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凯风自南 吹彼棘心——《南风窗》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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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它们在纪录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汇融成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面前，像《南风窗》这样一个媒体，它所能记录和反映的历史细节与价值观念或许微不足道。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汇成了社会历史进步的洪流。



凯风自南 吹彼棘心

——《南风窗》二十年

朱学东（资深媒介专家，《传媒》杂志常务副主编朱）


在我人生的轨迹上，牵强地说能和《南风窗》联系上的，大致有三：二十年前的1985年《南风窗》创刊，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求学工作生活；1994年，我开始成为《南风窗》相对稳定的读者，并不时为它文章中所展现的力量所吸引；2003年，作为媒体研究者，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关注《南风窗》，并有幸开始真正与《南风窗》的同仁们深入交流接触，能够从纸张之外开始触摸那些《南风窗》制造者们的精神脉动……

当我开始成为《南风窗》读者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它二十年生日的时候为它写这样的文章。然而对整数年度的总结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习惯认为十年可以让一株幼苗长成大树，二十年则可以表征人生的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代人的成长并登上历史的前台；对于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来讲，二十年更是极具标志性的时间段，他从二十年间成长性最好的43家美国企业中归结出了追求卓越的至理；对于未来学家保罗•萨弗来讲，三十年是一种新思想完全渗入一种文化所必需的时间数量，前二十年是从兴奋迷惘到渗透过程的潮涨潮落，后十年则被当作一种背景一种习以为常的东西所轻忽……

在近二十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之后，一些曾经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辉煌并且一直伴随我们前行的媒体已经渐行渐远渐无声，一些媒体则被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侵蚀了灵魂，而另外一些像《南风窗》、《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则相反，虽然同样历经岁月的冲刷，记忆不仅没有模糊却反而更加清晰。经历二十年发展，《南风窗》已经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然而，《南风窗》的这二十年，不仅仅是一个刊物从草创到成熟的媒体发展史，在它身上更浓缩了中国社会二十年前行的历史，以及包括《南风窗》的制造者们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种力量为中国社会进步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各种社会主体不断实践不断发力不断突破旧体制的过程和结果，《南风窗》既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也是这个过程的众多推动者之一。在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前行的过程中，《南风窗》自己无意间也成为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一个标杆。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在为《南风窗》歌功颂德，只是在陈述我所认识的一个的历史事实。“读《南风窗》就像在把握中国时政和财经的脉搏。”美国通用电气(中国)前董事长王建民这样评价《南风窗》。

“二十年来，《南风窗》为正面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了一分绵力。” 《南风窗》社长陈中的短短二十余字，却渗透着一本刊物二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劳作，闻者莞尔，说者黯然。打开中国传媒这本厚重的册子，多少先驱在经历一次次沉重的时代更迭与上下求索后，徒留“千秋万世名”，却是“寂寞身后事”。因此，作为一个传媒业的观察者，能够在《南风窗》二十年的时候写《南风窗》，对我而言有很大的诱惑，更是一种挑战。写《南风窗》，其心可鉴，无非希望它作为一个媒体本身能走得更长更远，做得更大更强，产生的影响力能从直刺人心肺到润物细无声般逐渐渗入社会。以真正达到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地。


凯风自南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大概谁也没有想到，先贤大禹以五弦琴弹唱的《南风歌》竟然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的一个惊世大预言，而且是如此之契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新观念新思想的发祥地。早年的广东虽然经济和思想观念上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但也产生了许多困惑，这种困惑来自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交替时的碰撞，冲突不仅表现在广东内部，同时也表现在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流上，比如，我们从早年的电影《雅马哈鱼档》上可以看到广东本地思想观念的冲突，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中可以看到广东与其他地区的这种冲突，个中既有误解也有毁谤，既有善意的冷嘲也有恶意的热讽。但很显然相当多的问题是因为沟通交流不够所致——尽管当时也有许多媒体试图承担这样的功能。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然会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风窗》应时而生了。

《南风窗》的第一任社长曹淳亮提出了“四新四桥”办刊理念，“四新”是指“改革开放的新事物、新观念、新趋势、新潮流”，“四桥”是指政治与经济、领导与群众、理论与实践、几代人之间的桥梁。1984年10月，当一纸“《南风窗》设计图”放到主创人员们的桌前时，他们共同认同的刊物价值被比喻成“桥梁”。在这张设计图纸上，一则长句贯穿了《南风窗》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二百七十九个读本：“我们生活在一个夹缝时代，处于新旧交替的两个夹缝中，在这个夹缝时代中，我们将面对更多的矛盾和更大的压力，我们以搭桥和沟通来生存和发展，在夹缝中，我们发挥作用和影响的余地是无穷的。”正是这种基于桥梁作用的共识，才有了“假如我是市长”、“广州十大杰出公仆”这样的活动以及此后十余次民意测验。

1990年，时任《南风窗》社长的曹淳亮在《岭南新闻探索》上发表的《透视社会、沟通、引导舆论》一文中总结了《南风窗》在沟通和桥梁功能上的经验，强调实事求是和掌握分寸：一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科学数据和第一手材料，决不人云亦云；二是正视群众的阅读习惯、文化水平和接受心理；三是明确杂志的目标是促进谅解和团结，促成问题的解决、合作的成功，而不是激化矛盾，导致纷争，引起对立；四是加强分寸感。

从现代传媒的语境去理解这个二十年前《南风窗》所提出的桥梁作用，它更接近“建设性”一词，或者说试图建立一种协商对话制度，让社会各个阶层能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去。在《南风窗》创刊初期，一些具体栏目的设置如《运筹篇》、《广角镜》、《大道与小道》也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良好的沟通是能够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的良方。一些问题及冲突的恶化也许仅仅在于缺乏良好的沟通。发现了问题，不是恶意的炒作和渲染，而是应该尽量帮助有关各方信息互通，减少因信息不畅造成的误解，化解由此产生的困境。这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与方向。二十年来，这种“建设性”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一直体现在《南风窗》的具体办刊方针中。即使从今天办刊的角度来看，《南风窗》二十年前的这种经验依然具有生命力。建设和谐社会更需要这种沟通和桥梁存在。二十年来《南风窗》稳健而不激进地深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并未像一些传媒一样面临过多的动荡和困境（这也是中国传媒界的一种传奇），其实就是因为《南风窗》这种建设性的力量更契合中国社会前行的脉搏。

冷静并不代表迟钝，这也是《南风窗》与许多媒体很大的一个区别。二十年来，《南风窗》所关注的话题以及所表现的价值取向，恰如持久的南来凯风，解民之愠，阜民之财，而常在民心了。


方向之光


没有人能够否认《南风窗》对于中国政治生态的改造作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南风窗》二十年浸淫在中国政治话题中所付出的精力，已然成为它赖以生存的根基，其中包括炮制一本刊物的原始材料、作者队伍以及销售对象。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谈到：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个时候创刊的《南风窗》显然不能也回避这些问题。

我原来一直认为《南风窗》这个名字来自于大禹的“南风歌”，最多想象代表广东是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的窗口，并不清楚“南风窗”三个字本身就有特殊的含义，直到从广州北伐的报界名人谭军波先生向我解释“南风窗”在广东的语境中本身就带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相当于“海外关系”的意思——这个词在中国当代政治语言史上有很特殊的意义。当年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同志有胆有识为这本杂志取的这个名字也昭示了《南风窗》的“政经宿命”——这也是一个观念领先的表征。

《南风窗》自创刊伊始，就积极关注政经话题。其创刊之初的“假如我是广州市长”，让全市老百姓给市长提建议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首次，并且是由市委领导干部带头进行，因而被誉为“民主化建设的先声”；《广州处处讲钱》中对“处处讲钱”的认同，指出“商本位代替官本位是历史的进步”，等等，在那个时代都是石破天惊的事，都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因为《南风窗》人的过人胆识，早年的《南风窗》在观念和对现实的关注上凸现了那个时代的追求和自己的价值，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政治境遇正变得更加复杂，由此而引发了太多的喧嚣、炒作，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正在或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传媒业和社会生活的主流意识，很多人的阅读口味被这些商业及娱乐文化引导，良知、责任、对弱势人群的关怀被淹没在了对广告、发行的追求，以至于新闻报道过多地体现在对眼球的关注上。然而，《南风窗》并未随着自身的市场化而放弃了自己应该坚守的责任。他们将对国计民生的责任感融入专业分析和报道之中，注重深入、理性、前瞻性地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推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政经题材的文章，如《朱镕基，把心交给中国》、《中国烟王引发企业家地震》、《中国的新力量》、《为人民呐喊——一个普通公民的参政传奇》、《地底悲歌》、《发现南海》、《念书赔本》、《中国城市大洗牌》、《边境赌场围赌中国》、《震荡与重建——巨变时代的中国企业》、《生态政治浮现中国》，等等报道，都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1999年7月的《去看看农村，多想想农民》是我看到的较早公开发表的关于“三农”的文章，也是迄今为止引发我这个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人最大共鸣的一篇关于“三农”的文章，它对我的影响远超越了《中国农村调查》。我至今犹记得那个让我心悸的关于农村收税的细节：“这时旁边的公安们将武装带拨了一拨，发出了铁与铁的撞击声。”没有公心与胆识，也就不可能有这篇文章的出世。2003年底，“公共利益”开始成为《南风窗》重点关注的议题；如今我们大力提倡的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南风窗》在两年以前就在文章中提出……

翻阅《南风窗》，随处可见社会转型期里的关键词，“宪政文明”、“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公共利益”、“权力黑化”、“民本外交”、“纳税人权益”、“执政党维新”、“制度建设”、“产权改革”、“法治进程”、“税改启动” 等等，而更为具象的如“三农药方”、“公共财政”、“冤狱赔偿”、“大学自治”、“公民信访”、“吕梁脱贫”等等也都指向社会敏感话题。“这不是因为政治和官场的话题多么有趣，而是因为它时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南风窗》编辑部主任陈初越这样表示。副总编辑张良则在“窗下人语”中说：“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无法回避它——无论它有多么敏感和沉重。”

对这些沉重而又敏感话题的探讨，《南风窗》一如既往地秉持了不渲染不炒作，冷静不冒进，实事求是讲究分寸和建设性的原则。我读到过许许多多所谓代表良知、关注弱势群体和公共利益的文章，虽然也不乏力作，但毕竟虚与委蛇的应景之作或者抓“眼球经济”的更多。如此经年不断从整体上持久关注这些问题并已真正成为立身理念的媒体并不多，在我对中国传媒业碎片般的记忆中，以为只有《南风窗》和《南方周末》。也许，这也是许多人把《南风窗》这样的媒体称许为中国的良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京东教授这样对我们评价《南风窗》： “《南风窗》……对中国时政与改革进程有着持久而良性的推进作用。它的特点是思想性强，话题严肃，负责任，文字有穿透力。在讲道理的时候不是讲大道理，而是摆事实讲道理。”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则认为：“《南风窗》是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是一群真正有思想的人在办的一份刊物……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把握时代的脉博，与主旋律合拍；二是在中国长线新闻领域有其独到的特色，反应也非常快；三是在揭发时政弊端方面很有分寸感，在不给政府添乱的前提下，能准确地发挥媒体监督作用。”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原是《诗经》中歌颂母爱的起兴之句。想起这句诗，是因为与《南风窗》社长陈中交流时，总能感觉到一种那个年龄段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所少有的理想和激情，而这种理想和激情同样展现在《南风窗》的其他同仁身上。“为什么你总是眼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种对生养自己土地的爱，已经内化为《南风窗》人的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并成为贯穿《南风窗》二十年发展的主脉。用《南风窗》前任总编辑秦朔的话说：“良知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相反它是今天中国新一轮改革在制度安排上迫切需要吸取的活生生的养料和资源。它是制度之魂，亦是方向之光。”（ 1999年7月“窗下人语”《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渴望》）

天佑自守者


应时而生的媒体有许多，其中也不乏领先的办刊理念和优越的办刊条件，然而，我们鲜见成功者。回首《南风窗》二十年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南风窗》的成功与那一群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群人也许不是一代人，然而，他们的理想却在《南风窗》的大旗下代代传承，并聚合了一代一代有识之士，使《南风窗》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取得今天的成就。老一代的领导人，如许士杰、叶选平等为《南风窗》早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曹淳亮、吴迅、谭启泰到陈中、秦朔、胡慧乔、张良、朱相达到今天年轻一代的陈初越、袁卫东、章敬平以及其他诸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姓名的《南风窗》同仁们都为《南风窗》的今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那些认可《南风窗》的价值，为它撰写了许多影响深远稿件的作者们，没有他们的关爱，《南风窗》同样没有今天；还有那些热爱《南风窗》的广大的读者及各界朋友，因为他们的扶掖，《南风窗》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时政新闻类刊物以及整个中国期刊业中的地位……真应验了天道酬勤，天佑自守者这样的颠扑不破的至理。理性而不偏颇，冷静而不迟钝，我们也从《南风窗》年轻一代的编采人员身上看到了与时俱进的希望……

与人生的际遇大致相同，《南风窗》这二十年，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然而，今天的《南风窗》所以能成为传媒业的一个标杆，除了他对主流议题的持久关注产生的影响力外，恰恰也是因为它的发展并非一路凯歌，潮起潮落大大丰富了《南风窗》作为标杆的典型意义——如果过于顺利，那只能是个非常态的特例而无借鉴意义了。

《南风窗》曾经经历了三个时代：创办初期凭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制高点造就了杂志从内容到形式到影响力的无限风光，中间阶段是随着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优势地位的丧失而走入了低谷。所谓成也时势，衰也时势。第三阶段是1998年左右秦朔开始主政《南风窗》，根据社会的变化对杂志原来的办刊理念和形式内容作了较大调整，提出了办“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使杂志转向以政经为主体的新闻分析杂志，走上了中兴之路。如今，又一次重大的抉择摆在了《南风窗》面前。

2004年，《南风窗》再次悄然变脸，版权页上赫然写明：“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虽然不是一句大张旗鼓的口号，但依然引来坊间议论。“做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与“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究竟是在表明怎样的态度转变？从字面上看，加上“最”字的后者更加气势磅薄，但更内核的词语却发生了变化，从政经定位转为了新闻定位。时下新闻类刊物市场日渐成型，诸如《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这样的新贵们一阵小跑赶来参加盛宴。事实上，无论中国现阶段时政新闻刊物的质量如何，这种被西方称为“代表一国传媒水平”的期刊品种都会成为中国期刊方阵中的当家花旦，处于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南风窗》是因为耐不住斯人独憔悴的寂寞而匆忙誓师吗？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由于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文化经济水平突飞猛进，传媒业已然进入复兴阶段，广州虽仍保持着较为宽松的办刊环境，但在话语权上却再次露出式微之态。在北有《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东有《新民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且现代化的营销环节都可圈可点的情况下，加上老牌的《瞭望》、《新周刊》，营销方式略显陈旧的《南风窗》在全国的影响力已有沉入水下之嫌。

坚持抑或放弃，这是困扰《南风窗》人的一个问题。理论探讨中我们可以无数次迷失方向，从头再来。然而现实市场中激烈的竞争却使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做综合性新闻杂志抑或时政新闻分析杂志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话题的主流性才是时政新闻杂志保持影响力的唯一选择。将目光更深地刺入公共领域，是时政新闻杂志的一种本质。按照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的雏形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里的沙龙和咖啡馆，那里聚集一批文人以理论辨的方式对国家权威进行争论。随着报纸、期刊与独立书商的出现，言论通过传媒散播给更多人，公共领域就逐渐扩大，成为调节政治权力的重要因素。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杂志是《爱丁堡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由于宣扬启蒙运动的观点，所以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发展惊人。这些杂志不但影响了公众，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撰稿人机制，加强了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和专业地位。另一方面杂志又使这些作者们从孤芳自赏的态度中走出来，更多关心社会的进程。实际上后世的许多杂志都秉承了这一传统，《时代》、《纽约客》、《财富》、《商业周刊》等都与公共领域保持着和谐的互动。反观现实的中国传媒业，某种意义上说商业化已经过早地侵蚀了杂志的精英血统，以至于更多的出版人忘记了杂志的原态。大部分国内期刊被暗涌的资本催生到都市的报刊亭面上，还没露出孩提的笑脸便迫不急待地标榜自己要为成人服务，要为成功人士贴身服务。

本已起步太晚的中国时政新闻期刊，在商业游戏中更可能走向急功近利，他们对是否能猜中硬币的另一面感到迫不及待。此刻《南风窗》作为一本老牌杂志，它二十年的兢兢业业与恪守之道显得愈发可贵。打开《南风窗》，不难发现一种传媒文字最初的气质，不但没有商业气息，也少见讨好读者。对于《南风窗》的这种风格，批评者认为太硬，而推崇者则认为老成持重。对此，陈中解释：“我们探讨的问题虽然是摆在公众面前的问题，但却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强调思考的独立性，理解的专业性和视角的独特性。在文风上我们可能与其他同类新闻杂志有所区别，比如我们以前没有的文化栏目，现在增加了，但绝不是娱乐。”从央视连续剧谈到中国演员的群体素养，从《十面埋伏》谈到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从贺岁片可以谈到中国人的心灵饥渴，从清宫影视浪潮可以批判到大众文化的狂欢假象……甚至《南风窗》会聚齐中外各大名作中的小偷，为他们掬一把同情的眼泪。你可以不同意这本刊物的观点，但你一定会敬佩她的智慧，尤其可贵的是，这种智慧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民生的集体智慧，《南风窗》巧妙地借助它生出了看世界的第三只眼。正因为这种坚守不弃与创新并举的精神，使在夹缝中诞生的《南风窗》最终得以超越夹缝而成为一代名刊。

广州期刊界的一位朋友非常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气质上说，《南风窗》更接近于英国的《经济学家》，我个人认为学习《经济学家》这条路是可行的。另外《南风窗》在版面形式上应该更活泼向上一些。”

搜索欧洲各国刊物，让国内时政新闻周刊人顶礼膜拜的通常是德国《明镜周刊》，而少有提及英国《经济学家》。这份具有160年历史的杂志，虽然定位于财经，但其内容已远远超出专业领域，而涵盖世界政治、经济、商业、金融、科技、文化、艺术等内容，是一本面向众多商界及政界决策者和精英的高端杂志。说《南风窗》在气质上与这本杂志趋同是不无道理的。

从媒介研究的角度看，判断一本期刊是否成熟的标准很重要。是辉煌的历史、优良的财务状况、庞大的发行基数还是迎合时代特征的潜力？其实这些表征都依赖于标准的设立。没有标准，就没有合理的流程，没有行之有效的考核，也不能保证每期刊物的质量上的统一。即使是再天才的创意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虽然思想的价值是技术永远也不能代替的，但一本成熟的健康发展的杂志却不能没有技术标准。建立这套标准正是《南风窗》在二十年时的当务之急。在竞争的初始阶段，也许这个问题可以不在乎，但技术标准能帮助我们保证杂志质量的稳定性，降低各种成本。否则永远走不出手工作坊的天地。

《南风窗》的撰稿人制度帮助杂志凝聚一批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弥补了杂志在许多专业领域的专业性权威性不足之憾，提升了杂志的影响力。然而，过多依赖与自由撰稿人的合作，难以控制人员结构并可能影响到杂志内容的稳定性。这一点在《南风窗》日益飘忽跳跃的封面文章以及与《南风窗》从业人员的对话中也或多或少地能感觉出来，比如有关“中国领海问题”，《南风窗》在2004年全年刊物中一直在谈。本来围绕这一选题完全可以做出一篇气势恢弘的特稿，但因为“稿件来得琐碎”而被迫“持续关注”。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南风窗》在北京的核心编采团队一直没能建立起来，而特约撰稿人已达数百人之多。

对于杂志目前存在的那些问题，《南风窗》人心知肚明。社中一些摄影高手谈到要对封面进行定量考核，包括封面图片的选择应该执行各种工业标准；陈中和秦朔等人都跟我们谈到了单靠组稿是不够的，要对内容环节持久投入，建立起更丰满的新闻采写网络，将触角展开，尽快建立起广州、北京‘双心结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应该着手广州、北京、上海的‘三心结构’；要沿续宏大叙事的报道方式，培养从业者素质，注重人才培养，等等。

对于负债五万元起家的《南风窗》而言，过去的二十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二十年，政策、时间、题材、机会、市场，甚至是对手某种意义上说都非常眷顾《南风窗》。然而，过去成功的经验并不能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对于《南风窗》而言，二十年的排他式成长已然过去，而另一个必需经历下去的旅程上，当年的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后起的如林强手，追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这更有待于《南风窗》人思考如何在恪守“方向之光”的前提下在办刊与营销理念上与时俱进，明察什么将导致自己未来的没落，怎样才能集中精力于未来的挑战，而后更专注地跋涉前行……。

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枯木之心又怎能明白凯风之愿呢？写到此处，突然想起法国的那句名谚：“倘若蛹在茧中只是不停的照镜子，那么它永远变不成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