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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瞭望东方周刊
为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通往故居的路边，还修建了一个小型的纪念广场
出长沙，进浏阳。从这个闻名全国的花炮之乡迤逦南行，经大瑶过南川河，便是澄潭镇;沿着澄潭新修的水泥公路前行约40分钟后，公路左侧有一块蓝底白字的木牌，上书“胡耀邦故居”，白色的箭头指向一条更狭窄的山间公路，汽车在凸凹不平的路面上又颠簸了约一个小时后，就到了中和镇苍坊村。这里，便是已故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故乡了。
胡耀邦故居，就坐落在苍坊村西岭的山脚下。
雨中的苍坊村，三三两两的农人顶着塑料雨披急行；溪水喧嚣不绝于耳，混浊的黄水卷着树叶和杂物顺流而下，路边的村民告诉记者，这条溪名为“敏溪”，胡耀邦小时候，常在溪边帮母亲洗衣担水。
据胡氏家谱所载，“西岭胡氏”在此世代农耕，安身立命，已有400余年。
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前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这位已故总书记的家乡采访，探询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细节。
苍坊故居今昔
“呶，前边小石桥边那个二层小楼就是胡厚资家，他是耀邦总书记的亲侄子。你们要到故居，走左边这条路。”路边一位正在排水的村民告诉记者。
雨雾中，隐约可见一座青瓦黄墙的建筑。撑伞前行约30米，眼前豁然开朗。一棵合抱的柿子树上挂满了金色的果实，旁边，是一座湖南常见的青瓦砖木结构的房屋。正对着石级的门楼上是一块黑色的牌匾，上书“胡耀邦故居”五个大字，门边是一幅已经有些褪色的红色对联：“支分西岭，业绍南塘”。
这里就是胡耀邦出生的地方，也是胡耀邦的祖屋。直到1991年，胡氏一族中，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一家仍居住在这里。
胡耀邦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14岁时参加革命，一别32年，直到1963年才回过一次家乡。
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老人的孙女胡美霞就在故居担任解说员。据胡美霞介绍，这座坐北朝南的农家建筑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已有140余年的历史。目前所存房屋共19间，总面积约450平方米。经两代相传，自1991年浏阳市文物管理所将此辟为胡耀邦故居以前，所属胡耀邦父亲胡祖仑家的房子为七间半。
眼前的胡耀邦故居显然已经修缮过。据胡耀邦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1995年胡耀邦诞辰80周年时，浏阳市决定修复胡耀邦故居，1995年2月开工，7月基本竣工。修复了胡耀邦童年时代的卧室、父母和兄长的居室，以及正厅、横厅、客厅、厨房等。当年9月，胡耀邦夫人李昭曾回来参观故居，12月，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待了10多万人参观。
1998年，湖南省决定拨款20万元，在胡耀邦故居旁修建与故居连成一体的陈列室。
记者看到，为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通往故居的路边，还修建了一个小型的纪念广场。在故居对面，一个新的陈列室兼游客住宿的宾馆也在兴建中，建筑工作已到了最后收尾阶段。
现在陈列室里展出的有胡耀邦在中国革命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以及眼镜盒、笔筒、衬衣、中山装、风衣、皮鞋、书信、衣箱等物品。
其中一件后背满是小洞的白色汗衫，据说胡耀邦一直穿到1989年。
“这里地处偏远，也没有什么风景可看。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瞻仰缅怀一下胡耀邦总书记。”来自江西萍乡的几位游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雨大路滑的下午，来到胡耀邦故居参观的还有一对在文家市做建筑小工的河南籍夫妇李历平，他们带着儿子，看得非常仔细。“今天雨大也做不了活，就带孩子来看看，早就想来了。胡耀邦的生活真是太简朴了，没想到，没想到他的兄长和我们一样也是农民。”丈夫李历平憨笑着说。
“最近来自江西的游客也非常多。”胡美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别梦依稀故园
胡耀邦的祖父名成，字海文，生于1858年，卒于1896年，年仅38岁。这一年，他的长子胡祖仑(即胡耀邦之父)才14岁，胡祖仑的妹妹12岁，弟弟祖淮仅8岁。
痛失父母双亲的兄妹三人分别寄居伯父、叔父家里，长大成人。
胡祖仑后与文家市农家女子刘明伦结婚，夫妇二人先后生育了10个子女，夭折四个。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就出生在祖屋中父母所住的大房间里的一张挂帐大木床上。在私塾教书的三伯父胡祖仪为其取名耀邦，字国光；小的时候，父母乡邻都叫他“九伢子”。
今天，了解胡耀邦童年生活的乡邻都已作古。前人留给后人的记忆是，胡耀邦自幼家贫，很小就跟着父兄上山拾柴;但他聪明勤奋，满五周岁便入胡氏私塾启蒙读书。1925年9月，胡耀邦离开苍坊村，去20华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上高小。
从家到学校的20里山路，是对胡耀邦最初的磨砺，他在这条山路上整整奔走了四年。
胡耀邦在文家市上学时，湖南农民运动已渐渐高涨，各种革命活动在学校里公开进行。胡耀邦被校长陈世乔指定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
1929年夏，胡耀邦高小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浏阳县立中学。他在语文毕业考试时，写了一篇描述农民艰辛生活的作文，名震浏阳。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
胡耀邦在浏阳中学的生活非常短暂，只有一年时间，但各门功课都相当优秀，他还很喜欢演说。离开浏阳中学时，他已经是一位宣传革命口若悬河的演说家。
红军走后的1928年，文家市恢复了中共组织，成立了雇农协会。胡耀邦的父母双亲和哥哥姐姐都参加了革命。父亲胡祖仑是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当上了乡妇联主任，哥哥胡耀福是儿童团长，后任团支部书记，大姐也参加了苏区妇联。
亲人的行动影响了胡耀邦。据钱江所著《胡耀邦的家世和童年》所载，1929年12月，回家度假的胡耀邦由里仁乡少共书记杨国英介绍，秘密加入青年团。他的表哥杨勇，则先一步投奔红军去了。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上级派人到浏阳挑选青年干部，胡耀邦入选，前往江西。告别的那天，母亲刘明伦拖着小脚为小儿子送行。这时，胡耀邦距自己的15岁生日还差一个月。
从此，这个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九死一生成为职业革命家。
最后一次还乡
胡耀邦离开家乡闹革命之后，一走就是32年，解放后直到1963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到文家市考察，才顺路回了一次家。住了一晚，又匆匆离去。
龚光繁老人至今仍对耀邦回家的往事记忆犹新。龚光繁退休前任文家市镇副镇长。他也是胡家不出五伏的亲戚，龚光繁的岳母是胡耀邦的堂侄女。
11月10日，记者在文家市镇见到了年已七旬的龚光繁老人。
他回忆到，耀邦到文家市后，没有回家，带着礼物先去看了龚光繁岳母的奶奶，老人双目失明，她对胡耀邦说：耀邦啊，听说你做了大官了。耀邦说，我没有啊，我还是当兵的。耀邦看到老人的被子又薄又硬，就答应给买床新被子，走时留给老人10元钱。
“看望过三伯母后，岳父喊我去陪耀邦同志吃饭。当时在场的有李汉林秘书、浏阳市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和耀福。胡耀邦最爱吃两个菜，一个是红薯粉，一个红薯元子。记得快吃完的时候，胡耀福小声对李汉林说：李秘书，北京有灯芯绒布卖吗？我儿子德安要结婚，能不能扯点布料。耀邦听见了马上说，没有，没有,北京没有卖。一连说了十几个不行。耀福再没有作声，李秘书也没敢开口。”
1963年2月6日，胡耀邦和通讯员小解带着几个馒头和一瓶白开水，步行四个多小时从文家市到中和公社苍坊大队的老家。进门之后，胡耀邦拿出了40元钱和两斤荔枝交给哥哥胡耀福。与此同时，让生产队长通知召开农民座谈会。
座谈会上，有社员反映胡耀福把原已入社的一只粪桶、一把铁耙、三床晒垫等东西拿回自己家去了。胡耀邦闻听，非常生气，当场要求陪同的浏阳市公安局教导员吴玉翘秉公处理。吴玉翘将胡耀福批评了一顿，要他写出书面检查，把原物返回，已经用坏的物品则经社员作价13.8元赔偿给了生产队。
胡耀邦回家的当天，天下着小雪，徒步路过甘露亭时，看到两个光脚的孩子，男孩11岁，女孩8岁。经了解这是一对孤儿。胡耀邦当即找到了公社负责人，专门研究如何救济这两个孩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山河依旧鬼魔摧。新朋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开家乡32年的胡耀邦回到浏阳后，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稍加改动，作为与故乡人的开场白。
这一年回乡，胡耀邦回家仅仅住了一晚，随后便投入到工作中，确定文家市区为巩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工作的重点。带领十多人的工作组与区社干部、群众同吃同住一个多月。
这是胡耀邦离家参加革命之后，回乡最长的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封特殊的回信
在胡耀邦故居陈列室里，一封胡耀邦亲笔写给金星大队(即苍坊村)党支部书记龚光繁的信引起众多游人的驻足。
这封落款为1961年11月12日的信这样写道：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胡的堂弟)先回来，耀福(胡的胞兄)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赔退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呵！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
时至今日，龚光繁老人仍然保存着这封44年前的来信，信纸已经有些发黄。
龚光繁回忆道：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在耀邦同志老家所在地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辖今中和乡苍坊村等四个村)任党总支书记。1958年，大队修了一座小型水库，一来可蓄水灌田，二来可解决生产和生活用电。但当时，浏阳等地都买不到发电机，偶然有货也要等计委分配。经大队党总支委员会研究，便请耀邦同志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求助。
“因为是给公家办事，当时答应发电机买回来后，路费可由队里报销。那时候，耀邦和耀福的老母亲也在北京住了10多年了，所以也就给老人家捎上一些家乡的土产：冬笋和芋头。在此之前，文家市公社市长杨庆湘去北京参加全国复退军人代表大会，顺便代表家乡人去看望了一下耀邦及家人，出于常情，公社党委也买了些家乡的土特产茶油、豆子和油饼。不料耀邦同志对送礼物很不高兴，一直想找机会退回款物。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便趁耀福、耀简回家的机会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和一张标明退回款物的清单便条。”
修水库发电是造福一方百姓的好事，这次胡耀邦答应了家乡父老乡亲的请求，帮忙买到了发电机。但仍不同意大队为耀福和耀简解决路费。
“我哥哥带来的德资，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资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迁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资年纪还小，我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胡耀邦在信中写道。
胡德资向记者解释道，当时父亲也带他去了北京，本想把他留在北京上学。但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叔叔认为这不符合中央政策。
龚光繁在写信时，客套了一下，也被胡耀邦批评：
“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但我的确关心你们的工作和生产，所以请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今年分三次把真实情况告诉一下我。”
“耀福、耀简都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多的帮助，只送了两年旧地衣服给他，由耀简带回，请你们转告他，我希望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龚光繁回忆，当时胡耀福也有50多岁了。从苍坊村到浏阳县有100多里山路，当时还不通汽车，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挑着行李，走了一天才到了浏阳，从浏阳再坐汽车到长沙，然后坐火车到北京去。
在苍坊村一户村民家里，胡耀邦去世之后用作遗像的那张相片高高挂在堂屋里，旁边是两行小字：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
“在苍坊，胡姓之人很多，寻祖溯源，都是‘西岭胡氏’的后人。胡姓人都以胡耀邦为荣，为人都很正，给耀邦和家乡丢脸的事情绝不做。”龚光繁说。
胞兄三代为农
1990年12月，年已八旬的胡耀福老人带着胡氏宗亲参加了胡耀邦骨灰在江西共青城的安放仪式。
虽然弟弟在北京当了大干部，但是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一家，还是三代务农。在苍坊村人的记忆里，胡耀福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和山坡上劳作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胡耀福育有两儿两女。除大女儿胡素贞在1950年陪同祖父母与耀邦家人生活在一起，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京教书之外，两个儿子胡德安、胡德资和小女儿胡素华都在中和乡务农。
11月10日，记者走进胡德资家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胡祖仑夫妇、胡耀福夫妇和胡耀邦的大幅相片。年过五旬的胡德资拿起电视机上一张胡耀邦的相片，告诉记者:“这是1988年父亲去北京，从叔叔家带回来的。”
目前,胡德资一家居住的两层小楼,是在1992年搬出祖屋以前,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盖的。“当时政府补助了七万五千块,但盖楼还是借了债。盖宅时占的是自家的责任田,现在还有一亩多水田能够耕种。”
胡德资的大儿子胡厚仁曾在北京警卫一师当兵，五年之后复员回到家乡浏阳，在市交通局工作。胡厚仁的爱人也是农民的女儿，至今仍是农村户口。二女儿胡美霞高中毕业之后也回乡务农，直到祖屋被辟为胡耀邦故居之后，才当了一名讲解员。
胡德资回忆起1983年夫妇俩被岳阳化工厂招工后，在叔叔胡耀邦的反对下，又回乡务农的往事，面色平淡:“当时父亲为这件事在北京还和叔叔发了火。但叔叔是党的总书记，我们这些亲属当然要维护他的威信，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家人已经习惯了自力更生，除非家里有事实在解决不了，很少麻烦叔叔一家。”
事实上，不但胡德资一家，他的兄长胡德安今年已经61岁，仍在中和乡耀邦中学当校工，种花扫地，干些杂活;胡德安的老伴则在乡里一家个体花炮厂打工，每个月能收入两三百元。记者见到胡德安时，老人正在后院里拔葱。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有吃有穿，也不缺零花钱，生活好多了。家里以前真的很穷，穷到什么地步？我的大女儿小学没毕业就下田种地了，读不起书；三年自然灾害时，一家人整整三年没有吃过一次肉。”
胡德安曾经三次去过北京叔叔家，第二次和第三次见面的时间隔了20年。
回忆起1984年最后一次见到叔叔耀邦，胡德安仍然记忆犹新，“那次在叔叔的身边最长，住了20多天，叔叔对我们要求很严，他也关心老家的生活，每次去北京，都送一些钱和衣物给我们，对队里生产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但如果我们个人提出什么违反党风的要求，他从不松口。其实，自从德资招工的事情后，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个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非分要求。”
老实巴交的农民胡德安继承了父亲的勤劳秉性，务农乡间从未有过怨言。现在老两口仍种着三亩田，并给大儿子胡厚义带着三岁的女儿。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事实上，胡耀福老人的后人几乎都在苍坊村务农，因乡村教育落后，所受教育程度也很平常。到了孙儿辈家里才考出了一个大学生。即胡德资的小儿子胡厚伟，现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学习。
“毕业之后，能不能留在城市工作，还要看他自己的本事。家里人也不可能给他找什么关系和路子。”胡德资说。
1991年，胡德安的儿子胡厚义、女儿胡美玲迁居江西共青城。从未走出大山的兄妹俩先是在共青城一家私人羽绒厂打工，后来，双双下岗。又过了三年，胡厚义和50多人一起被招入共青城交警队，至今仍是临时工；妹妹胡美玲也在下岗之后换了多个工作，后来被招到共青学院校办工作。
“每年清明父亲都会去共青城祭奠，伯父的身体不太好，就由堂兄代劳去给耀邦爷爷扫墓。”胡美霞告诉记者。
1992年9月6日，83岁的胡耀福老人病逝于家中。这个平凡的农民走完了勤劳动荡的一生。身为总书记的胞兄，一家三代为农。即使在70高龄风尘仆仆去京城探亲，仍坚持坐火车硬座，舍不得买张卧铺票。
而胡耀福的儿孙们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或不平，他们说，这是做人的本分。
居住在文家市镇的原苍坊村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告诉记者，胡耀福老人病逝之后，浏阳有人送来一副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他的骨灰安葬在这里
从江西省省会南昌沿昌九高速公路北行约110公里，就是共青城。南浔铁路穿城而过，水路经鄱阳湖入长江。1955年10月，上海第一支青年志愿者垦荒队的98名年轻人开进鄱阳湖畔米粮铺拖沟岭下，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开出了今日共青城的第一块水田。
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初创、70年代起步、80年代发展，在昔日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滩涂野岭上，已经建起了一座新型的山水园林城。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先锋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更和这座城市的命运有着难解之缘。
11月5日，《瞭望东方周刊》探访共青城——这个胡耀邦倾注了心血并最终于长眠于此的城市。共青城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肖德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胡耀邦就安息于共青城南四公里的富华山上。到达共青城的次日清晨，记者在其陪同下前往富华山。
胡耀邦墓坐落在富华山顶，墓地海拔42.7米，坐西朝东，墓区占地两平方公里。
由山下停车场沿环抱墓区两翼的曲径拾级而上，旁边是一座仿古憩亭，中央是顺山势倾斜的大片草坪。
从墓前由下向上看，是三层围栏回护的花岗石坪，下层为休息坪，中层为活动坪，上层为瞻仰坪。墓碑是用厚0.8米的三块白花岗石拼成，呈直角三角形，直角向上，顶端高4.5米，底边长10米，形似红旗的一角。
墓碑后方，一块褐色的巨大石块上，则镌刻着胡耀邦夫人李昭在1999年4月15日耀邦逝世10周年时的题辞：光明磊落，无私无愧。
据《共青垦殖场志》记载，“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治丧期间，中共中央批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请求，将胡的骨灰深葬在江西共青城富华山的青山绿林之中。1989年5月2日，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女儿李恒、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康海群及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人来到共青，选定富华山为胡耀邦墓墓址。1990年11月5日，墓区主体工程完成并通过验收。”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骨灰由专机送抵江西。
“当时灵车通过共青城时，万余自发的送葬群众佩戴白花，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共青垦殖场党委成员和200名工人代表、干部代表、老垦荒队员代表和40名少先队员在墓前迎候。11时40分，安葬仪式在墓区举行。”曾亲历了这一场景的共青城退休老干部、70岁的王非凡老人告诉《望东方周刊》。
记者从陵园展示供观众观看的安葬录像中看到，安葬仪式开始后，胡耀邦夫人李昭代表全家讲话：“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经过我的请求，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把你送回了革命的发源地江西。这里也是你走向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你在这里和勇敢拼搏的共青人在一起了。安息吧！”
安葬仪式结束之后，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曾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回忆说：“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每年都有二三十万人来悼念
陵园南侧，是今年5月份竣工的胡耀邦陵园陈列馆和共青城党员教育基地。
在陈列馆正中的大厅里，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墙上镌刻着胡耀邦的生平。大厅正中央是胡耀邦的站立铜像。下面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率全家敬献的花篮;再下一级是曾经前来祭奠的5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负责人敬送的花篮。
在陈列馆的三间展厅里,则是胡耀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正厅主要是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一些活动照片;右厅里的相片则记录着共青城和胡耀邦的渊源。胡耀邦给共青城题写的: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条幅格外醒目。
共青城富华山陵园管理处主任付义文于2003年9月从共青城开发区管委会工会调到陵园管理处工作，“在我调到陵园工作的这两年，每年都有二三十万人来到胡耀邦总书记的墓前悼念。”
在陵园工作了10年的保安潘平锋说，“人们非常尊敬怀念胡耀邦总书记，特别是老百姓，对他有很深的感情。”
胡耀邦和共青城的故事
共青人和胡耀邦有着特殊的感情。
1955年11月2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江西视察工作，乘坐一辆铁路压道车来到九仙岭下，专程看望了开进驻地刚刚40天的98名上海垦荒队员。
晚饭时，胡耀邦和队员们一起吃了一顿盐豆稀饭。临行时，他还勉励队员们:“你们要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了垦荒队员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他立即写了回信，并寄去了书籍、二胡、唢呐、三弦、篮球和一台闹钟。胡耀邦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从这以后的30多年当中，胡耀邦一直关心着共青城的发展，这座城市的人民也和胡耀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9月26日，当共青城派人向胡耀邦汇报共青建场以来的发展情况之后，他欣然为共青题写场名——共青垦殖场。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再次来到共青。这时的共青，年产值已达6000多万元，拥有全国最大的羽绒厂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场区人口8000多人，有繁华的商业区和完整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规划2000年产值翻四番，总收入达六亿元。
胡耀邦高兴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委领导说：“这叫星星之火。如果江西有这么100个点，就是600亿呀，那就不是翻一番了！”
在谈到场里准备和江西大学合办个共青学院时,胡耀邦说:“不要图虚名,要办实事。”午餐后,胡耀邦与17名老垦荒队员合影留念说:“17个加我1个,共18个，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是‘棚友’。”
然后，又欣然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还在当年为老垦荒队员于维忠题写的“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日记本上写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题词。
据《共青垦殖场场志记》记载，“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22日，场党委书记于维忠、副书记刘德夫一行四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全场停产半天，收看中央电视台关于胡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28日，在南湖影剧院举行悼念胡耀邦大会。”
共青人心中的胡耀邦
今年70岁的王非凡1983年调到共青垦殖场工作，1996年从场城建局局长任上退休。
1984年12月12日，王非凡和往常一样在工业科忙碌。突然领导招呼他们都下楼，和中央首长合影。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耀邦同志要来，心里都盼着能有机会和他合个影，照张相，没想到真的要和总书记合影了。我们急急忙忙下楼，远远就看到耀邦同志，他和场领导、普通干部们打着招呼，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很平和，笑声爽朗。”合影之后，胡耀邦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参观了车间。
至今，王非凡老人仍然珍藏着这张相片。
“共青人和耀邦是有着深厚感情的，特别是1984年，胡耀邦来到共青视察之后，对共青的鼓励更大。干部们那时候几乎都没有休息日，一年365天都在工作，心里就是想着把共青建得更好一些，”王非凡动情地说。
闻之胡耀邦胞兄的孙子胡厚义在共青城交警队做一名普通的临时工，王非凡说，“这一家人都很正气，这样的干部老百姓当然佩服。”
54岁的赵梅英退休前在共青城妇联任职。赵梅英对20年前的一幕记忆犹新。
“1984年12月的一天吧，当时我是羽绒厂女工部的主任，场里也没有打招呼，就说有中央首长要来参观。见面的时候，才知道是胡耀邦同志。下车之后，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参观羽绒车间，观看了全部生产流程，问得非常仔细。看完之后，有五个女工说，总书记和我们合个影吧！他就说，来吧，来吧，大家都来！”
直言快语的赵梅英在胡耀邦安葬那天落泪了，“安葬那天，共青的好多群众自发地等在路边，房上都站满了人。老百姓的感情很简单，共青有今天，与改革开放分不开，与胡耀邦的关心分不开。他三次给共青题词，共青取得的每一步成绩，都与他相联。”
“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宣告胡耀邦逝世的噩耗。
中共中央的讣告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讣告发布后，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称：“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悼词将他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概括为七点。
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等，是他的主要功绩。
胡耀邦关于团的工作也在悼词中受到了高度肯定。从1952年起，他曾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悼词评价，“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
同日，新华社播发《六十年革命生涯功勋卓著 为人民鞠躬尽瘁名垂千古——胡耀邦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的生平。
中央号召向胡耀邦学习
2005年11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主持。
曾庆红在讲话中指出，胡耀邦同志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曾庆红说，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曾庆红指出，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就是要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湖南浏阳、江西共青城报道）
(本文部分史实引自《共青垦殖场志》，特此说明并致谢。本刊记者覃爱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胡耀邦的家世
据载，胡耀邦的先人世代居于江西高安县的浯塘(今龚枋乡浯塘村)。约在明朝万历年晚期(16世纪末)，一个名叫胡允钦、字建十的农民，携家眷离开江西故土，来到湖南浏阳中和乡定居。出生于1569年的胡允钦，被浏阳中和乡的胡家后人尊为“西岭胡氏”的先祖，族谱上称为“建十公”。胡耀邦即是胡允钦的第12代孙。
高安胡氏迁居浏阳之后，人丁兴旺，曾几修家谱。在清朝末年修的胡氏家谱中载有“赏戴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太子少保、钦命湖北巡抚”谭继洵所作的《一世建十公赞》里有这样的诗句：“哲人虽往名未终，典型就徵田舍翁。仰瞻遗像契我衷，愿肃冠裳拜下风。”这位谭继洵就是“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父亲。
胡耀邦的父母亲
据浏阳市党史办编辑的《胡耀邦与家乡浏阳》一书记载，大革命时期，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积极参加革命，曾任浏阳八区苏维埃妇联主席，并动员丈夫积极支持革命工作，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胡耀邦走上了革命道路。
解放以后，胡祖仑夫妇仍在苍坊村以务农、挑脚为生。直到1950年，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的胡耀邦派秘书林成汉回乡，将父母双亲接到四川南充一起生活，以后，他们又随胡耀邦到了北京。1954年5月，胡祖仑在北京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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