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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甜甜的超级女生 饥不择食的中国民主
作者: 郭威 | 2005年08月26日17时41分 |
首先想说的是,我对超女丝毫提不起观看的兴趣。
目前的形势之下,这么说或许还是需要一点点勇气的。这么说倒不是说超女有什么对我不住的地方,实在是“人各有志”。家母不可能拉住在下端端正正的坐在沙发上陪她看《梨园春》,同时估计她老人家也不会对上窜下跳的《犬夜*》打起什么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家摆了三台电视来维持一家人的和睦相处。
在这里我并非想本着主动找骂的精神去褒贬超女的作秀或者运作的水准。写这篇文章只是想针对网上,乃至很多知名报纸杂志上关于“超女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文章,提出自己的一点拙见。
《南方都市报》几乎每天都有针对超女与民主关系的评论,《南方人物》更是把“‘超女’革命”的口号打到了杂志封面,有的报纸拿出几个甚至十几个版面来讨论超女。足可见,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已经把超女风行天下当作了中国民主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思想启蒙运动。有人不无聊侃的说,那些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震天口号喊了许多年,民主的到来反倒全赖这群小丫头的粉墨登场,足见,胜利永远是属于庶民的啊。
起初听到这种论点,我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一群小姑娘在资本大鄂媒体大亨们的摆布之下,做做秀,引得一帮什么都不懂的Fens一起跟着瞎起哄,自己被人任意盘剥还欢呼雀跃痛哭流涕,这能跟民主扯得上关系?娱乐界那点赚钱的本事,谁还不清楚不成?
无论如何,我还是开始耐着性子关注并尝试了解超女,硬着头皮细看各界关于超女的评论文章。慢慢也就觉得,这种说法好象也并非毫无道理。
就形式上,超女确实有很多与民主选举一样的地方。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选手的评选方式——海选,即选民意愿的公开表达。
尽管这种方式既不是超女所独创,更不是超女所独有,但这种民主选举的方式之所以在其他娱乐节目上并未让人产生如此联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规模。其他娱乐节目的影响力绝没有超女这种“准全民性”。当周五傍晚走在大街上的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电视屏幕都是一个画面的时候,实在有种不服不行的无奈感觉。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都没有任何的资格限制,范围又是全国性的。无论如何,超女的海选模式是民主选举的标准模式,在当今之中国委实是新鲜的不得了。
我认为,除此之外,真正把人们关于超女与民主的遐想推向了一个高潮的,还是超女评选过程中的三次“大事件”——成都人民广场粉丝拉票,“万人签名倒柯”以及“央视点评‘恶俗’”。
现在在网上应当很容易搜出成都人民广场上超女粉丝拉票的几张照片。
在选举中为候选人公开拉票,这在建国后的中国大陆几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面。那几张照片确实让我联想起了小克跟小布掐的死去活来的时候从网上当英语资料下载的某老头的演讲视频。场边的举着头像,星条旗舞成一片的热心听众不正是如此情景么?还记得很久之前,电影里,硕大无比的体育馆中,高喊着“Four more year!”的V字手势人海不也是着番狂欢模样么?这哪里象是选举一个超级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简直就是 “个唱现场”么。细想来,当初尼克松受到的欢呼声也未必就比Lincoln Park或者Oasis多很多,跟Beatles估计更是没的比。
于是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娱乐性和狂欢性彻底打破了我对民主那刻板的空中楼阁式的幻想,民主不再单纯的存在于一尘不染如同太平间的投票站又或中世纪油画似的议会大厅当中。所谓“神圣”的民主,其实也可以蕴涵在庶民们“君不君臣不臣”的娱乐当里。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我也深受他们影响)所追求的民主是所谓“精英化的民主”,仿佛普通的愚顿百姓根本不识民主为何物,易于被煽动和蛊惑,必然会为他人所利用,使江山社稷为之一倾。坦率的说,我始终无法推翻心中的这种想法,而无法贯之于全民的“民主”,又如何能够称之为民主?想到此,我猛然发现自己所期待的民主只是自己的民主,而非他人的民主。这里并非是说我会无视普通大众的苦痛,只是比起给予他们民主的权利,我似乎更期望给予他们其他非政治的实惠和平等。或者说,我似乎跟当权者一样,害怕给予人民最广大的决定权。而不彻底的民主,只会产生新的“特权阶层”,最终,公正和正义只会是一相情愿。
于此我也终于清楚了自己为什么在刚接触到关于超女和民主联系的说法时会产生如此的反感。那些在广场上为自己偶像拉票的“一群追星的傻子”,在我眼中与无法做出正确选择的贩夫走卒是划等号的。倘若不能正视超女的民主意义,我似乎只能永远作一个“不完全民主主义者”。
但这并不代表我彻底同意超女是一次民主启蒙运动的说法。
归根到底,超女的选举只是一种娱乐活动,又或者说跟一场广泛互动的游戏没有本质区别。我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把超女的兴盛归功于候选人没有任何背景要求这一点,这一点果真是超女神话的真相所在么?中国广泛参与的各类评选是绝对多如牛毛的,这点反倒不能用超女的规模较大来解释了。因为个人认为观众不会因为选拔出来的选手是不是贫民出身而决定是否收看这个节目。应当承认湖南卫视在近年来在很多栏目的创办方面是相当有独创性的,但超级女生的策划如此成功并非源于它的“民主”元素,而是它确实独特令人耳目一新的娱乐元素。
首先超女有能力吸引有实力的选手参赛,因为它是一架开足马力的XXXXXL码的宣传造星机器。任何人都清楚注意力和知名度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很多女孩都怀着一夜成名的梦想,而在强调尊重多元化价值观的社会观念之下,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并非所有人都应当像我从小所接受的来自父辈的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那种观念本质上讲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相联系的。试问当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多少人是为了追求知识才拼命求学的?所谓高等教育,在当今中国只是人们改变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手段而已。当超女提供了另外一个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的时候,那些有实力的女孩子怎能不为之雀跃?当然,如果是把读书作为一种提高人的修为的手段,那也是无可替代的。只是,提高个人的修为、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自学和生活积累,改变社会地位却还是依赖文聘相对容易些,但当真的在超女获得了成功,要文聘又有何用?我决不是宣扬读书无用,只是想明确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质功能而已。
记得有部相当昆汀的美国电影《Be Cool》,约翰屈弗塔想捧红一个唱功相当了得的黑人女孩。他的音乐制作人朋友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清楚这个女孩能唱,但这样的女孩我每年能遇到几百个。她们并非不能唱,但我并不打算给她们出唱片。人们才不关心她们唱的好不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她们是谁,所以也绝对不会有卖她们唱片的打算。你看看布兰尼有多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在娱乐市场上,人们关心的不是音乐,而是名气。所以我并不敢苟同关于超女将对中国音乐界产生多大冲击的看法。一般的明星参与活动是利用明星名气的流通来创造价值,而超女则是*名气的创造来产生价值。这也就是《超级女声》的魅力所在。
主办方也承认之所以把超女的选拔时间拉的这么长,也是考虑到给观众一个认识选手的过程,因为不会有人给自己不认识的人投票或者拉票。不过,出现6进5这种局面,主办方的广告收益,恐怕才是根本原因。
有实力当然有魅力,自然吸引各地粉丝的眼球,星,也就造成了。
而反观粉丝们近乎疯狂的投票和拉票,除了让在下解释不清的“追星族情节”外(例如我实在理解不了一位落选选手的粉丝为什么会因此去伤害将她PK掉的另一位选手的母亲。),很大程度上还是那种互动参与的娱乐性。跟比赛灌水或者在线游戏的群体PK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这诚然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但这与民主精神应当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什么是民主精神?就是单纯的民意表达么?
所谓民主选举,个人认为只是针对当今世界的“代议制”民主。即人民并不决定所有的具体政策、国家行政或者措施,人民的权利在于选举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府,由政府来实施统治。民主政府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为了赢得下次选举,必须按照大多数的民意来施政。作为选民,并非只享受选举的权利,同样被强调应当履行国家给予的义务来接受政府统治或者行使监督权利。
超女的形式化民主在于,它的选举并不与选民利益挂钩,选民也没有什么义务可言。选举的时候虽然跟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场面相似,但当选举结束之后,大家即作鸟兽散。观众选举的并非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也并不行使监督或者其他义务。总体而言,超女选举虽然确实是民意的表达,但民主精神并非单纯的民意表达。这与你死我活的政治选举根本上不同,因为选举对投票人实质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这里我并非想指责超女的选民不投入不认真,只是这种投入的前提是对选手单纯的喜爱或者一种游戏心态(游戏心态不等于闲散心态或者犬儒主义,我也会因为《革新》迟迟无法通关而整夜郁郁。),与慎重的,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政治选举还是有区别的。
英国传播学家冈特利特主编的《网络研究》里收录的一篇关于政治性论坛的研究文章指出:即便是最严肃深刻的政策性论坛上,喋喋不休的专注于某些长篇大论的人也是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发言都是消遣性的,因为人们清楚自己的言论对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而当他们的意见果真能够影响政策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发言就开始变的谨慎而深刻。
超女的选举跟过家家没什么区别,而真正的民主选举是真枪实弹的。
也有人说,即便超女选举是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方式的普及和传播也是相当有进步意义的。这点我无法拿出什么特别的观点来反驳,只是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少有点小看当今的年轻人。没有超女我们就不懂得民主选举是怎么回事了?就算没有实战演练,我们就不懂爱是怎么做的了?太小看年轻人的头脑了吧?这类人典型的太拿自己当师长看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大事件二,即所谓“万人签名倒柯”运动。大致上讲,是相当数量的粉丝由于不满某评委而在网上发起了签名讨伐活动,最终的结果是该评委果真被替换。
据此,又有人发出热情洋溢的感叹:“这些孩子现在就懂得利用网络的力量倒掉一个评委,将来也许就能倒掉一个市长乃至部长。”
这种看法,一来是过于乐观,二来是有点形而上学。
拿一个娱乐节目跟国家体制相提并论,未免乐观的过了头。捏碎了一个柿子就兴致勃勃的开始展望几年后如何捏随一块石头。哪怕把国家体制的铜墙铁壁放到一边,单纯的将两者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看也有两点根本的不同。其一是国家并非民选,其施政自然也不必过于依赖民意,而超女不同,投票签名的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敢不考虑么?此外,撤换一个评委算得了什么?耽误他们赚钱了么?根本不牵涉核心利益,舍弃的自然也轻松。但要撤换一个官员,所牵涉到的利益纠葛可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了。
我也理解持以上观点的人主要是着眼于这种民间力量的表达和对未来形势的期望。但是实在又有点高看了我们的年轻人了。正如村上春树所说:“街垒战之后再无人提什么‘支解大学’了,一个个老老实实混到毕业,剃短头发,换上西装,到各公司当职员去了。”
学生时代或者说青年时代的激情,在成为即得利益者并承当起社会和家庭责任之后无疑是会减退的。这倒不是说人多么善变,不过是进入了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已。西方还有一种理论,即人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我”,我们平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己总是矛盾的,因为不同的场合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
提到公众力量的表达,中国近年来并不少见。几年前还是甲A的时候吉林沿边市进行过一次游行活动,为的是抗议当地球队在上海客场比赛时所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在当今信息管制的情况下,类似的不为人知的公众事件可能更多。这说明中国人本就具有集体表达意愿的思想,怎么能把这些功绩都归咎到超女身上呢?如果说“倒柯”事件与其他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的话,只能说他们碰巧遇到了媒体这个软柿子。
如果非要提公众事件的民主意义,我倒更愿意提河北农民集体捍卫自己土地,重庆农民抵制修建水坝的行为。虽然这些事件残酷的多,惨烈的多,手段也谈不上和平,因而看起来不是那么“民主”。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但如果真的拿出“五四运动”中学生工人的民主运动当坐标的话,超女的“倒柯”运动真的只像一场游戏。
“大事件三”其实相当让我困惑。在这个过程中CCTV其实是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大多数人仓促“定罪”的。在超女最为风行的时候,CCTV确实播放了各“名嘴”关于所谓“抵制恶俗”的节目,随后便是类似观点的《焦点访谈》以及后来颁布的关于“主持人形象举止文明”的《规定》。(节目我并没有看,也无法象大多数人那样断定央视是针对湖南卫视的超女。)很快《南方都市报》就旗帜鲜明的提出《“恶俗”应当抵制,“伪崇高”更应当抵制!》,自此,CCTV之“罪”基本就被定了下来,并在网上被口诛笔伐的体无完肤。
而CCTV背后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总局背后是政府。于是一种“政府借央视之口准备取缔超女”的解读喧尘日上,而政府取缔超女的理由,也被解读为“阻止民主思想传播”。我认为事件三虽然看起来有些蹊跷,也并不排除有人被冤枉的可能,但关于超女与民主的大讨论也基本上由此事件被推上了一个高潮。人们似乎认为“政府行为”意味着政府对超女民主传播性质的“认识”,进而是超女与民主的关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这里有一点个人的看法,而这点个人看法的前提是不看重超女的民主意义。首先我不认为CCTV的行动有政府背景,超女的影响力和性质还不足以使政府感到不安。其次,我认为如果CCTV确实是针对超女的话,则更应当视为一种商业利益上的冲突。超女使作为地方台的湖南卫视在特定时间段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制霸全国,这在中国电视传播史是史无前例的。作为“皇家电台”的CCTV,这两点恐怕确实突破了心理承受底线,有一些“霸权主义”的举动和说法,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凭这点来确定超女的民主意义,似乎也是有点欠妥的。
超女存在相当多黑幕恐怕是公开的事实,这也是很多反对将超女与民主挂钩的人士所极力诟病之处。但,民主不等于不存在黑幕,所谓民主的发展正是一个黑幕产生与揭露并使之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点有些媒体做的很好。例如针对选手选拔不公平以及主办方逼迫选手签定的“霸王合同”(选手签定包身8年,违约赔偿给公司500万的合同,否则没有晋级希望,因为比赛投票有严重的被操纵问题)等问题,《大河报》、《天府早报》等几家知名报纸联合提出了“保卫超女”维护参赛选手合法权益的口号。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媒体的责任感,对超女的积极影响,更看到了他们并没有提出抵制或者取缔超女的说法。对于一出现问题即连根拔除的“中国特色的纠正问题”而言,这应当算是某种进步。
如果真的想提高民主意思,与其集中万人之力倒掉一个评委,不如集合更多人的力量来维护参赛选手的合法权益,抵制超女当中存在的“霸王合同”,那才是民意的胜利。
不可否认,我们无法单纯彻底的否定掉超女与民主的联系,但也绝对不应饥不择食的过于拔高超女对民主思想传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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