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

夕阳秋草

　　吴光

　　关于浙学与浙东学派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其当代定位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本文拟在梳理“浙学”概念来龙去脉的同时，谈谈对“浙学”内涵及其当代定位的认识。




  


　　在论及浙江学术文化时，学者们谈得较多的是“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而忽略起源更早的“浙学”之说。究其原委，盖因清代中叶的浙东史学家章学诚撰写了《浙东学术》一文倡导“浙东学术”于前，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在20世纪初撰著了《清代学术概论》与《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浙东学派”于后，史学家何炳松、陈训慈等又在30年代发表《浙东学派溯源》、《清代浙东之史学》等论著，对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作了具体而微的阐述与发挥之故。

　　其实，“浙学”的概念比“浙东学派”要早出现400多年。“浙学”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提出的，而“浙东学派”则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年）的著作。

　　朱熹在评论浙东学者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的学术时，首次将“永嘉、永康之说”称为“浙学”，并严加批评。他认为“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江西（陆氏）之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永康之说）却专言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见《朱子语类》）且不论朱子的批评是否正确，这至少说明“浙学”在南宋已经成“学”并且引起重视了。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风靡两浙，故有学者突破南宋以浙东永嘉、永康、金华之学为“浙学”的视野，而从两浙大视野讨论“浙学”。如浙西学者蔡汝楠就在书函中，将明代两浙地区的阳明心学列为“浙学”传承脉络。而曾在浙江做学官的福建籍学者刘鳞长，则编纂了一部《浙学宗传》，将宋明时代浙江地区的“心学”流派归入于“浙学”传统。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虽然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浙东学派”一词，批评明史馆负责制定《修史条例》的人“其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但他所谓的“浙东学派”，指的是浙东地区的学术发展脉络，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如他说“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就是证明。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对“浙学”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并大加赞扬。全祖望所说的“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继全祖望之后，乾嘉时代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首次论述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异同，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在章氏看来，“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及其学风虽然不同，但其根本之道是并行不悖、互相兼容的。浙东学术源于朱熹、陆九渊，其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

　　至于近现代乃至当代学者，虽然都在使用“浙学”、“浙东学派”的概念，但侧重点及所论内涵不尽相同，甚至有对立之说。他们的共同问题，是没有区分“浙学”概念的狭义与广义。

　　那么，在有关“浙学”、“浙东学派”等概念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求得一个理论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如何在当代浙江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浙学”的内涵？这是应当正视的问题。应当看到，今日浙江的行政区划已非昔日划分浙东、浙西两道、两路时的旧貌，今日“浙东”、“浙西”的文化界限也不再像清代以前那样壁垒分明了。因此，我们对“浙学”的认识也理应有新的发展。

　　实际上，历代学者有关“浙学”内涵的解读也是与时俱进的。如果说宋元学者眼中的“浙学”仅限于金华、温州地区的“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那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全祖望已经将“浙学”的领域延伸到宁波、绍兴等大浙东地区甚至包括了部分浙西地区（如杭州），其所包含的学术流派也不限于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而是包括四明学派以及姚江学派与蕺山学派了。清代的章学诚，则在区分“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并强调“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同时，已经蕴涵着大“浙学”的观念。自章学诚以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许多学者，从章炳麟、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到金毓黻、余英时、何冠彪以及当代浙江籍的众多学者，都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从各个角度研讨、评论“浙学”或“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内涵、沿革、学脉、特色等，从而把对“浙学”的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我认为，“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学术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从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我们自然应当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但站在当今浙江文化建设的立场上，我们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对两浙之学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视野。

　　在“浙学”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先驱们逐渐积累和提炼出其学术精神———浙学精神。这个“浙学精神”可以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正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