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游说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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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
09月28日 星期三
  
  
过去一年里，担忧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最近大声疾呼的是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他上周警告中国政府说，中国再也不可能既采取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同时又不遭致贸易伙伴的报复。

这一威胁背后的假设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一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西方企业依靠各自政府的干预，才能挫败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事实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希望开放市场，而外国投资者已成为设法影响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的直接参与者。结果，中外企业形成了支持经济自由化的联盟，佐立克等官员不必大声疾呼，它们也会频繁地击退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政府制定了数千条法规，内容涉及注册、筹资、利润分配和缴税等。中国企业已不再被动地等待法律的颁布，然后才决定是遵守还是违反法律。

相反，对数百位中外高管和官员的采访发现，游说中央政府已变得如同夏季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一样常见。中国约有350个全国行业协会，但由于许多协会受官员操纵，企业主要还是直接游说各自的监管部门。中央的税收、贸易、标准、知识产权、环境、金融和定价政策，都留下了要求变革的中国企业的游说痕迹。

外企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也变得活跃起来，大型跨国公司几乎每天都与多个中央机构打交道。北京和上海是数百个外国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所在地。外国公共事务和公关公司在中国也很忙碌，如安可(APCO)和奥美(Ogilvy)等。

为增加游说的效果，外企通常雇佣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前任官员，协助游说他们以前的同僚。由于政府在减员，因此一直都有很多官员走出政府的大门。

就国家政策问题进行游说，不像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那样，容易受到腐败与权钱交易的损害。贿赂与朋友能帮助一家公司获得批准或许可证，但国策问题要通过更多门槛，在技术上更加复杂，这促使企业要以理服人，而不是靠关系。

中外企业不仅在一个又一个政策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还常常发现，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它们站在同一边。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全球化。自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外企已在中国投资了6000亿美元，仅今年前8个月就投资了380亿美元。超过25万家外企在华开展业务(通常是合资形式)。跨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在一个紧密融合的网络里彼此交织，成为了资金提供方、供应商、制造商，以及分销商。

当外企受到保护主义伤害时，它们的中国伙伴也会受到伤害。结果，清朝时期的名言“以夷制夷”调了个头。如今，这些“蛮夷”在利用它们与中方盟友的关系，以阻止此类政策。

以公平贸易政策为例，中国最容易成为反倾销调查的目标，但中国也成了第三活跃的反倾销调查发起国，对外国公司在中国可能存在的产品倾销提请立案。但外国公司在超过45%由中国商务部裁定的案例中，获得了部分或全面胜利，因为它们的中方顾客频繁为其辩护。

一宗涉及韩国与日本公司的不锈钢案例即是典型。中国几家最大的家电企业与汽车制造商成功地进行游说，阻止了中国钢铁企业谋求的惩罚性进口关税的全面实施，它们宣称，需要更高质量的外国钢材来保持竞争力。

外国人对中国在信息技术上制定独家技术标准也非常狂热。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一项第三代移动电话标准(TD-SCDMA)，但外国公司以及认为外国标准(CDMA2000与WCDMA)更有前途的中国企业，已说服中国政府在发放牌照时，允许这些技术在中国展开竞争。中国的标准制定机构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外国参与者的身影，这意味着，当中国企业最终成功制定标准时，外国公司也将受益。

对中国政府在采购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外国观察人士或许也有些忧虑过度。推动政府机构尽可能采购国产软件的努力，6年来仍没有多少进展。微软(Microsoft)与其它全球性软件巨头进行了积极游说，反对此类措施，它们还得了许多地方政府和本土软件公司的支持，这些本土软件公司都开发基于微软Windows平台的应用软件。去年，北京市政府取消了对微软软件的采购计划，购买了国产软件，但随后，它于今年年初购买了所需的微软软件。

尽管中国的体制仍是威权统治并扶持本土产业，但游说活动却活跃而富有成效，既有利于中国人，也有利于外国人。但愿自由游说在欧美能像在中国一样有力。

作者是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助理教授，《中国的商业游说》(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作者。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