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汤恩伯

湘云楚水

（上）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 – 汤司令阿。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张治中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但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可是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的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 – 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玩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的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有善于写手本的机缘，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么？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你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 – 您说老蒋你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么？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我的看法汤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因为多少对他的军事水平有些看法，汤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十三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这个团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风格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这个“牛裤团”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奉汤命急行军前往西安救蒋，行到中途事变结束，遂归队。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灌水的，那兄弟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湘云楚水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二十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曾有一位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这位朋友虽然观点并不与我完全相同，但做学问是认真而肯下功夫的，我认为他的结论，很值得参考。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阶段汤军的情况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就是汤出击矶谷师团背后，解台儿庄之围是否故意拖延。

这里面汤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始终未按照李的要求尽快出击。

个人认为，汤即便拖延，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人认为汤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一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救援滕县。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可以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显然是未尽全力。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汤如果全力救援结果如何。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可以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平心而论，汤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渠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足，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

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所以，汤保存实力，对于日后的台儿庄大捷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滕县，台儿庄两战汤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汤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128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帅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我认为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也不是没有胜望。

但是也可以看到汤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得还是胜仗，只不过汤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汤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的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汤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 – 襄阳之战。

湘云楚水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及第十一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炒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的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基本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173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122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白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343旅旅长，因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343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 – 王志远的122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时候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王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老大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四十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四十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四十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的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上，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种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是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共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  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人称“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  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  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  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  都出身卑微，于蒋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思路。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象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的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 –“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难有善终。汤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四十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四十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我的感觉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厉害。

日军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但是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的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 – 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为他开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是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而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 --- “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我曾经不由得感叹，汤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的国土人民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丧师感到耻辱，却把事情都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