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城被指剽窃事件追踪-武大认定周长城论著“注释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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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就“被指剽窃”事件宣布审查结果

七名社会学系教师表示抗议，并将继续追究

　　本报讯（记者张弘）近日，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校内通报了对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一书被指剽窃问题的审查结果。

　　参加会议的社会学系教师王进告诉记者，武大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陈广胜宣读校学术委员会就《经济社会学》一书被指剽窃问题的讨论会议纪要，称由校学术委员会主席李德仁签署决议，认为《经济社会学》只存在注释不规范。

　　参与复查《经济社会学》一书的七名社会学系老师当场表示抗议，并表示将继续追究。

　　会议过程不做记录，也不允许采访

　　据王进称，2005年11月3日下午4时，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召集社会学系全体教师和研究生宣布学校学术委员会就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被指剽窃问题的调查结果。武大社科部郭明磊副部长主持会议，宣布会议不允许录音、录像，不允许媒体参加采访；会议只通报情况，不接受提问，不进行讨论。陈广胜宣读了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后，参加核查“周长城论著抄袭剽窃”证据的社会学系七位教师当即表示不同意，要求学校公布校学术委员会的调查成员、调查过程、评判标准，并当场展开“严惩学术腐败，捍卫学术尊严”的横幅。

　　七位教师要求学校保证调查客观性

　　七位教师中有人透露，当日晚六时许，校常委会会议之后，副校长周创兵、校长助理陈广胜与社会学系七位老师对话，希望社会学系七位老师以书面形式、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

　　目前，七位教师已经给学校党办、校办致信，提出了三点要求：1、校学术委员会成立独立的调查小组，对周长城论文、著作抄袭剽窃问题进行调查。校学术委员会应公布调查组的成员、调查的标准、程序、过程及结果，以保证调查的客观、公正。2、在调查未作出正式结论之前，立即暂停周长城在社会学系的一切行政职务。3、我们恳请与顾海良书记、刘经南校长、李德仁主席直接对话。

　　昨天下午，记者就学术委员会的决议一事拨通了郭明磊的电话，郭明磊知道记者身份后质问道：“学术上的事情跟你们报纸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愿意就此事接受你的采访。”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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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参与核查教师王进被调离社会学系

有人发文称其为“当代‘方鸿渐’”；七教师称这是“打击报复”

　　本报讯（记者张弘）近日，一位署名为luxun111的作者在“世纪中国”等网站的论坛发表了《事实的真相———评“武汉大学周长城事件”》一文，文中称，“现已查明，王进就是钱钟书先生笔下《围城》中的‘方鸿渐’，他欺骗学校，谎称已获得博士学位……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博士学位，学校也从来没有承认他是副教授。现在武汉大学已经将当代‘方鸿渐’清理出教师队伍。”

　　王进拒绝接收人事部调离公函

　　作为核查周长城论著抄袭剽窃证据的社会学系七位教师之一，王进称，此事涉嫌打击报复。王进告诉记者，人事部曾找过他，并出示了一封盖有公章的公函，文中称同意社会学系把王进调离教师岗位，安排到学校人才交流中心。“我当时就说，这是给社会学系的，我拒绝接收；如果这是给我的，那么我就作为证据，起诉学校违反了用人合同。”王进说。

　　七位教师发公开信为王进“正名”

　　据悉，七位教师还给武汉大学党办、校办、人事部、社会学系写了一封公开信，称对王进的调整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

　　公开信称，“王进是社会学系于2003年从美国依阿华大学引进的青年学术骨干，经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评议通过，决定给予副教授职称及相应的引进人才的待遇。王进于2003年3月与武汉大学、法学院签订正式聘用合同后，被批准请假回美国继续完成博士论文。由于多方面原因，王进未能按原定计划于2003年底完成博士论文。为了履行对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承诺，王进于2004年2月举家从美国依阿华搬回武汉大学，开始承担社会学系的教学工作，同时继续完成论文。关于其博士论文的进展情况，王进在回到武汉的当天即向当时的社会学系主任刘祖云老师进行了汇报。”

   信中还说，“自始至终，王进从未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声称自己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对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没有过任何欺骗行为。”而社会学系主管人事的朱炳祥书记表示对此事不清楚。

　　人事部工作人员称调离王进周长城不知情

   记者随后从武大人事部职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王进的调整决定还没有最后做出，究竟怎么处理还要再研究，他还称对王进的处理周长城并不知情。

　　此外，王进告诉本报记者，本月底，他将赴美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评论：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周长城事件


　　学术腐败的问题自从发现以来就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置身其中还是置身事外的人无不瞩目。所以继本报首次报道武大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剽窃”事件之后，就迅速引发了一场围绕此事件的大讨论。不过在众声喧哗之中，不同人物的发言以及背后的心态却十分值得玩味。

　　首先，周长城事件存在一个致命的疑点，即揭发人“张斌”现在还不知为何许人也。如果说为了揭露学术腐败，这样的手段是不值得被提倡的。负责任的揭发者首先应该对于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说最初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那么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之后，揭露的人应该能够站出来进行对质。

　　当年刘半农和钱玄同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在《新青年》上表演的双簧戏之所以被胡适评为“几近胡闹”，原因也无非是“不负责任”。后来胡适主持《现代评论》，要求所有的作者都必须署真名，原因无非也是为了养成负责任的言论。不负责任地指出问题是很简单的，而负责任地解决问题的态度，至今还是我们所缺乏的。在众多讨论学术腐败的声音之中，这种声音我一直没有听到。

　　再说周长城，事件发生之后，周长城在接受采访时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他们担心我会出任系主任。”我倒是觉得，放弃陈义甚高的言辞，沿着这个思路去看周长城事件，反倒更能接近问题的真相。先是周长城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紧接着就出现了“剽窃事件”，此次事件的另一方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到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会给人一种印象，周长城刚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就出了剽窃事件，好像剽窃事件就是针对着他出任副院长来的。但是，我们无可奈何。”双方都在试图着转移公众的视线，都在试图把对于自己有利的一方面呈现出来。不惮于被有识之士指责为“卑之无甚高论”，我觉得处于利益博弈中的双方所做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甚至诸多社会学界的人士对此都“三缄其口”也有合理因素，这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圈子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这个事件中可以做一个仲裁者，除了武大的学术委员会。

　　再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事不关己”而选择沉默也无可指责，那种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动辄对别人加以评判进而对于整个民族造成巨大创伤的例子比比皆是，殷鉴不远，足以记取。关键的问题是周长城的《经济社会学》是否存在违规之处，武大学术委员会对此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理？

　　从近年来屡屡不止的学术腐败的事例来看，无论是揭露者还是被揭露者，无论是保持沉默者还是进行声讨者，有意无意，都无一例外地做了当下学术体制的共谋。只要这个学术体制不进行自身的调整，我不会对杜绝学术腐败报有信心。马克思描述资本家时曾经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不惟资本家，其实这样的话适合一切人，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当下的学术体制不是以学术为本，而是以利益为本，这样的学术体制，无疑为学术腐败培养了合适的土壤。要想一劳永逸的杜绝学术腐败，最好的办法不是靠学者自律，而是把上帝地归还上帝，恺凯撒的归还恺撒，在制度设置上让真正具有真正学术理想的人找到寄身之处，让寻求利益和权力的人找到适合的场所。

　　□陈远（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