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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驾鹤西去。因为西安事变的关系,张学良在大陆的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民众也往往对其抱有朴素的好感,因此常疑惑于为什么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仍然始终不回大陆而选择终老于美国。斯人已逝,当然无法求证,但回顾历史,说他身为民族罪人无颜回东北见江东父老,并不为过。
东北到底是怎么丢失的?我们的历史书写的并不清楚。我在读高中的时候,以为就是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张学良受命不抵抗而撤离东北,关东军即占领东北全境。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内阁或是军部的策划,而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产物。制造挑衅和突然袭击之后,并没有如何消灭东北军的全盘计划。
九一八事变之前,双方兵力对比为东北军正规军26.8万、地方军队4万,日本关东军1.05万。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的态势为:完整的黑龙江省控制在马占山手中,有3.3万军队,并且立即开始了抵抗;吉林有5.5万东北军,主力已经投降,剩下小部分坚持抗日;张学良率领撤离东北军主力约二十万驻锦州;日军总兵力为关东军2.8万,违令增援的朝鲜军三万余。此时,日军前后受敌,深感威胁。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結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此时,除了极少数狂热的中下级军官以外,日军根本就没有想象他们能够占领东北全境。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继续占据旅大并控制东北铁路,就是日本军部的最高目标了。对于关东军而言,他们的行动违抗军令,乃是只许胜不许败,稍有失利就会导致内部分裂,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举一个例子,此后关东军在中蒙边界与苏军制造了数次摩擦,在遭到苏军痛击之后便不敢再轻举妄动。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1932年1月3日,张学良率二十万东北军不战而撤离锦州,日军兵不血刃便关上了东北的大门。锦州的战略地位,如果看过电影《大决战》的话,应该很容易理解。而这次撤军的深远影响,则在此后几年内逐渐体现出来。日本国内原本强烈的对于关东军的反对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加速了军国主义化,1936年爆发了“二二六兵变”,确立了军部法西斯专政。而东北军的表现,也让日本更加认定中国软弱可欺,从而确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政策。锦州弃守两个月之后,伪满洲国即宣告成立,东北丰富的资源成为了日本战争机器的动力来源,从而使得此后的日军更加强大。而原本在国内尚称精锐的东北军,此后成了脚下无根的客军,并且最为畏惧日军,在对日战争中全无战心,争先逃跑,。
反面推想一下,如果张学良在锦州放手一战,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抵抗,在一定时间段打成胶着,关东军的野心不能顺利实现,日本国内的压力必然迫使关东军撤军。然后,就好像上海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热河抗战、绥远抗战时一样,中方做出一些妥协,而东北大部得以保全,东北军主力不伤元气。这样,让日本政界认识到征服中国付出的代价,日本的军国主义化速度将放慢,并且无法获得东北的资源,而中国的“黄金十年”建设期将有可能得到延长,异日的中日全面战争,恐怕将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或许有人会问,不是蒋介石要求不抵抗的吗?事实是,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只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要求避免争端的一个基本政策,而在九一八之后争端已经发生时却并未提出这一要求,表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并一再强调锦州必守。即使是消极等待国联调停的蒋介石也深知,这种国际调停最关键的还是军事,占住了地盘才能在调停中赢得主动。此后,蒋介石下野,主战派控制了中央政府,汪精卫一再严令张学良率部出击,张学良先是按兵不动,后来干脆不战而逃。而正是东北军过于糟糕的表现,此后让日本的主战派和中国的主和派在各自的政府中占据了上风。
作个对比考察的话,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其间中日多次小规模开战,无论是蒋光鼐、蔡廷锴还是宋哲元、张自忠,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让日军没能在军事上讨得便宜,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国家利益,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以七万兵力力拒六万日军一月有余,唯独拥有最优势兵力的张学良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整个东北,一切国家利益丢的干干净净。再看薛岳守长沙,同样面对蒋介石的撤退命令,“老虎仔”就能发威怒吼:“我是湖南省主席,我对湖南有责任!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境界之高下,判若云泥。
因为有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可如果没有他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是否还会有西安事变?也许,张学良只是党派的千古功臣,却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当然,就这个责任加在这位年轻的花花公子身上,他确实担当不起,正如他对唐德刚的口述历史中所说:“我当年当东三省总司令,我父亲死掉,我没有准备啊!我没想干这玩意啊!……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然而,历史正是这样的残酷,没有这个能力的他被历史放在了这个位置上,历史也就把他钉上了耻辱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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