人士纷纷表态：尽全力将沿海重要企业迁往后方，保留国家长期抗战之元气。


　　会议结束，吴蕴初立刻回上海组织实施。他一到上海就给钱昌照发电报说情况，随即到厂里布置。没想到他的车子开到离厂200米处停住了：工厂刚中了日本人的炸弹，大火冲天。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建的工厂就此毁于一旦，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痛定思痛，他决不屈服。在这场战火中几乎毁于一旦的，远不止吴蕴初一家工厂，这些满腔怒火的厂主们联合起来，把复仇的目标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精神象征的“出云”舰。


　　时任上海中华机器联合公司理事长的胡厥文之子，今年75岁的胡士华回忆：当时准备把炸弹送到“出云”舰旁边爆炸。胡厥文秘密组织中华机器厂的工人，日夜加紧研制炸毁“出云”舰的鱼雷。忙得胡子长起来也没时间去剃。有人还以为他专门留着要当“美髯公”。他说：我这胡子要一直留到抗战胜利。后来大家叫他抗战胡子。人们今天有幸能看见当年“八一三”战争的影像资料，大部分出自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叫王小亭的人之手，他是明星级摄影记者。其子今年80岁的王健龙回忆：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战火中的王小亭，除了每天带很多很重拍新闻片的器材外，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有一次他拍新闻片时，在上海闸北火车站，看到被日本空军轰炸后，一个婴孩满身是血的坐在铁轨上，心底颤动的他即用最后的一点片子拍下这一瞬间。十几尺片子放出来只十几秒钟。后他把此段新闻片里的一个镜头变成一张照片，在《生活杂志》上登出，让世界目睹日军暴行。图片上孤立无助的孩子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各界向日本政府抗议这种非人道行为，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日军对王小亭痛恨无比，决定悬赏10万元缉拿王小亭，王小亭被迫四处隐身。


　　战争在疯狂地进行。


　　一幢幢楼房在火光中坍塌，空气里翻滚着灼人的热浪，远远近近的枪声平息下来，一切都化作了宁静。月光下，烟雾凝结成一首悲怆的歌，缓缓飘出废墟……


　　今年89岁的著名音乐家孟波回忆道：当年的那天晚上，他和麦新来到人迹很少的黄埔江边，起伏的心潮伴着滚滚的江水，满腔悲愤地谱写出一首抗日歌曲：“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也就在这不眠之夜，胡厥文挥泪送别准备与“出云”舰同归于尽的壮士。他们把很多汽油桶绑在一块儿，把炸弹绑在汽油桶下面，人潜在水下，把汽油桶推向“出云”舰。今年77岁的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杨麟回忆：两次炸“出云”舰的行动皆没成功。但那些爱国志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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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 甘 为 奴


　　在背井离乡的滚滚红尘中还走着这样一个人：在她年轻的经历里，已不是头一回面临颠沛流离，她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于兰。1931年，她正在东北上高小时，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不愿在日寇铁蹄下生存的她的全家，逃难到山海关内平津一带，她仍想要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工程师。但连绵不断的战火促使这位年轻女性选择新的人生。1937年，日本人又侵占了平津。两次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追逐的于兰。和一个女同学一起，赴北平西边寻找抗日队伍去了。


　　走与留，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让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由此也就注定了他们日后的命运。


　　今年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回忆：她那时身体很好，而且还学了点伤口包扎知识，年仅15的她离开学校参加了担架队。人们见她人小体弱，怕她摔跤摔坏伤员，让人把她替换下搞包扎不要抬担架。


　　此时凇沪战争已进入白热化。前线总指挥冯玉祥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呵，一个师兵力投进去，转眼剩下一个班。”而此时，日方也不得不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就在日军攻陷山海关的几天后，故宫博物院紧急召开临时理事会议，决定文物南迁。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总管吴瀛主持会议，会上也有人认为，宫内之物皆是国之重宝，一旦出宫，散失各地，将无法收拾。吴瀛也担心国宝在路上会有闪失，何况自己家里还有11张嘴等着他吃饭。


　　日军的炮声越来越近，院长易培基不得不执行迁宝命令，几次三番请吴瀛出山，说明保护文物重要：若日本飞机一炸过来，文物就没了。心里矛盾的吴瀛，经考虑表态道：“臣死谏，将死战，为君子者，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既然如此，我同意出马。晚上即开始文物押运，全北京市戒严，由军警保护一直送到火车站全部上车。第一节车厢就是吴瀛的押运指挥车厢，车厢顶上架着机枪，第一批珍宝走出了紫禁城。国宝将漂落何方？谁也不知。京城一下显得格外冷清：国宝走了，五朝古都也就放弃了。


　　1937年深秋。在北京西城的一座小院里，著名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生命垂危。陈寅恪乃名门旺族之家，其祖父陈宝琛，戊戌变法时为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后被革职，是个爱国者。陈三立是清末有名的诗人，卢沟桥七七事变时，陈三立不肯离京，有记载说他绝食而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陈寅恪悄然离开京城，前往长沙临时大学。


　　月圆时分，清华园里秋风萧瑟，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凭栏举目，思绪起伏……冯友兰之女、77岁的作家宗璞回忆：当时很多人走了，冯友兰和吴有训先生晚上出来巡视，看校园里寂寥荒凉，冯友兰不由想到黄仲则的两句诗：“只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正在山西野外考古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讯北平失陷，连夜赶回。前脚迈进西直门，后脚日军司令部的帖子已摆上案头：他们早闻梁思成大名，希望他能留下，优厚待遇自不必说。梁思成之子、今年73岁的梁从诫回忆：是大东亚共荣协会送来的请柬，要我父亲出席一个宴会。父亲意识到：若出席此宴会就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跟日本人合作即成汉奸，对梁家来说不可想像；若不出席此宴会，就有可能被他们的特务盯上。


　　梁思成只好决定离家出走。离开北京时，全家人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而扔掉了整个家。


　　闻一多之子、77岁的闻立雕回忆：西城的一条胡同内，闻一多全家也踏上流亡之路。除了身上的穿戴，换洗的衣裳，加上他的一点手稿，装了一个柳条包，就匆匆上路了。在车站碰到臧克家。臧克家说：闻先生，你的那些书呢？闻一多说：国土一大片一大片的丢失，那几本书算什么？告别书香，告别学堂，这些平日里的文人雅士，就这样离别赖以生养的文化田园。夕阳下，古道旁，路在何方？

三、杭 州 告 急


　　梁从诫回忆，离开时前途未卜：去什么地方？最后什么结局？这场战争中国能否打赢？皆不知。且从没出过如此远门。过去去野外是调查古建筑，此时拉家带口却是逃难，但他们义无反顾。


　　就在凇沪战争爆发两个月后，日军部队源源不断开来增援，上海战事危急时，上海西区一座石库门里，一位10岁的孩子正等着爸爸回来。王小亭之子、今年80岁的王健龙回忆：每天早出晚归的父亲，有时回来很兴奋，有时回来却话都不愿讲。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这位著名的战地记者扛的是一架德国产的电影摄影机。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无数的生命消失在腾起的烟雾中，镜头后面的王小亭神情越来越凝重。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那次据说他去拍摄四行仓库时，看到我们很多士兵都英勇的一个个倒下去。


　　1937年10月26日午夜，一位名叫谢晋元的团长率领800位官兵，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执行阻击任务，血战四天四夜。隔岸观战的中外人士发现：枪林弹雨中还有一位手提摄影机的人。他拍下的四行仓库的激战成为中国军民顽强抵抗的真实写照。寺庙里香烟缭绕，市民们昼夜为这支孤军祈祷。


　　为了避开日本飞机轰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求得禅源寺方丈帮助，把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从杭州转移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天目山禅源寺里上课。当年在天目山庙里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大概有二三百人。同学们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既有离家的孤独，又有难得的安宁。


　　在杭州六合塔下，茅以升主持的钱江大桥建设已进入关键时刻。1934年开始建造的这座钢铁大桥，注定要载入中国桥梁史册。


　　钱塘江位于入海口，闻名于世的钱塘江大潮和随水流变迁的泥沙成为建桥的两大难题，所以杭州人把办不到的事比做“在钱塘江上造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茅以升不负众望，采用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方法攻克技术难关。工程进展顺利，通车指日可待，可战争的脚步逼近了钱塘江大桥工地。茅以升打破常规，打桩、建墩、上梁同步进行，力争大桥早日竣工。八一三后上海很吃紧，战火逼近了杭州，杭州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铁路桥首先通车：没有鲜花，没有锣鼓，更没有彩旗，只有一辆运载着抗日物资及不计其数逃难的老百姓的列车缓缓地驶过大桥。铁路桥开通，并没有给茅以升带来丝毫的喜悦。危机重重的大桥，谁都不知道它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实际上在他造桥时，在大桥的南端的第二个桥墩上，已留下了一个方洞，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原来方案上没有的方洞是干什么用的，只有他和总工罗英知道：这为了阻止敌人的进犯，准备随时炸桥用的。


　　此时在上海，吴蕴初天原化工厂的搬迁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吴蕴初说：尽管你日本人要炸，我也要搬。5年以前的“一二八”战火中，沈渊的“华申水泥厂”被日军的重磅炸弹摧毁，停工达十个月之久。1937年，“华申”刚恢复元气，厄运又一次降临。沈渊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十二个大字：“愿为抗战效力，誓不以厂资敌。”此时，吴蕴初也告别了家人，一走，女儿就八年没看见他。


　　上海陷落后，日军侵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其先头部队已与嘉兴守军交火，杭州告急，十多万居民涌出这座古城以躲避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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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后方 （第3、4集）  

　　四、南京三面受击


　　上海陷落，日军侵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其先头部队已与嘉兴守军交火，杭州告急，十多万居民涌出城外以避战火。


　　此时，秀丽的西子湖畔，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浙江大学搬迁迫在眉睫。原浙大教师，现105岁的陈鸿逵回忆：学校搬至何处？竺可桢校长决定避开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以免造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而是搬至城镇和农村，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


　　那天傍晚，夕阳映照下的钱江码头人声鼎沸，浙大师生从此启程去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凡可运走的图书、仪器，包括11架钢琴等，全搬进船舱。这座1897年创建的浙江高等学堂，就这样踏上了流亡大学之路。原浙大学生，现90岁的赵明强道：尽管自己在杭嘉湖地区生长，无比留恋杭州，为避日军涂炭，此时也只能与学校共命运。


　　此时，望着远去的船队，茅以升的心情更加沉重。其女茅玉麟回忆：战事越来越吃紧的1937年11月16日，南京当局派人来找茅以升，说日军已逼近杭州，为阻止他们南犯的速度，要把钱塘江大桥立刻炸毁。可杭州城里大部分居民还没撤离，炸断桥等于炸断了他们的生路。在江边久久徘徊后的茅以升，最后终于耐心说服了有关方面暂缓炸桥。当晚，根据茅以升拟定的方案，一箱箱炸药放到了南岸第二个桥墩里和五孔钢梁上，100多根引线从一个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只等一声令下，就把大桥的五孔一墩全部炸毁。


　　11月17日，老百姓认为最难建的钱塘江大桥竣工，几千年来用两脚跨过钱塘江的愿望实现了，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参加了翌日的竣工典礼，有人在桥上走过好几遍。他们万没想到是从导火线和炸药上通过的。经统计：仅这天从桥面通过者有10万之多，按总投资160万美元计算，此期间运送过桥的物资远远超过了造价。


　　两年前，中国军方花费49万元，在长江入海口两岸最狭处仅三公里的江阴要塞构筑防线，江阴炮台成为阻止日军北上的重要壁垒。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现77岁的杨麟回忆：除南京雨花台炮台、江阴炮台外，沿途再无炮台。也就是说：江阴失守，南京便会因无险可居而门户洞开。危急关头，政府下令海军部在江阴沉船封江，“通济”，“大同”等八艘军舰奉命沉入江底，但无法奏效，随即紧急招募民船。消息传至上海，三北、大达、中国航运等中国著名的民营轮船公司老板紧急商量沉船事宜后，一声令下，几大轮船公司和招商局的20多艘商轮依次下沉，后又有附近民船加入，沉船吨位共达63880吨。沉船后，沪上几家大轮船公司濒临破产。高级记者、作家，今年90岁的冯英子回忆：当时沉了多少船已记不清楚了，总归是一大批船全在江阴附近沉掉了。杨麟回忆：船是沉掉了，可没处买新船，上海造船厂被炸了，江南造船厂被炸了，轮船公司除了舢板和帆船外，轮船是没有了。


　　从1937年夏天起，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原故宫博物馆职员，现73岁的牛晨回忆：警报一响，大家就连古物带人都躲进小山头底下挖的防空洞里。当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在上海租界藏了一段时间后，分批运往南京，总数达19550箱。凇沪抗战发生的翌日，7000箱文物即由牛德明从南京押运到武汉。当时日本飞机的轰炸很凶，这批文物历经磨难，好不容易才算是保存下来了。


　　此时，长江面上已波动着战争的脚步声，而文物押运员牛德明正日夜兼程返回南京。他在执行马衡院长的命令：再回南京抢运5000箱较好的文物出来。其时南京形势紧张，上海失守后，日军主力迅速北上，1937年12月5日，南京已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人们只能从水路撤离。年德明一行弄了三条身长舱深的大驳船，一趟约运出了7000箱古物。

五、陪都武汉


　　原故宫博物馆职员，现81岁的梁匡忠回忆：南京城破时，我父亲梁廷炜跑不动了，上海码头的搬运工背着他跑。原中央大学学生，现84岁的郑体思回忆：城破的头一天，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最后一次巡视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即召集畜牧场的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万有廷不舍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罗家伦校长面前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罗家伦校长忍不住感动地落下泪来。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六朝古都南京陷落后，日军兵分三路扑向杭州。1937年12月22日，杭州已危在旦夕，这天仍有300多台机车通过钱塘江大桥。12月23日下午五时许，在桥头就已能看到远远的日军骑兵队来了。茅以升即下令迅速封锁桥面，准备炸桥。与此同时，一部分日军在武林门码头登陆。五时后，茅以升一声令下，这座全长1453米，仅通车89天的大桥顷刻间被炸成了六段。


　　茅以升亲自下令炸毁了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就像父母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悲痛异常，当即作诗三首以明心志，其中曰：“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他将建桥资料装进行囊，踏上了西去大后方的漫漫长路。


　　在日军大举进犯的铁蹄下，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中国百姓涌向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王以玉一家也裹入这滚滚人流。原籍河北，现81岁的王以玉回忆：一天夜里，她一家就睡在铺了一层草的地上，天快亮时她摸到背后有个东西，拽住一看，妈呀是一条狗。那条狗和她睡了一夜。有天早晨，一家人被冻醒了，才9岁的弟弟哭喊着：我不做亡国奴，我要走回家！哭得父亲心如刀绞，他找到了一个难童教养院，把几个孩子送了进去。


　　为保护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孩子，抗战时期设立了近百所儿童保育院。随着战争的临近，不久，王以玉和小伙伴们被送到武汉圣罗以中学。1938年3月，宋美龄、李德全等人发起并成立的第一个战时儿童保育院就设立在这里。在三万多孩子组成的集体中，王以玉和弟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4月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也是日本最隆重的节日“天长节”，东京街头一片喧闹。此时阴雨过后的武汉艳阳高照，市民们不知道日机已从芜湖起飞，这批王牌飞行员要用大轰炸的“战绩”作为送给天皇的厚礼。


　　那天，正好学校组织一些学生，在中山公园里春游玩得正欢时，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大家纷纷躲藏起来。其时，日军出动了69架飞机，像一群黑乌鸦飞临武汉上空投弹轰炸。年轻的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队早已严阵以待。空战中，中国飞行员陈怀民打光了所有弹药，毅然架着中弹的战机与敌机同归于尽，英雄碧血怒洒长空。


　　听到空中啪啪啪、咚咚咚的枪炮声，有胆大者从张公亭防空洞里跑到外面观看：日机飞得很低，连翅膀上涂的红太阳都看得到；被我机打中的日机，机尾冒出一股浓烟直往下掉。观者情不自禁高兴地拍着巴掌跳起来喊：“好啊好啊，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引得防空洞里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观看。这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配合地面的高射炮共击落日机20多架。武汉市民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当时老舍在武汉撰文，谈他这天看到的空战：敌机被打中后，屁股一路冒烟栽落地下，地面观看到的武汉市民无不欢欣鼓舞。


　　自从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即筹划迁都重庆，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也就成了临时陪都。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于1937年2月第二次握手，掀起了抗日高潮，此时的武汉也就成了各界人士迁往大后方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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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卫大武汉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刚写完小说《骆驼祥子》的老舍正在济南大学任教，平津陷落的消息不断传来，老舍却在犹豫彷徨之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现70岁的舒乙回忆：当时老舍的长女4岁，舒乙2岁，二女刚出生，老舍正为被如此小的三个孩子羁绊着无法行动而苦恼之际，一声巨响后黄河铁桥被炸，日军已攻占沧州，正沿着津浦线南下，济南岌岌可危。老舍不得不收拾起行装，忍痛向他熟悉的书斋生活告别。他提着装有两三身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揣着50块钱，去车站赶最后一趟车。


　　在如同催征号角般的汽笛声中，老舍抱着未写完的小说手稿，挤上了济南火车站的最后一趟列车，直奔武汉。后来他作诗描述此时心情：“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老舍离开了亲人，从此投身于抗日洪流，忍受着漂泊流离的痛楚，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用笔战斗的文化战士。老舍离开不久，济南陷落。日军随之以24万兵力夹击徐州，台儿庄战役爆发。


　　台儿庄是山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靠近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叉点，是徐州的屏障。原南开中学学生，现87岁的李宗岱回忆：在台儿庄的战斗中，他带着26个敢死队员，与日寇浴血奋战。激烈的战斗中，挺身投手榴弹的他被子弹射穿身体扑倒在地，救下后三天三夜才苏醒。尽管这次胜利并没有扭转中国的危局，但它毕竟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消息传来，武汉三镇沸腾了。人们高兴地又唱又跳又笑，四五十万武汉市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游行中，在中山公园又组织了一个抗战歌曲万人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指挥，沉寂了多年的重镇武汉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时江面上锣鼓喧天，武昌与汉阳，汉阳与汉口，四岸歌声激荡，此起彼伏。天上的星光月光交相辉映，以及船上的灯光、人们手中的火把，映得江面异常壮观。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当时组成了十个抗日演出队、四个抗日宣传队、四个电影放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按照国民政府的说法，要“用这几个队当十几个师来使用。”


　　八一三后，上海的文化界人士提出一个口号：“到武汉去，到武汉去”，坚守自己的国土，坚守自己的岗位，抵抗日军的西进，保卫大武汉，动员全中国抗日。早在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方面人士就组成了13支演出队，去前线宣传抗日。现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回忆：上海沦陷后没过多久，她于1938年8月27日离开了上海。当年的剧作家、演出队队长，现95岁的陈鲤庭回忆：他把自己的房子，作价400块钱转让给别人，和秦怡等人一起，乘轮船在汽笛声中告别了故乡。


　　16岁的秦怡满腔热情地来到武汉，从街头演出开始，一步步走向银幕。她从没学过戏剧，只是演过一些小戏，被导演史东山、应云卫看中，让她参加了抗日的文艺工作。战争将文艺工作者们集合在一起，车站、码头都是他们的舞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目之一，电影明星白杨和秦怡都任过剧中主角。秦怡回忆：她曾在能坐七八百人的学校大礼堂里演出此剧。


　　此期间，《放下你的鞭子》不仅演遍大江南北，还被电影明星王莹带到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邀请她去白宫演出，礼貌地接待了她，并予以鼓励，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1938年5月起，中、日军队陈兵武汉外围。战争消耗了日军大量物资，黄金储备从288万吨减少到8万吨，元气大伤的日本政府，将攻占武汉作为扭转困境的重要砝码。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当时中国军队把大量的军舰、轮船在江中炸沉，阻塞航道，另抛掷大量石块，连冯玉祥都亲自到现场指挥。让冯玉祥高兴的是：泰山一别数年后，又在武汉与老舍见面了。


　　老舍原来在山东时，冯先生也在山东。在泰山上，他想请老舍先生当他的老师，老舍没去。这次在武汉，冯先生终于抓到老舍了。“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这是冯玉祥送给老舍的诗句。冯玉祥会写诗、写文章，当时有人叫他“丘八”诗人。冯玉祥许多浸满了西北辣子味的打油诗，常常被翻译成日文贴上街头。因为战争中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要。


　　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仅剩下的四架马丁式轰炸机中的两架，借助这个月最后的月盈机会，靠天体导航飞向日本列岛，实行了一个“纸弹轰炸，人道飞行”的计划。在福冈等日本城市上空盘旋了两个多小时，在投完了14万份传单之后安然返航。这些传单上印着：“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略迷梦，迅速撤回日本国土。”


　　但这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岂又是几张纸片阻止得了的？几个月后，武汉陷入了更大危机。

去大后方 （第5、6集）  


　　七、悲恸松山


　　193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200多名浙江大学学生，告别了暂居两个多月的天目古刹——禅源寺，绕过被日军封锁的公路，到建德与先期到达的校本部会合。


　　一到建德就开始上课，那时抓得很紧，只要有房子就行。白天上课，晚上挂一盏汽灯自修。可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建德，也不是久留之地，浙大下一步准备搬至江西吉安。校长竺可桢顶风冒雪奔波11天，到处托人求情，才征得十多节车皮为浙大搬迁使用。但因坡陡路滑，火车无法上行。


　　那处地的那坡度千分之七，火车头力不够，上去就下来了，再上去再下来。后除50岁以上的老师不下车，全校其他约两千名师生都下来推火车。时已隆冬，小雨夹雪，寒风扑面，师生们把火车就这么一步一步地推着走，直至火车走上正轨。


　　当时每班约120个同学，皆衣衫单薄紧紧地挤在一节节上面没顶的装猪的铁篷车里，只是给每班约20个女同学的车顶处弄个棚，可以坐在里面，其他近百名男同学，只能在车厢里站着。但两天两夜的路程，困了只好你压在我身上，我压在你身上。还有的没车坐只能步行，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从建德到吉安。


　　虽说吉安是宋朝大文人欧阳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可一个月后，浙大又迁至距吉安40公里的泰和县上田村。从此，上田村古老的大原书院里就响起了琅琅读书声。五个月后，竺可桢校长接到教育部来电，暂别泰和去武汉，后又考虑搬家到湖南、广西去看地方。这天，刚刚安定下来的浙江大学出事了：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和儿子同时得病。

  

  

　　现75岁的竺可桢之女竺宁回忆：时值8月盛夏，泰和闷热无比，也许是水土不服，母亲和哥哥两人同时发病，拉肚子不止，发出的电报父亲一时无法收到，病人情况严重已陷入危机。哥哥的脸烧得通红，躺下又爬起，显得异常烦躁，好像是不行了。下半夜后，我们两小妹困乏地睡了。翌日早起来，哥哥就没了。爸爸闻此噩耗，长驱千里，日夜兼程从广西火速赶回。和我一起在路口迎候着的姐姐对爸爸说：哥哥不在了。爸爸非常难过。爸爸见到妈妈后，妈妈说：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其实，母子俩患的是痢疾，算不上重病，可泰和县缺医少药，终酿成人间悲剧：竺可桢的儿子先逝，苦熬9天后，夫人也撒手而去。恩爱之家七去其二，竺校长悲怆得呼天喊地，他的面容一夜之间枯槁憔悴。


　　这中年丧妻子又丧子的悲惨场景，使参加追悼会的300多名师生泪流满面，呜咽声久久不息。来自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对母子，从此长眠在泰和县松山北坡上。一个多月后，师生们到墓前去照相告别。竺可桢走到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已泣不成声。他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新坟的黄土，哽咽了半天才道出几个字：我们走了，以后再来看你们……。


　　翌日，竺可桢和全校师生即启程搬往广西宜山。这是浙大第三次搬家。


　　翌日一大早起来，大家都携物登船。师生们原来的家都没有了，好在现在还能跟着学校漂泊，毕竟师生们都在一起，大家互相之间还有依靠。十月的微风，鼓起了远航的风帆，舒缓了郁积在少年心头的家难之痛。后来船越来越难走了，再后来就要背纤把船拉上去。男同学纷纷下水拉纤。


　　两个月后，浙大到达广西宜山时，武汉危急。


　　此时，保卫武汉的中山舰已缓缓驰来。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中国最有名的战舰之一。此时它的主炮、副炮已拆下，安装在长江要塞上。面对强敌，它严阵以待。日军派了6架飞机，几次追踪中山舰。中山舰的奋战，成为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敌机反复从空中向中山舰俯冲轰炸。撤去主力大炮后的中山舰仍奋力还击，但抵挡不住敌机的疯狂轰炸，舰身被炸起火，机舱里的涡轮等机器被损坏，失去动力的舰身顺着江水往下漂流。敌机仍疯狂地进行机枪扫炸弹轰。此时，舰体外壳被打穿了好几个洞，舰体在不断的进水、下沉。舰长沙世俊决心坚守到最后一刻，终于和23位抗战英雄一起壮烈殉难。


　　历时五个多月的武汉会战降下帷幕；日本军力被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削弱，从此再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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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星在坠落

  

  

　　著名话剧演员，现83岁的胡宗温回忆：此时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武汉街头到处是匆匆忙忙拖儿带女躲避战乱的人群。学校已经停课，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亲眼在阳台上看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炸死中国百姓，不愿做亡国奴的胡宗温也毅然不上学了，参加了哥哥他们的那个话剧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高三学生赵寻。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85岁的赵寻回忆：胡宗温那时约十五六岁，是话剧队里最小的小妹妹。江汉关的钟声与军号齐鸣，赵寻和他的伙伴们就此走向战场。


　　那时没有谁拨经费，都是他们自己从家里带钱来进行演出活动。赵寻当时带了几十块预备到学校交学费的钱，都充作了演出经费。没有给养，没有装备，这群文化战士拥有的只是一套军装、几把大刀，以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那时候东三省丢了，华北五省丢了，日军又进攻到武汉，真是到国破家亡最危险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豪情、满腔热血的准备为国捐躯。


　　初秋的艳阳照在一张张年轻人脸上，赵寻率领演剧队离开武汉后一直向北挺进。队里的核心人物周德佑这次是悄悄离家的。周德佑留了封信给父母说：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我要听从国家的召唤离开家，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个不孝之子。其父母——银行家周苍柏和太太董燕梁为儿子不理解他们而难过：我们不怪他走，可他可以跟我们当面说一声啊，难道就他一个人知道爱国，干吗要偷偷摸摸地走呢？


　　在外面四处演出的生活很艰苦。著名指挥家，现85岁的邬析零回忆：那时候他和周佑德差不多，出发时抬行李的就是他们两人。他们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变化非常大，原来娇生惯养的孩子，现在在外面演出，还要料理自己的生活，常常是没吃没喝。有一次他们乘船没钱吃饭，看到别人在吃饭，闻着那饭香，饥肠辘辘的他们馋得直咽口水。船上的人非常同情他们这些为抗战搞宣传的年轻人，大家凑钱给他们每人买了碗白饭吃，他们三口两口就狼吞虎咽下去，觉得好吃极了。


　　深秋季节，北方已十分寒冷，可他们穿着草鞋到山村巡回演出。演出前一敲锣打鼓，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就都来了。演剧队没有道具，就到老乡家里去借凳子、椅子、衣服、锅碗瓢盆等等。频繁的演出中，周德佑白天拉小提琴，晚上挑灯夜战写剧本，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持续的劳累损害着他柔弱的身体。现88岁的周小燕回忆：周德佑是我们兄妹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个，因为父亲喜欢音乐，周德佑学小提琴，周小燕学钢琴，大弟弟学萨克斯。


　　那时，周德佑写歌词、演戏、拉小提琴，非常活跃。小燕后来去法国留学了，周德佑没去，他和他的小提琴，伴随演剧队一路北去。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武汉失守了，学校的师生们纷纷离校而去。文史专家，现78岁的徐明庭回忆：那天晚上，我与住在我家里的同学小表兄一起到学校去看看。学校还是这所学校，教室还是这间教室。可是昨日还在一起的同学老师，现在在哪儿呢？这仗究竟要打到哪一天呢？不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孩子们，只想来学校多看几眼。老师都走了，他们只能向留守学校的老校工告别。老校工和他们都哭了。他和小表弟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学校。这个晚上，他们彻夜难眠。


　　得知武汉失守，演剧队的全体队员大哭。大家不是在武汉有亲戚，就是家在武汉，或是在武汉念书。翌日一早，演剧队淌过冰凉的河水，进入河南省境内，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用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文艺形式，讲通俗易懂的救国道理。演剧队是个不分彼此的大家庭，衣服都是互相随便穿。那时大家都是一股热情抗敌救亡，什么都不顾了，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生命。


　　秋去冬来，又是北风呼啸。长期的苦寒生活损害了这批年轻人的健康；抗日救国的热情，又使他们经常处在超负荷状态。演剧队的核心人物周德佑轰然倒下了。他原来的生活那么优越，可目前演剧队的生活又如此艰苦，以致突然一下发烧起来。当时周德佑呕心沥血写出的《小英雄》等几个剧本，演出后反应强烈。他也因疲劳过度，一次演出时猝然晕倒台上。一摸，他身上烧得烫人，才知道他生病了。当时不知何病，后得知病情严重已来不及了，他心力衰竭，三天后就去世了。大家悲恸地哭成一团。


　　去世前，周德佑拉着爸爸妈妈和小燕的手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他就这么走了，被埋在山西小西天下。周德佑的父母悲伤至极，以前已死了一个，现在又受到这个儿子去世的强烈打击，妈妈一下神经错乱了，只要看到和周德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她就上前去喊着：德佑德佑，我知道你没有走……


　　其时，担任国民参议员的邓颖超闻讯赶来安慰道：周太太，你虽然在抗战中失去了儿子，但你要知道，此时有多少孩子死了父母，没有了父母之爱，你应该把你的爱扩大给他们。周母听了这话后慢慢想开了，表示：我一定要完成德佑的遗愿。她把为德佑准备去法国留学的学费，全部捐给演剧队作演出活动基金。


　　一年一度的春风，送来烈士生前喜爱的小提琴曲。演剧队的三十多名战友强忍悲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炮火连天的黄土高坡。

去大后方 （第7、8集）  

　　宜昌大中转


　　1938年的秋天，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江边古镇――宜昌。地处咽喉地带的宜昌是个交通重镇，因为到大后方四川必须通过三峡，宜昌的西陵峡就是第一个峡口。宜昌本来就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所有从下游来的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这里换乘民生公司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


　　这年十月中旬，武汉已岌岌可危，仿佛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就把这座古镇撑得爆满。危机时刻，扼守长江三峡的宜昌，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宜昌城很小，不足两平方公里，但每天有几千人来此，最多时达到三万，都待在宜昌走不了。民生公司的二十几条船数量有限。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


　　原民生公司职员，现86岁的肖怀柱回忆：那年，宜昌突然一下来了几万人，拖儿带女的在怀远路附近的街上，晚上搭棚。当时人多船少，很多人坐不上，人们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地要赶船。看到这悲惨的景象，只有嗟叹难过，没有其它办法。涌动的人群里，演绎着多少日军侵华战乱引起的悲欢离合。


　　这天，一对新人也挤进了宜昌码头。新郎潘士豪，抗战爆发前是武汉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员，武汉保卫战枪声打响时，潘士豪刚刚举行完婚礼。原籍湖北，现89岁的潘士豪回忆：结婚时，我还不知道妻子叫什么名字，后来看到别人送的结婚纪念的红包，才知道她的名字。潘士豪的妻子很贤惠，他俩常常想：别人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婚礼后，新郎偕新娘离开武汉，到宜昌一带风景区欢度蜜月，直到碰见一位朋友，这对徜徉在湖光山色里的新婚夫妇才如梦初醒。


　　那朋友告诉他说：日本人已到了当阳，就要到宜昌了，你们还不赶快走？潘士豪慌了，赶紧去买船票。那时的船票非常紧张：一艘船只有几十个位子，可有几万人要走。潘士豪想买两张票和妻子一块走，可他根本买不到船票，那朋友也只能答应帮他买一张，他只好让妻子先走。他送妻子临上船时，真像是生离死别：他担心妻子在路上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妻子担心他在宜昌日本人来了后走不脱。


　　潘士豪与妻子分手的码头上，还堆积着多达9万吨的待运物资，这些从沿海工业城市转运过来的机器设备，是当时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的船只，尽管汽笛声从清晨响到深夜，但它们怎么也跟不上战争的脚步。向鄂西进犯的日军，被中国军队阻击在襄河东岸，为宜昌撤退赢得了一段宝贵时间。这天下午，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次长的卢作孚，飞抵宜昌。


　　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之子，现82岁的卢国纪回忆：武汉沦陷的前一天，我父亲离开武汉乘飞机到宜昌。那是1938年10月23日，宜昌一片混乱：抢买船票的老百姓挤满了几个轮船公司。看着为争运货物互相责骂的人群，卢作孚大喊“请回去，所有人都明天见”。


　　可就在此时，为阻止日军进犯，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在一个月前就下了沉船封江令：在田家镇处把所有的船都沉入江底，阻断航道。沉了招商局、大达公司的船后，还要沉民生公司的船。


　　得知此事，卢作孚非常震惊：如此危急时刻，沉民生公司船断敌路的做法，无疑是自绝后路。卢作孚最终也没有执行此令。民生船不能沉，只有民生船才能在长江上游的宜昌到重庆段航行，其它船都上不去，若把民生船沉了，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与支援前线就全没有了。经卢作孚的再三努力，民生轮船公司的船保下来了，但望着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他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当时民生公司所有的船，也只有几千吨力，要运完这些物资，须得一年。更让卢作孚担忧的是：时值深秋，长江三峡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到时那些大点的船都不能走了，运输任务就难以承担。只有40天了，一夜未睡的卢作孚决定打破常规：除了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这就是著名的 “三段航行”计划。


　　即使是实行“三段航行”计划，也只是春节前的一个多月时间：枯水期是十一月到三月。长江水位正在下降，民生公司征用的850只木船也在加紧运输，木船要用纤夫拉纤。三峡纤夫的照片曾登在美国报刊上，世界由此得知：如此危急关头，这个民族竟用肉体与钢铁搏斗。


　　宜昌在经受一场血的考验。那些船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抢运物资，卢作孚坐镇宜昌指挥，40个昼夜基本上没睡觉。每天晚上，民生公司招来的3000名搬运工在各个码头往来穿梭，激昂的号子此起彼伏，在古镇江边回荡。


　　其时，川江上还有几艘海外中立国轮船，但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物资，且每吨的运价高达300至400元。一些从长江中下游西迁来的厂矿，因无法承受高额运输费，不得不将一些份量重、体积大的机器设备，抛掷在沿江两岸。从河南撤离出来的中福煤矿总经理孙越崎，望着那些无力搬迁的采矿设备，久久地在江边徘徊。


　　就在孙越崎一筹莫展时，遇见了卢作孚，因二人皆属刻苦努力，事业心强者，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五分钟即达成共识。卢作孚表态说：我一定把你的设备运上去。卢作孚通过合作办厂、减免运费的方法，还将无力搬迁的上海大鑫炼钢厂、常州大成纺织厂、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挽救了下来，并用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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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移动


　　40天过去了，卢作孚独自一人在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9万吨器材和3万人员已赶在枯水期前撤退一空。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落下了帷幕。


　　世界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这样的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宜昌大撤退后，日本军界一片哗然，认为：若当时集中主力攻打宜昌，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


　　人们习惯把进入四川的那段长江叫川江。这段航道在巫山与大巴山夹击下陡然变窄，穿过三峡急流，便是西南重镇重庆。


　　可是就是这个三峡急流极其难走。那天，7架日本飞机在三斗坪的青石洞处轰炸“民俗”轮。此为航道最窄处，根本无法躲避，“民俗”轮被炸弹击中，船上人等纷纷逃离。其中一电报员抱着电报机不愿离开，仍继续发报。失去动力的船只，随时可能触礁沉没，水手长龙云海，执意代替船长领航。一大副和船长为让对方离开争执不下，皆以身殉职。继“民俗”轮后，民生公司又有8艘船被炸。日军试图割断这条内迁大动脉。


　　这天，运送国宝的货轮也险遭厄运：那船工不是当地船工，对此水路不太熟悉，船一下被急流冲得撞上了石壁上的大佛，返回又撞在一块大石头上，船成90度翻立起来，船上的人忙把东西搬到石头上呼救。还好，只丢了一双袜子，大家都把命拣回来了。


　　在日机的轰炸下，长江顽强地搏动着。而在助船运输的纤夫队伍里，走着一群眉青目秀的年轻人――他们是从南京撤出来的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


　　那时不大下雨，江水少而流急，船上游难行，就要拉纤。时任南京艺专教导处主任的年轻曹禺，和南京艺专的一批师生，在余上源校长的带领下，坐三条大木船进了川。面容姣美的凌?如，学的是戏剧表演艺术，18岁的她，在充满野性的川江号子声中，感悟着生命的张力。她也想加入到拉纤的行列中，大家都说她拉不动不让她拉。曹禺老师积极道：我来拉，我力气大。在崖石上，和纤夫一道匍匐而行的曹禺，刚发表完与《雷雨》齐名的话剧《日出》。拉纤时，曹禺用力地几乎伏在地面上，还给大家喊口号：小伙子们不怕苦啊，加油干哪使劲拉啊！其实，有的学生比他的年纪还大。他当时穿一身长棉袄，敲着大锣招呼着师生们下船、集中、开饭，说是鸣锣开道。


　　在战争的烽火中，秦必韬的父母、外婆和舅舅离开湖北老家，汇进了西迁的人流。现66岁的世界不动产联盟台湾分会秘书长秦必韬说：那时妈妈怀着我，随着外婆坐在一条小船里逆流而上，舅舅、父亲他们在岸上帮忙拉纤。没提防纤绳碰到舵上，小船一下翻了。不会游泳的妈妈，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失去了知觉。江水裹着母亲和她未出生的孩子，向下游漂去，所幸时值长江枯水期，当一路寻来的亲人发现搁浅在石滩上的母亲时，她已接近临产，此时秦必韬就诞生了。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移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山路、水路向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现85岁的唐德刚回忆：我跟随他们跑的那条路，正是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走的路。而且那大山上只有这么一条路。当年，16岁的唐德刚与同学结伴而行，离开安徽老家，翻越大别山，经湖北宜昌，由恩施入川。漫漫蜀道，崎岖难行，唐德刚每天都看到因饥饿、疾病而倒下的同路人。那条小路每到夏天瘟疫横行，路人都死了一半，他亲眼看到有一家六口人死后却有七具尸体，原来有个路人投宿其中。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说：他在重庆报纸上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去重庆，路上母亲生病，怕耽误孩子赶路，后设法自杀身亡，临死前还嘱咐孩子：快走，不要管我。两个孩子只好就地把母亲掩埋，继续赶路。南怀瑾先生每每谈起此事，即情难自禁地流下眼泪：那是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岁月。


　　唐德刚在逃难途中，他和同伴到了一座既凉快又没蚊子的公路桥上，后来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女同学，十四五的他们即慈悲心大发充好汉地把好地方让给了这些女同学了。一群少男少女，就这样相遇在荒山野渡。西去路上，无论是多雨的季节，还是飘雪的日子，人们都在相互支撑。友情和亲情，抚慰着一颗颗漂泊的心灵。然而，正是一段患难中的友情，却造成80多岁的唐德刚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天夜里，他被一阵奇异的声音惊醒。原来是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只听一阵“啊啊啊啊”的呼声，短短几分钟，山洪把附近冲刷得干干净净。翌日早，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她们了，连一件衣服、袜子的踪影都不见。那时候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皆无法统计，人死了就挖个坑埋掉。可这些尸骨无存的女孩连姓名都不曾留下。此后，许多与唐德刚一同出来的安徽同乡，也先后倒在西迁的路上。


　　一场冬雪染白了远近的山林，装载着7000多箱国宝的车队，在800里秦川上蜿蜒西行。为避开日机轰炸，他们过黄河、入潼关，翻越高高的太白山。当时一路艰险，路不是太宽，两辆车在山崖上错车时，外面那辆车的后轮有时悬在外面。有的地方路面凹进山壁，山崖就在车顶上。队伍里，17岁的梁匡忠是经熟人介绍，正式加入押运工作的新人。他整天跟着车子东躲西藏，怕天机泄露，还不能随便说笑。尽管如此，在翻越秦岭时，还是被山贼盯上了。


　　由于车队押运有机枪，山贼们几次跃跃欲试而未能得手。一路历尽艰辛惊险，1939年7月中旬，装载着7000箱文物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四川中部，风景宜人的峨眉山脚下。

保卫宜昌


　　船员、水手、运输大队及流亡的难民之所以能够过宜昌，西上四川，实现整体大转移，当然离不开抗击日军的军队对日军的阻击。在保卫宜昌的战役中，中国一位将军的名字永远刻进了史册，他，就是张自忠将军。


　　从1938年秋天起，日本近卫内阁扬言攻击重庆，在华日军纷纷加紧军事行动。张自忠将军率部截击向宜昌方向进犯的日军主力。


　　1939年5月，日本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10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进犯随县，一路进犯枣阳。


　　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


　　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并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


　　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132师等部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击日军神经中枢，调第132师359团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部队临行前，张自忠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一举端掉日军的总指挥部。


　　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陷入极度慌乱之中，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发起猛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1940年4月，日军再次集中30万兵力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中将军衔的张自忠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不顾一切与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张自忠面对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毫不畏缩，多次指挥部队向日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


　　5月16日下午2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并留下遗言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经数日苦战，部队减员甚多，弹尽粮绝。张自忠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周围的警卫皆没了，最后7个日本兵向他围攻，用刺刀将他击倒，壮烈牺牲。


　　张自忠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牺牲在战场上的亚洲战场最高职务第一人。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


　　张自忠遗骸运到宜昌后，宜昌十万人不惧日机在头顶盘旋，迎接张自忠灵柩。卢作孚派专船送灵柩至重庆。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题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一年后，日军占领宜昌，并加紧对长江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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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后方 （第9、10集）  

　　黄河在咆哮


　　1938年深秋，一向干旱少雨的山西北部山区，下起了绵绵细雨。在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各路中国军队，冒着秋风秋雨向长治、吕梁等地集结，准备向盘踞在此的日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也在风雨兼程向吕梁山区疾行而来，他们就是从武汉出发的抗敌演剧三队。三十多个队员里，除湖北青年外，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流亡学生。大战在即，他们把舞台搭到前线。


　　胡宗温回忆：我们到一个地方演出，背包是不打开的，一有情况背起就跑。演剧队撤离不久，部队就在一公里外的地方，与日军交上了火。山西是平津地区的重要屏障，日军为确保对华北的占领，迅速纠集了10个师的兵力，于12月下旬分四路向中国军队包抄而来。自武汉出发，演剧队头一次遭遇如此危机时刻。


　　敌人打过来了，演剧三队就摸黑跟在敌人后面，在崇山峻岭间夜行军。有时走累了，一听说原地休息，即就地一躺；一说走，眼睛还没睁开爬起来又走。年轻人本好睡，加上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为防止掉队，队友们有时就用皮带，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胡宗温年纪小，捏着队友的皮带，一边走一边睡觉，有时走岔了撞在大树上头撞出大包；有时走着走着，这边的人手不知怎么松了，那边的人就走丢了。有一次，胡宗温把前面的一个人拉松了手，迷迷糊糊地和后面拉着他的赵寻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赵寻骂他：你是怎么走的！再一听，隔壁山头上好像有人说话，他俩正想小声地喊，可觉得不大对头，什么“叭格”的好像是日本话。两人赶紧停下了：再走就坏了，差点就走到他们那儿去了。


　　此刻，从吕梁山区撤离出来的第三演剧队，行进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坡上。胡宗温一口气爬到了一个土坡顶上，放眼看到前方五里以外一片雾气腾腾，细密的水珠朝自己扑面而来。他不知道那是黄河少数的几个险峡之一的壶口。黄河在这里被横阻的山峡断成上下两节，原来宽两三里的河水被挤在仅仅几丈宽的峡口里。从数十米高处飞泻成瀑布落下，隆隆的响声十里外都听得见，腾起漫天的水蒸气，景观非常壮丽。行至近前，那飞瀑冲击着河面，比地震还厉害。胡宗温好奇地慢慢走到壶口边上：天哪，那河水一下倒了下去――下面是万丈深渊。那么高的落差倾倒下的水流，发出隆隆的响声，震荡着脚下的土地。而他们就要从壶口下面的激流过河。


　　胡宗温他们过黄河时，是乘坐着两头是方，中间像个大盒子死笨死笨的那种船。船夫不许他们在旁边，都得坐在盒子里。两边的船夫皆光着膀子划船，大家都听从后边那个掌舵的小胡子的号令。渡船朝着西北方向逆流而上。船工们和着高昂的号子，奋力划桨。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从北平辗转而来的著名作家刘白羽。现85岁的著名指挥家邬析零回忆说：黄河古渡，河面宽阔，水势汹涌，没有经验的船夫是过不去的，他们过河时喊的号子激荡人心。浪涛的怒吼交织着船夫号子，让队员们听得都喘不过气来，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赵寻还记得：他们一行包括光未然，都坐在船中间不敢动弹，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看着船工们喊着号子划桨，在急流旋涡中蜿蜒起伏地行进着，直至快到对岸了才松了口气。


　　船刚一停稳，诗人光未然拽住了音乐指挥邬析零，向他请教欧洲“康塔塔”音乐的曲式。“康塔塔”的中文意思是大合唱。据邬析零日后回忆：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光未然提出大合唱的问题？惟一的答案是：惊心动魄的渡河场面，触动了他的灵感。这位出生在武汉的长江儿子，此刻翻动起黄河的波涛。


　　军号吹散了晨雾，刚到达延安的演剧队青年穿起军装，同战士们一起出操。此刻还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老大哥”光未然，已在窑洞里熬了几个通宵。他们住的是延安的西北旅社，那天晚上光未然就要对大家朗诵他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把冼星海也请来了。光未然约花了六天时间，写了八段歌词，他那时手摔了，由胡志涛记录的。他念，冼星海在那听。听完了还没等大家提意见，冼星海就把歌词拿过去说：我保给你谱好。光未然道：你有什么意见？我改一改。冼星海说：没意见，回头我谱好了你看吧。冼星海也激动了。与诗人产生共鸣的作曲家冼星海，在上海沦陷前夕踏上了西去的路。

激情唱响世界


　　摄制于1936年的影片《壮志凌云》，讲述了东北农村几户人家，从流亡到最后团结抗日的经历。不久，影片作曲冼星海，走上了与主人公相同的道路。而剧中男主角的扮演者田方，这年也来到了延安。现84岁的著名演员于兰回忆：当时我看这个人眼睛怎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啊呀，这不就是《壮志凌云》里面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不当明星到这儿来了，也跟我们一样穿着草鞋、布衣。不由心生敬佩。田方被认为是上海滩“最有希望的硬派小生”，而在他星途灿烂时，却千里跋涉到窑洞大学任教。


　　滚滚的延河水，逶迤向东流去。共同的经历和信念，使他们的心渐渐靠在了一起，他们同作家刘白羽也成了亲密战友。延安鲁艺的一座窑洞里，音乐家冼星海正在为《黄河大合唱》组曲做最后的润色。那时也没电灯，就在烛光和油灯下进行创作，冼星海就趴在桌子上谱曲，他一边谱这边就一边唱，最后改了两遍。


　　诗人光未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他忍着疼痛写下了400多行的歌词后，又披着件斗篷，遮住吊着的手去参加朗诵，他能背出自己写的词《黄河大合唱》，整个一段诗朗诵都是光未然自己念的，里面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句子。这些身居窑洞的艺术家们，此时此刻要用激情的笔、跳动的琴，向翻腾怒吼的黄河，诉说我们民族的苦难与希望。


　　胡宗温回忆：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公演那天，后勤给大家在唱歌前每人吃个生鸡蛋润嗓子，大家兴奋不已：这是《黄河大合唱》首场演出，在陕北公学礼堂后台化妆的队员们还不知道，场外已有上千观众等候。浅灰色的军帽、军服，一扎皮带，男男女女站了两三排，非常整齐壮观。姑娘们还掏出了军棉袄里的棉絮，以展示她们的英姿。


　　排练是冼星海组织的，合乐后由邬析零来指挥。胡宗温回忆说：虽然比起现在来唱的音色不是顶好，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种情绪、感情、思想，在我们脑子里非常具体。开口一唱，就想起我们在船上。赵寻回忆：那时唱得也不一定好，但热情很高，大家唱起来连舞台的地板都震动了。几天后，这些从武汉来的年轻人离开延安，又奔赴抗日的战场。


　　1938年的春天，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许多对西北边区产生兴趣的青年怀揣这本书奔赴延安。现84岁的著名演员于兰回忆道：当年到延安一路走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天我怎么也走不动了，下午四点多钟时大家简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忽然有个同志看到宝塔山了，一下大家也不知道饿了、累了，便向着宝塔跑去。


　　中共中央战时所在地延安，地处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自抗战爆发以来，无数青年人汇集在这座偏远古城。他们在窑洞里的大学上课，学习军事、文化，日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初来乍到的于兰来自北平，她被黄土坡上一座欧式建筑吸引了：原来是盖得相当精致的一座教堂。如此偏僻处怎么会有教堂呢？她们也进去看看，进去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在台上两个气灯的映照下，有个穿军装没打裹腿，系着腰带的女孩，在指挥唱歌。于兰她们一下被吸引住了。


　　始建于1925年的桥儿沟教堂，已辟作鲁艺的校舍。同学们清新、活泼的神情，感染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几个月后，于兰考入这所充满朝气的学校，而与她先后脚离开北平的刘白羽，同时也在该校执教。刘白羽回忆：那年我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年没有发衣服。我现在还有一张那时穿着破破烂烂棉衣照的照片，而且只能吃小米饭、山药蛋。于兰回忆：即使延安的生活是那么苦，仍挡不住大家欢快的情绪。每天晚饭后，大家都成群结伙地在延河边散步。著名学者艾思奇曾这样描述：“生活是极度的苦寒，所有的物质供应是在最低限度的水准上。”


　　沈鸿，上海利用五金厂经理，在众多企业迁往大西南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西北黄土高坡。叮当作响的窑洞里，不但生产出杀敌武器，而且还敲打出自力更生的镰刀、锄头。开荒很苦，山坡上几乎都是长满草和树根的处女地，结得紧紧的，一镐头下去根本挖不开，像于兰这样的女同志，得好几镐头才能开出一块地来。


　　一个早晨，重庆方向飞来的C―45型运输机，降落在山下的空地上。他们是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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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中国的梦想


　　原“迪克西使团”的记者鲁道夫回忆：初到延安，听说那里很冷会被冻死，军队的朋友送我一件皮大衣，后来我觉得并没有说的那么冷，天空中下着小雪很漂亮。这里的人民都很热情朴实，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地方，这真是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度。他对欢迎会上一种叫“秧歌”的舞蹈记忆犹新；说大家对跳舞兴致很高，小伙子们都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晚会。连朱德也跳舞了，把舞伴推过来拉过去，像柔道似的。与国外不同的是：妇女都穿着蓝灰的棉衣棉裤跳舞。


　　“迪克西使团”用柯达公司刚刚问世不久的彩色胶片，拍摄了一部反映延安生活的纪录片。片子开头这样写道：这里人们的最大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山洼里的年轻人都充满精力、活力。他们还发现：雨后泥泞的街道上走着一匹匹个头矮小的驴子，几乎看不到汽车行驶，与中国南方城市的喧嚣不同，这座古城十分沉静。


　　1938年深秋，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湖南湘潭郊外展开，这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刚刚从中原战场撤出，为保卫长沙而屯兵军事要地――湘潭。刚刚攻下武汉的侵华日军，此刻正伺机南下湖南，夹击长沙。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死大战，年仅35岁的机械化部队司令杜聿明陷入焦虑：他的部队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卡车都是从美国、德国进口的，一旦在战争损坏，若无配件失去动力，即成一堆废钢铁。这个令杜聿明头痛的问题，早就引起了一位机电专家的注意，尽管他身单力薄，却毅然挑起了为战车试制大马力动力机的重担。


　　这天中午，一辆小车沿着崎岖小路，绕过衡山，来到机械化部队驻地，开车的是著名机电专家支秉渊，正是他在抗战前后为军队试制各种型号的发动机。他这次来并不是为杜聿明送机器，而是想要回正在这支部队里服役的他原来最得力的骨干，帮他攻克技术难关。


　　此时已攻占湘北重镇岳阳的十万日军正沿铁路线南下，长沙之战迫在眉睫，华南战场硝烟四起，正率队开赴前线的杜聿明，未答应支秉渊的要求。离开杜聿明部队后，支秉渊没有打退堂鼓，这位从小在浙江嵊县穷山村长大的男子汉，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十八岁那年，支秉渊考取上海交通大学，不久就成了一名机电专家。


　　原新中厂工程师，现80岁的王紫云回忆：支秉渊早就想造汽车发动机了。1925年，支秉渊开办上海新中动力机厂，很快在中国机械工业界脱颖而出，他指出：改变中国人用的汽车全部从外国高价进口的局面。


　　工业史专家陈正卿说：中国人想造汽车，从一九二几年起就开始有人动脑筋了。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中，“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主政东北。两个月后，张学良招来工业巨头和汽车专家商量有关事宜。一年后，取名为“民生”牌的第一辆国产汽车在沈阳迫击炮厂诞生，不久即被送往上海展览，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也在其中的支秉渊，记住了这一群情振奋的场面。


　　上海工业史专家刘浩林说：支秉渊看了这台民生牌汽车后很有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他觉得这台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想造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全部由国产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产汽车。民生牌汽车在上海正式展出仅仅六天，“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工厂全被日军占领，张学良初创的东北汽车工业戛然而止。而在黄浦江畔，雄心勃勃的支秉渊日以继夜，殚精竭虑，积六年心血，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是1937年夏天。这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他的精心之作，就像是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孩子，在火光中夭折了。


　　刘浩林回忆说：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地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支秉渊经常冒着炮火回厂组织抢运，连生命也顾不上。同时遭难的还有胡厥文的嘉定合作五金公司、五金厂。搬迁中，有个职工被空袭的日本飞机炸死了。胡厥文的新民厂和合作五金厂，是第一批从苏州河出去的。沉重的船队装满死里逃生的人们和从战火中抢运出来的工厂机器向西移动，他们要在前途未卜的后方建立起中华民族新的支点。支秉渊凭记忆重新绘制图纸。中国人百年不绝的“汽车梦”，像是一副千斤重担，压在这位身板厚实的中年人身上，支秉渊决心更上一层楼，制造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汽车。没想到，支秉渊刚到湖南长沙，工厂还没有安顿好，日本军队就逼近了。沉浸在汽车梦里的支秉渊也只好拆下机器上路，这次他搬迁的目的地是湖南西南部山区祁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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