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微言]汤寿潜与浙江人文传统

夕阳秋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熊月之教授

在近代中国，汤寿潜著《危言》，倡变法，洞烛机先，是饮誉朝野的思想家；辑《通考》，究典章，卓然成家，是成果繁富的大学者；办铁路，兴实业，成效赫然，是声名卓著的实业家。他爱乡，爱国，耿介清廉，品洁德高。古人所说的立德、立言、立行三方面，他都有所建树。张謇说他“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可谓知人之论，并不过誉。

　　汤寿潜是浙江山水哺育出来的杰出人才。他的立身、治学、行事，他的思想，与浙江的人文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汤寿潜的第一个特点。

　　汤寿潜的成名作是《危言》。此书初版于1890年，再版于1892年，是甲@午战@争以前宣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之一，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并称三《危言》。从全书述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视野极为宏阔，从国家大@法，如迁@都、尊@相、议@院、停@捐、保@举、汰冗、限仕，到国@防外@交，如兵@制、海军、保@朝、防@俄，再到具体经济、教育门类，如包厘、盐捐、小轮、开矿、国债、商局、邮政、铁路、水利，中学、书院、考试，等等，他都一一加以论述。从讨论、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风格上看，作者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数家珍，指中土症结，每多发聩之语；述外洋情事，全无隔靴之言。透过《危言》，我们可以看出，汤寿潜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现状相当熟悉，对许多问题思考已久。

<<危言》初版之时，汤寿潜三十多岁，尚未考中进士，既无显赫的仕宦经历，也无特别的治事经验。冯桂芬写《校●庐抗议》是在中进士、当翰林以后，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臣过从甚密，先得名，后立言；郑观应写《盛世危言》，王韬发一系列变@法议论，都是在上海等地有了丰富的经商和其他阅历以后，是先立行后立言，与这些以谈时务名世的思想家相比，汤寿潜在出版《危言》以前，只有在山东巡抚张曜处当一年幕僚的短暂经历，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我们看他的年谱，所见到的只是“家居”、“博览”、“游学”，如此而已。以江湖之身言庙堂之事，能够那么深中肯綮，头头是道，实属不易。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如此关心国事、而又有如此过人见识呢？我以为，除了他本人的因素以外，浙江文化的经世传统是一重要的因素。

　　

我们知道，自宋室南迁以后，浙江在中国文化讲席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文化重镇之一。自明代以后，浙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经世致用与言而有征，这两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一个“实”字，实证，实在，实用，不尚空言。黄宗羲之编《明儒学案》，万斯同之修《明史》，全祖望之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对佚书的研究，朱彝尊《日下旧闻》对京城掌故的搜罗，章学诚之倡六经皆史说，对方志学的研究，都是这一特色的体现。章学诚论明清之际浙江学术特点时说，浙东之学，源于朱熹，但明代以后，自成特色：

　　

　　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 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之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 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 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 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1]


章学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章氏所说是乾隆以前的情况，乾隆以后，浙江的学术也是走的这条路数。龚自珍对边疆地理研究的提倡，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俞樾对诸子学的研究，孙诒让对《周礼》、《墨子》的研究，陈虬写《治平通议》，宋恕作《六斋卑议》，都是实学的一种表现。汤寿潜的《危言》，正是浙江实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清以来的实学思潮，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为对天文、数学等科学的研究，浙江在这方面相当突出。晚明引入西方科学的“三巨头”中，徐光启是上海人（当时属于江苏），其余二人即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浙江人。李、杨之后，浙江科学家成批涌现，例如，乌程人陈杰精通西洋天文、数学，尤精比例之学，为清代钦天监博士，有《缉古算经细草》等，乌程人徐有壬、张福僖，杭州人项名达，钱塘人戴煦，海宁人李善兰，都是名闻遐迩的、全国数一数二的数学家（详见附表）。笔者做了一个统计，《畴人传》（阮元所编，成于1799年）、《续畴人传》（罗士琳编，成于1840年）和《畴人传三编》（诸可宝编，成于1886年）三书收录明末万历年间，即利玛窦等人东来以后，到光绪十二年中国科技人物中，籍贯确切可考者201名，其中浙江籍的达44名，占总数的22%，这个比例仅低于江苏，而高于任何其他省份，密度却居全国之冠，这些人物的分布，又以汤寿潜的家乡及其附近地区如钱塘、仁和、余姚等地尤为密集（详见附表）。这种学术传统，对汤寿潜的治学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在《危言》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危言》中没有论述数学、天文等科学的专篇，但是从《中学》、《考试》、《书院》等篇，可以看出汤对许多科学知识相当熟悉。在述及数学、三角、天文、物理、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水学、声学、医学等知识时，他引西证中，中西比较，信手拈来，了如指掌，从征引的广泛性和表达的准确性可以看出，汤寿潜不但对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相当熟悉，而且十分了解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

重视科学在晚清必然表现为重视西学。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源源而来，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浙江毗邻上海，是受西学影响很深的省份。宁波、杭州都设有西学书刊代售点，宁波一度还是与上海齐名的传播西学的基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杭州的西学气氛已经相当浓厚，1888年、1889年，科举考试在这里举行，传教士已能公开地到这里将《格物探原》、《自西徂东》、《万国公报》等西学书刊分送给应试士子。

　　在晚清，不了解西学，便无从谈经世之学。《危言》之所以能饮誉朝野，为时所重，熟悉西学，熟悉科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二

浓郁的乡土情结，是汤寿潜的第二个特色。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土地，汤寿潜怀有深深的热爱之情。

　　汤寿潜一生最大的业绩，即对于浙江路权的抗争，对浙江铁路的经营，从大处来说，是他反帝爱国思想的体现，从具体来说，则是他爱乡思想的流露，因为围绕着浙江路权的斗争，既是反对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中国主权的维护，更是对浙江地方利益的维护。西人评论汤寿潜一再置朝廷意见于不顾，决意维护浙江地方利益：

　　汤总理为纯粹之文学家，而有高尚道德者也。其对于本省事，尤肯趋前不 顾利害，故以顾省与顾国并谈，汤必先顾省。[2]

　　

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也首先是从浙江地方利益出发的。杭州光复后，以在光复斗争中的贡献而论，浙江都督的位置轮不上汤寿潜。以汤寿潜对待革@命与立@宪的态度而论，以其对官@禄淡泊态度而论，浙江都督的位置也不应该是他的。但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将他推到了浙江都督的位置上，这就是杭州旗营的态度。杭州光复以后，旗营放出空气：要乘乱屠@杀杭州居民，以泄旗人在武昌、南京等地被杀的仇恨，除非汤寿潜出来做都督。有人来找汤寿潜，要他出任都督，汤开头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革@命@党异趣，不肯出山：“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专@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来人告诉他杭州旗营的态度，说是假如不出山，旗营作乱，杭州六十万人“阖门而战，一朝可烬，公独能不救之邪？”[3]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才应邀出山。

　　汤寿潜对浙江地方事宜多很热心。他先后教过三个书院，即金华丽正书院，南浔浔溪书院，上海龙门书院，其中两个是浙江的。他的家乡天乐乡，曾因麻溪坝的水利问题，纠纷不断，闹了四百多年，经汤多次努力，终于改坝为桥，解决了水利问题，也解决了乡民为此引起的纠纷。天乐乡人对汤氏此举十分感激，特为立碑纪念。

　　即使是汤寿潜为之苦斗多年的科举事业，也凝结着他的一片爱乡之情。汤氏所在天乐乡大汤坞村，地僻而穷，号称荒乡，其族人因无权无势，屡受他乡和官府欺凌，以至见到衙门的差役也感到害怕而不敢与其接触。乡人亟盼乡中能有人金榜题名，弋取官职，以壮乡威，但一直无人得遂此愿。乡人为此郁郁多年。这种心理，在汤寿潜为族人所写的传记中屡屡露出。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汤寿潜明知科举考试五百年时文之毒，是造成天下“虚病”的根源，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奋袂赴之不少怯”[4]，终于中进士，点翰林，为乡里争了口气。

　　
汤寿潜乡土情结最突出的表现，是铁路之事，乡人不解，以为建筑铁路将毁人之屋，坏人之墓，破坏风水，群起反对。距离汤的老家大汤坞七里远的尖山、五里之远的朱家塔的乡民，竟向勘察地形的铁路工程人员扔泥块，土械森列，如临大敌，情绪激昂者扬言要“拆潜之住屋，掘潜之祖茔”。世间的悲哀，莫过于一腔热忱被误为满腹毒水。面对着这些非亲即故而又难以理喻的乡亲，汤寿潜痛苦不堪。他发表《通告尖山、朱家塔诸父老意见书》，苦口婆心，唇干舌燥，反复规劝，说明建造铁路如何有利民生，无害风水，甚至表示，假如拆了我的住屋，能够使筑路事情顺利进展，那么，我也无怨无恨。其情之真，其意之切，令人看了，铁石心肠，也要为之所动。

　　对故乡故土的热爱之情，人皆有之，不独浙江人为然，不过有的人浓郁些，有的人散淡些。浙江人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古代浙江知识分子在成名以后，多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或讲学于家乡，或整理家乡的文化成就。近代以来，浙江文人之关心浙江事务自不用说，求是书院，瑞安算学书院、利济医院，宁波储才学堂、绍兴中西学堂，上虞春晖中学，都凝结着浙江知识分子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浙江商人、企业家在发财、发达以后，热心家乡建设的也比比皆是。近代上海“宁波帮”在浙江实业发展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虞洽卿在上海发了财，所投资企业绝大多数与浙江有关系。船王包玉刚对浙江建设的关心，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爱乡与爱国是同一种情感在不同范围里的体现。浙江人浓郁的乡土情感与其强烈的爱国传统一脉相承。张煌言抗清，朱舜水抗清，黄宗羲拒仕清廷，吕留良宣传反清大义，雍正皇帝惊呼浙江人反满情绪甚于他处，以浙江人为主体的光复会在辛亥以前反清三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中种族色彩最强烈，以排满激烈著称于世的章太炎是浙江人……。总之，浙江的爱国主义传统相当深厚。

　　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乡爱国传统的环境，孕育了汤寿潜爱乡爱国的思想。

　　

　　　　　三

　　严格的道德主义，是汤寿潜的第三个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淡泊官位，不贪钱财。汤寿潜在三十岁以后，有多次做官的机会，也有多次辞官的经历，或旋任旋辞，或辞而不就。例如：

　　1895年，他被授为安徽青阳县令，在任仅三月，便辞归故里。

　　1901年，郑孝胥推荐他任职汉冶萍铁厂及南洋公学，他辞而不就。

　　1903年，清廷委派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不受。

　　1904年，被擢署两淮盐运使，辞不赴任。

　　1909年，浙江巡抚请汤担任浙江署财政议绅，负责全省财政，他婉辞不就。

　　1909年8月，他被授云南按察使，并未上任，10月、11月三次上奏辞职。 同年11月,授江西提学使，亦辞不受。

　　1911年11月就任浙江都督，1912年1月15日辞去此职。 民国政府任命他为交通总长，亦未上任。

　　辞官这么多次数，在近代史上大概找不到第二个人。

　　这些职务中，有的是时人百计营求的肥缺，如两淮盐运使、省财政议绅；有的是位尊望重的美差，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有的是有权有职有名有利的要职，如交通总长。对这些职务，汤寿潜辞而不任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孝养父母，有的是为了浙江铁路事宜，但他淡泊官位、不贪钱财的心态则是相通的。他在经营浙江铁路时，经手的金钱不计其数，但他两袖清风，甚至担任总理之职而不支薪水，律己之严近于苛刻。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汤寿潜在修建浙路事业中贡献突出，且四年多不支薪水，特赠二十万银元，这是个巨大的数目。汤的女婿马一浮作主收下了这笔款项。汤寿潜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谨遵父训，将这笔钱悉数捐赠给浙江省教育会，后被用于建造浙江图书馆。[5]

　　第二，生活俭朴，不尚奢华。汤寿潜一生，生活极其俭朴，不讲究吃穿，不讲究物质享受，更不讲究排场。曹聚仁回忆他所见到的汤寿潜：

　　汤督办是怎么一个人呢？他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一双 蒲鞋，手上拿了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 实实在在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他）任浙江省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 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即是说，他的生活享受和生产条件相符合，不仅是俭朴 而已。相传，他从松江趁轮船到上海龙华去巡视工程时，官仓里一位商人以为 这一土老儿手脚不干净，疑心他偷了他的银插子，冷语讽刺，剌剌不休。那知， 轮船到了莘庄，岸上千千万万人夹道欢迎，所欢迎的，乃是这位庄稼人样儿的 汤督办。那位富绅吓昏了，长跪着不敢起来，汤氏一笑了之。[6]

　　汤寿潜在去世前一年所留给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吾生平恒以自苦为极，虽为人不多，自为实少，吾仲吾季亦善得吾心。家本俭素，不求给足”，他要求儿子从事农商之业，勿慕仕宦之途，“吾终之后，殓用野服，勿称故官，勿赴于位，勿受赙赠，在位者苟以追饰之礼见加，勿受也”[7]。

　　
　　　　第三，事亲至孝。汤寿潜多次辞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不愿远离家乡。他辞青阳县令之职时，理由是“父衰母病，不便迎侍”，时在1895年。这年他父亲63岁，母亲65岁。汤母生病，这是事实，两年以后，即1905年，她就去世了。另外，汤寿潜所任职的青阳县在安徽南部，九华山之北，当地语言亦与浙江萧山一带迥然不同，汤不愿将父母接去当是实情。有人认为汤寿潜左也辞官，右也辞官，是“干誉”，沽名钓誉，汪大燮、蒋智由都有这个看法。汪大燮说：在杭州铁路问题上，“蛰仙为人，原足钦佩，唯此事恐其干誉之心太重……，蛰仙本是捧名教二字做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8]。蒋智由说：“蛰仙的手段很高， 他高谈阔论一阵，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乃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面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的提高了”[9]。 我以为，这个看法有些偏颇。比如，汤寿潜从翰林院外放，当个县令，是十分正常的事，以他的家庭出身，他原先希望通过读书做官以改变家庭、家族在地方受人欺侮的地位，以他第一次当上地方父母官，从这些因素考虑，他都没有理由辞职不干。他在以后几次辞职时，都说道路途遥远或水土与浙江大异，无法迎养其父。所述不一定是他不肯上任的关键因素，但孝养父亲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第四，重然诺，守信用。汤寿潜在担任浙江都督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坚决辞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都督府违约杀死了旗人贵林等人。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实是浙江汉人、旗人共同选择的结果。汤在清朝政府里做过官，对旗人的态度不像革@命党人那样激烈，与浙江巡抚、满人增韫也有一些交往。杭州旗营的态度是：如果不是汤寿潜做都督，他们就抵抗到底，血洗杭州。汤寿潜出任都督时与旗营明确约定，和平处理旗人问题，只要他们交出枪械子弹，便可编入民籍，对于旗营的官员，亦不追究。并表示“彼此永无交战之理”。不料，在旗营归顺的第二天，都督府下属的司令部、政@治部趁汤寿潜不在场时，诱捕了旗营首领贵林等人，并以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将他们枪决。对此，汤寿潜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失信于天下，“堕我信用”，为此“精神之痛苦，胜于　割”[10]。因此，他在民@国成立以后，决意求退。

　　上述事迹，涉及到的道德准则，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端：义、廉、俭、孝、信，这几条正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要素。

　　汤寿潜奉行道德至上的原则，与浙江士林讲究道德、气节的传统有关。

　　明清之际以来，浙江知识分子对于道德、气节之重视，蔚成风气，涌现一大批名满天下的重气节、轻官位、轻实利的道德高尚之士，诸如：

　 刘宗周(1578-1645)，山阴人，万历进士，因讲学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 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南明覆灭后，绝食而卒。汤寿潜家乡的人对刘非常崇敬。刘曾在汤寿潜的家乡兴修水利，这里的人对他感恩不尽，以“乡祠祀之”[11]。

　　朱舜水(1600-1682)，余姚人，明诸生，明末屡奉征辟，皆辞不就，明亡， 从事抗清活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定居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浙江人对朱舜水道德学问非常推崇，汤寿潜曾令女婿马一浮编定《舜水遗书》，并亲为作序。

　　黄宗羲(1610-1695)，余姚人，在明末，反对宦官专权，清兵南下，领兵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次拒绝清廷征召，其气节、学问名闻遐迩。

　　张煌言(1620-1664)，鄞县人，南明大臣，清兵南下后起兵抗清，坚持多年， 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吕留良(1629-1683)，石门人，顺治诸生，康熙时拒应博学鸿词征， 对清朝统治极为愤慨。

　　万斯同(1638-1702)，鄞县人，明鲁王监国，授户部主事， 曾从黄宗羲受业，名重一时。明亡，守节不仕，以纂修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坚辞不就，次年开局修明史，被荐入局，以布衣身份参加，明史稿皆由其审定，成为事实上的总编，但他不署衔，不受俸，一时传为佳话。

　　全祖望(1704-1755)，鄞县人，生当康熙、乾隆时代，曾入翰林， 但不肯趋附时相，主讲蕺山书院时，地方官失礼，他便拂衣而去，最后穷饿终老，以至无以为殓。是个不爱发空论的史学家。梁启超评论他：

　　他生当清朝盛时，对于清廷并没有什么愤恨，但他最乐道晚明仗节死义之 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真是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试看他关于钱 忠介、张苍水、黄梨洲、王完勋诸人的记述，从他们的立身大节起，乃至极琐 碎之遗言佚事，有得必录，至再至三，很象怕先辈留下的苦心芳躅从他手里头 丢掉了。[12]

　　上述刘、朱、黄、张、吕、万、全，一向被浙江人视为道德崇高的典范。

　　
浙江文人重道德、气节，在与汤寿潜同时或稍后的文人身上，也有明显表现。

　　余杭章太炎便是一个极重气节的人，他在苏报案中，见难不避，能逃不逃，是气节支配着他。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袁软硬兼施，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最看不起的人，是那些道德低下、没有操守、没有气节的人。他在与康有为、吴稚晖等论战时，攻击最激烈的便是他们的气节问题。海宁人王国维(1877-1927) 、桐乡人劳乃宣(1843-1921)、嘉兴人沈曾植(1850-1922)，在民国初年都是以忠于逊清自诩。

　　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所讲的气节、道德不尽相同，所忠于的朝廷不尽相同，有的恰恰相反，但他们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是一个。

　　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讲究气节、道德、操守传统的环境，对汤寿潜的立身、处世自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是个急速变动的社会，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时期。欧风东渐，商潮汹涌，传统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义利观念、忠孝观念、俭奢观念、操守意识、气节意识、廉耻意识，遭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一套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有人诅咒人心不古，世风浇离；有人欢呼网罗大破，新潮东来。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价值淆乱的时代。古、今、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不消说，对待古、今、中、西文化，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何者当取，何者当弃，何者取中有弃，何者弃中有取，都要具体分析，任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都不可取。但是，此事笼统说易，具体做难，说的和做的统一起来更难，身在传统之中的人要做到这点则难上加难。汤寿潜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用自己的思想、行为作出了一个将古今中西文化中优秀成分有机结合的典范。就像他虽然八股文相当了得但又能不为八股文所奴役一样，他出于传统、熟悉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束缚，批评传统而不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了解西学、吸收西学而又不为西学所俘虏，他力主经世致用而又不为官位而奔竞，倡导功利而不被功利所吞没。他是一个能够在古、今、中、西激烈冲突的时代激流中善于寻找自己安身立命支点的人。这就是汤寿潜。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汤寿潜的意义所在。

夕阳秋草

附表：

表一　　　　　　　　自晚明至晚清浙江籍科学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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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活动年代 籍 贯 摘 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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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藻 1565-1630 浙江杭州 译《同文算指》、《圜容　　进士

　　　　　　　　　　　　　　较义》，刻《天学初函》

杨廷筠 1557-1627 浙江杭州 译《职方外纪》　　　　　　进士

周子愚 明末 浙江 钦天监监副，与熊三拔译　　向朝廷推荐熊三拔等《表度说》

卓尔康 明末 浙江杭州 笔记熊三拔《表度说》

陈荩谟 明末 浙江嘉兴 通西洋数学 有《度测》三卷

李次● 明末 浙江杭州 与编《崇祯历书》，序　　　监生，李之藻之子

　　　　　　　　　　　　　　《名理探》

胡　● 清初　　　浙江杭州　通西洋天文学　　　　　　　有《中星谱》等

黄宗羲 1610-1695 浙江余姚　通西洋历算、 数学　　　　有《西洋历法假如》、《割圆八线解》等多种

黄百家 清代 浙江余姚 通西洋历算、数学　　　　　黄宗羲之子

陈　● 清代 浙江海宁 通西洋数学 有《勾股引蒙》

陈世仁 清代 浙江海宁 通西洋数学 进士,有《少广补遗》

邵昂霄 清代 浙江余姚 通西洋数学 有《万青楼图编》

王元启 清代 浙江嘉兴 通西洋数学 进士,有《勾股衍》等盛百二 清代 浙江秀水 通西洋历算 举人,知县, 有《尚书释天》

厉之锷 清代 浙江钱塘 通西洋历算 有《毖纬琐言》

范景福 清代 浙江钱塘 通西洋天文、数学　　　　　阮元弟子

周治平 清代 浙江临海 通西洋天文、 历算　　　　　《畴人传》称其“能融会中西之说”

谢家禾 清代 　　浙江钱塘　通西洋数学　　　　　举人，有《演元要义》许宗彦 清代 　　浙江德清　通西洋天文学　　　　　　　　　进士，有《鉴止水斋文集》

徐养原 1757-1825 浙江德清　通西洋数学　　　　　　　　阮元弟子，有《对数比例》、《对数新论》

朱 鸿 清代 　　浙江秀水　通西洋数学　　　　　　　　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有《割圆九术图解》张豸冠 清代 　　浙江海宁　通西洋数学　　　　　　　　有《算术随录》

张　鉴 清代 　　浙江乌程　通西洋历算　　　　　　　　举人，有《中西星歌合钞》等

陈　杰 清代 　　浙江乌程　通西洋天文、数学　　　　　钦天监博士，有《缉古算经细草》等，精比例之学

丁兆庆 清代 　　浙江归安　通西洋数学　　　　　　　　陈杰弟子

张福僖 清代 　　浙江乌程　通西洋数学　　　　　　　　陈杰弟子，后入墨海书馆，译《光学》

项名达 1789-1850 浙江杭州　通西洋数学　　　　　　　　进士，有《下学庵勾股六术》等

徐有壬 1800-1860 浙江乌程 通西洋数学 进士，巡抚，有《椭圆正术》等

戴　煦 1805-1860 浙江钱塘 通西洋数学 有《续对数简法》

夏鸾翔 1823-1864 浙江钱塘　通西洋数学　　　　　　　　有《致曲术》等

李善兰 1811-1882 浙江海宁 通西洋数学、天文　　　　　在进入上海墨海书馆　　　　　　　　　　　　　　　　　　　　　　　　　　　以前，已通晓西方数学、天文学等

丁　谦 1843-1919 浙江仁和 地理学家

章鸿钊 1878-1951 浙江吴兴 地质学家 有《石雅》等， 留学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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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畴人传》、《浙江百年大事记》、《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书编成。



表二 　　《畴人传》所载明清浙江籍科学家区域分布 *





表三　　 　　《畴人传》所载明清科学家各省分布统计表*





注释：

　　[1] 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议》，卷五。

[2] 《西报论汤总理罢官事》，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69页。

[3] 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26页。

[4] 汤寿潜：《县学生鉴甫族祖传》，《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71页。

[5] 楼达人：《汤寿潜与马一浮》，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21页。

[6] 曹聚仁：《杭州初到》，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202-203页。

[7] 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27页。

[8] 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208页。

[9] 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209页。

[10] 《汤寿潜致赵凤昌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8页。

[11] 见《汤寿潜史料专辑》，第475页。

[12]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