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常务副总编韩松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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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外宣，何谓内宣？当全球经济一体化到来时，国际社会无法再一味地固守冷战时期的阵营，很多话题都有了国际意义，比如：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还有中国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等，都已不再仅仅是国内新闻的关注点。

　　每当《对外大传播》的记者采访外国驻北京的新闻机构时，每每会听到这些外国人提及的是《瞭望东方周刊》、《南风窗》等，那些有可能仍被我们视为“内宣”的刊物，占据了惜时如金的外国读者的阅读时间。而在这其中《瞭望东方周刊》又是一本让国内外读者也同样青睐的刊物。

　　是什么力量让《瞭望东方周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快速崛起于如林的期刊市场？是什么原因让它在前有独霸了半壁江山的《南方窗》的“围堵”，后有刚刚崛起的《中国第一财经》的“追捕”下，却能在上海，在这个中国新闻业群雄并起之地站住了脚跟，并且让人看到一片光明的前途？他们成功的经验对于从事外宣工作的人来说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为此我们采访了《望东方周刊》的常务副总编辑韩松。

　　“我们刊物的成功来源于比较清楚的定位”

　　《对外大传播》：在办刊之初，《瞭望东方周刊》就打出旗帜——我关注的，也一定是全社会关注的。我们乐见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权利在东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愿以真实的报道和言论贡献于这一进程——这样的宣言与追求都充满了人文精神和新锐之气。从今天的局面看，你们的追求与结果相吻合吗？

　　韩松：办刊之初，新华社定的方针就是主流刊物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且，让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比较有信心，这来源于我们比较清楚读者的定位。

　　新华社办有许多刊物。创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瞭望》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本以传递权威信息、纵览国内外大势为宗旨的刊物，至今仍是许多中国党政官员案头必备的决策参考读本。但我们当时分析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在党政干部和“工农商学兵”之外，崛起了一个新兴社会阶层。他们拥有独立见解，渴望创造财富，向往掌握新知，奋力想摆脱旧体制的束缚，这些人群是《瞭望》这样的刊物没有覆盖到的。根据我们做的调查，这部分人最想看到对国内外重大时政和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想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过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仅靠红头文件和内部传达已经不能与这部分人达成圆满的沟通。

　　我们曾在沿海做过调查，发现私企老板都在看党报。为什么？他们要从中寻找政策。在《瞭望东方周刊》之前，有《南风窗》，它是个半月刊，充分阐释党的政策是这个刊物的长处，它的不足是新闻不足，对重大话题涉及不够。而有的新闻周刊社会新闻性比较强，追求的东西比较高尚，但它的时政新闻不够。我们正是寻找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空挡。

　　“每组文章都力求发出响亮些的声音”

　　《对外大传播》：我们最近看到《瞭望东方周刊》策划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话题，如《欧战60年毁灭与重生》，它让人类站在战争的废墟上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国与国之间能奉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吗？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选题体现了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追求？

　　韩松：正如你所说的，《瞭望东方周刊》的每篇文章都有这样一种对主题的追求，每组文章都力求发出响亮些的声音。

　　我们连续两年的春节专题报道都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过去只要做这样的重头文章，就都是遵从一种思路——贯彻从中央往下的报道思路。而现在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关注社会和人生。

　　比如2003春节那一期，我们做的文章叫“穷人过年”。通过一个个故事，来讲穷人如何过年。之前，我们把所有的记者都派出去了，在寒冷的天气里到街头看下岗工人，春节那么冷的天气，看人家为了挣春节的过年费站在街头唱歌。还有好多人过节不敢回家，因为在家乡欠了债。我们力图通过这样的文章使大家看到，在中国还存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比较贫困的人们，从而使大家对科学发展观战略理解得更为清楚。用这种最接近中国现实的手法，去讲最真实的故事，刊物出来后让很多人感到震撼，同时也觉得我们的刊物有公信力。

　　2004年春节，我们做的选题是“过年洗个澡”。洗澡是基本人权，却少有人提及。“小康”、“温饱”这类词频频出现，但又有谁考虑洗澡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一个人邋邋遢遢，连洗澡这个基本生活条件都达不到，如何让他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在我们的文章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人花上万块钱洗一次澡，也有人只能一年洗一次澡，不能常洗澡，因为没水，因为穷。做这样的选题就是想引起读者关注——中国实现小康后，穷人过年的泪水与笑声。

　　还有，我们最早提出“新兴医院神话”和“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等选题，尤其是“经济学家为谁代言”我本人非常满意。原先，大家一致认为经济学家是比较中立的，但现在我们发现有的经济学家仅为社会某一团体代言。

　　再比如第40期的封面文章：《未竟的邓小平》，就说明了邓小平依然在精神上领导着中国这样一个事实。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创新了，他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走了，因而他离开大家这么多年，却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那期内容难度很大，因为邓小平大家太熟悉了，必须站在对他整体把握的高度寻找与现实相联系的角度，不能太煽情，功过都得评说。那期刊物出来后影响很大。作为媒体，我们的确肩负着唤醒社会良知的责任。

　　（他的话使我们想起，在深圳的图书馆院落里伫立着一座雕塑——一个强壮的男人，正拼尽力气努力撑开铁质的门框，大踏步地冲出去。想起在浦东繁华地带马路旁静静斜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邓小平的话：“浦东开发不要动摇”。《瞭望东方周刊》就是这样收集引导人们释读对真理真实而宝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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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语言要追求朴实、生动、鲜明、幽默”

　　《对外大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用了怎样的新闻语言，实践着这种追求？

　　韩松：我们追求的新闻语言是朴实、生动、鲜明，还要有幽默感。当然，幽默感是对我们的记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因为幽默感需要记者的阅历。编辑的任务就是指挥记者弄到能够弄到的所有的事实。把这些事实都放在等式的左边，等式的右边是结论，不能遗留一个盲点，涉及这个事情的相关人物一定要采访到。

　　同时，我们加大了对重大的、纪念性活动的策划，以及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比如“《反分裂国家法》登台”这个选题。由于有些新闻点政策性很强，很多媒体不敢做，但我们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我们将落脚点放在这是一个和平的法方面，请各方面的官员和教授讲故事，派记者到沿海，如福州等地采访台商以及与台商做生意的人，还采访了那些在大陆找了老婆的台商们，让这些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讲这个法出来后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些台湾人根本不想打仗，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对外大传播》：在这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你所说的努力，但也恰恰是这一期与“200岁的安徒生依然年轻”等专题比较，让人感觉文字比较“冷涩”，你如何看待这种因文采不够而可能造成的令人遗憾的阅读取舍？

　　韩松：你们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也正是我们正在下功夫改进的地方。做“《反分裂国家法》登台”这个选题时，我们就是想用讲故事的方法，在既照顾特定的群体使其具有必读性的同时，也达到具备一定可读性的水准。

　　《对外大传播》：这样一本已得人心的刊物，你们现在能盈利吗？

　　韩松：目前看还不能。（记者插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主流媒体走向市场都很艰难？）现在办刊办报都要一个专业团队，而中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外国人办这样的刊物，很容易找到专业人士去运作。

　　我们作为在传统体制下的一个团队所面临市场运作的新问题，可以说完全没有现成的经验。传统的靠指令发文的事情，遇到了市场运作下的新问题。有时，也有外面的投资商找到我们，说你们的内容已经没问题了，剩下的交给我们来运作吧！他们根本不愁广告。但是我们囿于体制，很难走出这一步。我们现在新华社大的体制下正逐步摸索经验，也正慢慢在引进这种能面对市场的人才。

　　“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东西和社会脱节”

　　《对外大传播》：你曾说过，目前新闻教育与实践脱节，请详细谈谈你的看法？

　　韩松：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最欠缺的是在政治上的把握。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报刊不讲政治是不行的。西方也讲啊，从伊拉克的报道看，西方也是很讲究政治的。新分来的大学生只讲新闻中立，不承认政治，片面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这是不合适的。

　　办刊人真的是要对投资商负责的，像《新周报》办了几期就停刊了，投资商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本，这对投资商很不负责（编者注：《新周报》创刊于2004年10月26日，停刊于2005年3月15日，他们曾经的目标是做中国第一新闻周报）。

　　新闻市场化之后，不讲政治后果很严重。做媒体人，你必须遵守新闻的基本规则，比如，要坚持已有的新闻价值观。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讲过，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目前，有一些假新闻满天飞，不讲真实性原则，不讲新闻价值观，不讲新闻的重要性和新鲜性，更不关注新闻的突发性、时效性。不管是共产党还是西方媒体，在传播中都要遵循新闻的共同规律。

　　举个例子，2005年上半年之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汽油价格问题的信息，中央那么多主流媒体，还有经济类报纸都没有做报道，我印象里只有《新京报》在头版头条提供了这样一条消息。这条漏报的新闻消息背后意义十分重大，它涉及环境能源、发展战略、人心稳定等。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投身新闻传播事业中，但新闻敏感性和政治敏感性都远远不够。这与大学教育有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东西和社会脱节。如今，我们国家的新闻体制还没有形成编辑中心制。在西方，多是大编辑、小记者，可是中国正好反了过来，是大记者、小编辑。其实，编辑才是决定什么是新闻的关键所在，做编辑的要负责选稿，因而选择性和判断性对于他就很重要，这需要他具有很冷静的工作作风，要具有较为深厚的思想底蕴。

　　但国内的很多媒体，新闻稿件的好坏全凭记者的素质，十分靠不住，尤其是在市场化竞争之后，很多记者真是……

　　（厚道的韩松想了很久，但还是没说什么，只是从他惆怅的表情，我们能够体会他对新闻专业人才素养缺失的遗憾。）

“现在到了‘外宣’二次改革的时候了”

　　《对外大传播》：过去很多人一提“外宣”就感觉这是一个很被动的新闻工作，好像什么都是国内炒熟了的话题才可以对外说，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部分人对国内重大话题不去主动关注的状态。你如何看待“外宣”、“内宣”之别？

　　韩松：“外宣”媒体不能死抱住“内外有别”的思想，现在内外关注的临界点已经开始模糊，好的“内宣”也起到了“外宣”的作用。

　　我理解“外宣”比“内宣”注重“阳光”和“阴影”的比例。但目前的形势是，西方驻京机构对中国新闻的报道要比中国“外宣”媒体所做的报道更为全面、深刻。尤其是阜新“矿难”事件，几乎所有的“内宣”媒体都到了，外国记者也去了，但“外宣”媒体一个都没去。即使是“外宣”媒体，也要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现状，不仅是正面的，而且应该是方方面面的。

　　我想“外宣”媒体也不是故意地不做深度报道，他也想做好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外宣”记者也许大都是外语学院出身，他们没有经受综合大学的环境熏陶，没养成思考中国的习惯。而做“内宣”的记者从一开始就思考中国问题，把自己当作中国问题专家。由此“外宣”媒体很多时候，即使给他一个空间，也有可能“切”不下来。外语本身是一个工具，但做外宣的人不能是一个工具。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做一个好的记者就是当你掌握新闻基本规律之后，不仅能够对事实进行还原，而且从表面上的事物看到更多的本质。

　　“外宣”在语言风格、表现力上更接近西方，应走在新闻改革的前沿，但就在这几年，“内宣”慢慢赶上来，现在到了“外宣”二次改革的时候了。

　　“中国报刊正处在一个转型期”

　　《对外大传播》：曾看到你有这样一句话：“我自己有一个网站整个一年没有更新一个字，太忙了。”你如何看待这个“忙”字。商务部的一位主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不停地说，“我们现在太忙了，实在是太忙了！”很多媒体人也有此感慨。你是如何处理享受生活与提高工作质量之间的关系的？

　　韩松：很多成功的刊物，不仅仅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合力”。南方报业集团已经成为“报刊孵化器”，无论是《新京报》，还是《南方人物周刊》都办得十分成功。《南方周末》的主编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办刊方向没有变。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并坚持自己的追求。

　　中国报刊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从主编到办刊队伍，都面临逐步过渡。今年“两会”报道期间我很忙，但比起去年，总体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去年，几乎所有的封面文章我都看，所有的稿件，我都跟总编辑、执行总编一起过一遍，有些稿件是需要我自己亲自修改，或者是改写的，经常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改文章。（记者插话：在改革期间，需要牺牲者，但怎样寻求媒体人在转型期的成功过渡？新闻工作者的亚健康状态令人堪忧。）

　　我们目前的媒体队伍存在专业人才不够、操作方式陈旧的现状。做主编的，需要牺牲，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面临一个崭新的平台，你在如何把握新闻规律这一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各个领域都会尝试到。比如说《南风窗》的主编秦朔后来又办起了《中国第一财经》，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也很精彩。当然，来到一个新的平台，只有等掌舵的人轻松了，下面的人才会轻松，记者队伍正慢慢成熟起来。每个领域都应有专业人才，如果主编一直这么忙，就反映了我们报刊不成熟的现实，这样的局面不解决，报刊是没有前途的。

　　“做新闻工作的人需要想象力”

　　《对外大传播》：你是一个在科幻小说领域很有成就的作家（韩松曾获得1988年、1990年科幻“银河奖”，1991年凭借短篇科幻小说《宇宙墓碑》获得首届世界华人科幻奖大奖）我们在网上逛了逛，感到这个领域的读者对你非常关注。科幻是对未来的、超越时空的事物的一种想象，这种能力对你的工作是否也有帮助？

　　韩松：（非常坚决、用力地点点头）科幻是科学幻想，既然是科学，那就追求科学态度、方法。科幻讲究对事实的还原和探索，这和新闻对事实的还原、对新闻规律的探寻是一致的。

　　做新闻工作的人需要想象力，通过想象，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西方，这一点已经做到我们前面了。政治新闻从经济角度透视，需要想象力，考虑未来的趋势，不满足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单纯报道，而是对未来进行预测。

　　从苗头的东西看出事物的发展方向，“中国人的海外风险”就是根据当时在伊拉克战争中有中国人被绑架这一事情触发的灵感，很多媒体只报道新闻事件本身。我们做这组选题预测了十种风险，有读者反馈说“你们第一次这么详尽地报道出了事物的走向”。

　　在韩松看来，科幻和童话不同，科幻是对未来的预警，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预知，像地球灭亡、人类灭亡这样的问题。他的话令我们想起前不久在中国放映的美国影片《后天》，以及刚刚过去的印度洋海啸，还有掠过中国百座城市的“麦莎”风暴，我们惊讶：现实和科幻竟是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