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化、娱乐化和反智化——本土大众文化的三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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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大可 | 2005年11月12日15时45分 |   【内容提要】2005年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流氓燕、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级女生”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丑角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　1、身体化：文化市场的消费核心

　　从卫慧、经过木子美到竹影青瞳，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色语”运动的清晰印迹，它起源于文学语体，推进于日记语体，变得愈来愈感官化、大众化和公共化，最终被图像语体引向了高潮。这是叙事策略的迅疾飞跃，仿佛是一列失控的飞船，在“加速效应”中奔赴肉欲的天堂。

　　木子美们的身体叫喊响彻云霄。她们是利用肉身叙事来获得“时代最强音”的赢家。她们涂改和推翻“羞耻指数”的不屈努力，也改变了名利场的权力结构。而这似乎是所谓女权主义的一个逻辑起点。即利用肉身优势来获得有关名望的社会权力。

　　女权主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叛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作为前DJ的棉棉，已经从都市边缘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语挑战，而京城的春树们则企图把这种权力向青春地带拓展。尽管这幅反叛图画上时常叠印着书商们的笑容，但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行为还毕竟预示着一场广泛的性叛乱，它不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气息，而且也在谋求情欲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

　　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权力，而且是那种人的最基本的权力。2002年发生的陕西乡村医生观看黄碟事件，触发了一次性权力的镇压与营救运动，并导致了性政治的普遍觉醒，它迫使管理当局从原先的执法红线后退，为人性在下半身的解冻腾出了有限空间。在北京三里屯和后海、上海的衡山路和茂名南路，摇滚歌手、演艺圈人士、吸毒者、文化游客和中产知识分子结成了隐秘的享乐主义联盟，人们品尝着啤酒、咖啡、大麻和叛逆的滋味，并在白昼里重返中产阶级秩序。

　　但我们已经发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事件能够摆脱市场逻辑之手。身体消费和情欲经济学日益发达，它为卫慧们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市场逻辑坚定地塑造着文化的属性，把它变成资本运作的附庸。只要有出版、演出和传播行为存在，市场主义就不会终止对肉身的征用。市场和国家是征用民间身体的两个头号主顾。

　　然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市场，其营销策略却充满了低劣、低俗和低智的特征。在肉身叙事甚嚣尘上的年代，高举情色旗帜，以所谓“美女作家”、“美男作家”为噱头来制造市场热点和牟取暴利，正是21世纪初叶文化市场的重要特点。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营销策略，反而贬损了图书市场的形象。资本逻辑理应是文化的强大赞助者，最终却沦为文化的危险敌人。

2、娱乐化：新消费哲学的诞生

　　狂欢原则和零度痛苦原则，正在成为娱乐市场的最高尺度。我们已经看到，从市场化到娱乐八卦化，正是“后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表征。从九十年代开始，默多克新闻集团完成了媒体转型，它旗下的英国《太阳报》，在王室绯闻的报道中开了娱乐主义的先河，而华语媒体的娱乐先锋，则是以狗仔队和揭发明星隐私为主体的《苹果日报》，它一举击败《明报》等传统媒体，在短短数年之内，擢升为香港最重要的媒体之一。这种所谓“苹果化”效应，经过香港、台湾和大陆的一系列前戏，终于在“超级女生”那里达到了万众狂欢的高潮。湖南卫视“超女”节目的主体构架，克隆美国电视栏目，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本土衍生物。

　　娱乐化市场发育的高潮，就是 “娱乐政治学”的诞生。它缘自西方媒体对英王室性丑闻和美国白宫“拉链门”事件的报导方式，也就是蓄意扩张政治事件中的娱乐元素，把它们转换为纯粹的大众狂欢。中国媒体迅速适应了这场媒体的全球性政变，从马加爵喋血、马骅落水身亡、到中国工人阿富汗遇难事件，中国媒体都表现出强烈的“娱乐精神”。央视某频道的有奖竞猜事件，甚至把被劫持和屠杀的千百名俄国儿童（别斯兰惨案），当作集体娱乐的对象，由此激起了来自公众的普遍谴责。

　　政治娱乐化本来是意识形态的进化方式，但它却走火入魔，沦为一场对人类苦难的消费狂欢。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娱乐主义与恐怖主义合谋，结成了“娱乐政治学”的同盟。一些运营商的章鱼式吸盘，透过大众传媒伸向广大受众，意图用人类灾难的诱饵去获取利润。高涨的娱乐指数像兴奋剂一样，瓦解了媒体最后的伦理操守。这是关于人类苦难的盛宴，每一道菜肴都是由死亡、鲜血和眼泪烹调而成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指责那些厨子，也要对食客的口味提出质疑。毫无疑问，正是民众的渴求推动了这场“苦难消费”的狂潮。他们和媒体以及商业机构的共同蜜月，勾勒出了“资讯嘉年华”的古怪轮廓。

3、反智化：大众美学的胜利

　　2005年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流氓燕、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级女生”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丑角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反精英、反智慧、反美学的“三反运动”此起彼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京剧式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8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的奇异道路。

　　在这场大规模的丑角演出中，程菊花的丑陋舞姿是一个范例，它无情地解构了舞蹈美学。那些置身现场的舞蹈家评委，对此露出了精英主义的惊异表情。丑角运动是一柄犀利的双刃剑，它隐含着这样一种内在的危险；在修理媒体的宣传和规训本性的同时，颠覆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使处境艰难的中国文化雪上加霜。

　　然而，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无论如何，从电视和互联网上涌现的形象，都是人性的真切自然的无害展示。只要它是一种多元化的声音，并且没有直接毁损经典美学，我们就应当予以笑纳。

　　“超女”遴选进程中所展示的大众美学趣味，也向固步自封的知识精英主义发出了警告。平常的姿色，走调的歌唱、粗陋的表演、笨拙的主持人对白，人们对这些反智性事物已经视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亲自参与偶像（呕像）制造的巨大快感，它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全国传播，最终演化成了一场青春期文化尘暴。

4、哄客社会：骂客的队伍茁壮成长

　　与上述大众文化的三种发展态势相呼应的，是“看客”队伍的迅速扩展。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

　　全世界的哄客都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群体：赞客、笑客和骂客，其中赞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群体之一，拥有悠远的历史，它起源于希腊悲剧的歌队，它为悲剧里的主角而发出咏赞、叹惋与阐释；另一支数量更为庞大的赞客团队则躲在台下，以观众的名义发出掌声和欢呼。

　　把京剧式的丑角当做丑角，把喜剧当做喜剧，为此发出乐不可支的笑声，这就是所谓“笑客”――呕像时代最为健康的哄客，并且应当是娱乐群众的主流。他们完全理解丑角的文化功能，并且用热烈的笑声予以回报。笑声是最暧昧的价值评估，其中包含着无限多样的语义。这是最机智的阅读（观看）策略，它娱乐了自身，并足以避免对被笑者的暴力伤害。这不是一种刻毒的嘲笑，而是被文化骚痒后所发出的自然笑声。它是对娱乐时代的热烈响应，显示出笑者对丑角的文化宽容，以及一个民族所的拥有的智慧与幽默。

　　嘲笑和毒骂则是“骂客”的本能反应。他们是丑角的杀手，把观看喜剧当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们在论坛上匿名而行，更换不同的网名，企图用唾沫淹死一切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事物。他们使用酷语（暴力话语）和秽语（脏词），羞辱丑角的人格，击打她们的面部，进而消灭她们的表演意志，迫使她们退出话语舞台。

　　比较一下美国丑角孔庆祥和中国丑角“红衣教主”黄薪的命运，可以发现中国哄客和美国哄客之间的文化差别。笑客是美国哄客的主流，他们对一切异端价值报以笑声，孔庆祥为此被保留了下来，经历了几十个月的洗礼，他依然是美国人心中的文化偶像。但黄薪的下场却截然不同，她在“超级女生”竞赛中的表演，遭到互联网骂客的群殴，却又缺乏足够坚硬的心理铠甲，结果只能发布宣言，黯然神伤地退出表演舞台，成为丑角时代的牺牲品。她是中国骂客的猎杀对象，最终倒在了文化猎场的尽头。

　　骂客成为中国哄客的主流，正是中国文化躯体发生癌变的征兆。自从BBS成为中国最大的言论平台以来，仇恨话语就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应用语言。“傻逼”、“白痴”、“操你妈”，各种酷语和秽语铺天盖地。骂客不仅高举“鲁迅”的旗帜，而且大量沿袭红卫兵话语，在他们的词典里，充斥着文革期间涌现的辱骂性语词：鼠辈、骗子、白痴、跳梁小丑、无耻之徒、卑鄙下流……等。这些暴力语词竟然成为学术声讨和道德批评的“科学术语”。在骂客逻辑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更为坚硬的道德支架，那就是抨击中国社会弊端为目标的“正义”立场。这种价值忧患成了骂客的内在信念。但为了“惹眼”、“痛快”和“正义”，放弃理性分析，以谩骂为批判武器，其结果只能严重削弱反思的力度，并引发普遍的社会仇恨。

　　在幽默和笑声丧失的地点，仇恨病毒不可阻挡地涌现了。它像飓风一样吞噬着文化残片，对现存的事物作出严厉审判。仇恨指数，是度量社会是否精神健康的重要尺度。仇恨指数总是与健康指数构成反比关系：仇恨指数越高，健康指数就越低。这个常识性的原理，有助于辨认中国文化的现状。我们已经看到，仇恨在叫骂声中茁壮成长，它不仅粉碎了人性之爱，而且正在戕害整个民族的心灵。丑角风暴是一页历史性试纸，验证了这一精神危机的逼近。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