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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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一--------先秦两汉诗歌概况

诗歌是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原始的诗歌基本上没有被记录下来。《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被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猎歌，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春秋时编成的《诗经》才是可靠的文献资料，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最早发生、发展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根据汉代文献记载，中国先秦时的统治者早就注意到诗歌的搜集、编选。这除了供其声色之娱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为巩固其统治。《汉书|艺文志》曾明确指出：\"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种采诗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记录、保存了大量民间口头创作，并使民歌进入宫廷，引起广泛的注意与重视。这些无疑会对诗歌的创作起促进作用。
《诗经》仿佛是一面镜子，对整个周代社会作了真实而全面的反映。《诗经》中部分诗篇出于统治各阶层之手。这些作品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权力与财产这个中心展开的矛盾斗争。当然也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篇章，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也能够获取许多具有认识作用、可供参考的材料。《诗经》中的民歌，闪耀出夺目的思想与艺术光辉。这些篇章反映了人民的劳动、爱情、战争、徭役等多方面的生活，其中颇多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不少诗作嘻笑怒骂、冷嘲热讽，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与丑陋。《诗经》中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进步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诗经》高度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其中广泛使用的赋、比、兴表现方法，哺育了后继的中国诗人，对形成中国诗歌兴寄遥远、含蓄蕴藉的特有风貌起着重大的作用。而\"风雅比兴\"一直是中国古代进步作家与诗人高举的战斗旗帜。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这种由诗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诗人之作，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才能、高度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艺术遗产的继承，一般说来比起民间朴素的歌唱，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在艺术上更为精致。屈原、宋玉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词，其作品规模宏大、风格瑰奇，是融合南北文化积极成果的产物。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着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左巫右见）\"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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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中国历代的诗人"莫不同祖风骚"，其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秦代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统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有民间尚有歌谣流传。

汉代诗歌在先秦诗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取得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其代表作为汉乐府民歌以及五言诗体的成熟。
汉代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其所载录的西汉民歌篇目即有一百三十八篇之多，而现存两汉乐府民歌总共不过四十首左右。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篇章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汉代乐府民歌以叙事为其特色。这同《诗经》民歌以抒情为主不同。这些歌辞描画了惨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淫与腐朽，反映了长期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现实生活图景。汉代乐府民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的典型形象。汉乐府民歌是中国叙事诗成熟的里程碑。
汉代乐府民歌是继《楚辞》之后的又一次诗体革新。明代诗评家胡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汉乐府民歌形式自由而多样。其杂言体从一二字到八九字的句式，接近口语，富有表现力，在诗体中别具一格。而其创制的五言体诗，后来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虽然其间要经过文人的加工与提倡。

西汉文人诗坛，颇为寂寞。基本上为模拟四言和骚体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歌诗《大风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等。相传为枚乘、李陵、苏武等人所作的五言古诗，都不可信。
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有转变。早期作家班固写的《咏史》诗，虽质木无文，而采用的却是五言形式。后来张衡作《同声歌》、秦嘉作《留郡赠妇诗》，在五言诗的技巧上更有进步。而七言诗的创作也在尝试中。张衡的《四愁诗》虽没有脱尽骚体影响，但已具有新的气象。在班固、张衡的倡导下，东汉文人注意学习乐府民歌，五言诗创作更趋成熟。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风神已逼近汉乐府民歌中的优秀之作。

《古诗十九首》可以说代表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曾正确地概括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指西汉）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说诗睟语》）这些古诗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
《古诗十九首》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中国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些古诗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象征衬托，所用皆妙。其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往往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语言实为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
《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建安时代，由于三曹七子的提倡，终于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诗的创作便成为诗歌的主流之一。因此人们曾评《古诗十九首》为"风（指《诗经》）之余，诗（指文人创作）之母"。梁代锺嵘曾经阐述过这种从四言到五言的转变在艺术上的必然性。他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诗品序》）这些话对后人辨认诗歌前进的趋向，是有教益的.  
  

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二--------魏晋南北朝诗歌概况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渐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现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古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藉《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锺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

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藉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辩地证明他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脁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此后，许多诗人写作时更讲究声律，促使近体诗一步步趋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脁的山水诗，吸取了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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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
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健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魏汉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三--------唐、五代诗词概况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的全盛时期。不但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数量超过了西周至南北朝历代之总和，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题材领域的拓展、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体制的完备成熟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白花竞放，蔚为大观。

唐初三、四十年间，诗坛上依然弥漫着“以绮错婉媚为本”的梁陈宫掖之风，即使雄才大略的太宗李世民也未能尽免。只有极少数诗人，如追慕晋宋间质朴率真余韵的王绩，他摆脱羁绊，自拔流俗。高宗、武后时，王勃、杨炯、卢照邻、萝宾王、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等相继登上诗坛，风气逐渐变化。沈、宋虽多点缀升平的奉和应酬之作，但在离开宫廷、贬谪荒远之后，也写出了一些较有生活实感的诗篇，而在律诗形式的定型方面，亦功不可没。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位卑而才高，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塞漠，虽在词采上尚未脱尽南朝的绮丽，但气象毕竟不同。其后，刘希夷和张若虚进一步发展了七言歌行，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宛转悠扬。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表现了鲜明的革新精神。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大历初年的半个世纪，通常成为盛唐时期，诗歌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不论是五古、七古、乐府、歌行，还是五、七言近体诗，都呈现出特异的光彩。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都在诗人的笔下以各种体制和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继承陶渊明和二谢（谢灵运、谢脁）的传统，诗多取材山水田园。孟诗注重总体印象和情绪的把握，风格冲淡而富于韵味；王诗擅长描摹幽静空灵的景色，着笔成绘而时寓禅意。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一派诗人，则较多地描写边塞征戍生活。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军中的矛盾不平和征夫思妇的幽怨。高、岑均擅长七言歌行。前者尚质主理，气骨遒劲；后者尚巧主景，奇瑰峭拔。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等人的边塞诗，虽多寡不一，形式有别，但也各有特色。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李白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豪迈不羁的性格、神奇莫测的想象、惊世骇俗的笔墨，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伴随着对政治黑暗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猛烈抨击。其歌行打破了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淋漓尽致，清雄奔放。其五、七言绝句则深远醇美，体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有“诗史”美誉的杜甫诗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风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的情怀。是其最突出的崇高理想。杜甫总结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开拓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生的创作道路，又“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抒情叙事兼工，古体近体并擅，确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随着以“双子星座”李、杜为主要代表的诗人们的隐没，唐代诗歌进入了中唐时期。这一阶段，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巨星陨落后的相对沉寂时期。当时名声颇高的所谓“大历十才子”，实际成就并不大。步武王、孟的刘长卿、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较有特色。元结、顾况等人反映现实的作品，可视作杜诗的同调，也是杜甫与白居易之间的桥梁。从贞元中到文宗大和初约三十年，为后一阶段，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潮时期。不同风格流派的优秀诗人相继出现，对诗歌发展的方向，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导新乐府运动，努力创造一种“质而径”、“顺而肆”的诗风。与此相反，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等为羽翼的一派诗人，尚古拙，好奇险，标榜“陈言务去”、“词必己出”，另辟“横空盘硬语”一路。除了这两大派之外，李贺、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很有成就的诗人。李贺大量运用比兴，更注意锻造新警奇诡的诗句；柳宗元的模山范水之篇比王、孟更着意刻划，诗风峻洁而清腴；刘禹锡则又不同，他力求在文人诗与民歌之间闯出一条新路，可谓别创天地。

从文宗大和、开成之后直至唐亡的七、八十年，史称晚唐。这是唐皇朝的黄昏和没落时期，也是唐诗的晚霞余照时期。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诗坛面貌也有很大变化。前二、三十年间，以杜牧、李商隐最为杰出，无论古体、近体，都有成就，在艺术上有新的发展。杜牧的七绝熔清新俊朗于一炉，咏史、感怀、抒情、写景，无所不胜。李商隐尤长于七律，深婉绵邈，自成一家。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忧时悯乱、抒政治怀抱，还是写身世际遇、爱情生活，常常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情调。后五、六十年间，诗人数量不少，但造诣均未臻一流。诗风则渐趋华艳纤巧，转向超脱一类的审美追求。这一阶段，有一派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传统的现实主义诗人，值得重视。比较有名的是皮日休、聂夷中和杜荀鹤。他们活跃于黄巢起义前后的诗坛，自觉地实现着“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的文学主张，感情愤激，笔锋犀利，语言浅近，成为唐诗颇有光彩的结响。

在诗歌高度发展的环境里，随着城市经济的繁盛和燕乐的流行，唐代还兴起了一种合乐歌唱的新诗体----词。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题材广泛，作者众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但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中唐以前，文人词的创作还不普遍，张志和、戴叔伦、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作品，大都具有清新明畅的特色。相传李白也曾染指，但至今未有定论。到了晚唐，涌现出了一批以填词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文人词家，温庭筠是最著名的代表。温善诗，与李商隐齐名，又精于音律其词用语秾艳绵密，造境隐约幽深，在词体的艺术特征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但题材偏于闺情，虽律精韵胜，但类不出乎绮怨。

五代词有两个中心，一个是西蜀，一个是南唐。西蜀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就是这一派的结集，多“镂玉雕琼”、“裁花剪叶”之作，有相当浓烈的宫体气息。其中韦庄的词较注重心灵的抒发，洗去了过于浓腻的脂粉，风调清丽疏朗，具有比较真挚的感情。此外，欧阳炯、李珣、孙光宪等人，也有部分词作能跃出艳情的藩篱，都是比较可取的。南唐词风与“花间”稍异，大多情致缠绵，吐属清华，在春恨秋思、男女情事的咏叹中，往往渗透着国势飘摇的危苦心情。主要词家是冯延巳、李璟、李煜。冯延巳唐五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位，他逐渐摆脱了对女子体态服饰的描绘，多托儿女之词，抒家国之慨，委婉情深乃其特色，对北宋词坛影响颇大。以亡国被遣入宋为界，李煜词大体可分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写宫廷生活，未脱燕钗蝉鬓，并无出奇之处。后期的作品，集中书写了从肺腑中流出的、由血泪凝铸而成的深哀巨痛，语言自然率真，意境开拓深沉，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在词从娱宾遣兴的应歌之具，发展为歌咏人生的独立抒情文体的历史进程中，李煜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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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四--------宋、金诗词概况

鲁迅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集》下卷）这是极言诗到唐代，已达极盛而难继的境地，亦即清人蒋士铨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辨诗》）然而，由于宋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自具面貌的社会生活，宋代诗人自有其不同于唐代的生活源泉，宋诗人并非只知在唐人之后亦步亦趋，不少也能在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再作开拓发展，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面貌。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尽落，精神独存。”（《宋诗钞.序》）肯定宋诗有其“变化”和“自得”，乃公允之论。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内部力量得虚弱，使对外战争连遭败绩，宋廷只能以巨额得银绢“岁贡”向辽与西夏求和，这一沉重负担，加上“冗官”、“冗费”的种种开支，当然都是取之于民，受苦最深的就是农民。饥寒交迫的农民铤而走险，起义反抗，于是宋廷又以“守内虚外”的政策加以防范压制，“冗兵”的费用仍然取之于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变法运动迭起，革新派同保守派以及其他各种斗争长期不断，整个社会充满了深刻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诗人，在他们的诗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宋诗中能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少。另一方面，宋诗也在表现情感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宋初统治者尚能重用文人，文人待遇优厚，但仁宗、神宗朝，党争不断，不少诗人遭受打击、贬谪和迫害，不能不使他们的作品带着忧郁愤慨的色彩；仕途风波、党祸和文字狱的酷烈，又使一些诗人潜心佛道，无奈的旷达与内心的悲观相杂糅，往往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北宋政权的对外屈服妥协政策，使自己深陷积弱的境地。靖康之难，汴京沦陷，二帝被掳，北方长期沦入女真政权之手。高宗南渡之后，不图恢复失地，但求偏安一隅。北方沦陷区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也力主抗金北伐。在这样的形势下，爱国诗人们写出了许多忧国伤时，力主抗敌外侮、系念失地的优秀诗篇，形成了南宋诗坛的主流。南宋政权覆亡前后的那些无比沉痛的作品，则是这一爱国主义潮流的余音。

宋诗从唐诗发展而来，但其艺术特色一般显别于唐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概括得相当准确，这就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文字为诗”就是诗的散文化。唐诗中，杜甫已肇其端，到韩愈更有发展。宋诗人尤喜将散文的手法和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中。这样，固然在叙事和议论上有其长短，但直叙和铺排太多，赋多而比兴少，亦难免使形象性和韵味受损。“以议论为诗”与宋代社会矛盾多端有关，不少作品专论社会问题甚至触及具体政事，哲理诗与禅理诗也很兴盛，其中不乏佳作，有些则很乏味。“以才学为诗”表现为爱好使事用典。

宋诗的这些特点既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手法，以拗峭瘦硬、长于思理，区别于唐诗的浑雅圆融、长于情韵，但议论过多过直，书卷气过重、生硬晦涩等弊病，亦往往使其艺术魅力一般有逊于唐诗。

宋代诗人与流派很多。以派别言，北宋最初有西昆体，后又有理学诗和江西诗派，南宋有永嘉四灵、江湖派、隐逸派等。以著名诗人言，则有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叶梦得、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其中，王安石、苏轼的关怀国计民生之作，陆游的爱国主义之作，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艺术上的影响也不小。

诗歌虽也是宋代主要的文学体裁，但后人却更多的赞赏宋代的词，宋词甚至赢得了与唐诗并称“一代之文学”的地位。

词兴于唐，繁衍于五代，大盛于两宋。北宋时代，虽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但相对来说，局势尚较稳定，农业有所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对文艺的需求日增，歌词创作随之兴盛。北宋最高统治者对臣僚采取厚俸政策，对文臣待遇尤为优厚，他们仕途得意之时，往往征歌选舞，不少歌词成为他们娱宾遣兴的工具。  
  
  由于词被视作“呈艺”、“侑觞”之具，因而早期北宋文人词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反映个人享乐生活、流连光景、感伤时序，或写都市的繁盛等。但是，由于仕途并非都那么平坦，宦海之中时有风波，因而，有些词人转而以词写身世之感、浮沉之叹，或写出羁旅行役的况味。当金兵南侵、汴京城破，皇帝、宗室被掳，后妃相从北辕，繁华凋零、百官星散之后，大量反映遭受侵凌的悲愤，表达杀敌立功愿望的词作纷纷出现。但由于南宋执政者多奉苟安政策，志士请缨无路，于是词中多写北方沦陷的悲恸，对统治集团表示失望和谴责，在感叹自身境遇的同时，亦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而由于经过南宋初期的几次战争后，金政权受制于内部困难，无力南侵，南宋政权亦无意北伐，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达官贵人又多醉心于湖山游赏，歌舞流连，上下成风。吟风弄月、饮酒赏花又成为词作之大宗，精究声律、分韵酬酢亦成风尚。当元兵灭金后，乘胜南下，攻破杭州，击败了抗元武装之时，爱国词人发出了悲愤的歌唱，宋政权覆亡后，南宋遗民的词作更唱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吟。

在两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其题材尽管有以上的变化和不同时期的侧重，但爱情与闲情实是一以贯之的大宗。古人多有文体分工的概念，在他们心目中，词属于“缘情”的领域，与“明道”的文、“言志”的诗不同。词作为“诗余”，没有讲“理性”与“道学”的任务与资格，只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封建社会中，长期以“理”压“情”，宋词正由于其长于写情，寓理于情而博得不少人的喜爱。

毛晋《宋名家词序》说：“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蔓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这种情况，不仅与宋词反映生活面较广，在体裁上颇多创新，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有关，还由于它有突出的艺术成就。

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慢词，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之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于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隐幽的感情，每以芳草美人的传统材料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故使宋词风格在婉约与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北宋前期文人词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多承晚唐五代词风，善于即景抒情，颇饶韵致。柳永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善学民间语言和音乐，对长调颇多创制，并善写市民生活和羁旅行役之情。秦观与周邦彦在结构、语言、手法、音律上进一步提高，将北宋文人词推向艺术的高峰。北宋词坛上主要由苏轼以其创作首先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指出向上一路，开始革新词风。汴京沦陷、宋廷南渡之时，词坛随时代而剧变，出现了大批感怀故国和抗战杀敌之作，分别以李清照和张元干、张孝祥为代表。此后，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对词的革新精神，抚时感事，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体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风貌，并将苏轼以诗为词的“词诗”，发展为以文为词的“词论”，而且，还以他为核心和领袖，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创作流派，影响甚大。与时代风尚相应，稍后于辛弃疾，形成了以姜夔为代表的风雅词派，其中，姜夔的清空、骚雅，吴文英的密丽和潜气内转，王沂孙的寄托深刻，张炎的清远蕴籍，都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成就。

总之，宋词虽被称为“诗余”，但创调数百，列体盈千，不仅反映了较广阔的生活，更是抒情文学的精品，其成就与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当时分别由契丹族和党项族建立的辽和契丹，在与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但尚未产生成就较高的诗、词作家，作品数量也不多。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则继承了北宋的诗歌成就而自具面目，元好问是最重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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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五--------元、明、清、近代诗词曲概况

元代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那就是曲。

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部分。杂剧是以曲辞为主的一种综合艺术。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他们的创作活动以公元一三零零年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市），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杂剧作家主要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康进之、高文秀、纪君祥等约三十人。这一时期作品数量很多，内容丰富，其中有的揭示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暴露了社会黑暗，有的对人民的反抗精神给予热情的歌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中最杰出的是大戏剧家关汉卿。关汉卿一生共创作了六十三个剧本，多方面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尤其擅长描写妇女形象，同情她们在封建制度下的不幸遭遇，歌颂她们的不屈斗争。《窦娥冤》是他最优秀的剧本之一，其他如《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剧作也都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富有现实意义，他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元代杂剧最高成就的另一部佳作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这部作品以反抗封建礼教的鲜明主题，以生动细腻的形象刻划和华美的语言，博得人们的广泛称赏，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其他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等剧作也都著名。

元杂剧的后期创作由北南移，以杭州为创作中心。后期杂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和前期相比，已逐渐趋于衰微。这一时期，作家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情况日益严重，失去了前期战斗的光彩，不少作家过多追求音律辞藻，在表现形式上也失去了前期质朴活泼的本色美。后期杂剧作家成就较高的有郑光祖、宫天挺、乔吉、秦简夫等人。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显示了对自由婚姻的热烈追求，全剧充满浪漫气息，是后期杰出的作品。其他如乔吉的《两世姻缘》、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等剧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杂剧创作一直延续到明、清，但始终未能出现元代的创作盛况，优秀的作品也比较少。

随着元杂剧的南移和衰微，南戏开始在元代复兴。南戏受到杂剧艺术的深刻影响，而在体制上又比杂剧自由，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戏剧形式。元末，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著名的南戏作品，被后人推崇为“南戏之祖”。元末明初还出现了《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四部重要的南戏，明以来称之为“四大传奇”。

南戏到了明代，发展成为传奇这一戏剧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传奇创作的黄金时期。嘉靖、隆庆年间，传奇作品影响较大的首推梁辰鱼的《浣纱记》。《浣纱记》写范蠡西施的古诗，表达了爱国的感情，这是首先用改进后的昆腔写成的剧本，对昆腔的传布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期重要的作品还有李开先的《宝剑记》和王世贞的《鸣凤记》，前者根据《水浒传》的内容改编，后者表现明代现实的政治斗争，都有进步的社会意义。万历年间，昆曲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是当时最重要的戏曲流派。沈璟十分重视戏曲的音律，但追求过甚，束缚了思想，作品成就并不很高，《红蕖记》、《义侠记》等传奇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作家。汤显祖接受了王学左派的思想影响，在文艺上提倡抒写性灵，反对摹拟古人、死守格律，他所作的《牡丹亭》充分体现了这一文艺主张，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牡丹亭》表现了反对封建道德、歌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鲜明主题，塑造了杜丽娘等动人的艺术形象，在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除《牡丹亭》外，汤显祖还有《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等三个传奇，和《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

杂剧、传奇发展至清代，虽然作者众多，但成就不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戏剧作家李玉，李玉创作的传奇《清忠谱》直接表现了明末东林党人和阉党魏忠贤的斗争，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事俱按实”的历史戏。他还有《一捧雪》、《千钟禄》、《万里圆》等作品，题材广泛，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康熙年间，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使清代剧坛光辉大增。《长生殿》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它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中心，触及了封建社会的多种矛盾，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桃花扇》是一部通过爱情故事写国家兴亡的历史剧，作品抒发了孔尚任高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的情感，剧中的艺术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戏剧创作在乾隆以后日趋衰落，虽还有人从事创作，也是影响甚微了。  

散曲在元代是韵文的主体。元散曲作家可考姓名的有二百多人，和杂剧创作相似，元散曲的创作大略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著名的散曲作家大都是杂剧作家，比较重要的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刘致、睢景臣等人，他们的作品大多通俗晓畅，具有曲的本色，其中马致远的散曲成就居全元之首。他第一个把愤世厌世之情写入散曲中，[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他名世的代表作。他的另一首写景小令[天静沙]《秋思》以二十八字刻划出一幅动人的天涯行旅图，堪称千古绝唱。其他散曲作家的创作也各有千秋。关汉卿多以深刻细腻的笔触写男女情爱和离愁别恨。白朴的作品以抒情写景的小令尤为出色。刘致创作的两篇长套[端正好]《上高监司》反映了现实内容，并扩大了散曲的题材范围。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诙谐的语言嘲弄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的创作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后期出现了较多专写散曲的作家，作品也由前期的俚俗质朴转向高雅华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他们的作品注重音调的和美、辞藻的雕琢，已经很少曲子的特色了。明清散曲作家也很多，但总的说来，作品缺乏新鲜的内容，没有太大的成就。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家在明代有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人，清代有厉鹗、吴锡麒、赵庆熺等人。他们的作品能程度不同地接触现实，并且能显示出自己的创作个性。

元、明、清三代的诗词创作经历了一个由衰而盛的过程。元代的诗词创作比较薄弱，作家不多，艺术上也缺少个性和感染力。稍有成就的是刘因、赵孟頫、萨都剌和王冕等人。刘因和赵孟頫\都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动乱生活，他们的诗作流露出较多的故国之思，感情深沉。萨都剌在不少诗作中表现了对现实的关心。他的词更著名，尤其一些怀古之作气象雄浑，显出他词风豪放的一面。王冕生活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元末，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流露出对元统治者黑暗政治的不满，诗风朴直自然，在元代诗坛上成就较高。

明代诗歌数量很多，但没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明初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刘基和高启，他们都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对民生痛苦和治乱兴亡感受较深，并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刘基的诗古朴雄放，古体诗成就较高。高启的诗歌兼采众长，虽重摹拟，但不限于一代一家，才华洋溢，诗风豪健，是明代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刘基、高启以后，明代诗坛上流行着粉饰现实、平庸乏味的“台阁体”诗风。这时期能独树一帜，与“台阁体”形成对照的是爱国诗人于谦。于谦的诗篇大量反映人民疾苦，歌颂反抗侵略战争的英雄，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发起拟古运动，为反对“台阁体”的诗风，他们提出“诗必盛唐”的主张。可惜他们并没有重视盛唐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大多停留在形式技巧的摹拟上，虽小部分作品尚能反映现实，显出自己的特点，但总的说来，内容苍白空虚，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明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不少诗人投身于现实斗争，反映在诗中的感情慷慨激昂、真挚深切，这为晚明诗坛增添了光辉。这些爱国诗人有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等。他们都参加抗清斗争，并英勇捐躯，所作诗篇充满了斗争精神和至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清初，诗歌创作进入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人很多，成就超过明代。首先值得称道的是由明入清的爱国诗人，较著名的有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等，他们在诗中反映了国家民族兴亡大事，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内容丰富，风格沉雄。除了这些爱国诗人，清初还有几个不同的诗派。钱谦益是清代首开宗宋之风的诗人。清兵南下，他屈节投降，但在诗坛上却居于盟主地位。吴伟业在当时诗坛上也很有名，明亡后，降清出仕一年，其诗宗唐，富于情韵，比钱、吴稍后，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是王士稹。王士稹论诗以神韵为宗，其诗最能表现神韵特色的，大都是描写山水景色和抒发个人情怀的七言绝句，在当时极有声誉。清代中叶，诗坛上拟古主义的诗风又严重起来，不受这种诗风影响的著名诗人有郑燮、袁枚等人。郑燮能面对现实，以诗篇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诗风清新流畅。袁枚论诗主“性灵说”，反对复古，他的作品直抒自己的生活感受，但缺乏现实社会内容。另外，黄景仁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作诗不追求格调，绝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他个人愁苦的生活。至道光、咸丰年间，由于清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诗人们冲破诗坛的沉闷局面，在作品中抒写忧国伤时的情怀，龚自珍是其中的佼佼者。龚自珍把诗作为战斗武器，抨击时政，揭露批判黑暗社会，表现出对光明和自由的热烈追求，作品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治、光绪年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形成，发生了“诗界革命”。这一诗歌改良运动中的创作成就以黄遵宪最为杰出，他的诗歌反映了新的思想文化和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富有时代精神。其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推动了“诗界革命”。清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走向高潮，资产阶级革命者秋瑾是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她以诗歌为宣传革命的工具，创作力求通俗、自由。她的创作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

清代的词创作也颇为兴盛。清初，成就较高的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等人。陈维崧的词效法苏、辛，气魄豪健，其中抒写身世和怀古吊今的作品尤为出色。他作词计一千六百余首，创作之富居历代词人之首。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他竭力推崇南宋姜夔、张炎，所作的词在字句声律上推敲甚精，内容则比较单薄。纳兰性德以具有南唐词风著称，他的词多抒写离别相思之情，自然流丽，情致缠绵，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以比兴为重，崇尚含蓄婉约。张惠言本人作品不多，但语言凝练纯静，抒情细致，具有一定的特色。清代词坛基本为浙、常两派所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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