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传奇－－现任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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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人生传奇  
  
2004年12月13  来源：凤凰卫视  鲁豫有约节目文字资料
  
   讲台上的这位中国老人名叫关愚谦，他现在的职务是德国汉堡大学的教授。尽管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尽管曾经离开中国前后近三十年，但他却更愿意给学生讲述自己热爱的中国文化。

而在讲台之下的学生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讲台之上的这位老师有着一番离奇甚至匪夷所思的特殊经历。


他曾因为是被打倒的右派而被流放青海整整五年；


“文革”之中，他因为担心再次受到批斗，年轻的关愚谦私自偷越国境，被视为可耻的“叛国者”。


此后三十年间，关愚谦异域漂泊，几历生死，从阶下囚徒到大学教授，三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却似真似幻。


鲁豫：您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儿突然想自己以前是不是也觉得，天啊，我怎么经历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


关愚谦：当然，而且是我现在为止，每去吃一次饭走过上海的马路，到了北京来以后，都回忆过去简直是做梦一般，而且这个梦不是一般人的梦。就是离奇古怪，那真是，这个梦简直太离奇了。


关愚谦祖籍广州，在上海，他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关愚谦由北京外语大学俄语专业毕业之后，曾在国家财政部的专家室做过一段俄文翻译。


直到1957年，直到波及整个中国的“反右”风潮骤然兴起之后，关愚谦的人生命运第一次出现了无法预料的急转直下。


当时，年轻的关愚谦因传抄带有“右派”言论的大字报而遭致严厉批判，甚至被下放边远省份青海劳动改造，前后整整五个年头。


五年之间，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举目无亲的关愚谦倍感孤独，直到五年之后的1962年，在多方努力之下，关愚谦才最终得以脱身。在由青海回到北京之后，他被调入一个有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当时，这个委员会被简称为“和大”。


鲁豫：您当时在里面负责什么工作？


关愚谦：我搞对外联络。


鲁豫：具体做什么呢？


关愚谦：比如说，我们负责是管几个常驻外宾，我们陪这些洋人们，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洋人们去旅行，或者是参观，照顾他们的生活呀，我们所谓联络组就是目前所说的公关。非常有意思那时候。


鲁豫：这个工作那时候挺好的吧，特别是那个时候对您来说算是解放了，您从青海都能够回到北京，再到“和大”，算是解放吧？


关愚谦：当然是，我在青海回来以后啊。因为我表现很好，所以他们给我得了一个鉴定，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鉴定，是一个\"红鉴定\"，什么任劳任怨哪，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呀，就是人家给我一个很好的鉴定，我回来以后呢，整个一家子全是党员，除了我以外，全都是党员，父亲也是老革命，所以对我还是很信任，因而有什么大的活动，接见外宾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接见外宾的话我也去参加，我自己很感动，自己也很激动。有一次呢，1966年8月18号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接见50万红卫兵，接见这些红卫兵的时候，就需要很多的我们常驻的外宾，可以上天安门城楼，最高层一块儿去参观，谁陪同呢？我陪同。


关愚谦：到天安门城楼啊，那是最高的待遇了，最高的信任了，因为毛主席在旁边，去了以后忽然就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知道我，因为他跟我父亲是一块儿留法的，跟我随便聊聊天什么的，他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现在我在“和大”工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他就说我们的主席的一些著作你要好好读啊，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运动，你一定要加入进去，好好地提高自己。  


单纯的革命热情让关愚谦再次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洪流之中。

而在1968年，“文革”浪潮中如火如荼，文攻武斗的混乱局面，却让之前经历过屡次“整风运动”的关愚谦也始料不及。


当揭发“摘帽右派”的大字报贴出之后，关愚谦忽然意识到自己那段被放逐青海的悲惨遭遇或许将会因此而故剧重演。恐惧之中，他做出了一个几近疯狂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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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那时候您凭什么就觉得我不走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再送到青海去。


关愚谦：凭直觉。“造反派”的两个头，小头，那个时候才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就跟我说，小关愚谦，今天我们开大会，“背对背”的批评大会，你就留在你的办公室。我们去开，你不要来参加。什么叫做“背靠背”呢，就是先不要当事人，受批评的人参加，大家先对资料，大家先斗他的情况，然后研究如何去批评他，如何去打倒他，而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对待“反革命”的话，就是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鲁豫：您心里面一定是恐慌了？


关愚谦：我知道他们以后他们要斗我的材料了，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以后，我就知道只要是大字报一轰到我，像我这样的人将来以后还可以送去劳动改造，再让我会到青海去， 我死也不干。


鲁豫：那个时候您的心态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会很危险，所以要一走了之？


关愚谦：我如果说是这样一次的话，我不但是政治上完蛋了，我自己连本人的自尊也彻底完蛋了。我这样子的一个人还能够有什么再生活下去的兴趣，我从来没有在那么一刹那的悲观过，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好像就好像听到他们那面在呼喊，打倒关愚谦，继续大联合。打倒关愚谦，继续大联合。就忽然一刹那的工夫我要自杀，后来我记得每次接待外宾的时候我有刮胡子那刀片的，我放在我的抽屉里了，就拉开我的抽屉，去找刀片的时候就忽然发现我的抽屉里面有好几本护照。我是搞联络工作的，联络工作的话就是一些外宾的护照到我手里我给集中起来以后，到公安局去给他们办理入境手续、出境手续，所以我搞联络的话，以至于他们要走的时候飞机票也要又都我负责来订，订飞机票啊，这一套手续全是由我来办，我一拉开抽屉看到一个护照以后，就是我们常驻外宾，一个日本外宾西园寺宫一的儿子叫西园寺一晃，他的一张护照。我就随意一打开一看，这个护照里面，我说这个人长得我们俩长得挺像的嘛。这是第一个想法，再一翻开一看以后，他那里有两个签证，一个是去开罗的签证，一个是去巴黎的签证，我一看这个东西，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鲁豫：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关愚谦：第一个念头也许我拿这个护照我可以出走。


1968年，在这个政治狂潮席卷中国，人人自危的年份中，就是在这幢大楼里，针对关愚谦的“背对背”式的批斗大会正在进行。


几乎与此同时，一本国际友人的护照，却让处于惊恐之中的关愚谦几乎本能地想到了一个出境外逃的求生计划。


关愚谦：马上我自己去做了一个计划，我是做计划的能手，为什么呢？我那时候接待外宾，任何外宾来一定要做一个计划的，第一先干什么，第二再干什么，第三……，我就马上作计划。


鲁豫：第一。  


关愚谦：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民航局，民航局有一个专门售票员我跟他很熟的，因为外宾定票总是跟他订，我是小关，我们常驻外宾要出国，他说不行啊，我下午开会，你明天再来谈吧。我说不行，这急啊。他说根本不可能。我说非办不可，他说谁啊，我说西园寺宫一的儿子要走，他一听西园寺宫一，那是我们周恩来的朋友啊。


鲁豫：在那时候非常有名是吧？


关愚谦：有名的不得了， 西园寺宫一，他说到哪儿去，我说去开罗，到巴黎，他说到开罗，到巴黎。他出国呀，我说是啊，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走，他说，你发神经病啊，明天就走，我怎么给你弄票啊，我说这是政治任务嘛，非办不可，啪，电话一挂，他电话一挂以后我的心就啪啪啪跳得不得了。这不行，我绝对不能跑，那时候我就后悔了。


鲁豫：这时候停还来得及吧？


关愚谦：停是来不及了，他马上电话联系，电报就出去了嘛，这一步棋走错的话，那简直我就彻底完蛋了。


鲁豫：结果呢？


关愚谦：而且我要考虑的是，不是我完的问题，而且我家里人都会受影响，我就说绝对不行，我说赶快来电话，告诉我不行，告诉我不行，那马上撤掉就算了。等一会儿来电话说，小关，请客呀，给你办成了，这下我就凉了，我说那如果外宾不去了行吗？他说你跟我开玩笑，外宾不去了行吗？他说当然不行了。

  当时，在假借了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名义订好了机票之后，关愚谦虽然后悔，甚至想反悔，但已经做出的事情已经非同小可，加之对可能袭来的政治风暴的恐惧，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在拿到机票之后，关愚谦按照在“和大”迎送外宾的惯例，到公安局开具了出境证明。第二天清晨，他瞒过家人，前往机场，准备冒险一路闯关，逃离国境。



鲁豫：头天晚上回家见到家人，您那时候应该跟妈妈住一块儿。


关愚谦：跟妈妈，那时候我的前妻也已经回来了，还有孩子也在那儿。

鲁豫：那当时看到他们，你心里没有斗争？


关愚谦：怎么没斗争啊，我这么想，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子，我将来……，不行，我绝对不能跑，后来顶多十分钟之内，以后我自己又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不走也得走，你走也得走，你不走也是死，你走也是死，你不走对你家里也是这样，你不走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也是永远好不了。


鲁豫：问题是到了机场以后还有那么多关口。


关愚谦：那就有意思了。


鲁豫：最可怕的是我觉得，那儿的人都应该认识你，因为你经常要送外宾。


关愚谦：全都认识我，我一去了以后都叫，小关，你来了。


鲁豫：这多可怕啊？


关愚谦：是啊，我说我来了。怎么样？送外宾呀？我说送外宾，外宾呢，我说外宾还在车里呢，我就赶快跑到楼下地下室，我记得那是地下室很脏的一个厕所，到厕所以后，我就把蓝制服一脱，蓝裤子一脱以后，西装、领带。


鲁豫：里面穿的是西装。


关愚谦：全部西装，西装我全有嘛，全部西装以后，那时候天气又冷，二月份嘛，我又戴一个口罩，这个口罩呢在房间里面就不能戴了。


鲁豫：您太可怕了，我觉得。


关愚谦：我一进去的时候戴口罩，但是我这口罩不能兜，因为在飞机场里面没有那么冷嘛，我就把它挂在下头，是不是啊？我还有一个眼镜，我平常我也不戴眼镜的，我那时候有戴个眼镜，一出来以后俨然一个日本外宾。然后之后呢，就要交护照，那个时候叫民警，或者叫做边境警察，一个小伙子我不认识他，他说护照呢，我给他。他说拿去登记一下，我说你登记一下还给我，他说不不，到回头你走的时候我交给你。我竟然就把护照就给了他了。


实际上，在那本交给警察核验的护照上，照片已经被关愚谦调了包。他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在候机室里等到机场最后检票放行的时间，所有的逃跑计划就算是大功告成。但恰在此时，却偏偏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枝节。


关愚谦：然后到外宾休息室那里去呢，我就等啊等啊，已是度日如年，度一分钟就好像是待几个钟头死的。就在这个时候，大厅相当大，老远门打开了，警察来了，一看老刘，就跟我一直拍肩膀的。我想他跟我那么熟，那我在一块儿，他见了我以后，他马上看出来，我说完蛋了，所以我就知道绝对不可能了，忽然之间他看见我，他没好好看我一眼，当然那时候灯也不是特别亮，这是你的护照吗？我说是，他说祝您好运，旅途愉快，说完以后转身就走了，我当时还愣住，他没认识我，大概他在脑子里永远不可能想到会有人在这儿飞出去。


鲁豫：再疯狂的人也想不到。


关愚谦：也想不到，在中国这么一个土地上，连鸟、苍蝇都飞不出去的这么一个土地上，这么一个大人，怎么可能，所以说，他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到的。


鲁豫：上飞机以后安全了？


关愚谦：安全了。


即使是在多年之后，当初发生在登机之前的惊险一幕仍然让关愚谦唏嘘不已。在飞机上，他遇到了两位捷克商人，并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种种遭遇。出于怜悯，两位捷克人决定帮助这个来自中国的逃亡者。


当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之后，关愚谦搭乘这两位捷克商人的汽车向开罗市中心驶去。


关愚谦：后来他说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你去休息，然后就打算送我，一送就送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白颜色，很高级的房子， 我说你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们这是苏联大使馆。我一听什么，把我送到苏联大使馆来了，我说那可不得了啊，那个时候中国是两个大敌人，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苏联，而苏联这个敌人比美国还要厉害，我那时候知道，我说送到这儿以后我就真是成了叛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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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这会儿您的政治觉悟出来了？


关愚谦：我说坏了，坏了，这可是掉入陷井了，忽然来了人，一个有胡子的，很和气，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俄罗斯作家，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你，他说你是很累的，要休息休息。


鲁豫：他们已经知道你的情况？


关愚谦：那个捷克人大概告诉他了。  


鲁豫：已经说了。


关愚谦：他就把我送到旅馆里跟人说了以后他就走了，那个旅馆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那时候我可以说就是一天两晚都没睡觉嘛，所以我一到床上以后整个就晕过去了，睡的迷迷糊糊，一直睡到晚上，忽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再一醒的时候天亮了。


关愚谦：下面就有人用英文跟我说，他说下面有人找你，是不是那个作家又来了，那我得去呀，于是我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忽然就看见一个人脸上有大胡子，一看就是埃及人，不是俄罗斯人，马上拿出（证件），他说我是埃及警方。现在你处于危险之中，你得赶快跟我走，我说我处于什么危险之中啊？他说红卫兵现在到处找你，我说什么？我说在开罗有红卫兵？


1968年，文革狂热的鼎沸声中，关愚谦的出逃很快惊动了中苏两国的外交官员，中国驻开罗大使馆的一班红卫兵正在到处搜寻关愚谦的藏身之处，准备将他押解回国。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前苏联大使馆早已把关愚谦的行踪报告了埃及警方，等待埃及政府就此做出反应。


而开罗警察局则将关愚谦作为非法入境者暂且收容在一所名叫“肯那特”的监狱里。那时，关愚谦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里度过一年多的时间。


关愚谦：隔了三四天，忽然之间警官看见了我，给我一张报纸，就是我的一张照片。后来我说坏了，我现在变成国际问题。什么偷偷地拿了日本人的护照，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子逃亡到什么地方，写了这么一大篇东西，后来以后我就知道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到后来以后，我在监狱里一直关了一年多啊。


鲁豫：你当时在监狱里面害怕自己被引渡回来吗？


关愚谦：后来我就听说总理说句话，人已经走了就让他走吧。所以后来中国就没再要求我，把我引渡回来。  


在埃及的监狱里，关愚谦度日如年。他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为他安排的赴美移民计划，但是前往其它中立国家的申请也石沉大海。


鲁豫：您心里的底线是不能把（您）看成是中国的敌人？


关愚谦：我绝对不能够被他们利用，来反对中国的这么一个工具， 这点我是非常清楚地，而且我自己确实感觉， 我说这个底线对我太重要了， 到了大使馆（人家）谁也不要我。 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有建立外交关愚谦系，所以他们都不太敢接待我，我觉得很奇怪，忽然之间之后他们就把我遗忘在这个监狱里面了。


到后来以后我就坚决要求回国，我就说我死也死在中国，你想在阿拉伯这个国家，他们的风土人情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国家里头住在他们的十八层地狱里面，你想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 后来我就宣布绝食，我说如果你不送我回中国去，我就要绝食。结果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就给了那个警官，让警官转到他们这个埃及当局和转告红十字会，我说我现在再也受不了了，我要诀时，用英文写的， 可是那时候他们正好叫做斋节呀，阿拉伯国家有个斋节，我就说斋节开斋那一天我就绝食，就大家说到你绝食没用的，谁也不会理你的，他说我们这里有些人绝食的话，就死在这里也没有用，他说谁会来理你啊，早把你给忘掉了，那时候很多人就告诉我这么说，当天我宣布绝食的时候，忽然之间来了一个非常高级，大概是中校一个警察，他说关愚谦先生请你出来，我们带你到城里去，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想见你，而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人我已经见过一次了，这个人对我非常好， 他说关愚谦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现在联邦德国同意你到他那里去。


鲁豫：就是西德？


关愚谦：我说西德，我不去，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我说盖世太保，希特勒、法西斯，希特勒是国际军事主义，那个地方太可怕了，我说我不去。

鲁豫：您的要求太多了。


关愚谦：他就哈哈大笑，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倔，西德现在情况完全变了，西德现在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怎么怎么。


1969年，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关愚谦愚谦得以挣脱牢狱，前往当时的联邦德国开始了又一段全新的生活。外国人接待所的韦伯先生对关愚谦愚谦非常热情，关愚谦照有加，并帮助他找到了来到德国之后的第一份、同时也是待遇优厚的一份工作。


鲁豫：第一份工作在德国是什么？


关愚谦：亚洲研究所写书，到了以后让我去找那个韦伯先生，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介绍一下，三天以后他来电话说，汉堡的亚洲研究所希望你去，我一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又给了我一个路费，我就到了汉堡，到汉堡以后呢，到了亚洲研究所，那个格罗斯曼博士，到现在我还有联系呢， 他说关愚谦先生你是唯一的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他说你又了解中国，他说我现在要求你，给你六个月的时间，你写一个为什么会发生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一听，我马上就有工作了，每一个月给你一千二百马克，我几乎晕倒了。


鲁豫：很高是吧？


关愚谦：那是，那时候一千二百马克，那是60年代，69年那是当时已经很高了，现在一般来说平均工资不过是大概一千欧元到两千马克。我我去我说说好，就答应下来了，他要是是用英文写，我说没问题，可是到汉堡以后我自己租了一个小房子，我就开始写。忽然我就发现我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呀，我就知道了出现了什么事情，什么蒯大富啊、什么韩学勤啊。


鲁豫：因为刚一开始你就走了。


关愚谦：刚开始就走了嘛，“文化大革命”我说大体上能分析出这么多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但是合同已经签了，我写的时候是 《十八年的变迁》 。从小时候开始怎么演变，我就把那时候对英美的看法，对日本的看法，所有东西，而且还是比较“左”的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厚厚的一本，写了大概二百六十多页，给他看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说关愚谦先生，可是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这所里面还有两个中国人，我希望让他们看一看，看你写得如何。结果给他朋友看了以后，这两个中国人就说，这个关愚谦先生，这个中文水平太差了，错字连篇。他还把我这错字全都画了圈，错字连篇。他说他自己认为他念过大学，看样子不太可靠。后来格罗斯曼博士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人家告诉我了，你这个水平太差，但是又不太相信你的水平那么差，他说这样子吧，汉堡大学有一个教授，他是中国人，他是很老的一个教授，你把你写的文稿给那个教授看一看，我想听听教授意见。


关愚谦：然后他就把中文（稿）还给我了以后，我一看以后这个圈圈点点是吧，我写的全是简笔字，他们这些人早就到欧洲去了，他们不认识简笔字，所以把我的简笔字啊，比如说宁，安宁的宁，这么一勾，他就认为全是错字，说我错字连篇，我一看就微笑，然后我就带给刘教授，刘教授是搞语言的，简体字跟繁体字他都知道。他一看以后他说这些全是简体字他圈什么东西呀，他看了以后七天七夜看完以后，说关愚谦先生你赶快来，他说你这个写得太好了，他说你写完以后我就知道现在中国人怎么想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很有价值。你有什么困难我能帮你吗？后来我说，刘教授啊，我说我还想念大学，可是他们这儿不让我留下来，他说，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后来我说我到留学生办公室去了，那个办公室主任也很喜欢我，但是需要两个教授证明我有念大学的同等学历，教授说没问题。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教授给你出证明，于是他当天见到我以后，第二天就给我出了证明，第三天汉堡大学就接受我作为汉堡大学的正式学生。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背景之下，关愚谦凭借着自己特殊的大陆身份以及汉堡大学教授刘茂才先生的大力举荐，1970年时，也就是在关愚谦从中国出逃两年之后，他得以成为一名在校读书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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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会跑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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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关愚谦：游子回家

　　　　　　　　　　　　　　　　　　 　　　　　　　　　小 陆  




关愚谦  
　　在上海老锦江和关愚谦先生"面对面"之前，我把他新推出的一部令著名作家王蒙"读一次流一次泪，难以自己"并为之作序的书《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认真地读了一遍--那是怎样的传奇经历啊：惊心动魄的出逃、九死一生的磨难、悲欢离合的婚恋……人生大起大落的情节如此巧合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且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家谱记载，他是清代名将关天培之后，父亲和周恩来是同学，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他自己曾陪同外国朋友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曾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做过翻译；也曾在一夜之间差点成了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再度遭殃，被迫离开祖国，成为被通缉的"叛国者"……



“我这一生可以死去了七、八次，自杀了七、八次”

　　接过关愚谦递上的名片，上面印着：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中国浙江大学教授、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其实除这些身份外，他还是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专栏作家，出过十几部著作。他唯一一部写自身经历的书《浪》几个月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第一版15000册已全部售完；德文版的《浪》在德国推出只两个月，已有5个电台、5个演讲等着他；更有俄、法、美、英、中国香港等文化界人士对此书感兴趣，意欲把它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

　　正逢上海举办"德国汉堡文化周"，关愚谦应邀踏上自己的土地，赴同济大学演讲。游子回家--在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又一次以真挚的深情拥抱祖国，激动鲜明地写在他脸上。

　　"在同济大学演讲时，我情不自禁唱了好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歌：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读书时唱过的俄文歌、英文歌，发配青海时向当地人学的'青海花儿'，在埃及监狱时唱过的'我的家乡'……

　　"我这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乐观、坦荡，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的事。三十七岁那年遭遇'文革'，我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离开了祖国、母亲和妻儿。几经艰难险阻，最后落脚德国。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在死亡的追逐下过来的。小的时候，日本人的子弹从我的头皮上擦过，我没有死；流放青海时，在丛林里被狼群围困，我没有死；'文革'挨整走投无路时，我没有死；被迫逃离中国壁垒森严的关卡时，我没有死；在埃及监狱非人的折磨下，我没有死；在德国的码头，扛钢筋差点累吐了血，我没有死……说到死，我这一生可以死去了七、八次，自杀了七、八次，但我是个生命力极强的人，我不轻易向命运低头。"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当说到自己不得不远离祖国、远离母亲的刹那，关愚谦眼圈红了，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身为记者的我竟不忍相看……


五次写《上海啊，上海》，透视上海变化


　　为转移话题，记者问关愚谦对上海的感受--在《浪》中，他写到少年时代上海的生活，有一次，他和同学路过家附近的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那里矗立着当时全上海最高级的旅店：老锦江。大概走得有点太靠近大门，一个"印度阿三"挥起短棍朝他们打来。他凭着以前练就的"躲闪法"功夫，没被打着，而一旁的同学却被打得整个背部红肿起来。关愚谦气急了，年少的他当时就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住进锦江饭店，为和他一样的中国孩子争口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愚谦记不清有多少次住进锦江饭店了。每次来上海，他都会小住几天。现在儿子开公司，还特意租了一套老锦江的房间。想想，不仅当年的气给争回来了，而且每每看到上海的变化，不由得豪情万丈！

　　关愚谦写过五篇总题叫《上海啊，上海》的文章。第一篇写于1981年，那时他由德国第一次回上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借了辆自行车从淮海坊出发，一直骑到静安寺，再往西，来到当年的母校市西中学。一路上街道、建筑几乎没什么变化，这令他很伤感。第二次写上海是在1984年，他欣喜地发现上海有变化了，但是商店的营业员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对顾客态度冷淡。几年后第三次写上海，他感到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态度不一样了，由冷面孔变成了热面孔，这座城市，一切都在百废俱兴。再隔一年来上海，忽然发现陕西路排起了长队，人们都在争相购买股票……最近的一次写上海就在几个月前，新世纪的上海变得连他这个"老上海"都不认得了，拔地而起的幢幢标志性建筑物，把上海衬得更高、更靓了！

  五次写上海，五次不同的感受。每一次，都怀着一份期待；每一次，都寄寓了一份深情。关愚谦的写上海，又何尝不是在写中国！年届古稀，对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愈来愈深切，她常常和母亲的形象连在一起，饱受苦难而善良宽容。现在，苦难已过去，祖国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关愚谦深深为祖国自豪。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本德国护照改变不了我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


“对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


　　在汉堡，关愚谦教书之余还为多家报刊写专栏，是东南亚地区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给记者看《信报》上"关愚谦德意志"的国际评论专栏，不是想像中的那种短文章，而是要几乎占到报纸版面的一半。他同时还主编着两本杂志《德中论坛》和《欧华学报》。当然他最看重的是几部写中国文化、中国风俗的书：如《中国文化指南》《中国的传统》《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尤其是德文版的6卷本《鲁迅选集》，是他花了15年时间，发动20多个学生一起翻译的。这次德国文化代表团来上海，还特意带了一套送给上海图书馆。

　　关愚谦的书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很有读者。人们知道到书店买书要买"关的书"，"关的书"成了那些书店里的一个通行概念。这很让关愚谦欣慰，自从到德国去以后，他一直在想：西方人三、四百年来用传教士加大炮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了东方，而西方人对东方的文化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他决定以写作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化带入西方，为此，他还于1981年组织了"欧洲华人学会"，以凝聚更多的华人为此而努力。

　　"对很多德国读者来说，我的书是一座桥。我建筑这座'桥'是绝对有主观意识的--那就是把东方文化带入西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东方，了解中国。我打算写第二部讲述自身经历的书，因为《浪》中没能写到1981年以后德国的生活，题目就叫《桥》。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种力量在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就是祖国。"

　　"我感觉我这一生没有虚度，我的苦难成了我的财富。如果还能年轻一次，我愿意再去一次青海……"关愚谦的眼睛变得清亮起来，穿过岁月之河，他似乎看到了鲜花、阳光、友谊和爱情。不是吗，抛开那些痛苦和灰暗，今日的青海早已不是昔日的青海了，今日的祖国也同样不再是昔日的祖国了。

　　采访结束，握别的一刻，关愚谦情不自禁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老了，我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