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与“自足”：漫议理论建设（片断）

沧浪斋主

陈伟华


引言

中国当代理论建设一直是中国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揣浅薄，欲秉愚钝之质，挟鄙陋之学，谈谈自己的一点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学科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1]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籽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如果把这种理论反推过来，也就是说，不管蚕茧（理论）如何大，如何完备，如何丰富，如果蚕（理论）不能破茧而出，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飞蛾迥异于蚕，然而它来自蚕蜕，这就暗示传统理论与新兴理论关系，是承传，而非一刀两断。破茧就是突破与创新，茧破，飞蛾出。这也表明理论创新的两大要点：一是承传，一是突破创新。正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闻一多所言，“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进之参借西法以变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摒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2]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中国文化源渊流长，但似乎总没有好好利用起来。不妨看看中国古代文论史，其中，充满智慧的片羽式论断俯首即拾，如曹否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然而想要梳理出一个源流兼备的完整系统，却总觉得中间缺乏太多的链接。西文则不同。例如亚里士多德一支，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从批判柏拉图的“摹仿论”开始。其流可一直延伸到现代。有专家指出，“西文批评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差不多都可以溯源到《诗学》，古典主义时期关于‘三整一律’的讨论，也是来自对于《诗学》的一些不同的理解。”[3]

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理论界的弊端在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人或者将创新理解为对西方的拿来、翻译、评价、阐释，或者为纠正这种创新的肤浅，逆反性的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从而不仅忘了原创，而且也不知该如何原创，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创新。”[4]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全盘西化与抱残守缺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理论。

笔者认为，建设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不妨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从既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突破既有理论的窠臼——形成新的理论。其中“突破”意识尤其关键，传统文化是支点，新的理论是目标。当然，强调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弃绝异质文化，异质文化既可以作为新的内容融化进来，也可以作为可供借鉴的模式。有破才有立，破从立中来。

原创理论当然不是从空而降。飞蛾既然从旧茧破壳而出，其养分自有源自旧体的部分。也就是说传统理论的素材可以利用，传统理论本身也一样可以承传，所谓源远流长，源清本正。建构中国当代的理论，离不开中国本土文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实情。“茧”既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指中国的本土实情。“茧”是前提和基础。旧茧和新茧应该有层层相因的地方。破，是打破，是突破。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有突破，才会有进展，只有突破旧的蚕茧，才能产生新一代的蚕茧，这是第二个重要环节，中国传统因袭太多太重，因此“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派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梳理新月派的诗歌理论，可以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源关系。新月诗派整个诗论体系包括诗歌产生论、诗歌建设论、诗歌审美鉴赏论、诗歌风格论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月诗歌理论的源头，新月派诗论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但同时它又用现代话语对传统文论进行了转换；用现代科学知识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为其注入了活力。从而产生了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诗理论。

然而，由中国实情而言，实现此举并非易事。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作顺民的心理，这一点鲁迅看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可分为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积累沉淀，使中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以守旧为荣，还美名其曰“保存国粹”。又因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号称世界级文明古国，更增添了中国人躺在祖荫下乘凉的理由，使其以地球中心自居，号称中原、中国，津津乐道于巍巍大观、盛龙气象。客人来了往往要炫耀祖上如何如何绰阔，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圆滑的客人往往也随声附和，主人于是愈发飘飘然，愈发要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孰料一晃几千年过去了，待到自闭自封自高自大的门被打开之后，国人一下子傻了眼，于是风也不是风，雨也不是雨，跟别人对起话来感觉就像乡下姑娘进城来，越看越自叹不如，越看越觉得别扭。

于是有人大喝“拿来！”、“拿来！”中国向来不缺乏济世救危之士，这点也的确足以让国人欣慰。拿来并非坏事，只是在拿来的当儿，有人又陷于了另外的极端：全盘西化。感觉什么都是国外的好，什么都是国外的先进，甚至国外的糖都比国内的甜。平心而论，这种思想用“崇洋媚外”来界定委实过于武断，但剥开其形形色色的外衣，我们看到，其骨子里实质就是沿袭下来的那种顺民思想。“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其者，或谓之顽固；且将保守残阙，以底于灭亡”[6]闻一多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孔子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那么，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中山先生这段悠长的期间，便不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7]

鲁迅、闻一多似乎都过于文雅，他们把忧患深深的写在心底，曲折的显现于古奥的文字之间。中国人的这种保守心态，究其文化根源，当来自在中国长期占主流的儒教文化。鲁迅和闻一多都曾谈到这个问题。

有关历史发展变迁的规律，中国的经典论调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治国方法也有二：一是暴政，一是仁治。前者如夏，后者如周。而对百姓来说，仁政带来的实惠显然要优于暴政，也就认同了周的统治方式。因为儒家以周礼为基调，提倡行仁政，与民同乐。这样一来，更贴了老百姓的心，于是就一心作顺民了，于是自周以下，直至孙逸仙出。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暴动起义事件，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一种“反”的心理。因为无论是哪个阶层，无论是在何种状况下，无论是开初如何如何壮观，往往虎头蛇尾，最终脱不了“顺”的窠臼。比方说太平天国运动，或李自成起义。起义之初，他们急切地“以打破前朝的禁锢，为人们争得自由为第一要务”，待到临近大功告成之时，却又效仿了前朝，不自觉地要“禁锢”人们。

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也同样如此，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接受然后被强行实行以后，中国人似乎再也没有跳出儒家的圈圈，就像孙悟空翻来翻去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因此要使新理论“破茧”而出，去掉心中的那种顺民思想，当是第一要务。

沧浪斋主

从文化心理上看，国人并不缺乏破坏的因子，中国人也善于搞破坏，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远一点的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一点的有中国清代的文字狱。至于征战烽火，千年来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对比一下中西方，不难看出，同样是破坏，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就欧洲的文学发展来说，在中世纪的后期，欧洲掀起了持续两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从中古走向了近代。而近代的欧美文学，承继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人的传统，在各个时期都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文艺复兴时期有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有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有启蒙主义文学，十九世纪前期有浪漫主义文学，中后期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虽然也有由诗到词到曲的变化，但变来变去总脱不了诗骚的底子。结症何在？通常，人们总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也就是说，旧世界被破坏之后，人们决不希望看到的是荒凉和贫瘠，但在中国，“重构美好世界”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常常被破坏者们所忽视，因此，每次破坏之后，留下的总是废墟满地，哀鸿遍野。其附加后果，就是导致这些破坏者所得到的骂名远比他们得到的赞誉多，久而久之，又成为积习，破坏者们也就永久地落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国民也就愈加固步自封、狭隘保守。其实，这也是当代批评界在经历了一段貌似热闹的吵吵嚷嚷之后复又呈现可怕沉寂的病根。理论家们以西方的种种理论来关照中国现实，结果发现自家的东西与西方的理论根本不符，恼羞成怒，便不分青红皂白，横加指责，将自家的东西批得一地鸡毛。待到本土好不容易冒出了一二新生事物，又往往大喝一声“哪来的异端？一棒子打死！”结果致使当代中国的理论界断壁残垣满地，新生事物全无。这种状况现已引起一些人的警觉，但更多的人似乎除了一声叹息之外，也尚无解救之良方。

当然，当代理论界呈现可怕的寂寞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民族积习所致，这病也可以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遗症。我们看到，当时的主流话语诸如“民主”、“科学”等等，几乎全都是舶来品，即便是意思相同，也定用西语而不用中语，中国本土原创的话语几乎无立锥之地。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8]相比之下，这些都好象小打小闹，真正引起重大影响，引发巨大变革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应该承认，反文言文只不过是表象，其实质是中国国民在饱受外国列强凌辱后对自强之路的探索，是内忧外患之中的奋争。五四运动的兴起，离不开时势。基于运动的实际效果，这种自强奋进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扩张到了极致，从反文言文进而到反一切传统。这反抗的武器，就是飘洋过海而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潮，诸如，人道主义、进化论等。五四运动，夸张一点说可称之为“西方话语霸权主义运动”，其目标是将一切中国的传统打到，打倒传统中国的一切，尽管这种霸权活动是被动进行。以梅光迪、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察觉到背后的隐患，他们欲以欧美留学生与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双重身份来校正这种偏颇，高呼“倡明国粹，融化新知”。提倡“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解析世界名著之共性”。不幸的是，他们的苦心不为时人所识，兴起不久便惨遭围攻，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干将们批得体无完肤。就连鲁迅也对他们横挑鼻子竖瞪眼，“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9]其实，其文中也不过一些或推理，或文字方面的错误，类似的错误也并非是《学衡》独有，根本不值得如此大肆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五四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先提倡除旧布新的胡适老先生到后来自个儿都躲到故纸堆里整理国故去了，而提倡新诗的一干人，如郭沫若等，到后来又转向创作古典诗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回环反复的情况？其根源有三：其一、传统文化的打倒者们并未给民众提供一条新路，西方泊来品又与中土文化终归隔了一层，不能真正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二，旧文化的某些因素还具有勃勃生机。不幸的是时人似乎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是认识到了却有意隐瞒起来。这种状况延续下来，就成了后世思想家们的硬伤。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新理论不具有自足性，无法在发展的更高阶段向后人提供继续发展的具体方案、思路和归途。

cdxiaohe

读得很艰难，偶有点不懂，为虾米一个简单的道理要表达得这么晦涩

沧浪斋主

如何在破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且体系化，这是理论创新关键之关键。依照惯常的思维，任何事物，其最终历史走向是趋向两极：进步和退步。基于这种理念，则任何事物都有好坏高下优劣之分。这种理念其实带有巨大隐患。

福泽谕吉在谈论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时指出，“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像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份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日本文明，……各有各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像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融合一体，即或熔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显出本色。这好比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显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跟货币一样，这叫做偏重。”[10]对于个中原因，泰纳认为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但福泽谕吉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他认为：他认为从人力方面看，在日本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因素。“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11] 也就是说，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因素天生不平等，必有所偏重。这种“权力的偏重”成为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同样存在这种情形。

……


虑及版权，仅载片断，有兴趣者请阅读

陈伟华：《破茧与自足》，载《粤海风》2004年第4期

cdxiaohe

陈伟华: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沧浪斋主

呵呵
古人云：闻道分先后，术业有专攻
大家是同仁

flyingstone

没想到在此闲逛，竟然能学到如此之多的学术知识，多谢了！

flyingstone

看来以后可以向楼上各位兄台好好学习了！我最怕的就是文学，偏偏现在却误打误撞撞进了这个圈子，故不得以学之，但我亦明白既来之则安之之理，我会努力学习的，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在此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