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孟熹：燕京惟忆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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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陈芳芝脾气怪，梅汝敖了不起，傅泾波见过的人实在太多

　　■人物

　　林孟熹，燕京大学政治系51届毕业生，历史学者。

　　祖籍广东番禺，1928年生。1946年进入上海大同大学，翌年转入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政治系，主修国际法。现居加拿大。林孟熹著有《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该书被评价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历史事实”。



林孟熹能文能武，如今的身板仍然可以看到一位武术高手的气势。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给系主任陈芳芝做工作

　　1947年，我从上海大同大学转到了燕京。关于大同大学的生活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因为当时在抗战时期，处于沦陷区的大同大学的教学水平并不是很高，我考入大同大学，是因为没有中学的文凭，没有办法报考名校。

　　在那里念了一年，我就想转到一个有名的学校去。

　　正好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我打伤了一名国民党退伍军官，国民党要追查，我就跑到北京来了。还算不错，我的转学考试成绩很好，到了燕京大学之后，中文和英文被同意免读，当时在燕京大学可以免读中文或者免读英文的学生不算少，但是两门都可免读的人并不多。

　　后来在燕京的几年读书生活，跟当时的一般青年没有什么区别，参加了很多的学生运动。我在燕京加入的社团是燕京生活社，是个左派学生组织，我还做过社长。

　　当时的事情说起来只是一个热血青年凭着激情在时代潮流里所能做到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多少好讲。当时我在学生中也只是个二流角色，主角是高年级的学生。

　　可以说一说的倒是我们政治系的系主任陈芳芝，她是燕京建校以来在所有的学生中入学成绩最高的人，一直没有人能够超越她。在她读书的时候，学校送她到美国读书，没有拿硕士直接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在燕京读书的时候，参加组织的学生都有一个工作，就是做教师的工作。当时我就被派去做陈老师的工作。陈先生有个怪脾气，功课不好的学生很难接近她。

　　她对于分数卡得也紧，很多学生就是受不了这个转了系。我在搞学生运动之余功课算是读得不错的。因为这个，从1948年开始，我开始做陈先生的工作，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和陈先生打交道。做工作的过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解释共产党的政策等等。

　　听梅汝敖讲东京审判内幕

　　值得回忆的是陈先生和大法官梅汝敖的关系。根据当时的形势，陈先生曾经建议在燕京建立外交组，念五年。本来我在燕京读完了四年就该走了，因为这个，我又留下来读了第五年。

　　当时陈先生请了很多名师到燕京来讲课，比如说当时梅汝敖先生开的国际法与国际审判，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人讲过这门课，就连世界上也很少。可惜的是现在我都快忘记当时讲课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梅先生是太了不起了，特别是他讲到了东京法庭里面的内幕。

　　梅先生讲到当时美国一直有意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来遏制苏联，后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于这种关系作过分析，我觉得都不如梅先生的分析深刻。二战期间日本有个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审判土肥原的时候，斗争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加上当时审判的印度法官个人对于日本东京法庭的看法，土肥原几乎就判不了死刑。梅先生当时是参审的中国法官，后来梅先生对我说：“如果判不了土肥原死刑，我梅汝敖就没有面目回中国见江东父老。”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梅先生的坚持之下，日本东京法庭终于判处土肥原死刑。梅先生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人权和主权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五十多年前能想到这些问题，是多么了不起。

　　当时我选梅先生的课，其实也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因为我知道陈先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梅先生请来给我们上课的，陈先生特别重视这个事。梅先生给我们上课自己不来燕京，而是我们跑到城里的外交学会礼堂听他讲。我们一共五个人，三个五年级学生，两个是研究生。为了做陈先生的工作，我拼命读这门课，结果有一天陈先生跟我说：“孟熹，你还算给我争气，梅先生夸你。”

　　走出学校体会风云变幻

　　毕业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1951年暑假之前被开除党籍。那一阵已经开始抓思想改造了，我被开除党籍的理由也很简单，当时说是作风问题，其实就是因为谈恋爱，加上我平时就自由散漫，常常在我嘴里会冒出一些不同意见。当时经手抓开除我党籍这个事情的是当时燕京法学院的支部书记。前些日子他还给我打电话说起这件事：“当年的事情都是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一手导演的。”当时在四楼礼堂开大会宣布这个事情，布置好了之后开始宣布，群众只有梅绍武一个人站起来反对，党内则主要是徐孝谦反对。

　　毕业之后，我分配到政府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调到《中苏友好报》。因为受到陈先生的影响，我对苏联也不太满意，就开始做一些中日关系问题的研究。大概是1954年左右，我写了一篇《论日本经济对外贸易的正当出路》，登在《光明日报》上面。适逢其会，这篇文章流传比较广，也被日本方面看到了，他们以为我的观点是中国有关方面的看法，结果日本国会议员就来中国谈论这个事，你去看当年的《参考消息》都有登这些消息。

　　后来又到了国际环境研究所，之后就到了“反右”了。

　　我一下子又成了大右派。后来外交部1979年给我平反的时候，我已经去了香港，接到通知的时候我还是回来了。他们搞得很郑重，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外交部表示如果我愿意，可以恢复我的工作，出去做涉外工作。我说：“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外交部的相关人员又问我：“那我们有什么可以补偿你的？”我说：“我想要的补偿，你们也给不了。”他们问我要什么，我说：“我的青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话不讨人喜欢。

　　结交傅泾波重新认识司徒雷登

　　后来一直在香港做点生意。适逢其会，搞了中国第一个民用的房地产发展项目。

　　不过这些跟燕京无关，跟燕京有关的则是后来和老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傅泾波先生的交往。因为外面的传言，我最初对于傅先生的印象并不好。我在读书的时候，燕京流传着一句话，说傅先生“进得了临湖轩，进不了贝公楼”。意思是说傅先生靠的是司徒雷登的私人关系，能进校长的住所，进不了学校的办公楼。其实哪有这回事，事实上傅先生不愿意介入燕京的事物。

　　还有一个说法说傅先生“进得了燕京，出不了燕京”。

　　意思是说傅先生学业不好，这倒是事实，主要是当时傅先生活动太多，因为这个，洪业先生不让他毕业，后来只能去北大读书，不过这也说明燕京严谨的校风。

　　我结识傅先生说起来很偶然。1982年我到华盛顿探望我的表妹，当我跟她说起傅泾波时，表妹告诉我她跟傅的女儿海澜很熟。当时我是香港燕京校友会的副会长，经过表妹的联系，我去看望了傅先生。人和人的相识，确实是一种缘分，和傅先生相见之后，谈得非常投缘，傅先生很愿意谈一些当年的往事，正好我对于那段历史也有一点了解，聊起来很有共同语言，聊过之后我发现，他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李慎之就曾经跟我说：“从形象来讲，傅泾波完全是个儒者的形象。”后来就开始了长期的联系。

　　在后来的交往当中，我对傅先生很尊重。他对司徒雷登的感情改变了我原来对司徒雷登的看法。当初我做学生的时候，对于司徒没有什么好感。开始他让我帮他做一些关于司徒雷登后事的工作，不过我并没有贸然答应。在我重新研究司徒雷登的资料后，发现我原来的那种看法不对，我应该帮傅先生处理司徒身后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一次我跟傅先生闲聊时就问他：“你见过那么多人，最佩服谁？”出乎我的意料，傅先生说的不是司徒雷登而是蔡锷，他跟我讲了很多蔡锷的事情，他跟我讲，蔡锷骑马不用蹬马镫，双手一按马鞍，飞身而起，身上的将军飘带随风飘起来，漂亮极了。我听他讲了这故事，就劝他写回忆录，傅先生见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写下来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记者手记

　　我最初对于燕京大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看到《司徒雷登和中国政局》那本书，那本书的作者，便是林孟熹。零零散散地看到过一些他的材料，也间接地听到过其他燕京老人讲述他的故事。他无疑是个传奇的人物：曾经担任过九个国家的非盈利组织的法律顾问，曾经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民用建筑项目的催生者，还曾经是全加拿大武术联合总会的武术顾问，以暮年之龄迎战马来西亚第一高手……

　　关于燕京，林孟熹的回忆与别人的迥然不同，有的地方省略，有的地方琐碎。在这省略和琐碎之间，可以看出林孟熹一生道路的转变：由最初被卷入大时代潮流的热血青年，转化为一个注重实用的思考者和行动者。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傅泾波，那个在燕京更具传奇性的老人。至今学术界还没有一个人对傅泾波做过系统的研究。林孟熹那里有不少关于傅泾波的资料，我劝他写出来，他说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去写。希望能有年轻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同时林先生也有一些顾虑：那些资料，大多数是傅泾波写给他的书信，把这些书信公布，是否符合老人的意愿？在我看来，留下历史的真实比考虑老人的意愿重要，傅泾波先生在地下大概也同意我的看法吧？

　　口述：林孟熹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