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空孤独飘荡的灵魂

西洲南风

　　　　　　　—浅论屈原人格   

　　　　　提起屈原，人们通常想起的是他那卓绝一世的不朽诗篇。但在我看来，能最终体现其人生价值的，还是他那独树一帜的思想与人格。如果脱离了这些，即使他的诗写得再艳丽多采，也不过是些空洞无实的虚华辞藻。《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则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朱熹也在《楚辞集注·楚辞辨证上》中把那些在屈原之后刻意模仿其作品的辞赋家称为“如无所疾病而强为呻吟者”。此可谓继其言而忘其意，得其形而失其神。
    关于屈原的人格，简而言之，可以主要分为两点。一是他坚持真理，决不易志的献身精神，二是他忠于故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感。
    屈原为何能得以身兼以上两种高尚的人格呢？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1）《史记》中也说他“入则也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是屈原早期的政治生涯。可是后来却因为君王的蒙蔽和谗臣的诽谤，先后两次遭到流放的厄运，最后求索不得，只能“怀石子投与汨罗以死。”正是在这种“屈心抑志”“忍尤攘诟”的情形下，才使得屈原鲜明的人格特征能够得以充分的展现。
    对真理和高尚情操的追求，一直以来都为屈原所推崇备至。像“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之类表明自己心志的诗句频繁地出现在屈原的作品当中。到后来遭到了楚怀王的见疑，屈原一直以来所推崇的“美政本民”的政治主张也变得难以实现。除了怀王的疏远之外，正如他的《离骚》中所提到的：“冀枝叶之峻茂兮，原俟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何伤兮？衰众芳之芜秽”。就连许多经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才都纷纷弃他而去，投向了朝中的腐朽势力。这对屈原的打击责显得更加的残酷和无情。使他沦落到“国无人莫我知兮”的艰难处境，发出了“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的感叹。“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均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罪人高张，贤士无名。”（《辞·卜居》）正是楚国当时政治面貌的真实写照。
    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在屈原对楚国彻底绝望了之后。他在《离骚》的第二部分里也借着对重华的陈诉，及女须对他的责备和灵氛﹑巫咸等人对他的建议发起了“上下求索”地思考。最后似乎摆在他面前的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是周游于其他各国，寻求能够知人善任的明君。在当时战国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下，有才能的的士人对各国都是至关重要的财富。在当时异国为官的人比比皆是，如卫国商鞅弃卫投秦，官至相国；名将廉颇在不为赵国所用后，也先后事魏楚两国。而当时求贤若渴的统治者也不乏其人。以屈原之才，这明显是一条前途光明的阳关大道。另一条路则是效仿老﹑庄等人消极出世的态度，隐居山林，修身养性，不闻世情，其实这 也不失为一条自我解脱的妙法。不仅仅是在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自古以来，“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一直都是中国文人的两个选择。但最终，这两条道路都被屈原所彻底否定了。他毅然选择了“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橘颂》）的第三条路。他既不愿为了个人的荣辱得失而离弃自己的故土，又无法获得道家所追求的虚无的精神上的超脱。而是继续保持自身高洁的品质处于一种“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苦境地。依照当时的情形，屈原的这一选择无疑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的绝路，最终导致了他怀石投江悲剧性结局。但正是由于屈原这一极端的选择，才使得他的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升华，从而体现出一种终极的人格美。
    正如达尔文在其《进化论》里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清楚地表明了只能适应所处的环境，才能求以生存。屈原在其《渔父》中也提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可见屈原也是深知生存之道，也明白自己的这种“独立不迁”将会带来的后果。但在求得生存与自己所信仰的真理二者之间，他依然毫不妥协的选择了后者。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比勇气和高尚情操才使得屈原得以俯仰百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由此看来，司马迁对他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评价，毫不为过。
    相比之下，战国时许多与屈原同世的士人，则皆是一些能够左右逢源之徒。其中纵横家苏秦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据《史记》记载，苏秦本是东周洛阳人，在其政治生涯的初期曾以“连横”之说游说秦王，但未被采用。其后又以“合纵”之说游说于东方六国，最终得以佩六国相印，功成身就。要说到官职大小，政治作为，屈原远不及苏秦，但如今天下之人，大都只知有屈原，而不知有苏秦。为什么呢？原因正是在于二人在人格品质方面的巨大差异。
    自屈原之后，中国古代文人所走的政治道路往往都是非儒即道，偶有遭遇与屈原相类似者，如贾谊﹑柳宗元等人，无不感古伤今，以屈原自比。但事实上他们的人格价值却还远远不及屈原。在屈原所处的历史环境，他想要得志于诸侯，在别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非难事，但他宁愿“怀瑾握瑜”自沉江底，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投往别国。而贾谊等人却都是处于天下一统的时代，一旦当朝政府不与重用，他们便只能毫无选择余地地怀才而不遇，感叹生不逢时，这才陷入一种困苦不堪的境地。相比之下，贾﹑柳等人只是苦闷而无奈，远不如屈原那样惊世骇俗，空前绝后。“屈原的悲剧身世太长……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太崇高了，他的性格和他的作品都有充分的比重。”（2）
    除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崇高的爱国主义也是屈原人格美的又一大特点。而爱国主义的情感也一直贯穿于屈原的作品之中。《国殇》一篇，更是以为国捐躯为主题而写。《橘颂》更是“鲜明地寄寓了屈原恋眷故土的个性，包容了诗人爱国主义的最丰富的内涵。”（3）后人对屈原之所以推崇备至，并专门设立了端午这一节日来纪念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感的崇敬之情。
    可后世有许多文人却提出屈原并不爱国主义之说。他们认为，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名义上仍同属周朝所统治，各国之间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界，因此，屈原所怀有的最多不过是对乡土的依恋，而非真正的爱国主义。其实这种说法是很狭隘的。虽然当时诸侯各国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根据各地殊异的民间风俗习惯，早已各成一体。再者他们所说的对故乡的依恋，也正是爱国主义的雏形。所以这一说法完全不能够成立。
    屈原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也并比仅仅是一种对君王的愚忠，而是怀着对整个楚国的热爱。从《天问》中的“登临为帝，孰道尚之？”即可看出屈原虽然也是忠于君王的，但在昏君误国的现实面前，仍旧对君王发生了根本上的怀疑。“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更是直接地对楚王反复无常的无情指责。但即使是在对君王完全绝望了之后，屈原仍旧不愿背弃楚国，远遁他乡，则更加深了他爱国注意的内涵。
    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同时表现在对楚国百姓的深厚情感和对楚国民风文化的无比热爱上。《九歌》中诸多描写楚地民间祭祀情景的诗篇，正是反映了屈原的这一思想。可见屈原的爱国主义已经超出了当时的贵族思想，而融入到了平民大众之中。
    其实，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同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这两大人格特点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分而论之。在屈原意欲离开楚国，远走他乡寻求贤明的君主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正是由于屈原对楚国无法割舍的爱国情感，才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向世俗低头。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两点之外，屈原还拥有着很多其他优秀的人格品质。如他在《天问。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胆的批判精神，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反迷信思想等等。“于宇宙万有之现象，历史神话，及古今礼法之怀疑，言词纵横而恣肆，意极沉重而悲凉。”（4）
    屈原是高尚的，但同时他也是孤独的。在他生前没有人能够了解他，而在他死后，虽然“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憨其志焉。”（5）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人格上超越他，哪怕是和他并驾齐驱。对于我们，屈原不是一座丰碑，也不是一面旗帜。他只是一缕永远在我们上空飘荡的孤魂。
   
    注释：
    （1）【宋】洪与祖《楚辞补注》第1页，新华书局1983年版。
    （2）郭沫若（1892~1978）《郭沫若代表作》第327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杨力（1946~ ）《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第一卷古诗词艺术第5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
    （4）台湾 杨胤宗《屈原〈天问〉真解》第7页，中国友谊出版社1985年版。
    （5）【宋】洪与祖《楚辞补注》第3页，新华书局1983年版。

PS:这本是自己大一时写的一篇选修课的结业论文，如今再看，甚觉文章写得平平无奇，质木无文，但回想起当时自己思想之愤世激进，观念之理想单纯，不禁慨然有感，抚膝长叹。有些日子，虽然过得并不痛快，但每每回想起来，仍是不免伤感，难舍难忘．叹时之易逝，事之长迁，人之难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