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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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

潘岳

什么是绿色中国？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绿色中国。这句话经过多年的奋斗总结，每一个词都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为什么要建设绿色中国？因为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可持续，凡不可持续的即是非绿色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还没做到“可持续”三个字。
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世界的几十分之一。我们目前的资源能源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可居住的土地50年内水土流失了一半，现存45种主要矿藏15年之后将只剩下6种，5年后60％的石油需要进口。我们的环境不可持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空气。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了世界耗水第一、污水排放量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的大国，还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国已经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世界银行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年资本主义，批的就是不可持续、不公平、不平等，如果我们社会主义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如何体现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为什么会造成不可持续的局面呢？因为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有了偏差。20世纪50年代，我们模仿苏联的重工业模式。虽然这个模式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但并不符合我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20世纪80年代，我们转而学习欧美，用生产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走得是一条唯政治的道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革自己的命。改革开放后，这25年来，我们走的是唯经济的道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有一个思想的误区，就是唯经济决定一切。经济上去了，政治就稳定；经济上去了，人民吃饱饭就安居乐业；经济上去了，我们有得是钱，就可以足够的物质的手段去应对行将来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危机。但现在看来，这是不行的，等这些危机真的来临时，那点经济成果恐怕远远难以应付。
从发展观上讲，发展是硬道理没错，但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发展，综合的发展，不是唯经济的发展。全面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我们却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又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单纯的财富积累，再把对财富的追求变成整个社会的唯一追求。按理说，一切资源都以当前的市场价格来定价，但土地、水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稀缺资源的潜在价值却被忽略。大量社会资源为能“短平快”增加财富的项目所吸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疯狂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同时，对财富的极端崇拜导致对人终极关怀的缺失，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与价值观的溃散，造成了环保、教育、扶贫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被长期忽视，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穷人失去了道义的支持，失去了归属感，黑恶势力与邪教趁机膨胀。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也使得政治和经济资源大量涌入与经济总量增长关系密切的少数行业和领域，错综复杂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纠缠在一起，使整个社会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空前上升，甚至成为主流，可以在“发展”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侵害包括环境权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短期经济总量数目增长的同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不公平和腐败。
世界上环保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专业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经济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第四个层次最高，是把环境当成一个文化伦理问题。我们一直处在环境专业层次，国外早已经进入到环境政治社会层次了。近两年，鉴于中国的环境与经济矛盾空前尖锐，环境既制约了经济，经济也破坏了环境，使我们的环保工作迅速上升到经济层面，但国家还没有系统的环境经济政策支撑，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理论也没有根本转变，环保系统内的素质也跟不上。从世界范围内看，环境问题早已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问题的复合体。
环保为什么是经济问题呢？因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增长。世界银行计算过，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发展了，有钱了，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也不迟，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中国为什么不行？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太不合理，没有对外的殖民统治，没有环境资源的占有与掠夺，没有资金与技术的优势，越往后，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越难于支付环境成本。如果按照现行模式发展，15年后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也会跟着翻几倍。可能还没有等我们储备足够的物质基础，环境危机就会交织着其他危机提前爆发。谁都想着好事，我要当市长、县长，也会首先想到的是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GDP考核是主要标准，先污染、后治理是固定模式。先污染，后治理，意味着我先享受，15年之后的治理责任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事。可惜我们想错了，生态危机比我们想象的来的快得多，危及的不是子孙后代，而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如五年之内还继续这种发展模式的话，危机的症候将非常明显地呈现。我们只能走一条新的路，这条新路大家都知道，是环境与经济共赢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清洁生产，就是循环经济，就是开发新能源。这条路有人替我们走成功了，西方发达国家抛弃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选择了生态工业经济道路。我们对他们的转型很不服气，因为他们有原始积累，掠夺大自然已经300年了。但日本值不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还不如，但是它也走成功了循环经济与循环型社会，如果我们也不能完全服气的话，我可以再举举韩国的例子。韩国在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竟然解决了环境问题。即是说中等发达国家提前解决了发达国家高度发达时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世界上并不是没有路可走，绿色生产、绿色科技、绿色消费以及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等等，都是我们要探索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原有的市场体系中，有一些公共资源是没有价的，我们总假设地球上的资源无限，总假设地球上的资源在被开采之前无价，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比如说水，比如说煤价，再比如说生物多样性等等。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没有价的，当这些资源的价格体系确立的那一天，便是经济学上重大改革转型的那一天，这种经济发展和思维方式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是一场革命，这就叫绿色经济，这就是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出台的前奏。
环保为什么是个社会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阐述了。简单地说，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形成了恶性循环，带来了社会不和谐。比如，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他们乱采乱挖，污染了环境，赚了大钱。可他们污染了当地环境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北京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估计如果这些城市也污染了，他们会跟着炒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房价。他们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享受污染所产生的好处，却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权力与财富向城市、东部和富裕人群集中，农民、西部地区和贫困人群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环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另外，还有社会责任问题。那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那些获取了权力的官员，那些获得利益的集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环境与公共事务而言，他们的社会公益责任如何体现？我前不久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实际上就是呼唤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行业、部门、城市担负起社会绿色责任。为了使大家共同富裕，而让他们弥合社会的差距，弥补一系列社会不公平。他们要明白，不公平所造成的恶性结果对于富人和穷人是一样的。我们总说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初衷，因为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公平，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公平还有没有完全到位，市场经济的效率也没有完全到位。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付出更为巨大的努力。
环保为什么还是个政治问题？从人事上来讲，是个官员政绩考核问题，因为现在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GDP，又没有环境问责机制，大小官员们为了三年五年的政绩，毁掉十年百年的资源环境毫不心痛。因为决定他们升迁的不是环境与资源，不是教育与卫生，不是治安与人文。所以，应将绿色GDP尽快研究出台，应将环保等公共政策指标尽快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来。从法律上讲，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环保法律，可真正执行的有多少？执行了的效果怎么样？现行法律中对于污染者的惩罚太轻、赋予环保部门的权限太小，造成了“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从制度上讲，环保部门体制没有垂直，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政和人事都由地方政府管理，他们的任用、他们的工资、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家属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地方政府管，所以这些人到环保总局来反而成了当地政府跑通环保审批的公关部经理。怎么能指望他们去阻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环境？从决策程序上讲，我们尚未完成行政体制转变的改革，大量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大规划、大工程、大项目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上马，公众知道了也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利益就此被侵蚀。要改变，就要民主与法制，就要提倡公众参与，就要政务公开，就要阳光行政。两年多来，我越搞环保就越感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我深知环境保护仅凭环保总局一个部门是办不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需要民主法制的尽快建立和实施。在环保领域里最可以搞民主法制的实验，因为环保的政治成本相对小，最易达成大家的共识和共赢。圆明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各种思想，各种部门利益，中央和地方权能，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互动，以及《行政许可法》所阐述的民主科学决策程序，舆论与公众监督等等，都有了一个理性和谐的平台加以交流实验。目前看来，实验成功了。
环保为什么是文化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具有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使我们大中华生存延续了几千年。这原本是防止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可惜两次大劫难使其几乎荡然无存。一是五四运动砸乱孔家店，虽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批判过激。二是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用“打，砸，抢”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把百年前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原因全归咎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传统道德文化缺失的危险中，人们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来解释和衡量一切，整个生产与生活的过程简化为赚钱和消费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核也统统被抛置天外。但我们抛掉的，有人却捡了起来，奇迹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儒学成了弥补和修正资本主义缺陷的东方特有工具。所以国学还是要学一点的。为了祖宗你们得学，为了未来，你们更得学。国学是你们应对未来的真正思想武器，未来复杂的世界变局不是靠敲着电脑就可以应对的。
环境问题也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起码是个思想观念问题。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多次被曲解、被教条化。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论述，提倡“唯生产力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却抛诸脑后。出于这种片面理解，我们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很少批判其过度的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问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一种叫做生态社会主义的流派，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都靠它来修正或挽救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改变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不光要改变生产关系，还要调整生产目的，即从追求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和消费，变成追求提高人类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幸福，把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成创造性的活动。与经济至上论者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要求珍惜自然资源，杜绝官僚主义的浪费；与极端环境主义者也不同，生态社会主义不赞成彻底否定工业文明或者提倡禁欲主义，而是寻求创造一种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减少浪费的新型发展模式。如此，人们才不再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欲望，才能摆脱工业文明的矛盾。这些对于中央今天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政治理论，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环境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反映了当前中国的一个侧面，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改造中国的实验。例如，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生态补偿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环境民主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开路；解决了环境文化问题，就能够重建一套充满活力的、适应中国绿色崛起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我说，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只有站在这种高度上，只有拥有这样的视野，才能够真正理解环保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才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绿色中国和怎样建设绿色中国。作为环保专业领域的青年学生，你们必须要认真严肃地从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对环保进行更深更透的新思考，你们必须要学会如何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参与社会生活。
接下来我要讲讲少年中国。小时候，我的叔叔阿姨们老跟我讲，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的事，便把希望落在你们头上，你们一定要争口气，将我们的理想完成。我那时很反感——你们欠的账，你们没有完成就往我们身上落，我们完不成再往下一代落，谁都不去做个先行者去牺牲，存在的诸多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人到中年，我又有些理解他们说的话。记得《走向共和》里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梁启超劝李鸿章挥师北上。李鸿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很多事情，不是上一代不想做，而是被很多历史条件所限制，有心而无力。环境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一代还能用“中国这么大，怎么折腾也能撑个十来年”来安慰自己，你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15年后，也就是你们40岁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今天的四倍，污染总量也将是今天的四至六倍，中国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根本无法支撑，你们可还有立锥之地？环境问题不是由你们的错误造成的，但解决它却是你们的责任。解决得不好，代价由你们来付；解决得好，光荣也由你们来领。这就是命运。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命运，也都在承接命运时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我们父母为了中国的解放赶走了帝国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启动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现代化转型的这个过程。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需要一点理想主义。什么是理想主义？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纵观历史，每一代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先不论对不对，但至少有。一二十年代的青年参加五四运动，为得是主义；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投奔延安，为得是独立；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志愿去边疆，为得是富强；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成了红卫兵，为得是继续革命；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希望出国，为得是从欧美学得强国之道。你们这一代我不是很了解，坦率地说我想跟你们像朋友一样交流，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不太好交流，我跟我儿子的交流就不成功。他崇尚个性自由，见了很多大世面也懂了很多事，但就是不懂国家、民族。我们经常吵架，见面也很少，按你们的话说我为此很郁闷。我总结了几句话，批评一下你们，不知你们能否听进去：你们这一代在一个丰富庞杂的环境中长大，但却缺乏坚定的根基；你们对未来充满过分的激情，但对于历史却往往关注较少；你们少有传统的束缚，但也缺乏成型的信仰。简而言之，理想主义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已经很罕见了，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占了绝对的上风。和一般状况相比，在座的诸位已经是很有理想的了，但你们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坚定地说，在毕业之后还会做环保？有多少人能够坚定地说干环保是为了理念，会为之奋斗终生？这不是一个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气候大环境的问题。
其实，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坏事，但过度的实用主义会导致集体短视，没有和时代结合起来的个人主义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不需盲从我们这一代，但你们必须有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和时代要求紧紧相连的。中国现在的时代要求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没错，我们正在崛起——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然而，我们的崛起主要依靠的是资源环境消耗、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埋藏的最大的定时炸弹。制约不光来自内部，还来自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使得“环境”和“人权”一样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和贸易的巨大因素。欧美把持的全球化秩序极其不公平：他们一方面指责我们不环保，一方面向我们转移他们的污染行业并且封锁环保技术；一方面占有最多的资源环境，一方面又设置绿色壁垒阻碍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中华民族要奋起，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讨还公道，让他们履行自己的环境承诺；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制度与技术，要勒紧裤腰带走绿色崛起道路；我们要团结周边邻国，进行区域合作，解决环境纠纷；要联合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等左翼组织向跨国集团施加压力，限制他们向中国转移污染行业……中国能在国际上作的环境工作有很多，在国内也不少。你们天天喊爱国主义，天天讲民族精神，环境领域照样可以体现你们的爱国主义。再说得微观些，中华民族环保意识的提高，便是中华民族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的提高。
总之，要干的事情很多。这是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伟大时刻，这一时刻来临时，我们已经老了，赶不上了。《老残游记》里写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人生之大悲哀也。但这种悲哀让我对你们有了更大的期许，因为真正创造历史的，永远是年轻人。梁启超主导戊戌变法时22岁，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26岁，胡适成为北大教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27岁，毛泽东在湖南发动铁路工人暴动的时候是28岁……再说个和环保相关的，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人大游行创立地球日，发起人丹尼斯·海斯当时也只有25岁！因此，我鼓励你们的激情、创造力和热血，我无条件地支持你们的努力。我们虽然比你们老，但人的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精神。我们的心没有老，我跟你们一起奋斗。我相信，在今天这个小礼堂中，如果大家都把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变成思想去奋斗的话，那么这个小礼堂将孕育着未来成功的种子。
梁启超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大家都读过。这是激励了我青年岁月的文章，我再和大家重温一次。它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前途最不确定的时代，列强讥之为日落西山的“老大帝国”。而梁启超却相信，只要中国的青年们能够慨然奋起，就能够将这个老朽的国家重新改造成青春的国家。今天的时代，同样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衰落后，中国是否能够重新崛起？将以什么样的方重新崛起？这个答案掌握在你们手中。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民主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绿色中国只能在你们这一代手中完成。我相信，一个绿色中国，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少年中国！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环促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