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报刊的涌现与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迁

风石堰

现代中国报刊的涌现与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化，旧的传统世界正在慢慢死去，而新的时代在茫然与亢奋交缠的复杂情境中刚刚打开。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裂变中，科举制的废除无疑象征着旧有的符号世界和价值系统的瓦解，报刊杂志的兴起则隐喻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迅速崛起。在这样一个衰亡兴替的历史进程中，报刊作为大众媒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报刊的涌现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与此同时，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尤其是为富有士大夫意识的过渡型知识分子安排了“以言报国”的广阔舞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被突然断裂的历史抛掷到“现代性的牢笼”中的读书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同时迅速地聚集在报刊、出版机构等生产、传播知识的空间里，以批判性见长的公共性知识群体似乎重新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上演了一出慷慨激昂且让人扼腕的悲歌。我试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一种思想史的进路中，清晰地描述出这群与报刊休戚相关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现代特征和生存形态。

一、近代报纸产生与知识分子历史观的改变

  “新闻”作为一种描述现实世界变化的术语，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与大众媒介的兴起捆绑在一起的，新闻的“新鲜性”透露的是现代人试图从本雅明所谓的“空洞的、同质的时间”里打捞新奇感受的渴望，这种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与已然去魅的现代性所涵盖的“理性、速度”相通的。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士人而言，时间是静止的或者说是循环的，表征时间变化的不是钟表之类的现代刻度仪器，而是自然世界日落、日出的永恒的循环，以及人类世界道统与政统的此消彼长。他们对于历史时间的感受是道统的断裂与接续，因此这种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是静止的、凝固的面相。
  但是这种理解世界和自我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逐渐地被新起的理性化思维所腐蚀和取代。报刊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申报》等教会报刊在中国沿海地带的兴盛，然后是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为标志的民报的勃兴，此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纷纷涌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类似于报纸雏形的只有进奏院状、邸报之类传播官方公报的印刷物，其功能只是通报朝廷政治的消息和皇帝的起居生活，其传播仅限于官员及小部分作为准官员的士子。这些印刷品是外在于人们的生活的，并且是私密的、弱时效性的。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报纸作为一个舶来品“闯入”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并且迅速地取得了他们的心理认同。报纸传播的信息、周期性以及舆论深刻地重构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生活，并且影响了其理解和判断这个世界的标准。“新闻”导致最重要的“现代性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发生了改变，因而也改变了其历史观。静态的时间被不断流逝的时间体验所取代，自我想象的文化中心被辽远的地理空间所击碎。在这样一个时空体验发生更替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还有被殖民的屈辱体验。急剧而新异的时空感受，与被压抑的文化群体的挫折感，混合成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热烈向往。这种向往是与他们对报纸杂志的功能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触：“夫书，已往之陈迹，古人之糟粕也。千世之变异，非古人所得逆而知也；当时之情事，亦非今人所得虚以揣也。”[1]在这种信息流失的情形下，谭认为只有报纸才能“拯救历史”。而且报纸的空间传播功能在他看来又超过同时代兴起的学堂与学会。因为前者可以“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2]正是对于报纸超越时空的意义的体认，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可以通过报纸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导向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未来。秋瑾在其创办的《中国女报》的发刊词末尾就这样直言到：“然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3]报纸承担了启蒙的功能，也就是给处于“暗室”和“迷津”中的中国以光明的指向，在知识分子对未来的畅想中，过去已然属于沉默的历史，未来等待着被创造，因此亢奋的情绪笼罩着这个沉闷的时代。这种亢奋所酝酿的是知识分子的志士化气概，甚至发展到巅峰状态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烈士精神。陈建华就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由恐惧革命而突然转向欢呼革命。造成这一戏剧性的转变，除了因为清廷失却了正统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因‘革命’一词已突破传统而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亦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4]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单向度的进步史观随着报纸的兴起迅速地被传播和接受，人类历史被预设成一个直线上升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为之鼓与呼。历史目的论给处于困厄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们在报刊上欢呼历史的到来就成为了一种思想惯性。如汪晖所指出：“公理世界观逆转了天理世界观的历史观，将未来而不是将过去视为理想政治和道德实现的根源。这一逆转瓦解了儒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历史中断或断裂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接续道统的意志，代之以一种历史延续和无穷进化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5]
  在进化史观迅速地替换知识分子的循环史观的同时，民族国家意识也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在报刊上以“印刷民族主义”的方式被知识分子想象和理解，它成为在价值失范的时代重新完成社会整合的灵魂。知识分子自觉地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并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政论的方式积极地鼓吹民族意识的觉醒。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的定义，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就为处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和表达想象的空间，在周期性的交换对于民族国家认识的过程中，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于右任在《民立报》的发刊词中是这样表达他们那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与言论之关系的认识的：“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7]换言之，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知识分子发表在报刊上的言论建构和生产出来的，而这种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意识才能促使共同体在事实上的真正建立。

二、以言报国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身而兼二任的，是学士与文吏两种社会角色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社会功能的双重性质，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即把社会治理和教化和谐统一的士大夫政治。当然，这种政治能够延续与科举制度等选拔人才的体制安排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科举制废除后，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就崩解了，知识分子丧失了以往的“学而优则仕”的特权，沦落为四民社会中的普通阶层。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忧患精神，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意识并没有被完全历史化，而是以各种变相发挥着其影响。通过占据报刊这种新兴的文化资源，从而“以言报国”就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合法性身份在近代历史中已经被湮没，但是他们的政治关怀仍旧萦绕着其内心世界，并以报刊上的政论等各种话语形式表达出来。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8]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来发表和传播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评议就是一种重要而新颖的“行为模式”。
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概括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行为模式；“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度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兴。”[9]言论报国既是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意识的延续，又是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对知识分子的现实要求。这也就可以解释近代中国的著名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指广开报馆）”。[10]梁启超认为报纸主要的功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慷慨地呼吁道：“故欲以身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虽然，既俨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职而不疑，当此中国存亡绝续之交，天下万世之功罪，吾侪与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效之道，以相劝勉也！”[11]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自身能够发挥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即是通过演讲与写作来履行天职，以缓解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内心深处的焦灼与苦痛，并希望能够唤醒国民振奋人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窥察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位移”，即从庙堂上的直接辅佐君王转移到社会层面来“处士横议”。知识分子生存的政治基础虽然在瓦解，但是其立足的社会空间却在急剧的生长，其视野不再仅仅聚焦在君主身上，而是同时向社会扩散。
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道统的基础上，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并且这种政治批评都具有谏议的体制内色彩。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道统已经逐渐趋于澌灭，以严复等翻译的进化论等西学所提供的义理成为知识分子著述的新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转换的背后，我们仍旧可以窥探到旧的知识范式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近代知识分子在报刊上的舆论表达是建立在传统与西学的双重基础上的，而这种悖论式的统一又是服从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士大夫精神”的。孙中山期待于《民报》同人的也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办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12]正是报刊的出现，让处于困惑和焦虑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的空间，他们相信知识的真理之光能够为已然碎片化的社会提供联结的纽带。
自然，这种以言报国的模式因为报刊自身的时间属性所导致的仓促，常常在学理上不够精致和体系化，往往呈现出混合、热烈和粗糙的知识形态，大多流于亢奋的呼喊与偏执的口舌之争，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这正是张灏所谓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救亡的历史感已经压倒经营知识体系的悠闲，启蒙的“理性之负担”悄然侵蚀了学理的爬梳。因此，可以说，以言报国的舆论表达生产的是思想和情绪，而不是严谨的学术。更何况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与体制的制度性联系已被割断，所以其言论报国就更多的沾染了书生议政的色彩。这也是同样议政的古代士大夫与现代活跃在报刊上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之一。当时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已经先知先觉到现代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这种内在缺陷：“然自西洋文化输入以来，此法律与公例公式，渐为外来思想所变动，立言者既不能仅据旧有者为标准，听言者亦不甘仅以旧有者为满足，于是言论基础遂受动摇。言论界虽亦求合时势，稍变其论据之方针，但仓皇迎受，无所折衷，故所陈说，非失之支离，即流于偏激，而不能有融会贯彻之精义，以收群众之视听。此虽受时势之影响然，不能谓非言论自身之缺点也。”[13]这正是报刊兴起后舆论表达的困境所在，具有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因此对在报刊上发表意见持谨慎的态度。而相对于那个渐渐远去的士大夫主导政治的时代，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漂浮”特征就更是明显，只能以在野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存在，其据守报刊以言报国的热烈所折射的恰恰是与现实政治的日益疏离。专门研究近代思想史的王尔敏对知识分子在议政与干政间的悖论有过精彩的评述：“虽然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抱负，并能自觉其责任，是健全的一面，但就其基本原质来说，也有足以抵消的障碍与缺陷。最显著和在历史上出现最多的情形，那就是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政治领袖或领导者。即使热心政治，却不一定有才干。于是不免成为书生论政，于政治领袖多方苛求，成为发言空论的批评者，建策者，实际主政，则窒碍难通，反而扰乱政治步骤。”[14]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知识分子的以言报国所透露的恰恰是一个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的一去不回，其在报刊上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映射的恰恰是士大夫意识的幽灵。

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

在一种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情景中，古代的士开始了痛苦的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意识取代了儒家的“文化天下”的观念，无穷延续的时间观替换了循环的历史时间，以言报国的报刊立论模式主导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可以说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正因此，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社会形象，就不再是朝廷上的谏臣或古代学校的清流，而是一个庞大的日益壮大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
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兴起的原因当然是人言言殊。在我看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报刊作为一种崭新的表达媒介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繁荣，它为忧国忧民的过渡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更难得的是，相对于古代知识的缓慢传播，报刊可以让知识分子的意见迅速地传播到大街小巷。所以才有人指出在大众传播的时代，“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次，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的破裂。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管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的西学与学校教育。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给知识分子提供保障的“仕、学合一”的系统崩溃了，而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濒于破产，读书人的生活来源日益困窘，一向沿着这条道路开始人生的读书人不得不进入社会选择职业。报刊、出版包括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正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造就了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繁荣。再次，传统士子接受和习惯的主要是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反专业化的文人教育和业余教育。但在近代背景下，这种教育模式所培养的人才已经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如王汎森所指出：“在晚清，当西方科技知识涌入，而中国又再一次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15]在这种情形下，原本处于社会中心的有文化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只有所谓“规范知识”而无“自然知识”（费孝通认为“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的读书人就成为了一个漂浮的阶层，正在兴起的报刊媒介就为这些彷徨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归宿，而且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与自负。换言之，正是知识结构的欠缺和专业能力的贫乏，导致很多读书人只能选择寄生在报刊媒介。最后，如前所言，士大夫政治的物质性外壳虽然溃灭了，但是士大夫幽灵仍旧盘桓在读书人的内心深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困局中更是得到了彰显。书生论政、报刊立言就成为很多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这自然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盛。这种兴盛的标志就是大量政论性报刊的诞生。中国新闻史鼻祖戈公振认为：“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16]相对于西方报纸在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的雏形所具有的商业色彩，中国近代报刊从一开始就以关怀社会体恤民生而展现出起其独特的政治品质。这种品质的获得与保持自然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对其亲睐密不可分。
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互为因果而形成的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产生公共领域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如果没有报刊杂志的迅速生长与发达，没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公共领域就丧失了它最重要的生产机制。反过来，正是公共领域的存在，使这些具有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公共交往的社会空间，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在公共空间里碰撞和交锋。方平通过对清末上海的民办报刊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崛起，反映了一些分散的个人与团体通过创办报刊而介入公共领域的努力，它不仅对完善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起新的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从而为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一般诉求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17]由此可见，报刊的诞生与繁荣对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决定性的意义。
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展现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在晚清，主要是以《时务报》、《万国公报》等为核心的维新派报刊，代表性人物是梁启超、康有为等，以宣传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然后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是改良与革命之争，涌现了大量的擅长写政论的知识分子；到了二十年代，是《新青年》的独领风骚，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公共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则形成北有《大公报》、南有《申报》的两极格局，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文艺副刊”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倾向自由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苦心经营了有建设性地批评政治、改良文学的公共领域，成为独具一格的知识群体，而以《申报》“自由谈”为核心则聚集了鲁迅等一批相对左翼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杂文的风趣、犀利和反讽议论时政，针砭人性，形成了与北方迥异的表述风格；四十年代则是具有士大夫意识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在大陆偃旗息鼓前的“回光返照”，其代表就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吸引了大量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参考文献：
[1] 谭嗣同 ：《湘报》“后叙”，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40。
[2] 同上，页41。
[3]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1907年1月。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80。
[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8-19。
[5]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三联书店，2004年，页48。
[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5。
[7]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1910年10月11日。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84。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6。
[9] 张季鸾：《季鸾文存》，页30。
[10]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录自《戊戌政变记》卷六，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23。
[11]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十七期，1902年10月2日，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58。
[12]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第一期，1905年10月，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78。
[13] 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东方杂志》15卷12号，1918年12月，转引自许纪霖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86。
[14]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131。
[15] 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2002年，（56）。
[1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176-177。
[17] 方平：《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风石堰

上半年写的,已发表在<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姐姐

我斗胆作个揣测，亦算开个玩笑，不妥之处唐兄指正：窃以为兄治学的路数六分像许老师，四分像汪晖，呵呵。

风石堰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自己治学思路到底是哪门哪派,这也是经常受到业师问询的地方,说到上海两年了看不清我到底在一个怎样的史学传统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文学的爱好给了我感性的思维,历史强调根据和史料,我一直处于一种痛苦的两者磨合之中.
"姐姐"兄说的未尝没有几分道理,导师影响很大,但汪晖的治学方式我也很欣赏,尤其从文学思想和文学研究进入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对我有莫大的参考价值.
近来一直考虑做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即选取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慢慢找到自己的道路,有时想要是我读中文系的研究生,也许不会有这么多转型的苦闷.哈哈,可惜没有后悔药卖.

姐姐

呵呵，看来我的猜测基本上是对的，由文学转而进入思想领域，汪晖的转型确实是成功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出，除了陆兴华以外，大概很少有人还对他的学力存疑。像我很多朋友一样，兄现在也正处在当年汪晖转角的地方，没有理由不受他的影响。
哈哈，说起来还是我有先见之明，打定主意报考中文系，省却了兄这样的无尽烦恼——现在的生活跟大脑都简化成直线型的了，除了专心备考外，就剩经常跟朋友笑骂：思想算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