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片断）

沧浪斋主

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
——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片断）


作者：陈伟华


前言

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学史似乎总有一点纠缠不清的味道。其原因主要有二：一、中国自古为杂文学观，文笔并举，文史混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互相渗透，纯文学的观念至近世才由西方引入。二、传统的中国文人往往兼做学问家和文学家。因此，很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厘清。文学史和学术史的著述至今仍是方兴未艾的话题和行为。对照现有相关理论和实际操作，我们往往遗憾的发现，两者相去甚远。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基于学理构想的理论多多少少有几分理想化，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笔者想从著作成品出发，以经典著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为例，来对学术史和文学史的撰述发表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10月，也是梁启超47岁之际。尽管梁启超 “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2]但实际上此时其学术思辨力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自己也自称本书为“史”，在单行本初版加题：“中国学术史第五种”。鲁迅自1920秋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以来，自编讲义，陆续印发给学生，1924年6月20日，《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由新潮社出版。1930年11月《中国小说史略》最后定稿并刊印成书。从初稿到定稿，其间三易其稿，费时十年，铢积寸累。

鲁迅为写作中国小说史第一人。清代学术史，之前已有章太炎的《清儒》以及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清代学术概论》并非首开风气。但无论是否“第一”，《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小说史略》自问世以来，一直为学人奉为治学之门径，为学人竞相阅读。《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10月，单行本于1921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赶在中华书局将此书收入《饮冰室合集》印出之前又抢出了本书的第8版。对《中国小说史略》而言，尽管鲁迅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权威地位为它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其中诸多论断被人无以复加地引用的事实表明，其学术价值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亡也决非单纯的名人效应。“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蔡元培的评价道出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位。

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应该包括四个点：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结果以及联系媒介。对著史而言，也就是研究者、史料、史书、语言。它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维度上体现出认识论，在研究者与获得知识的维度上体现出方法论、在知识与语言的关系上则体现出语形学。[3]下面将据此展开论述。

沧浪斋主

史著的出品与作者的经验、直觉等密切相关，寓含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那么，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史著写作中又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论， 认识论研究应当围绕主体进行。主体在活动中建构其自身和永久性客体的概念，主体、客体从而获得各自的独立。主体建构起自身的认识结构，它是主体能动性的根源和依据。在每一具体认识活动中，主体均处于积极能动的主动地位。将主体认识客体的活动与改造客体的活动联系起来。主体是知、情、意的综合统一体。[4]在文学史、学术史的撰述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作者也应该处于首要位置，作者决定着著述质量和风貌，著述体现作者的史观。史著者应该兼备胆、识、才、情。从认识客体到认识结果，其中包含着一个技术操作层面。正中海德格尔所称：“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这一现象也是技术本质自我建立的结果，”学术史和文学史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它们需要渗入更多的人文因素，在作者与成品之间，还存在创造性的认识。人作为认识主体，不但具有能动性，如自主性、主宰性、目的性、计划性，还具有受动性与为我性。各种因素皆影响着著作的风貌。这其中，不仅仅需要聪明，也需要勤奋和汗水。需要对史料尽可能地占有。据鲁迅说，在写作六朝小说一章时，曾费时两年多，稿本有十册。[5]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虽半月而就，但实际上，“也就是契机由萌而‘动’，至少已历经两年。[6]在心中早已有过对材料的爬梳整理，对历史事件的认真清理和细致考察，详察各家之言而成一已私说。

《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在对史料的分析和作结论显得小心谨慎，且例证繁琐，引文必有详注。而梁启超则不然，他在论事论人时表现出极度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单单是写作时间长短不同所致吗？或者单单是二人对学术品性的认同不同所致吗？

笔者认为，两书表现出来的风格跟作者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每部作品都是一个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结底是‘自我’。”[7]“在荣格看来，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犹如完整人格中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小人格一样，具有自主性，有自己的驱力，甚至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8]这里虽然说的是文艺创作，但笔者认为，移用到学术研究来上来，也同样成立。因为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这一对范畴来说，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认识主体都是人。梁、鲁二人都聪慧过人，少时有着优裕的家境。不同的是，鲁迅13岁时家遭变故陷入困顿。梁启超6岁读完《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0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3岁同康有为“公车上书”。后师从康有为习今文经学、史学、西学和佛学等经世致用之学。写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前，梁启超几乎是一路坦途，少年早慧，春风得意，名门高徒，不知不觉形成了梁的“王者之气”。鲁迅因为变故和冷遇，在心底深处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复仇意识，也不自觉地形成善于自保的性格。同样是斗士，梁启超属进攻型，鲁迅属防守型，正如陈毅给他撰联所说，“要打巴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也正因此，蒋百里对《清代学术概论》的质疑令梁无言以对，而鲁迅的论敌则常常被他反驳得体无完肤。

梁启超和鲁迅先天天赋和后天的素养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不同的人生经历又使他们的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要成史家，我比较认同黄修己在《现代文学治学论》中提倡的“史家三事”：第一、做一个博物馆长，做一个史料收藏家；第二、做一个学术史专家，对本学科的发展史要做到心中有数。第三、要有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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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带‘中性’”；“历史由人写成，写作者对其有选择、有评判，并带入自己的感情”。虽然观点不同，但其实都认同一个问题：史家对认识客体有选择性。从这个纬度看，笔者认为，学术史与文学史的注意焦点有所不同。[9]学术史重“以人论流派”，而文学史重“从文本看史脉”。

不管是学术流派还是学术运动，或者是学术著述的产生，其主体都是人。这一点已不需花太多的笔墨去从理论上论证，因为，研究成果的取得、研究特色的呈现，其决定因素在研究者。而且，“学术研究”的承前启后大都有言传身教的特点，因此学术史的认识客必须以人为本为纲。学术史中，作者关注的子要素可能有：研究对象的特色、研究方法的特色、研究结果的历史地位、历史背景、现实效果等等。其落脚点也必是人，涉及到学术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学识修养等诸如此类。

“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量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10]，《清代学术概论》以此为贯穿全书的精神，且主要以学者的学术特色为衡量指标，来选取史材，论述学术源流。书中其选材大致分三部分：学者；流派以及学术运动。主要论及的学者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梅文鼎、顾祖禹、刘献廷、戴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主要论及的学派有：考证学、水地与天算、金石学、校勘学和辑佚学、桐城派、佛学；论及的运动主要有“黎明运动”和“今文运动”。

作为文学体裁专题史，其重点是该体裁的历史演变。其演变的轨迹，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认识的产物来体现。这个结果也可以推而广之，也就是说，在文学史中，认识的主要客体应该是文学作品。无论是思潮史还是流派史，还是作家的心灵史，只有作品这一物象才能成为反映起其规律的载体。尽管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批评家及读者，但其中心应该是作品。

《中国小说史略》是以作品的风格和特色为划分标准，来为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小说分门别类。其重点在叙及小说在历史上的形态和题材上的变迁。包括：神话与传说，汉魏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代传奇文和宋代的话本，元明的讲史和明代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话本，以及清代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鲁迅在展现整个小说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的同时，也暗含着对小说的追根溯源，和对它的发展趋向的预测。在论述中，作者以体裁形式的变迁为主线，虽也论及作家，但主要以作品为叙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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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无论叙述学术流派还是论及学术运动，往往仅用三言两语，而花大量笔墨对其评说。例如他绍介“朴学”，勾勒其风格惜墨如金，仅用了极简要的10条文。而评价其效果及在整个文化史上的上地位则浓墨重彩，泼墨如水。即便是那简略的10条文，其实也充满论辩色彩。又如他在述及“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时’”时，仅仅用了《日知录》中三段文字来介绍这一运动。其余约四分之三的篇幅主要触及两个问题：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和顾炎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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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作者：陈伟华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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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源流辨析及宏观把握与重史实呈现及微观显示

在第一章中，梁氏高屋建瓴，阐明一切思潮发生之轨迹：“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12]在第二章 略论“清代思潮”，中他又揭示出清代思潮的具体规律是：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13]叙及流派，梁启超往往注重追根溯源，书中各章皆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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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作者：陈伟华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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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语形态上，《清代学术概论》采用“新民体”。“新民体”由桐城派古文而来，杂糅桐城派古文与白话，既不同于文言文，也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白话文。新民体正是当时梁启超所倡导的一种语体。《中国小说史略》采用文言文。其原因如鲁迅所说：“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24]由此可见，二书的语言形态都是作者的有意选择。两书皆非现代通行的白话文，但无损二书魅力，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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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作者：陈伟华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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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作者：陈伟华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

寒柳轩客

个人认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比起他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稍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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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时间比《清代学术概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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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体看来《近三百年学术史》比《清代学术概论》有胜出之处，但其主体内容差不多，其治学理路几无变化。

沧浪斋主

蒋百里，名方震，乳名福，晚号“澹宁”，

浙江海宁人，与王国维、徐志摩三人同称海宁三才子、三杰。蒋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五年。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育有五女，三女蒋英为钱学森夫人。

1918年，他随梁启超考察欧洲，回来之后，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认为文艺复兴如同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声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虽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只有两点，一是人的发现，二是世界的发现。书成后，请梁启超来写序，不料梁下笔之后竟收不住笔，洋洋洒洒，竟成5万字，和原书篇幅相当，写成后他自己也觉得天下没有这样的序，于是另写了一篇短序，而将这篇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欧洲文艺复兴史》自1921年问世后，也大受欢迎，14个月内就连续再版了三次。《清代学术概论》更成为中国出版史和学术史上的盛景。

沧浪斋主

《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小说史略》实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精读细读，多角度地读。
梁启超和鲁迅作为中国领一代风骚的思想家和学问家，其作品当是当代学子的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