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能不复思蜀——成都散记

cdxiaohe

作者:xiangwangdaocheng

焉能不复思蜀

一、旧梦


儿时粗读三国，便很自然的便将刘备一方认定成是“好人”，而曹操一方当然

就是“坏人”。不料后来，竟看到“好人”一方居然为“坏人”一方所败，不

禁伤心不已，大骂罗贯中胡说八道。再后来偶然见到一张三国地图，这才知道

自己竟然生活在“坏人”的地盘上，愤怒之余，几乎连自己的祖宗也骂了。

从那时起，四川便成了我的一个梦，成都就是这个梦的中心。我梦想着有朝一

日能去亲眼看看那座城市，那个曾经生活着我儿时英雄的地方。后来长大了一

些，整个身心就频繁奔忙于各种考场之间，成都也就渐渐从我心中淡了出去。

梦终于成了梦，沉入了记忆的最深处。


1997年的夏天，我从西安出发去游三峡，途经成都，只停留了十几分钟，没有

下车。隔着车窗，我匆匆扫视了一眼这座曾千百次出现在儿时梦里的城市。我

看到了一丛丛的碧草，看到了一片片的竹林，看到了蓝色的头巾，看到了精巧

的背篓，看到了碧波荡漾的沱江，也看到了江岸上鳞次栉比的酒厂。可是我没

能去拜访一下儿时崇拜的偶像们。但是在那一刻，那个儿时的梦突然复苏了，

我知道，我一定会回来拜访这座城市，圆自己一个多年的梦。

就这样，七年在一晃眼间飞逝而过。


二、成都印象
5月8日凌晨，列车到达成都。匆匆找了家旅店住下，天色稍亮，我们便出门游览成都的市容去了。
成都是个平原城市，整个市区呈八卦形，据考证是根据成都平原上的风向变化而特别设计的。史书载，成都建市之初“三年成市，五年成都”，遂取名成都，沿袭两千余年，从未更改，这在中国的城市中堪称绝无仅有。
西汉时，成都织绵业相当发达，成为官府税收中的重要来源，为了便于管理，汉王朝特在此设立官员专门管理织绵，所以成都又被称之为“锦官城”，简称“锦城”。
五代后期，蜀国皇帝孟昶偏爱芙蓉，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每年九月芙蓉花开之际，孟昶便率文武百官登城观赏，有一年在赏花时曾感叹地说：“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因此，成都又留下了“芙蓉城”的美名，简称“蓉城”。至今，芙蓉花仍是成都市花。
成都是个极休闲的城市，休闲得几乎让人不舍得离开。这一点只需要在成都呆上几分钟便可以感受得到。走在成都的街头，懒散的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斜斜的洒在身上，照得人也懒懒的。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可见，连太阳到了成都也变得懒了。曾听人说过，不到成都不知道自己活得太忙。果然。
立在繁华的春熙路上，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随着我们在成都逗留时间的加长而愈发加重：“成都人靠什么吃饭？”他们的休闲与懒散着实让我们搞不明白他们都在从事着怎样的职业。大街上，小巷里，到处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外地人闲，本地人也闲；老人闲，青年人也闲；女人们闲；男人们也闲。一个个，一群群，一堆堆，闲着喝茶，闲着搓麻，闲着摆龙门阵，闲着立在大马路上不知道该干点啥！
成都有数不清的茶楼，生意却都好得出奇，丝毫看不出市场饱和的迹象。茶楼里有空调，有麻将，有报纸，有杂志，有单间，有雅座。果品茶水一应俱全，甚至连厕所也别出心裁的取名“观瀑亭”和“听雨轩”……一切都在竭尽所能的调节着周围的气氛，放松着人们的神经。
而我更喜欢那种四川传统的露天茶馆。从我们住的地方出来不远，便是成都著名的文殊院。香火缭绕，钟罄声声。这里供奉着唐朝玄奘法师的舍利子。成都人在寺院厢房旁的花丛下支起一个简单的凉棚，里面清一色的竹桌竹椅，青花瓷碗，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清香和成都人热辣的俚语。稀疏的日光和着叶的影子映在茶碗里，连同时间一起被冲泡得芳香馨人。
这样的日子怎么不能让我们这些奔命于生活前线的人们流连忘返！怎么能让我们不在离开之后念念不忘！可真就有人不愿意回到这里。那个异类名叫刘禅。
刘禅的“乐不思蜀”一直是我儿读三国时最痛恨的一段，但当我亲身感受过成都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个流行了一千余年的指责。虽然人都会贪图安逸，但人也都是有感情的，包括刘禅。即使洛阳再安乐，也不至于会全然忘记了这片他生活了50余年的土地。除非一种解释：他是在故意装傻。
或许刘禅真的很笨，不是个当皇帝的材料，但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笨到分不清生死，笨到迎着死亡却仍一往无前。事实上，他非但能分清楚，而且心底实在是怕死啊！古往今来，多少已经缴械投降的昔日人君最终也没能逃脱胜利者的揣度。秦朝的亡君子婴，在项羽入关后的第二天便被戳死在咸阳的大街上，南唐的亡君李煜只因为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便被给赵光义强服了牵机毒，还有朱由榔，这个亡国之后才上任的南明皇帝即使躲进了缅甸人的草棚，也没有逃过被引渡处死的噩运……41年的帝王生涯，41年的浑浑噩噩，41年的时间虽然不一定能让刘禅明白应该怎么样“当皇帝”，但却足够让他明白“当皇帝”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故国沦丧，手无寸铁，身边除了几个纸上谈兵的酸腐书生，到处都是居心叵测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在装傻中苟且偷生外还能怎么样！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司马昭，他应该已经用了他最大的心智了。
悠哉，成都！哀哉，刘禅！

三、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老人家的名句几乎误导了我。端着地图将成都城郊搜索了数遍，却最终发现这个成都最有名的古迹居然就在整个城市的正中心。

其实杜甫他老人家并没有说错，我们到武侯祠看过介绍才知道，工部侍郎当年去过的武侯祠果真就在成都市郊。那个时候，今天的武侯祠还只是昭烈皇帝刘备的惠陵。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诸葛亮的祭祠被人们迁到了此处，形成了“君臣同阙宫”的今古奇观。

虽然名为“同阙宫”，事实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刘备的陵墓了。诸葛亮喧宾夺主的抢占了正殿位置，而此地的东道主刘备则被挤到祠后一方狭小的空间里，在凄凄惨惨与冷冷清清中，等待着偶尔到此的三三两两的游人们的凭吊。

照理说，刘备是君，是主，是四川的实际统治者，而诸葛亮是臣，是仆，是“许以驱驰”的普通官吏。他们两者是如何完成这不可思议的君臣易位的呢！在武侯祠的题刻里，有人分析说，是因为诸葛亮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作风，为蜀中留下了一整套国富民强的制度，引导川人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以至于蜀中百姓没齿难忘；而刘备虽然是皇帝，却享国日短，未能为四川人民留下更多的记忆。民国年间的邹鲁更是用一首诗说得明白：“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

其实人类的历史一直就是这样，为后人所铭记的往往即不是金戈铁马的赫赫战功，也不是刀光剑影的文争武斗，而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君不见，美国的前总统乔治·布什，在任期间打赢了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帮助科威特恢复了主权。这次战争的结果间接导致了苏联的分崩离析，美国从此得以靠“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独霸全球。要说老布什的战果不可谓不辉煌，但在之后的总统大选中，他还是因为国内经济的不景气而惨败给了克林顿。

这种看法在两厢陈列的文武官员塑像那里得到了印证--赵云竟然身着文官服饰排在了武将的第一位。“武者，止戈也。”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已经为人心所向安排下了伏笔。这位被罗贯中描写为百战百胜的传奇军人在百姓心中得到的最高地位，居然是一身儒扇纶巾。历史就是这样按照老百姓们自己的意志流传了下来。

武侯祠里有一幅对联，乃是清朝末年白族人赵藩所书：“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一百余年来，这幅被称为“攻心联”的名联就像一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泉水，点化着千千万万寻找真理的灵魂。

清朝末年，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因在庚子国变中护驾有功，晋升为四川总督，成了慈禧老佛爷眼中的红人。但岑春煊上任后便疯狂镇压当地义和团余部和哥老会会众，进剿农民起义军。一时间四川上下怨声载道，民愤沸腾。为此，岑的老师，时任四川代理监茶道使的赵藩，写下了这幅对联，并挂在武侯祠里用以劝导。

它的上联用的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典故。意思是说，用兵之道，重要的不在于征战，而在于攻心。如果能从心理上让对手臣服，对抗就会自然消除。当时诸葛亮采取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建议，用严厉与宽大为怀的心战战术最终使孟获心服口服。

它的下联则是在讲，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对症下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否则政策或宽或严都会出现差错，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提醒后来那些治理四川的人，更有那些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引以为戒。

成都的街头上就有这样一道奇特的风景，至今仍时能一见：自行车后携带的儿童不是坐着而是站在车后的书包架上，腰间用绳子与骑车人相缚。这种做法致使自行车重心过高，实际上是极不安全的，但这却是成都人规避交通法规的一大发明。原来成都市执行自行车不能带人的规定，但又规定骑车者可将幼童背在身后。于是聪明的成都人就发明了这种腰间系绳站的象征性的“背”。

1958年3月7日，当时中央会议在成都召开。毛泽东也利用休息时间专门到武侯祠观看这幅对联。据说后来在文革中，他对要到四川去工作的刘兴元说：“你到四川去工作，你一定要到武侯祠去读这幅对联。你读了这幅对联，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应该怎么做了。”

四、青羊宫
青羊宫距离武侯祠并不远，是我国著名的道观。

相传当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受关令尹喜所托，写下了洋洋五千余言的《道德经》。老子临行，告诉尹喜：“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千日之后，尹喜来到成都，老子骑着一头青羊从天而降，度其成升天。后人在老子下界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道观，就是今天的青羊宫。

进入宫门，里面香烟缭绕，看得出，香火还是比较旺的。三清殿前，一位道长正一本正经的向游人们讲解着什么。殿里蹲着一对铜羊，其中一只鼠耳、牛鼻、虎爪、兔嘴、龙角、蛇尾、马脸、羊须、猴颈、鸡眼、狗腹、猪臀，看介绍居然还是贾似道家的遗物。

作为中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道教，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道家。这个以“清心、寡欲、出世、无为”为核心的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的斗争持续了两千余年的时间，对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它自己却在“入世”与“出世”的决断间茫然四顾，犹豫徘徊，而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混沌，导致这个原本有机会一统江湖的学派最终归于惨败。

道家学说诞生之初，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的公平竞争时代。之后，法家、儒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纷纷脱颖而出，瓜分了为数不多的几颗掌握着兵权的脑袋。而在此期间，道家却在它们的打压下几乎完全销声匿迹，默默无闻。直到西汉初年，道家学说开始崭露头角，一度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是董仲舒的出现标志着包括道家在内的众多学说在与儒家的斗争中一败涂地。汉武帝在完成了对自己疆土和政权的巩固的同时，也完成了其后两千余年中对中国人思想的桎梏。

道家遁入深山，成为与闲云野鹤为伴的自娱自乐。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公元142年，成都城外的青城山上来了一位名叫张陵的人。他在那里建立了一种叫做“五斗米教”组织，利用道家学说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许多年后，“五斗米教”演变成了“道教”，老子被尊成了“太上老君”，张陵也就成了“张天师”。

然而，变成了宗教的道家传人们却并没有停止在“出世”旗号下积极“入世”的努力。生存在夹缝中的它利用本土优势与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展开了新一轮抢夺生存权的斗争。然而几个回合下来，它又输了。即使是被唐朝奉为了“国教”，即使出现了“三武一宗”之厄，面对着大好局势的它仍然输了。

在我看来，道教与佛教最大的区别就是，佛教尊崇权威，道教追求真理：佛教通过语录，用死的玄奥解释生的艰难，而道教则通过规律，用生的从容解释死的超脱。所以，道教可以超越人体的极限，但却不能改变于己不利的规则；佛教虽然容忍谦让，却可以创造于己有利的规则。

雍正皇帝说过：“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一句话准确的说明了三教在帝王手中的作用与区别。这也许才是道教为什么赢不下天下的真正原因吧！

五、杜甫草堂
杜甫老先生是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奇才。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他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忧思，他的笔下始终游走着鬼斧神工的造化，他的身上始终散发着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他的面前，是漫天飞雪和滚滚征尘，他的身后，是世世传诵和代代景仰。他的文字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在世界范围被广泛的吟咏。他用他无与伦比的笔，完成了中国律诗的巅峰之作，完成了山水与民族命运完美的结合，完成了一介匹夫关注国家兴衰的千秋楷模，完成了文人面对穷困潦倒时的经典示范。他的诗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被应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治病的良药，是驱鬼的神符，甚至是行军作战的暗语。
今天，在成都，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触摸这个传奇般的名字，聆听一个伟大灵魂沉重的心音。
杜甫草堂距离青羊宫不远，当年只是杜甫临时搭建的一个草棚。
杜甫自己诗中记叙，那时他们一家蜗居其中，每逢雨季，屋里水漏如注，苦不堪言。因此在去草堂之前，我一直以为草堂是间破败不堪的危房。虽然真正的草堂肯定不可能存在这么久，但重建起来的草堂应该不会太走样--至少应该能让我们这些后辈后生们感觉他诗中的那些拮据与无奈吧！然而，我们看到的杜甫草堂却是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神采奕奕，让人丝毫感受不到“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痛苦与尴尬。屋顶上虽然仍装腔作势的盖着茅草，却厚实的怎么也不能让人相信它会在成都的柔风中擅离职守，飞洒江郊。
看过了介绍才知道，原来，真正的草堂早在杜甫离开后不久就湮没于风雨的洗礼中了，但后人对杜甫的崇拜使得历朝历代不断重建草堂，前后共有五六个版本，而各种版本间却又大相径庭。后人大约是不愿意让他老人家再继续受苦挨冻，就按各自时代最流行的时尚替他重新设计了草堂的式样，扩大了院落的面积，甚至于在房后堆起了假山，在门前设计了溪水。今天，托他老人家福，我们都已住进了那千万间广厦，把他的故居装修得漂亮点儿应该不为过吧！就连杜甫的邻居也跟着沾光，被一起粉刷的焕然一新。可惜草堂名字不能改，否则一定得把屋顶的那点儿茅草换成青瓦，给土墙抹上水泥。否则如何能对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呢！
从草堂出来的时候我在想，杜甫对国家动荡的焦虑出于真心，对人民疾苦的痛切出于真心，对诗歌创造的热爱出于真心，但我们后人对他的崇拜是不是有点过于矫情，有点过于自作主张了！



六、望江公园

成都东门外的望江公园里，有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的墓冢。她如一座丰碑一样屹立在锦江之畔，成为这个城市文化，乃至于这个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据考证，薛涛是长安人，生于中唐大历五年（770年），卒于大和六年（832年），终年63岁。传说她一生共写诗500余首，被人称为女校书，但其诗作大都佚失，迄今发现的只有区区不足百首了。由于父亲早丧，薛涛幼年生活艰难坎坷，16岁时被迫入乐籍。相传在她八九岁时的一天，父亲对着院里一株梧桐吟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小薛涛遂即应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其父登时心下一寒，知道此女将来必入娼门。

薛涛终生未嫁，但在40岁时爱上了另一个著名诗人元稹，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爱情。

望江公园内有池水，有假山，有回廊，还有高高矗立的崇丽阁。崇丽阁又称望江楼，高约39米，共有四层，上两层是八角形，下两层是四方形。登阁远眺，锦江沿岸的美景尽收眼底。阁内悬着一幅上联：“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却无下联。楼下遍植各种竹子，郁郁葱葱。据说薛涛生前最爱竹子，大约竹子的刚直与气节给了她巨大的共鸣。

公园里还建有薛涛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各种与薛涛有关的文物和书籍。我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其中有许多是后人考证薛涛生平的文字，内容主要涉及两点：一是薛涛的爱情问题，二是薛涛的乐籍问题。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爱情，著者大多认为是子虚乌有，属后人乱点鸳鸯谱所致。我对此段历史知之甚少，不敢妄加评述，倒是对薛涛乐籍的问题，或者准确点儿说，就是对单纯的乐籍的问题，很有些感触。

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少人站出来替薛涛辩白，并引用了大量史料，以此证明薛涛的清白，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这位伟大的才女拥有一个完美而光辉的形象。其实我个人认为，薛涛是否入乐籍并不影响她的形象，相反，或许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身份才能写出那些为后人称道的诗作来。

纵观中国久远绵长的历史里，女人们的个性连同她的双脚一起，始终被男人们层层束缚着，紧紧扼制着，直至完全丧失了上天赐予的本来面目。女人似乎永远只是这个世界的配角，甚至更惨。她们每一次自我意识的复苏都会招来以离经叛道为由的斥责和扼杀。

但是却有一群女人们始终例外，她们执着而坚毅的活着，为自己灿烂而鲜活的生命活着，她们用自己纵情的欢乐和泪水挑战着这个不合理的世道。正史对她们不屑一顾，甚至大肆污贬，可野史和异史却把她们当成宠儿，详如记叙。她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历史长河里翩翩舞动的最欢快的那朵浪花。

她们，就是来自烟柳深处的风尘女子们。

说到娼妓，大家往往都会联想到肮脏恶心的皮肉生意，是人类所能从事的最低贱最下流的职业。可在中国的历史上，风尘女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干得了的：除了必要的容貌和身姿之外，诗词歌赋，经史子集，乃至于猜拳斗酒，世态炎凉，必须样样精通。而这些都必须是由刻苦学习和聪颖天资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的。因此，这些女子通常是由破落后的大户人家的后裔担当。她们经历过人生的大喜大悲，她们目睹过世事的沧海桑田，她们聪慧开朗，有文化，有见识，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于为天下人所不敢为。比如唐朝的红拂，宋朝的梁红玉，明末的柳如是，民初的小凤仙。比如，我们正在讨论的薛涛。

而狎妓也全然不似今天去洗头房找“小姐”这般粗俗龌龊，那是文人们才有资格做的一桩雅事。在那里，他们可以对酒和诗，可以引亢高歌，我们有理由相信，那里是封建礼教束缚下，人类精神世界最后的迪斯尼乐园。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也在这里最大限度的调动了自己的创作热情，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比如柳永。很难想像，离开了青楼，这位“奉旨填词”的才子会将他那超人的才华“溢”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薛涛是否入乐籍并不重要，至少并不会影响她光彩照人的诗人形象。她就像那一株梧桐，高耸入云，清高绝世，即使枝头栖息了各种凡鸟，也不会妨碍她等待凤凰的决心。

七、永陵

永陵，一座我所遇到过的最怪异的帝王陵。

我说它怪异，不是因为它身处成都闹市，也不是因为它独一无二的地上墓室结构，更不是因为它千姿百态的乐伎俑，而是因为这座城市里居然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的称谓。

中国的帝王陵大多集中在陕西、河南和北京一带，当地老百姓可能因为时间长了，耳熟能详，一打听陵名，马上就能给你指出方位，更有甚者还能给你讲讲历史。可成都人不知道是为什么，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所谓“永陵”为何物，除非你打听“王建墓”！

王建，五代时前蜀的开国皇帝，曾为唐朝的利州刺史，唐亡后于成都称帝，在位11年。史书记载，王建死于918年，享年72岁。他死后即被葬入了成都市中心这座高15米，直径80米的圆形坟冢里，谥号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然而岁月蹉跎，后人居然没有记住这个大土包的真实身份，反而将其错当成了诸葛武侯的抚琴台，以讹传讹，越传越讹，直到1942年发掘才得以平反。
我们的计划里原本没有王建墓，但由于一路风尘劳苦，我们临时决定在成都多住上一天。于是王建墓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行程。

坐在出租车上，我告诉司机：“去永陵。”
“哪儿？”司机一头雾水。
“永陵。”
“对不起，我不知道。”
“去王建墓。”
“噢！王建墓啊！那里不叫永陵。”
我们苦笑，不作解释。没法解释。
车到永陵，红墙森然，金字昭昭，“永陵”二字赫然悬在头顶，司机却仍在用强调的语气好心的纠正着我们：“这就是王建墓。”话里透着倔犟，也透着固执，甚至还透着不屑一顾。据说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可让我不明白的是，“永陵”二字明明白白的挂在那里，他们还犟些什么呢！

何只“永陵”，四川人自说自话的怪异行为还有很多。再举一例。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影视作品中的四川人总是以他们的方言为标志。不论是市井俚俗的小贩，还是文质彬彬的官员，不论是城里的市民，还是乡间的农夫，一开口必是辣味十足。这种情形在我们亲到成都后得到了证实--四川人仿佛都以能说一口四川方言为荣，更确切的说，是以能讲一口普通话为耻。即使向一位清纯可人的少女打听路，我们听到的一样还是方言。这其实很让人头痛，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初来乍到者。在普通话已相当普及的今天，在信息与人口都高度交流的21世纪，甚至连上海这种以方言为荣的城市都已经开始学习起了普通话，可四川省的8300万人民仍然在用他们七弯八拐的方言拒绝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而且至今没有打算改变的迹象。是单纯的倔犟使然，还是其他什么心理在作祟，本人来川日短，不得而知。忽尔想起了清末那些拒绝变革的大臣们，死咬着孔孟的之乎者也，却对铁路和电报嗤之以鼻。

永陵墓室分前、中、后三室，王建的棺木就安置在中室棺床上。后室的御床上安放着一尊石刻王建坐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帝王石像，石像头戴幞头，身着帝袍，腰系玉带，神态安详。看得出，王建生前应该是一位相貌堂堂的君主。

陵园里居然没有游人，空荡荡的神道上只有不见踪迹的鸟儿在欢快的鸣叫着。神道正冲着永陵的墓门，里面漆黑一片。不知为什么，妻子说她感觉里面阴森森的。这是我们以前游览帝王陵所没有遇到过的，大约是因为王建的灵魂和他朽烂的尸骨仍存在于这间墓室里的原故吧！


终于2005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