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微言]中国废除科举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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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湖南）

　　100年前，即1905年9月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废除科举。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作出如此评价：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其意义相当于1861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

　　至清末，科举制度被视为“败坏天下之人才”、阻碍教育体系发展的罪魁祸首。于是，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于公历1905年9月2日（农历八月初四日）向朝廷建议，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以便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面对内忧外患，清廷只好宣布立即废科举。这样，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其后100年中，科举制度成了“历史垃圾”的代名词。文学作品刻画的一些科举人物，如范进、孔乙己、陈世美等等，让当代中国人对科举制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成见。

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科举制度果真一无是处吗？笔者认为，现在应该客观总结和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首先，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贵族世卿世禄、察举等制度。世卿世禄制度几乎完全不考虑个人才能，而仅以血缘关系为选拔依据，因而完全被大贵族所垄断。

　　汉代实行以察举为主要内容的选官制度，以推荐为主，目的在于选拔在道德修养和社会声望都出类拔萃的人才。

　　通过这种方式，汉代统治者确实选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为汉代的繁荣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才资源。但察举制度存在着所有推荐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端，即被推荐者的范围被局限，加上缺少具体的考察手段，被举荐者往往可以弄虚作假，使察举制度在汉代后期成为世族门阀获得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

　　而科举制度则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几乎所有士人都能报考，大大改变了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扩大了统治基础。

　　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通过不断完善科举的各项制度，将“取士不问家世”作为科举考试宗旨，力求尽量达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语）的状态，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提供了相对公平、客观的竞争环境。

　　士人能否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关键在于能否在科场中写出高水平的文章。这样，世袭制、推荐制中的人为因素，都被科场规制剔除，文章表达能力成为决定士人前途的重要因素，这对极不平等的传统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跨越。

选拔大批德才兼备人才

　　其次，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科举是统治者为选拔文官而设立的考试制度，其目的在于选拔一定数量的人才充任各级文官。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不仅选拔了大量的政治家和各级官吏，而且进士中也涌现了大量的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还有不少科学家。

　　虽然唐代的科举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很不完善，但其选拔功能却已发挥得相当充分了。

　　至唐代中后期科举制逐渐成为重要的选官之途，在科举出身者中有一代名相宋璟、张九龄、姚崇、张说等，也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

　　为达到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宋代统治者极力提升科举取士的地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以至于明代学者徐有贞在《七修类稿》卷十六中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其中彪炳史册的人才有寇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沈括、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等，他们当中既有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又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构建新儒学体系的思想家以及著名的科学家。这是科举制度具有选拔人才功能的最有力的明证。

　　明清科举采用八股文为考试文体，士人的八股文水平与科举功名直接关联。

　　八股文在现当代词汇中带有浓厚的贬义，是“空洞无物”、“格式呆板”的代名词。然而，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有固定的结构和撰写要求，有操作性较强的阅卷评分标准，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文有定评”，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较易把握，一眼就看得出轻重高下，有利于考官客观公正地评阅试卷。

　　不仅如此，八股文还有相当强的选拔功能，通过八股文选拔出来的人才很多成为明清社会的中流砥柱，诸如政治家于谦、张居正、林则徐、张之洞；思想家王阳明、湛若水、全祖望、钱大昕、魏源；军事家曾国藩；文学家汤显祖、郑板桥、龚自珍；教育家孙家鼐、蔡元培；科学家徐光启、实业家张謇、外交家郭嵩焘等等。由此可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并非除了会写八股文之外便百无一用。

八股文考试的积极作用

　　实际上，八股文不过是一种考试工具，被称之为“敲门砖”，士人只是用它来敲开科举仕途大门，获得科举功名之后便弃之不用了，并不会对其日后的事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八股文的功用与中国现在考试中的标准化试题十分类似，在考试中使用标准化试题，并不会影响考生其他能力的发挥。

　　再次，科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作为一种文官选拔考试制度，选举与控制是科举制度的两大基本功能。科举考试的控制功能是通过规定考试内容、授予士人以官职、扩大录取名额等方式，让广大士人认同统治者的思想，宋代以后明清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此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统治者还运用科举考试来维护稳定和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例如，为稳定西北边境，笼络边疆地区的士人，北宋统治者不断增加这些地区府州县解送考试的名额。

　　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转移到江南一带，南北文化差异逐渐加大。为解决这一问题，明代进士实行分南、北、中定额录取的办法。

　　再譬如，清代台湾考生在福建乡试中的举人配额从康熙时的一名增加到咸丰以后的六名，在会试一级，从乾隆以后规定在福建省名额内专门编出“台”字号，如果台湾籍会试举人在10名以上，就至少取中一名进土。

　　这种优待办法使台湾士子欢欣鼓舞，积极渡海来大陆参加乡、会考试，增强了台湾读书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这是科举制度的另一价值之所在。

　　在科举废除后的100年里，是非评说一直不断。但客观、理性地认识其价值，对现代社会选拔人才也许能起到镜鉴作用。

·作者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