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善心被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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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北京特稿）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代诗人杜甫以这样的诗句，描绘社会不公正与贫富悬殊。

　　来到现代，当代人则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到了0.45的警戒线。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国家总资产将近一半，而最贫穷的10%只占1.4%。

　　贫富差距加速扩大，促使中国政府和民间史无前例地重视起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事业是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因为一般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是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出现的收入分配是第二次分配，而在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

　　然而知识分子提出忧虑：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可能连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今年7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第十次会议上，民盟中央提呈了一份4000多字的报告。由于时间不够，报告并未在会上宣读，仅以书面发言的形式留下记录。

　　报告说：中国目前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但是，先富起来的富人对社会的回报却不尽如人意。去年被选入各种“慈善家排行榜”的135名个人共捐款9.85亿元人民币（约2亿新元），大约合1亿多美元，而2000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平均下来每年约130亿美元。

　　上述两组数字虽然没有完全的可比性，但多少反映了两个群体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的差距。

　　另一方面，中国慈善事业管理部门调查显示，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中，仅有不到10万家曾有过捐赠行为，比例不到1% 。

　　知识分子提出，此时的中国，比过去几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需要”却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让外国人甚至中国人都怀疑：中国人是否就是缺少慈善与公益观念的民族？　　

　　慈善事业是民间互助能力的检测计，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表现。在一阵关于振兴慈善事业的讨论中，民间知识分子开出一系列“解药”：例如单独颁布“慈善事业条例”,完善对慈善事业的配套法律条文与监督制度，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以鼓励富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等。　

　　各种事实与学者讨论都显示：主动权还在政府那边。

富人为何不捐钱？

　　在讨论慈善事业落后的时候，很多人把矛头指向新富阶层，但高丙中提出说，社会机制的设计和民众心理，对富人行善并没有正面预期。　　

　　革命意识形态曾将富人所代表的阶级全盘的否定，而今政府从社会救助中退出，希望富裕阶层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时，富人不能很好地占据这个角色。

　　高丙中说，革命思想在社会中形成无形的概念：富人本性就是做坏事，为富就是不仁。他说：“好像坏人才可以做富人，好人怎么可能成为富人？”

　　中国自古即有财不外露的观念，加上许多企业家的第一桶金存在来路不明的问题，因此很少人愿高姿态参与慈善活动。

　　资中筠也提到富人的素质问题。据她的观察，解放前中国还有一些思想先进的民族资本家，这些人被打倒之后，以后出现的富人群体基本存在爆发户心态，没有摆脱富留子孙的封建意识形态。

　　有受访者指出，慈善事业问题的背后是社会认同危机。西方资本家向社会捐出大笔金钱，除了受到税制鼓励外，还因为他们自觉地愿意维护他们所处社会的正常运作，协助该体制的延续。而这一种自觉意识，却是中国的“达者”所没有的。

　　当慈善机构向民众募款时，有群众提问：“我捐钱，好让官员去腐败？”

民众为何不捐钱？

　　慈善事业为什么不发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前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提醒说，不久前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私有制没有保障，你的财产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不是你的，又有谁能想到捐钱呢？

　　有观察者提出：在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形成事事由领导、看单位的思维定式。过渡到市场经济后，民间社会自助和自救的反应力与行动力没有及时提升。有受访者说，80年代当“慈善”二字被提出时，社会上还出现过争议。

　　与此同时，不可忽略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造成的深远影响。

　　“中国人对他人的关怀，应该是不弱的。”社会学者高丙中受访时，首先否定中国人缺乏善心的论述。

　　高丙中说，传统中国社会不乏乐善好施的习俗。“善有善报”为基础，与民俗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行善习俗，经历过近代革命价值的冲刷与否定，变得与“落后”相连，而不能得到张扬。

　　可是，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现代公民观念，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其制度与价值又无法在民间普遍开展，结果对慈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

　

症结：公民社会能否发展

　　吊诡的是，社会不公正与贫富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最终向弱势群体伸出援手的，还是弱势群体。经过几十年革命，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仿佛回到“穷人帮穷人”的格局。

　　倘若把目光从慈善事业放宽到概念更大的公益事业，中国民间的坚韧力量又会在各种夹缝中露出头角。

　　《公益时报》副主编刘佑平告诉本报，目前在中国从事环保、扶贫、教育等公益事业的NGO（非政府组织）有接近30万个，另外没有在民政部注册的“地下NGO”的数量更是公开NGO的十倍。

　　刘佑平解释说，地下NGO维持“地下”状态，是因不易找到“主管单位”。

　　中国法律要求任何民间组织必须有主管单位。可是，政府机构“认领”民间NGO的利益不大，需要承担经济乃至政治风险却不低，利益与责任不相抵，政府机构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当然，底层NGO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力量分散，实力弱小、募款力低。由于主事者本身往往就是需要被扶助的对象，他们活动难免存在组织不专业，甚至触犯法律等这样那样的问题。

　　富人少捐钱，民间的公益组织又受条例限制而难以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处在夹缝中。

　　在关注中国慈善事业时，各种讨论总绕回一个基本问题：政府能否放宽对民间结社的限制？能不能放开对民间组织成为潜在政治势力的顾虑，让民间的力量成长？

　　中国慈善事业一向处于政府垄断之下。举例说，能对捐献者给予免税优待的慈善组织，仅限于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7个被政府认定的慈善机构。

　　在慈善事业课题的背后，是中国公民社会能否成长的问题。

　　而资中筠受访时说：“现在需要让民间慈善与公益组织百花齐放。给他们方便渠道，简易的法律注册手续，明确的政策，清楚的税务制度。主动权还在政府那边。”

慈善事业迎来春天？

　　现况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中国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对前景依然乐观。受访者说，至少政府在态度上明确了慈善事业的重要性。

　　去年国务院通过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一次允许私营企业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慈善事业”，被业界形容为“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在法律保障下，中国第一个非公募的慈善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不久前成立。发起人翟美卿是广州香江集团总裁，创始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家投入公益事业的另一个标志，是去年100名企业家各投10万元人民币，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帮助内蒙古防治沙尘暴。　

　　刘佑平认为，虽然步伐比较缓慢，新一代企业家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主动肩负企业公民责任的趋势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